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就是李义府。
众所周知，在李治夫妇与长孙一党斗法的时候，这个李义府一直充当急先锋的角色，可以说是天子阵营的忠实打手。可这几年来，李治却不无遗憾地发现，与其说李义府是他的亲信，还不如说这家伙只是皇后一个人的鹰犬。
这家伙自以为有皇后罩着，几乎不把天子放在眼里。而他之所以敢如此嚣张，就是因为他信心满满地认为——天子也在皇后的手心里攥着。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春天，忍无可忍的高宗李治终于决定拿李义府开刀。他要让这小子尝一尝雷霆之怒的滋味，同时也用这种敲山震虎的方式警告皇后——天子权威是绝对不容侵犯的！
当然，高宗要拿李义府开刀，肯定也需要一些正当的理由。
好在这样的理由并不难找，因为李义府自从当上宰相以来，几乎就没干过一件好事。
他做过的那些事情只能用两个成语来形容。
一个叫劣迹斑斑。
一个叫天怒人怨。
永徽六年末，李义府以中书侍郎衔“参知政事”，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仕途多年，李义府总算是如愿以偿地攀上了帝国政坛的最高枝，终于可以纵览“全树”风光、俯瞰芸芸众生了。也许是压抑多年的欲望亟须宣泄，所以李义府一朝得势，便开始“恃宠用事”、恣意妄为。
显庆元年秋天，一个叫淳于氏的洛州妇人因为犯案被拘押在大理寺狱，李义府听说这个妇人颇有姿色，顿时垂涎三尺、色心大动，当即决定把她搞到手。
为了得到淳于氏，李义府就向主管此案的大理丞毕正义施压，让他制造伪证帮淳于氏洗脱罪名，准备等淳于氏出狱后纳她为妾。不料大理卿段宝玄在调阅卷宗的时候，发现了毕正义做的手脚，立刻将毕正义逮捕，并将此案上奏天子。高宗李治随即命给事中刘仁轨提审毕正义，李义府唯恐毕正义把他抖出去，便逼迫他在狱中自杀。
毕正义被逼自杀后，高宗命人暗中调查，得知此案的幕后操纵者就是李义府。可由于当时长孙集团尚未垮台，这个李义府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所以高宗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命大理寺草草结案了。
不久，御史王义方又对李义府发起弹劾，高宗却公然袒护，不但不追究李义府的罪状，反而以“毁辱大臣，言辞不逊”为由，把王义方贬为莱州司户。
显庆二年春，李义府又被擢升为中书令，正式跨入了宰相的行列。李义府仗着自己位高权重，又有天子和皇后撑腰，于是越发有恃无恐，不但大肆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而且连他的母亲、妻子、儿子、女婿，都公然充当权钱交易的经纪人，一时间“其门如市，多树朋党，倾动朝野”（《资治通鉴》卷二百）。
当时，同为中书令的杜正伦自认为资格比李义府老，加之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所以始终没给他好脸色看；而李义府依恃帝后宠信，自然也不把杜正伦放在眼里。双方由此结怨，此后无论大事小事多有抵牾。到了显庆三年十月，双方已成水火不容之势，杜正伦派人监视李义府，暗中搜罗他的罪证；而李义府索性恶人先告状，指使手下呈上密奏，说杜正伦用卑鄙手段暗算他。随后，双方当着高宗的面公开对质，拼命揭对方疮疤。高宗听来听去，好像两个人的屁股都不太干净，最后干脆以“大臣不和”为由，将二人各打五十大板——贬杜正伦为横州（今广西横县）刺史，贬李义府为普州（今四川安岳县）刺史。
仅仅因为一次争吵，高宗就贬掉了两个宰相，乍一看似乎有些处罚过重，但是有心人不难发现，李义府被贬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什么“大臣不和”，而是下面这两条：
一，他得宠用事之后玩得太过火了，不要说他本人如何贪赃枉法，就说他家人干过的那些事，随便抓一件就足以把他贬谪流放了。
