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千里路，倡调查风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便是全国规模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到1960年冬，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开始明显暴露出来，农村中的问题更加严重和突出。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从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党中央在北京相继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在这2次会上都讲了话。
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第一条是情况明。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要搞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这是个大工作，要从实践中认识客观实际。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办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凭调查研究、情况明下决心，因此这个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现在我们对国内情况也不明，决心也不大，方法也不那么对。要分批、分头摸清每个省、市、地委、县委、公社的情况。今后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今年也来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就想到1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就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不去干，用那么一部分时间，搞一点助手，自己去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只要不做这种调查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只是凭感想、凭想像、凭估计。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1月18日，毛泽东又在八届九中全会上作了讲话，他说：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犯过几次"左"倾和右倾错误，右的不做调查研究，"左"的也不做调查研究。民主革命时期情况比较单纯。胜利后，有了全国政权，八亿人口，情况就比较复杂了。近几年来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比较少，对情况不甚了了。没有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比如，1959年反对刮"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夹了个庐山会议反右，把纠"左"打乱了，"共产风"又大刮起来。大家回去实实在在的干，不要老是算账搞计划，要做调查研究。我们过去就吃了这个亏，只注意普遍真理，不注意调查研究。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在实践中去做调查研究，专门调查也可以。
八届九中全会刚刚闭幕两天，即1月20日，毛泽东就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已告陈（伯达）、胡（乔木），和你一样，各带1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调查。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1个小组（三人）调查1个最坏的生产队，另1个小组调查1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志，与我会合，向我作汇告。
为了及时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并给予具体的指导。几天后，毛泽东的专列又南下了。
在南下途经天津、济南、南京时，毛泽东分别与当地省市委负责同志谈话，着重调查了解农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督促省市的各级干部要到基层做调查研究，以克服官僚主义，克服盲目性、片面性。例如，在南京时，他就言简意赅地对江苏省委的负责同志说："水是混的，有鱼无鱼不知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彻底克服掉。过去几年里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个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定出来的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上级的局限性，是不易了解下情，比较空。下级的局限性，是比较片面，不了解全局。领导不可能样样清楚，要抓典型、弄清楚个把县、公社、生产队。"2月初，毛泽东一行到了杭州，听取了田家英等人蹲点调查的情况汇报，并对农村中存在的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