1920年前后，毛泽东的世界观有了根本转变。孔孟的绝对权威被否定了，但《四书》、《五经》的影响并未消失。作为1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总是努力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遗产结合起来，而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中，他所最熟悉的又莫过于孔孟之书。所以，他后来的著述，无论延安时期的皇皇大著，抑或晚年的即兴讲话，往往还是喜欢征引一些孔孟的话。而且，他并不满足于早年熟读的《四书》、《五经》，直到晚年，他还在不断扩大研读古籍的范围。如他读过的一套线装本《二十四史》，共850册，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点和勾画，重要章节他不仅自己读，还批给其他中央领导人阅读。他的房间里，满框满架都是线装书，连那个特大的木板床都被古籍占去了半榻之地。谁若是根本无视中国传统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那是幼稚可笑的。
少年毛泽东曾一度是孔孟的信徒，却从来不是百分之百的虔信者。他在私塾读"经"时，就萌发了许多"异端"思想。十二三岁时，他已有相当自学能力，爱读被塾师视为"闲书"、"杂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隋唐演义》等历史小说。毛泽东正处在记性最好的少年时代，书中的英雄人物又对他具有一种艺术魔力，所以读过以后，印象极深。不但当时曾绘声绘色地讲述过书中故事，而且历久不忘。几十年后，他讲哲学、讲军事，引述书中故事，信手拈来，总是恰到好处。
在阅读历史小说的过程中，毛泽东开始思索一些重要问题。他回忆道："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1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这段话表明，毛泽东不但杂学旁收，而且善于独立思考，那么小的年纪，就朦胧地意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
为造反者抱不平1910年春上的一天，毛泽东和同学们在私塾外面，看见一些卖开花蚕豆的湘乡小贩，从长沙回来。他问这些人为什么离开长沙，小贩们告诉他，省城里发生了饥民暴动事件。
原来，1909年夏，素称湖南"粮仓"的洞庭湖区各县发大水，一直持续到秋冬之间，大批饥民源源不断地流入长沙附近各县，仅长沙一地就有饥民1万多人。而官绅地主和投机商人却乘机囤积谷米，牟取暴利；外国洋行商人，也勾结反动政府，携带巨金，到处抢购谷米。这样一来，米价由每升26文猛涨到80文。长沙南门外有个靠卖河水为生的工人叫黄贵荪，好不容易积了80文钱，叫妻子去买一升米，店主说其中混有不通行的钱币数文，拒不出卖。傍晚，她向邻居借了几文通行币，凑足80文，再去米店时，米价又涨了。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满含悲愤跳进了湘江。丈夫闻讯，悲痛万分，感到在这世上无法再活下去，也拉着几个快要饿死的孩子，一起投塘自尽了。
这件事在长沙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面临死亡威胁的饥民们，派出代表到巡抚衙门请求按平价粜米，并进行赈济。可是，巡抚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并且胡说什么：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多得很嘛！我就经常吃得饱饱的。米卖什么价钱，那是米店老板的事，我管不了那么多！你们不交租税，我哪有东西来赈济！饥民们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地冲进衙门，砍断旗杆，砸毁照壁和石狮。一夜之间，城厢各处碓房的存米，全被抢劫一空。随后，饥民们又赶走巡抚，焚烧衙门，捣毁或焚烧帝国主义在长沙的领事署、洋行、教堂、趸船、堆栈等。他们怒吼道："官逼民反，只有烧尽而已。"清政府慌忙调集军队，英、美、日、德、法等帝国主义，也从汉口、上海等地派来10余艘兵舰，进行残酷的镇压。这次饥民暴动，把长沙城闹得天翻地覆。但是，在中外反动派的武力镇压下，最后惨遭失败，被杀、被捕的饥民不计其数，很多人被枭首示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