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銲交了一个和他一样脑袋发热的朋友，名叫邢縡，两个人又结交了一些禁军士兵，然后就三天两头在一块策划，准备刺杀禁军将领，夺取兵权，发动政变，目标是刺杀李林甫、杨国忠、和当时另外一个宰相陈希烈。
没有人知道王銲这么干的动机是什么，也许他是以为，把这三个人干掉，他老哥王鉷就能当上宰相了。可他也不用脑袋想一想，一旦他发动政变，就算成功诛杀了李林甫等三人，可他老哥和他就全都成逆党了，还当什么宰相？如果说他是准备挟持皇帝，号令天下，玩一把曹操模仿秀，可就凭他这几十号人，又怎么可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呢？
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看，王銲准备发动的这场政变都像是小孩子在玩过家家，毫无逻辑，毫无常识，毫无道理！或许我们只能说，这个宝贝王銲和他那帮可爱的哥们，都是用脚趾头在想事情的，若非如此，就是他们的脑袋通通被驴踢了。
精明强干的王鉷居然有这么一个活宝弟弟，也活该他倒霉。
由于王銲策划的这场阴谋只是过家家的水平，保密性太差，所以未及动手就被人告发了。
这一年四月九日的朝会上，玄宗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告状信交给了王鉷，然后面无表情地下了一道命令，让王鉷亲自带兵，由杨国忠配合，一起去缉拿乱党。
王鉷登时傻眼了。
居然有这样的事？！
可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没用了，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保住王銲一条小命。王鉷立刻暗中派人通知王銲逃跑，然后故意磨磨蹭蹭地拖到了日暮时分，才和杨国忠一起率兵包围了邢縡的家。邢縡慌忙带着几十个党羽突围。他知道这回八成是逃不掉了，情急之下脑袋忽然开了窍，于是一边突围，一边命他的党羽互相喊话，说：“不要伤了王大人。”
很显然，邢縡的目的是想让官兵误以为王鉷和他勾结，因而不敢放手追击，让他有机会逃出生天。
果然，杨国忠一听就中计了。他本来和王鉷就已经势不两立了，眼下王鉷要是真和乱党勾结，那自己岂不是就危险了？！
杨国忠疑心一起，追击的力度自然就弱了。邢縡一帮人且战且退，眼看就要逃之夭夭了，可就在这时候，他们被另一队禁军堵住了去路。
这是高力士率领的四百名飞龙禁军。由于玄宗不放心王鉷，所以特地派高力士前来压阵。至此，邢縡一帮人是插翅难飞了。没两下，邢縡就被砍了脑袋，其他党羽也全部被擒。
杨国忠回宫后，向玄宗汇报了整个经过，最后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王鉷必定参与了这个阴谋！”
此时玄宗仍然信任王鉷，就说：“他受了朕那么大的恩遇，没理由参与谋反。”一直在冷眼旁观的李林甫此刻赶紧发话，也赞同天子的判断，认为王鉷肯定不知道他弟弟的事情。
李林甫之所以力保王鉷，首先当然是为了随顺玄宗，但最重要的是——一旦王鉷就这样被除掉，杨国忠接下来肯定会把目标转向他，所以他必须保住王鉷，让他来制衡杨国忠。
最后，玄宗决定不追究王鉷的责任，但为了维护法纪，希望王鉷做得漂亮一点，主动上表请求将王銲治罪，这样大家都有个台阶下。他让杨国忠把这个意思传达给王鉷。
如果王鉷识相的话，这时候绝对是要就坡下驴、丢卒保帅了，可他居然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回了一句让玄宗和李林甫都目瞪口呆的话——我不忍心对亲弟弟下手。
玄宗勃然大怒。
给脸不要脸，你王鉷真的是活腻了！
随后，玄宗立刻命人逮捕了王鉷，让杨国忠取代了他的京兆尹之职，并让杨国忠和陈希烈会审王鉷。
既然是让杨国忠来审，那结果就毫无悬念了。王鉷不但被坐实了谋反罪名，而且连同以前杀任海川和韦会的事情也都被抖了出来。玄宗旋即下诏，赐王鉷自尽，然后把王銲绑到朝堂上活活打死，党羽全部诛杀；同日，王鉷的两个儿子被流放岭南，数日后就被杀死在了流放路上。后来，有关部门派人查抄王鉷的家产，居然一连数日都清点不完。
王鉷一死，杨国忠就彻底熬出头了。
天宝十一年五月，玄宗把原属王鉷的二十几个职务，如御史大夫、京畿采访使、关中采访使等等，通通给了杨国忠。