二，李义府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无非是因为天子要利用他来对付长孙无忌；而时至显庆三年末，长孙一党早已被驱逐殆尽，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高宗基本上已经胜券在握，当然没必要再留着这个贪财好色、败坏朝纲的李义府。至于说那个杜正伦，纯粹是因为运气不好——高宗正想拿李义府开刀，他恰好自个儿撞了上去，高宗也就顺手拿他当“刀”使了。
对于高宗兔死狗烹的真实动机，李义府当然比谁都清楚。
所以他从此对高宗恨之入骨。
不过，让他感到庆幸的是——皇后武媚并没有抛弃他。
李义府被贬普州后，皇后仍然隔三差五地派人前来慰问，并且向他暗示：很快就会让他回到京师重掌大权。（《资治通鉴》卷二百：“是时义府虽在外，皇后常保护之。”）
显庆四年八月，也就是长孙无忌在黔州自缢的几天后，李义府果然堂而皇之地回来了，而且一回朝就担任了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李义府不禁对皇后感激涕零，从此愈发忠心耿耿，发誓愿为皇后效死。
当然，他只为皇后一个人效死。
因为高宗李治已经不在他的效忠之列了。
在他看来，从今往后只要死命抱住皇后的大腿，就能权力永固、富贵长保。而此番回朝，更让他喜出望外的是——皇后居然让他执掌了吏部人事大权。
对于一向以卖官鬻爵为敛财之道的李义府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感到兴奋的呢？
所以，李义府一回到长安，他的“李氏专卖店”就重新开张了，专营朝廷的官印和乌纱，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一时间，上上下下的钻营之徒纷纷趋附，李义府的生意顿时比以前更为红火。朝野的正直之士纷纷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可他却毫无愧色、我行我素。
这一切，自然都被高宗李治看在了眼里。
本来，李义府在皇后的庇佑之下大摇大摆地回朝复相，就已经让天子李治老大不痛快了；如今这该死的李义府又恶习不改、重操旧业，把吏部当成了自家的铺面，在那里公然兜售官印乌纱，怎能不让李治义愤填膺？
可愤怒归愤怒，李义府毕竟是皇后的人，李治一开始也没想要收拾他，只是希望他能收敛一点。龙朔三年春的某一天，高宗李治特意把李义府找来谈话，和颜悦色地说：“你儿子、女婿行为都很不检点，干了不少非法的事，我还为你遮掩，没有把这些事情公开，你最好是警告一下他们，别再这么干了。”
高宗这话其实已经说得非常客气，给李义府留足面子了，可他断然没有想到，这个胆大包天的李义府居然丝毫不买他的账。
李义府当场勃然变色，脸红脖子粗地说：“这是谁告诉陛下的？”
高宗一听，立刻也火了：“你只要告诉我有没有这回事，何必管是谁告诉我的？”
李义府一脸阴沉，半晌无语。
可他接下来的这个举动却再次令天子火冒三丈，同时也彻底葬送了他的权力和富贵。
李义府瞥了一眼天子，唇边掠过一抹冷笑，突然转过身，连声屁都没放就扬长而去了。
面对天子的责备和警告，李义府非但一点都不认错，反而还跟天子翻脸，甚至干脆拍屁股走人，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这是忤逆犯上、大逆不道啊！
看着李义府傲然而去的背影，李治顿觉血往上涌。
李义府之所以这么嚣张，就是因为他背后有皇后撑腰！
就在这一刻，李治下定了收拾李义府的决心。
不仅是因为他忤逆犯上，更因为他是武后的一颗棋子。不拿掉这颗棋子，李治就无法震慑皇后；不震慑皇后，李治就有重新沦为影子皇帝的危险！
所以，李义府的末日到了。
龙朔三年暮春，就在高宗准备对李义府动手的时候，一个叫杜元纪的阴阳术士忽然告诉李义府：贵宅被不祥之气笼罩，您恐怕会有牢狱之灾。
应该说，这个姓杜的术士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因为他对李义府的预测确实很准。可充满讽刺意味的是，他随后提出来的这个禳解之法，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加速了李义府的灭亡。
