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敬宗说：“房遗爱乳臭小儿，与一女子谋反，能有什么作为！可长孙无忌就不同了，他追随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担任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他一旦发动，陛下派谁抵挡？如今幸赖宗庙有灵、皇天嫉恶，从一件小事引出一个大奸，实乃天下之庆。臣现在担心的是，长孙无忌知道韦季方自杀未遂，情急之下发动政变，攘臂一呼，同恶云集，必为宗庙之忧。愿陛下速作定夺！”
李治半晌无语，最后让许敬宗再深入调查，以期掌握确凿证据。
许敬宗不负天子所望，连夜突审韦季方，第二天一早就向李治作了禀报。他说：“韦季方昨夜已经对他的罪行供认不讳，承认和长孙无忌一同谋反。臣又问韦季方，无忌是国之至亲，累朝受宠蒙恩，有何仇恨非反不可？韦季方供称，韩瑷私下曾经对长孙无忌说：‘当初柳奭、禇遂良曾劝您一起拥立梁王为太子，如今太子被废，皇上必然对您也起了猜忌之心，太常卿高履行（长孙舅父高士廉之子，显庆元年十二月被贬为益州长史）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证明。’长孙无忌听韩瑷这么说，不免忧愁恐惧，于是极力谋求自安之计。后来他看见长孙祥（长孙无忌的族侄，由工部尚书任上出为荆州长史）又被贬谪，韩瑷等人也接连获罪，便日夜与韦季方一起密谋，准备反叛。”
说完这些，许敬宗最后作出了总结陈辞：“臣依照韦季方的口供深入调查，发现均与事实吻合，请陛下准予收捕，再依法处置。”
李治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舅父如果真的这样，朕也决不忍心杀他；如果杀了他，天下将把朕当成什么人？后世将把朕当成什么人？”
许敬宗不假思索地说：“薄昭，是汉文帝的舅父，文帝以代王的身份入继大统时，薄昭也立下大功。他后来只不过犯了杀人之罪，文帝就命文武百官身穿丧服，前往哭悼，然后诛杀，至今天下仍把汉文帝视为一代明君。如今，长孙无忌忘却两朝大恩，密谋推翻社稷，其罪与薄昭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所幸阴谋自动败露，叛徒供认不讳，陛下还有什么疑虑，竟不能从速决定！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长孙无忌是当今奸雄，乃王莽、司马懿之流，陛下若稍许延迟，臣担心变生肘腋，必将悔之不及！”
许敬宗不愧是秦王府十八学士出身，不但口才一流，而且对历史了如指掌，相应史实信手拈来，而且恰如其分。所以，这番话听上去真的是有理有据、无懈可击。
于是，李治顺理成章地收起了眼泪，同意将长孙无忌逮捕治罪。
在这两天的对话中，高宗李治流了好几次眼泪，看上去还是一副“宽仁孝友”的厚道模样，可事实上，这不过是李治刻意表演的一场悲情秀。
在这场悲情秀中，李治和许敬宗君臣二人配合得实在是天衣无缝：李治从头到尾都表现得惨惨戚戚、万般无奈，目的无非是想在天下人面前保持他的仁君形象，逃避“诛杀元舅”的历史骂名；而许敬宗则始终表现得坚定果决，不管天子提出什么疑虑、抛出什么问题，他总能快速应对、圆满解决，从而既维护高宗李治的道德形象，又帮助他达成不便明说的政治目的。
乍一看，这起长孙无忌谋反案好像是许敬宗一手制造的，可实际上他不过是个具体的执行人而已。真正的主导者，其实就是这个看上去一脸无辜的唐高宗李治。
长孙无忌与韦季方朋党案原本是毫无瓜葛的，可就是在高宗李治的逐步暗示和引导之下，就是在这对君臣的一问一答之间，长孙无忌的谋反罪名才被一条一条地罗织起来，从一开始的子虚乌有变成了最后的铁证如山。
在君臣的对话中，有一个关键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真正能够将长孙无忌定罪的所谓证据，其实是第二天才编造出来的。