不出李林甫所料，杨国忠取代王鉷之后，立刻就把枪口掉过来对准了他。
杨国忠利用王鉷的案子大作文章，指控李林甫和王鉷兄弟暗中勾结，并且和突厥叛将阿布思也有瓜葛。阿布思是突厥降将，曾一度归顺大唐，后来因与安禄山有隙而再度叛回漠北。
为了彻底扳倒李林甫，杨国忠还怂恿陈希烈和哥舒翰一起出面指证。对于杨国忠等人的指控，玄宗当然是不会轻易采信的。可尽管如此，从这个时候开始，玄宗还是逐渐疏远李林甫了，转而把全部的信任和恩宠都给了杨国忠。
至此，杨国忠入相已成定局，而李林甫也成了他必欲拔除的眼中钉。“国忠贵震天下，始以林甫为仇敌矣……”（《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在这场激烈的政治角斗中，杨国忠很可能会笑到最后。
面对如此恶劣的形势，李林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临深履薄之感。
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了恐惧。
这个位极人臣、势倾朝野、主宰帝国政局长达十多年的一代权相，生平第一次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恐惧……
李林甫把自己吓死了
综观李林甫十九年的宰相生涯，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属于“锋芒初露”时期，时间是从开元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在此期间，他千方百计整垮了张九龄，登上了首席宰相的宝座；第二个阶段属于“固权保位”时期，时间大致是从开元二十四年到天宝五年，在此期间，他运用“口蜜腹剑”的高超权术和“罗钳吉网”的高压手段，铲除了一批又一批对他构成威胁的政敌，牢牢把持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柄；第三个阶段属于“权势熏天”时期，时间大致是从天宝五年到天宝十一年。
也就是说，差不多从李适之罢相、陈希烈入相开始，他的权势就逐渐臻于全盛了。
陈希烈，睢阳郡（今河南商丘市）人，由李林甫引荐，于天宝五年四月以门下侍郎衔入相。此人精通老庄之学，为人柔顺谦和，专以神仙符瑞之说讨好皇帝，除此之外毫无过人才干，李林甫以其“柔佞易制，故引以为相”。陈希烈入相后，果然成了牛仙客第二，对李林甫唯命是从，“政事一决于林甫”。（《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依照旧例，宰相每天在朝堂办公必须到午后六刻（下午一点半）才能下班。李林甫此前也一直严格遵守这个上下班制度，从未迟到早退。并不是说他很敬业，而是因为不待在朝堂上他不放心，怕其他宰相私自揽政，把他架空。可自从天宝五年陈希烈来了以后，李林甫就完全放心了，他给玄宗打了份报告，声称当今天下已经太平无事，他也不用老是守在朝堂了。
从此，李林甫每天巳时（上午十点）便打道回府，命三省六部将一切军国要务直接送到他府上，然后就在家里办公，把所有文件都批复了，最后再让有关官员拿去给陈希烈过目。当然，陈希烈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在李林甫批复的意见后面签个名字而已，这样就算走完宰相联署办公的法定程序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玄宗对李林甫的宠幸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仅加封李林甫为开府仪同三司，赐食邑三百户，而且还把京城内外最上等的宅邸、田庄、园林、别墅，以及天下各种奇珍异宝大量赏赐给他，“前后赐与，不可胜纪”。（《旧唐书·李林甫传》）
那几年里，李林甫的权势达到了巅峰。凡是没上朝的日子，文武百官都会争先恐后地往他的家里跑，一个个忙着向他请示汇报，以致台省各级主要官员普遍都不在岗，经常只剩下陈希烈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朝堂上。对此，《旧唐书》评价说，李林甫“久典枢衡，天下威权，并归于己”，“宰相用事之盛，开元已来，未有其比！”
