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白当时所作的这首诗中，我们不难想见他的兴奋与喜悦之情，亦不难想见他的自负与疏狂之态。
天宝元年秋天，时年四十二岁的李白第二次来到长安，受到了玄宗极大的礼遇。据唐人李阳冰（李白的族叔）在《草堂集序》中记载，当时玄宗曾“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意思是玄宗不仅走下车辇步行迎接，而且设宴为李白接风洗尘，甚至亲手为他调理羹汤。这几个细节虽不见得完全可信，但是李白此次入京受到了玄宗的热情接待，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随后，李白被玄宗任命为翰林待诏。
尽管这次终于达成了入仕的心愿，但所谓翰林待诏，只是个没有任何职权的文学侍从，相当于天子的高级门客，整天被锦衣玉食供着，唯一的任务就是奉旨赋诗作文。很显然，要在这样的职位上施展政治抱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李白的才华毕竟摆在那儿，即便只是御用文人，即便心里头很不快乐，可在供职翰林期间，他还是为后世留下了一组富有艺术魅力的诗作。
那就是赞美杨玉环的《清平调词》三首。
大约在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春天，正值百花盛开、牡丹绽放的季节，有一天，玄宗携杨玉环在兴庆宫龙池东的沉香亭前赏花，著名的宫廷乐人李龟年带着一帮梨园弟子随侍在侧。当李龟年等人正准备奏乐演唱为天子助兴时，玄宗忽然开口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唐·韦睿《松窗录》）遂命李龟年带着“金花笺”去让李白填写新词，于是就有了这三首脍炙人口的千古名作：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应该说，这组赞美诗纯属应景之作，可李白之所以是李白，就在于即便是应景之作，也可以被他写得如此惊才绝艳、超凡脱俗。
第一首的意思是：我望见天上的云彩，就仿佛见到你的衣裳；我看见妩媚的花朵，就会联想起你的容颜。春风吹拂之下，你像一朵雍容的牡丹被晶莹的露水点染。我在想，倘若不是在王母娘娘的群玉山头见过你，那一定是在瑶池蟾宫中与你有过一面之缘。
第二首的意思是：你像一枝红色的牡丹吐露芬芳，就连楚襄王梦中的巫山神女也比不上你的娇艳。要问谁能似你这般国色天香，恐怕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汉宫中的赵飞燕。只可惜她要与你相比，也必须凭借脂粉与盛妆的渲染。
第三首的意思是：名花与美女相互映衬，让君王面带笑容长久凝望。这一刻，无论再多的春愁春恨也能刹那消解，涣然冰释。因为，有这么美的鲜花绽放在沉香亭前，何况还有比花更美的美人，正风情万种地斜倚着阑干。
玄宗见诗，顿觉春风扑面，春色满眼，自然是龙心大悦，立刻命李龟年等人“调抚丝竹”，引吭高歌。
从此，玄宗对李白的才华更加赏识，“爱其才，数宴见。”（《新唐书·李白传》）
然而，这不是李白想要的。
因为，李白之所以入仕，就是要像一个宰相那样治国经邦、济世安民，实现“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可如今他虽获天子荣宠，却只是一个不尴不尬的文学侍从，如此际遇，岂能不令他心灰意冷、满腹不平？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说到底，李白只是一个诗人。
他终究只是一个把内心的自由愉悦看得比外在的功名利禄重得多的诗人。
所以，他注定不可能在仕途上获得成就，也注定不可能实现他那远离现实的政治理想。
他没有政客的世故、练达、能屈能伸，也看不惯官场上的虚伪和倾轧之风，更看不惯权贵们粗鄙傲慢的嘴脸。这样一个豪放不羁、自命清高又多愁善感的“谪仙人”，又怎么可能在阴暗而复杂的官场中生存和立足呢？
说到底，九重宫阙只能禁锢他的性灵，扼杀他的才华。
他的世界根本就不在这里！
意识到这一切之后，李白开始有意无意地放浪形骸。他原本嗜酒，如今更是有理由把自己泡在酒池里了。随后的日子，无论是在长安的街肆坊间，还是在皇家的森严宫阙中，他时常喝得酩酊大醉、浑然忘我，把一切世俗规范和宫禁律令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就这样，李白喝着喝着，就在“诗仙”之外，又博得了一个以“仙”命名的雅号——酒仙。人们把他和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并称为“饮酒八仙人”。杜甫就曾经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那个让后人津津乐道的“力士脱靴”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说的是李白有一天又喝得醉醺醺的，玄宗有事召他上殿，他借着酒劲，故意命高力士帮他脱靴，高力士虽然硬着头皮帮他脱了，可从此对他恨之入骨。事后，高力士就在杨玉环跟前大肆挑拨，说李白在诗里面将她比作赵飞燕，是在暗讽她，骂她是红颜祸水。杨玉环一听，当然是恼羞成怒，随后就对玄宗大吹枕头风，极力说李白的坏话。