杜元纪对李义府说：应该在宅中积财二千万（二十万缗），才能化解这场灾难。李义府对此深信不疑，开始变本加厉地聚敛。为了赶紧凑齐二千万，他只能拼命卖官。短时间没那么多客户，他就让儿子女婿们到处撒网。很快，儿子李津就抓来了一堆新客户，其中一个居然是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
李津以七十万（七百缗）的价格，把一个司津监的官职（从六品）卖给了长孙延。
本来李家父子的行动就已经被高宗监控了，如今李津竟然还敢把乌纱卖给罪臣长孙无忌的后人，这简直就是自己往刀口上撞，于是马上就有人向高宗作了禀报。
在大肆卖官的同时，李义府还经常身着微服，和杜元纪一起跑到长安城东，“登古冢，候望气色”，可能是想观察他宅邸上空的不祥之气是否已经化解。有关部门密切监视了几次之后，随即指控他暗中窥测天象变异，“阴有异图”（《资治通鉴》卷二百）。
李义府原本就已劣迹斑斑，现在又让天子抓住了好几个现成的把柄，当然是死有余辜了。龙朔三年四月，李治下令将李义府逮捕下狱，命司刑太常伯（刑部尚书）刘祥道与御史进行会审，同时由司空李勣监审。
审理结果，证据确凿，李义府罪无可恕。李治随即下诏，将李义府父子一起开除官籍，流放李义府于巂州（今四川西昌市），流放李津于振州（今海南三亚市），其他的儿子和女婿也全都除名，流放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
恶贯满盈的李义府一垮台，朝野上下无不拍手称快。有个极具娱乐精神的民间写手马上用匿名的方式写了一篇文章，并且把它贴满了长安的大街小巷。
文章的标题是——《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
之所以把主审官刘祥道称为“河间道行军元帅”，是因为李义府的爵位是“河间郡公”，刘祥道奉天子之命讨伐他，当然要荣膺此项称号；而所谓“铜山大贼”，意指李义府是躺在铜钱堆积的山上专事聚敛的大盗。
自大唐开国以来，被朝廷贬谪的官员可谓不计其数，可似乎只有李义府被人写过这种搞笑挖苦的布告，足见其罪孽之深、民愤之大。
然而，谁都知道，李义府是武后的死党，几年前被天子踢到普州，就是武后把他弄回来的，而且复相之后比以前更为嚣张。确实，皇后武媚确实想过要力保李义府，可毕竟他官声太坏、民愤太大，武媚不免担心自己会被他所累，最后也就无可奈何地把他放弃了。
三年后，天子李治封禅泰山，下诏大赦天下，但是流放远地的人却不在赦免之列。而李义府恰恰就属于流放远地的人，他因此忧愤成疾，在贬所一病而亡。
听到李义府终于死去的消息后，人们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了地。（《资治通鉴》卷二○一：“自义府流窜，朝士日忧其复入，及闻其卒，众心乃安。”）
这个皇后，不是天子说废就废的
高宗虽然轻而易举地拿掉了李义府这颗棋子，但是大权旁落的危险却丝毫没有解除。
自从患上风疾之后，高宗的健康状况始终不见改善，所以武后干政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她的政治野心也随之不断膨胀。高宗李治不无悲哀地发现——当年那个“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的武媚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从头到脚都生长着权力欲望的女人。这个女人非但不再顺从他、尊敬他，反而一步一步架空了他，甚至已然凌驾了他！
悲哀之余，李治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愤怒。（《资治通鉴》卷二○一：“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
一切都和当年的长孙无忌如出一辙。