天宝六年岁末，临近春节之时，天下各郡县进献的所有贵重贡品先后运抵尚书省，玄宗命文武百官前去参观。可还没等众人看够，玄宗就忽然间大手一挥，命人把贡品全部装车，通通拉到了李林甫的府上。
百官们面面相觑。
原以为皇上叫他们来是要发年终福利的，没成想只是让他们过了一回眼瘾。
这不是拿咱耍着玩吗？皇上，您也忒偏心了吧？
作为玄宗一朝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宰相，李林甫虽然表面上权倾天下、威风八面，可实际上他的内心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之中。
因为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就是一座丛林，每一个角落很可能都隐藏着敌人，而且随时会跳出来咬他一口，所以他必须时刻小心提防。
他总是用尽一切手段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直到只剩下一双眼睛和一对鼻孔，然后冷冷地窥视着丛林的每一个角落，小心翼翼地嗅着每一种危险的气息……
到了天宝中后期，由于权宠过盛，树敌太多，李林甫的儿子李岫经常有一些不祥的预感。有一次，父子俩在后花园散步，李岫忽然指着那些正在埋头修葺亭台楼阁的工匠杂役，忧心忡忡地对李林甫说：“父亲大人，您久掌大权，怨仇满天下，倘若哪天灾祸降临，恐怕连做一个像他们这样的杂役都不可得了。”
李林甫当即面露不悦之色，说：“势已如此，将若之何？”（《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此时的李林甫绝对不会想到，儿子李岫的这句话最终竟然会一语成谶。因为结怨太多，李林甫总担心会有刺客暗杀他。于是白天出行，他总要带上一百多名步骑兵，分左右两翼护卫，而且命令巡防京城的金吾卫提前开道，数百步外的前行卫队所到之处，就算公卿百官也要赶紧回避，更不要说普通百姓了。
由于经常处于警觉状态中，所以李林甫不仅白天紧张兮兮，连夜里也总是无心睡眠。
每天晚上，李林甫的府邸四周总是岗哨林立，而且宅邸中到处设有重门复壁和暗道机关。每天夜里，李林甫都要换好几个地方睡觉，以至连他的妻妾子女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换言之，李林甫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睡觉，而是在换床，频繁地换床。
李林甫或许可以如此宣称：每天晚上，如果我不是在这张床或那张床上，就是在这张床到那张床的路上……
自大唐开国以来，许多有能力的朝臣都是先外放为边帅，取得战功后再入朝为相的，玄宗一朝尤其如此。李林甫很早就意识到，如果不封死这条“出将入相”的通道，自己就很难长久把持朝政。所以，早在开元后期，李林甫就曾向玄宗提出了一条重大的人事建议，他说：“文臣为将，不敢身先士卒地抵挡敌人的弓箭炮石，不如起用那些出身寒微的胡人为边防将帅。这么做有两个好处：其一，胡人勇猛善战，远比文臣更适合驰骋沙场；其二，这些胡人没有显赫的门第，势单力孤，难以在朝中交结朋党。因此，陛下若能以恩义感召他们，他们必定能为朝廷效死。”
玄宗闻言大悦，觉得李林甫说得很有道理，当即采纳了这项建议。于是，自开元末年以至天宝年间，一大批胡人迅速被提拔为帝国的高级将领，并纷纷出任边镇节度使，成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这其中，除了高仙芝、哥舒翰等人外，还有一个即将改写唐朝历史的重要人物，当然就是安禄山了。
在唐玄宗之前，大唐朝廷为了防范胡将，一般都会用德高望重的名臣来加以控制。如突厥降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人，虽然骁勇善战、对大唐忠心不二，但朝廷还是没有委以大将之任，而是“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旧唐书·李林甫传》），足见对胡人的防范之严。除此之外，朝廷还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制约边帅，即：不能在一地长久任职，不能在朝中遥领远地，不能由一人兼统多镇。
这就像三条绑在边帅身上的绳子。有了这三条无形的绳子，帝国就不会有强枝弱干之虞，朝廷也不会有尾大不掉之患。