这个故事在很多史书中都有记载，如新旧《唐书·李白传》、《唐国史补》、《酉阳杂俎》等，但是后世史家大多断定此事不实，认为这是后人为了拔高李白、贬低当权宦官而虚构出来的故事。其理由是：一、高力士贵为三品将军，深受玄宗宠幸，势倾内外，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可能替李白脱靴；二、假如李白真的在诗中暗讽杨玉环，玄宗和杨玉环都不会看不出来，所以无须等到高力士来进谗言，才恍然察觉诗中之意。
如果说“力士脱靴”的一幕纯属虚构，李白也没有得罪高力士和杨玉环，那么他后来又是因为什么才离开长安的呢？
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李白自己想离开。因为，他在长安壮志难酬，深感压抑和苦闷，只有离开朝廷才能获得解脱；其次，朝中的一些权贵可能也看不惯他那目中无人的姿态和狂放不羁的言行，所以一直在想方设法排挤他。
“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从李白在供奉翰林后期写下的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他遭到排挤后的抑郁和孤愤之情。
天宝三年秋天，李白自知留在宫中已经毫无意义，遂“恳求还山”。而此时，玄宗对这个恃才傲物、日日烂醉如泥的家伙也逐渐丧失了好感，遂当即允准，“赐金放还。”
就这样，李白结束了短短两年的仕宦生涯，重新“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旧唐书·李白传》）
据说李白离京之后，曾前往华山，途经华阴县衙时，醉酒骑驴，旁若无人。当地县令大怒，把他叫到庭下，大声质问：“汝何人，敢无礼？！”李白眯着一双惺忪醉眼瞧了瞧县令，也不报姓名，只说了下面这句话：“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唐才子传》）
县令闻言，既惊且愧，连声拜谢道：“不知翰林至此，恕罪恕罪！”
李白朗声长笑，飘然而去。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突然爆发，叛军铁骑倾巢南下，玄宗仓皇亡奔蜀地。顷刻间，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一个歌舞升平的煌煌盛世就此崩坍。
李白在战乱中避居庐山，应时任扬州节度使的永王李璘（玄宗十六子）之邀，出任其帐下幕僚。李白此举，一来是为了求得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二来也是心存“欲济苍生未应晚”的念想，期望能在永王麾下建功立业，救黎民于水火，挽国家于危亡。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永王东巡歌》之十一）
然而，无情的命运再一次嘲弄了李白。
因为永王李璘并不是想光复李唐社稷，而是企图与肃宗李亨分庭抗礼，趁乱占据半壁江山。不久，永王兵败，李白受到牵连，本来论罪当诛，所幸郭子仪求情，才改为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县）。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行至流放中途，恰逢朝廷大赦，遂放还。接到赦令时，李白惊喜交加，就在返程的路上，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遇赦之后，李白已是年近花甲、老病侵寻，可他依然在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的故国山河中执著地行走。
陪伴这个行吟诗人的，只有他的诗，还有他的酒。
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六十三岁的李白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关于李白的结局，历来有三种说法：一种以《新唐书》为代表，说他病逝于安徽当涂；一种以《旧唐书》为代表，说他“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今属安徽）”；最后一种说法以《唐才子传》为代表，说李白“度牛渚矶，乘酒捉月，遂沉水中”。
第一种说法就像冷冰冰的官方讣告，第二种说法稍稍具体了一点，可还是失之简略，只有第三种说法不仅说出了死因、描写了细节，而且最富有诗意，也最合乎李白浪漫主义诗人的身份和性格。
然而，我情愿认为这三种说法都不对。
因为，李白本来就是一个落入凡间的“谪仙人”，所以我情愿认为：他既非病死，也不是醉死和溺死，而是化成一道光，回天上去了。
他爱过痛过，哭过歌过，给后世留下一千多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语）的性灵文字，然后倦了累了，于是悄悄脱下尘世的衣裳，化成一道光，回天上去了。
如若不是一个落入凡间的天人，又怎么可能“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也许，李白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
好在他留下来的诗篇，永远属于盛唐，属于我们。
口蜜腹剑：权力的独角戏
自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张九龄罢相之后，帝国朝堂忽然间就安静了下来，宰相之间那种你争我夺、激烈对决的现象一下子就消失了，大擂台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大舞台。