不，是比当年的长孙无忌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这样，高宗对武后的愤怒一天比一天更为强烈。可他并没有注意到，与此同时，皇后武媚对他的不满也是一天比一天更深。
高宗的愤怒是因为自己的天子之权被妻子窃取了，而武后的不满则是因为自己老公的心被别的女人偷走了。
是的，这几年来，高宗对武媚的爱意日渐淡薄，而对另外两个女人的宠幸则是与日俱增。而尤其让武媚感到讽刺的是，这两个女人居然一个是她的亲姐姐——韩国夫人，一个是她的外甥女——魏国夫人。
韩国夫人的夫家也算得上世家大族，丈夫叫贺兰越石。她生下了一双儿女，儿子叫贺兰敏之，长大后成了名闻长安的美少年；女儿就是后来的魏国夫人，据说也是长得天姿国色、美艳动人。贺兰越石早亡，所以韩国夫人年纪轻轻就守了寡。武媚正位中宫后，韩国夫人就经常带着女儿出入禁中，日子一久，高宗李治就看上了这个风韵犹存的俏寡妇，顺带着把她身边的美少女也一并纳入怀中，不久就封这个小情人为魏国夫人。
这对母女就这样成了天子的枕边新欢。每当武媚看见她的姐姐和外甥女满面春风、花枝招展地出入天子寝殿时，她的眼中就会屡屡喷射出愤怒和嫉妒的火焰。
高宗李治没有注意到这道火焰。
韩国夫人也没有看见这道火焰。
直到后来有一天，当宫人们无意间发现，频繁出入天子寝殿的不再是母女俩，而只剩下一个年轻的魏国夫人时，人们才恍然想起，已经有一段日子没见过韩国夫人了。
是的，韩国夫人消失了。
就在人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韩国夫人悄无声息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史书没有记载韩国夫人死亡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原因，但是民间却盛传她是被她的亲妹妹皇后武媚毒死的。然而宫闱之事从来幽微难测，没有人说得清韩国夫人的真正死因，细心的宫人们只能从魏国夫人美丽而忧伤的脸上，看见一丝哀怨和仇恨的眼神。
尤其是当皇后武媚在场时，她眼中的那种仇恨似乎尤为强烈。
韩国夫人死后，高宗李治就把对她们母女的爱全都倾注到了魏国夫人身上，他甚至想正式封她为九嫔之一，只不过他也知道，只要武媚还在皇后的位子上，他就不可能迈出这一步。
那么，有没有可能把武媚从皇后的位子上撸了呢？
当然有可能。
既然当年可以废王立武，今天为什么就不能废掉武媚，然后纳贺兰氏为嫔，与这个美丽温柔而又善解人意的小情人厮守终生呢？
这样的念头一经出现在高宗的脑海，就像一枚石子投进了湖心，不断泛起一圈比一圈更大的涟漪，让他再也无法平静。
于是，为了重新夺回天子大权，同时也为了美丽可人的贺兰氏，高宗李治决定放手一搏！
接下来，他需要的只是一个适当的时机、一个恰如其分的废除皇后的理由。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冬天，这样的时机终于出现了。
有一天，宫中的宦官王伏胜忽然向天子告发，说一个叫郭行真的道士经常在皇后的安排下“出入禁中”、设坛作法，并且——“尝为厌胜之术”！（《资治通鉴》卷二○一）
厌胜？
又是这个可怕的罪名。
人们都还记得，当年武昭仪陷害王皇后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十恶不赦的罪名。谁也没想到许多年后，居然有人会以同样的罪名对武后发出指控。
得到王伏胜的密报时，高宗李治表面上勃然大怒，可内心却在窃喜——还有什么比“厌胜”更正当的废后理由呢？
厌胜事件爆发后，高宗李治立刻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上官仪进入内殿，商议如何处置皇后。
这个上官仪在一年前才刚刚拜相，其资历要比其他宰相浅得多，可高宗为何偏偏找他密商呢？
原因只有一个——像李勣、许敬宗这样的资深宰相都曾经是拥立武后的人，所以高宗根本不敢把事情交给他们。如今要对付武后，只能用上官仪这样的新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