本来第一天许敬宗就迫不及待地要将长孙定罪了，可李治却“命敬宗更加审察”（《资治通鉴》卷二百）。李治下这个命令，与其说是为了证实长孙无忌的清白，不如说是在千方百计地坐实他的罪名。也就是说，李治其实是在暗示许敬宗，要想对长孙无忌这个拥有特殊身份的人治罪，需要拿出更多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许敬宗心领神会，果然连夜鼓捣出了一堆铁证，让长孙无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假如说李治确实希望舅父是清白的，那么就算许敬宗搞来了证据，李治也应该慎重地进行核实，亲自了解一下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最起码在定罪之前，或者说在把长孙无忌贬出长安之前，他至少要和舅父见上最后一面。
可是，李治有吗？
没有。
他甚至连舅父的最后一面也不想见。
《旧唐书·长孙无忌传》称：“帝竟不问无忌谋反所由，惟听敬宗诬构之说。”《资治通鉴》也称：“上……竟不引问无忌。”
两种史料在这里都用了同一个表示惊诧的“竟”字，足见李治此举实在出人意料，也足以反证他此前的悲情流露、于心不忍和万般无奈，统统是在作秀！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二十二日，高宗李治下诏削除了长孙无忌的职务、爵位和封邑，将他贬为扬州都督，但并不让他到任，而是遣送到黔州（今重庆彭水县）安置，同时“准一品供给”，也就是仍可享受相当于一品官员的生活待遇。
两朝元老、一代权相的辉煌仕途就这样彻底终结了。
离开长安的那一天，长孙无忌看见初夏的阳光把这座繁华的帝都照得一片明亮，宽阔的朱雀大街依然是一派车来人往的热闹景象，可他却要被迫离开生活了四十年的这座城市，带着孤独和屈辱，带着忧惧和彷徨，独自踏上这条山长水远的流放之路。
“无忌富贵，何与越公？”
当年的富贵骄态犹在目前，然而一切已经恍如隔世。
分享帝国的最高权力
长孙无忌一倒，长孙集团的灭顶之灾就真正降临了。
在武后的授意和高宗的支持下，许敬宗开始乘胜追击，一方面大肆株连，扩大打击面，一方面又穷追猛打，一意要把长孙一党的核心成员赶尽杀绝。
长孙无忌刚刚被逐出长安，许敬宗就上奏说：“长孙无忌之所以谋反，都是因为禇遂良、柳奭、韩瑷等人在背后煽动蛊惑；柳奭还暗中勾结中宫（王皇后），谋行鸩毒；另外，于志宁也一直是长孙无忌的死党。”
奏疏一上，高宗的追贬诏书立刻就下来了。已经病逝的禇遂良被追夺了官职和爵位，柳奭、韩瑷被开除官籍，于志宁被免职；长孙无忌的儿子、时任秘书监的驸马都尉长孙冲（娶太宗之女长乐公主）等人也均被开除官籍，流放岭南；禇遂良的儿子禇彦甫、禇彦冲流放爱州（他们行至中途便被朝廷派出的人诛杀）；益州长史高履行再贬为洪州（今江西南昌市）都督。
五月，长孙无忌的族弟长孙诠被流放巂州（今四川西昌市），抵达贬所不久，当地县令为了谄媚朝中的当权派，便命人把他乱棍打死。稍后，长孙诠的外甥、时任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刺史的赵持满（他的姨母是韩瑷的妻子）被逮捕，押送京师后遭到严刑拷打；赵持满拒不认罪，旋即被诛杀，抛尸城西，亲戚无人敢替他收尸，最后是一个叫王方翼的友人冒着被株连的危险将其收葬。（这个王方翼后来追随裴行俭驰骋西域，并最终平定了西突厥，成为一代名将。）
七月，朝廷再次下令，命御史分别前往高州（今广东高州市东北）、象州（今广西象州县）、振州（今海南三亚市），把已经被流放的长孙恩（长孙无忌族弟）、柳奭、韩瑷重新逮捕，披枷戴锁押回长安，同时命各州县抄没他们在当地的家产。
七月末，高宗李治再命李勣、许敬宗、辛茂将等人重新审理长孙无忌谋反案。
事情都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还有重新审理的必要吗？
明眼人都看得出，天子的这个决定其实是在宣判长孙无忌的死刑。
许敬宗马上猜出了天子的心思，于是命中书舍人袁公瑜前往黔州，“再鞫无忌反状”（《资治通鉴》卷二百）。
袁公瑜当然也知道所谓的“再鞫”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他很清楚此行的真正任务是什么。所以一到黔州，袁公瑜就迫不及待地向长孙无忌亮出了底牌——事到如今，您老也只有一死以谢天下了！