历史的聚光灯下，只剩下一个人在舞台上翩翩起舞。
这是一场权力的独角戏。
表演者是李林甫。
他目光从容，姿态优雅，举手投足都是那么沉着老练、有板有眼，让万千看客看得目不转睛、全神贯注，令贵宾席上最尊贵的观众李隆基也不禁觉得——没有早用李林甫简直是一种错误！
是的，李林甫太让玄宗感到满意了。
他不仅把各项政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让玄宗卸下了扛在肩头多年的政治重担，而且和搭档牛仙客也是配合默契，空前团结，让玄宗根本不用烦心和操心。此外，自从李林甫上台后，文武百官也是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拉帮结伙打群架了，就连平日里动不动就上疏直言朝政、批评玄宗耽于逸乐的谏官们，现在也都噤声闭口，一个个自觉主动地参与到了和谐朝廷的建设中来，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政治局面啊！（《旧唐书·李林甫传》：“上在位多载，倦于万机，恒以大臣接对拘检，难徇私欲，自得林甫，一以委成。故杜绝逆耳之言，恣行宴乐，衽席无别，不以为耻，由林甫之赞成也。”）
李林甫确实是一个长袖善舞的独角戏表演者。无论是对付搭档，对付满朝文武，还是对付御史台的谏官，李林甫都自有一套办法。
首先来看李林甫的搭档牛仙客。
李林甫当初之所以力挺这位仁兄入相，就因为他是小吏出身，长年驻守边疆，对中央政务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这种人来做他的副手，当然只能充当应声虫的角色。而对于李林甫的提携，牛仙客自然也是感恩戴德，所以入相之后，一直对恩公李林甫俯首帖耳、唯唯诺诺。李林甫叫他向东他不敢向西，李林甫叫他吃干他不敢喝稀。因此，宰相班子自然就能“配合默契、空前团结”了。
其次来看文武百官。
李林甫取代张九龄成为首席宰相后，马上搬出当年裴光庭实行的那套“循资格”制度，规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一律要论资排辈，按照年限和资历决定升迁。有一些才能卓异但是资历不够的，就算政绩突出，升迁呼声很高，李林甫也会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拒之门外。如此一来，那些对李林甫具有潜在威胁的竞争者、或者是他政治上的反对派，自然就难以出头冒尖了。与此同时，那些善于钻营、主动向他靠拢的，李林甫自然有各种办法将他们破格提拔。所以，凡是在李林甫执政之后升上来的，大多是他的党羽，当然不会和他唱对台戏。
最后来看御史台的谏官。
李林甫自己在御史台干过，所以他很清楚，对于一个独揽朝纲的宰相而言，谏官的弹劾是最具有杀伤力的一种威胁。为了彻底消除这种威胁，李林甫刚刚就任中书令不久，就专门召集了朝廷的全体谏官和言官，对他们作了一次重要讲话。
他说：“如今，英明的领袖在上面指引我们，我们紧跟着走还来不及，根本无须发表言论！诸君没看见朝堂上的那些仪仗马吗？如果保持沉默，就能吃到三品的饲料，要是敢自由鸣放，只须一声，立刻被驱逐出去，悔之何及啊！”（《资治通鉴》卷二一四：“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
众谏官面面相觑，集体沉默。
李林甫环视会场，点头微笑。
会后，只有一个人没有充分理解领导的讲话精神。那是一个叫杜琎的补阙，他一散会就不知好歹地鸣放了一下，上了一道奏疏议论朝政，结果第二天就被逐出朝廷，贬到一个穷乡僻壤当县令去了。
从此以后，大唐官场就鸦雀无声了。
在首席宰相李林甫的英明领导下，帝国朝堂上上下下都充满了安详和乐的气氛。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秋天，有一群喜鹊居然飞到了大理寺监狱的一棵树上筑巢，大理寺少卿徐峤赶紧上疏说：“今年天下判死刑的才区区五十八人。大理狱的庭院，向来相传杀气太盛，连鸟雀都不敢栖止。如今居然有喜鹊在树上筑巢，这真是稀有难得的祥瑞啊！”
一时间，满朝文武纷纷上表，说天下几乎不用刑罚了，真是可喜可贺。玄宗龙颜大悦，认为这是宰相执政有方所感召的祥瑞，立刻下诏赐爵，封李林甫为晋国公，牛仙客为豳国公。
随后的几年中，李林甫的权势越来越大，在中书令之外，又遥领陇右、河西节度使，兼吏部尚书，总文武选事①；应声虫牛仙客也跟着沾光，在侍中之外，又遥领河西节度副使，兼兵部尚书。
作为帝国权力舞台上唯一的表演者，李林甫当然不会允许任何人和他同台竞技。
自从他上台的那一天起，他就在自己和玄宗周围划上了一条无形的警戒线——线内是他和天子的专属区，任何人都不得越雷池半步！
一旦李林甫发现玄宗对某些人表露出了异乎寻常的垂青，就会在第一时间出手，把那个人的入相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并且将其牢牢钉死在冷板凳上，变成政治上的废人。
当然，李林甫的斗争方式是相当温柔的，整人手段也是非常巧妙的。作为中国历史上最知名的整人高手之一，他要是想收拾谁，一定会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而且经常是把人卖了还让人帮他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