当鬓发散乱的长孙无忌颤颤巍巍地把一条白绢抛上房梁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耳旁会不会响起吴王李恪在六年前发出的那句诅咒。
盖棺论定之际，史书对长孙无忌的终局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旧唐书·宗室列传》）
“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为长孙无忌忌嫉，离间父子，遽为豺狼。而无忌破家，非阴祸之报欤？！”（《旧唐书·太宗诸子传》）
解决了长孙无忌后，高宗再也无所顾忌，索性推翻前诏，派出使臣前去处死柳奭和韩瑷。（数日前李治刚刚下诏，命各路御史将柳、韩等人押回京师。）使臣随后便赶赴象州诛杀了柳奭；另一路使臣赶至振州时，韩瑷已死于贬所，使臣当即掘墓开棺，验明正身后才回京复命。
同时，朝廷抄没了长孙无忌、柳奭、韩瑷三家的所有财产，将他们的近亲全部流放岭南，男子为奴，女子为婢。数日后，早先在工部尚书任上被贬至常州的长孙祥（长孙无忌族侄），又因在此期间与长孙无忌通信，被判处绞刑。
八月，又有十三个朝臣受到长孙无忌和柳奭的株连被贬官；此外，洪州都督高履行再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刺史，于志宁被贬为荣州（今四川荣县）刺史；随后，在朝中任职的于姓亲戚又有九个遭到贬谪。
显庆四年的这场政治清洗，无论是打击范围、打击力度还是残酷性，都比长孙无忌在永徽四年制造的房遗爱案有过之而无不及。
该砍头的砍头，该绞死的绞死，该贬谪的贬谪，该流放的流放……
一个都不饶恕！
长孙一党的垮台宣告了后贞观时代的终结。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和君臣博弈中，李治和武媚这对恩爱夫妻兼政治拍档，终于彻底击败了实力强劲的对手，取得了不折不扣的全面胜利。
这一刻，李治和武媚连续几年高度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
为了庆祝胜利，他们决定离开长安，到东都洛阳去游玩散心，然后再回一趟皇后的老家——并（bīng）州（今山西太原）。
这一年冬天，高宗李治下诏，命年仅八岁的太子李弘监国，然后携皇后武媚启程前往东都。没想到天子一行刚出潼关，后面就有朝臣追了上来，告诉他们年幼的太子因思念双亲，终日抑郁寡欢、哭泣不止，让朝臣们都不知如何是好。高宗和武后一听，顿时大为不忍，马上命太子前来会合，干脆不监国了，一家人痛痛快快地玩一趟。
在李弘短暂而不幸的一生中，显庆四年冬天的这趟旅行无疑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快乐记忆。他坐在宽敞舒适的车辇内，看着外面被白雪覆盖的广阔无垠的世界，看着道路两侧的松柏上结满的奇形怪状的冰凌，内心充满了难以名状的兴奋和喜悦。而一路上始终面带笑容的父皇和母后又一左一右紧拥着他，更是让他感到了无与伦比的幸福和温暖。
李弘多么希望这驾马车能够永远这么走下去啊。
直到十七年后那个杀机四伏的夜晚，当太子李弘在合璧宫绮云殿的夜宴上颓然仆倒，当大口大口的鲜血不断从他的嘴里涌出，李弘仿佛仍然可以看见，显庆四年那驾满载着快乐和幸福的马车，还在一片晶莹无瑕的世界中缓缓地走着，永远也不会到达终点。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春天，天子一行从东都启程前往并州。
这显然是高宗李治特意替皇后武媚安排的一场衣锦还乡。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武后于并州州衙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所有的亲戚、故旧、邻里参加；宴会结束后，武后又让所有妇人进入内殿，给予了数量不等的赏赐。随后，高宗李治又颁下一道诏书，向并州境内所有八十岁以上的妇人授予了“郡君”的爵位。
这一天，皇后武媚用行动向世人再一次证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显庆五年十月，也就是高宗李治从长孙无忌手中夺回大权才一年多，还没等他仔细品尝一下独揽朝纲的滋味，生命中最大的不幸就不由分说地降临他的身上。
他病了。
让李治感到痛苦的是，这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而是非常严重的风疾。所谓风疾，就是通常所说的中风，属于心脑血管疾病，也是李唐皇族的家族遗传病，当年导致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死亡的主要病因，就是这个风疾。在此后两百多年的唐朝历史上，这个可怕的遗传病还会像一只无法驱散的恶灵一样，接二连三地附着在一个又一个李唐皇帝的身上。
风疾是一种慢性病，基本上无法根治，只能靠药物长期调理，而且病人不能过度劳累，必须长年静心调养。这对于刚刚夺回大权、一心想要重振朝纲的高宗李治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而更让李治郁闷的是，他一发病，症状似乎就显得比较严重。史称其“风眩头重，目不能视”，也就是眩晕、头痛，并且由于脑部的气血淤塞压迫到了视觉神经，因而引发严重的视力衰退，甚至导致间歇性失明。
发病的这一年，李治才三十三岁，本来正是精力旺盛的年龄，可这个该死的遗传病却让他好像一下子老了三十岁。李治为此大为苦恼，可是又万般无奈。每当百官奏事的时候，力不从心的李治不得不经常让武后一同临朝听政，协助他裁决政务。
就这样，刚刚正位中宫的武媚再次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在她本人都始料不及的情况下，命运之手就把她一下子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不过武媚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她天性聪颖，反应敏捷，加上深厚的文史素养以及对政治的天然热衷和高度悟性，这一切都使她在处理政务的时候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高宗李治对皇后的表现非常满意，“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资治通鉴》卷二百）。
从此，武后开始顺理成章地与她的夫皇分享帝国的最高权力。
这一年，武后三十七岁。
权力是最容易让人上瘾的精神鸦片，对于武媚这种女人来说尤其如此。
她似乎与生俱来就怀有一种极度的权力饥渴。一旦那种生杀予夺的豪情快意稍稍掠过她的心头，对于权力的进一步渴望就会瞬间布满她的每一根神经末梢。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春天，李唐朝廷发生了一件让满朝文武都颇感意外的事情。
这就是更改官署名称和百官名号。
高宗下诏宣布，从即日起：以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左、右丞为肃机，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其余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都有相应的新名称，只是职能如故。
随着皇后武媚开始正式干预朝政，高宗李治在颇感欣慰的同时也生出了一种若有若无的隐忧。他发现——这个工于权谋、精力充沛、行事果断的皇后，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上了长孙无忌曾经走过的老路，颇有些欲望膨胀、架空天子的苗头了！
这样的发现让高宗李治大为不悦，也让他与武后之间原本如胶似漆的夫妻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
此外，自从长孙无忌垮台以来，李治感到自己的天子权威得到了巨大的恢复和提升，满朝文武和宰相们基本上都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然而，唯独有一个人是个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