然而，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却亲手解开了束缚边帅的这三条绳索。
从开元后期开始，边防将帅在一地长年任职的已经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朝中宰相遥领远地的也已屡见不鲜（如萧嵩、牛仙客、李林甫等），节度使兼统他镇的更是习以为常（如王忠嗣、哥舒翰、安禄山等）。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李林甫的自私和弄权，加上唐玄宗的自负和麻痹，才导致了“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尽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的危险局面，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军力对比产生了严重失衡——从“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一变而为“外重内轻”“强枝弱干”！
从这个意义上说，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罪魁祸首，无疑就是李林甫和唐玄宗。
然而，如果没有后来杨国忠的擅权乱政，安禄山也不会那么快就狗急跳墙。事实上，在李林甫当政期间，安禄山对他一直是又敬又怕、甘拜下风的。不要说让他起兵造反，就算让他跟李林甫过过招，恐怕他都没那个决心和胆量。
安禄山这个人，外表粗犷豪放，大大咧咧，其实内心细如针尖，既狡黠又阴险。从心机、城府和谋略上来说，满朝文武没有一个被安禄山放在眼里，可唯独李林甫是个例外。
说李林甫是安禄山的克星，恐怕也不算夸张。因为安禄山狡猾，李林甫比他更狡猾——“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对付安禄山这种人，李林甫自然有他的手段。
每一次安禄山入朝，李林甫都会盛情邀请他到府上聚会，宾主之间经常就共同关心的话题互相交换看法，而且会谈也总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可是，往往是在宾主双方言谈甚欢的当口，李林甫总会冷不丁地冒出一两句话。就是这一两句话，常常会一举道破安禄山心中某种隐秘的想法。
每当这种时候，安禄山脸上的表情总是颇堪玩味。
久而久之，安禄山就不得不在心里说——服了你了。
他终于不得不承认，在李林甫面前，自己几乎就是个半透明体。
从此以后，凡是宾主双方再次进行亲切友好的会谈时，安禄山总是战战兢兢、如坐针毡，乃至大冬天里也会冷汗直冒。（《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虽盛冬，常汗沾衣。”）当然，作为一个热情而又体贴的主人，李林甫对客人的关怀一向是无微不至的。每当看见安禄山又不知何故暴汗不止了，李林甫总是会“抚以温言”，并且“自解披袍以覆之”，也就是脱下自己的袍子披在安禄山的身上，给他送去春天一般的温暖。
不知道安禄山披上袍子后，是感觉到温暖还是感到更加寒冷，反正他的表情是相当的受宠若惊和感激涕零。而且，自从披了一回袍子后，安禄山就不拿自己当外人了，从此不再称呼李林甫为“大人”，而是十分亲切地叫他“十郎”（李林甫排行第十）。
此后，每逢安禄山派手下入京办差，他总会特地吩咐手下人一定要来拜见十郎。手下回去后，他就会忙不迭地问：“十郎都说什么了？”
如果李林甫给了他几句鼓励的话，安禄山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要是听到手下转述李林甫的话说：“告诉安大夫，一定要好自检点！”他就会吓得脸色苍白，口中喃喃自语：“完了完了，这回我死定了！”
在李林甫当政的最后几年，他就是以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把安禄山收拾得服服帖帖。基本上可以说，只要李林甫在相位上一天，安禄山就一天也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到了天宝末年，随着杨国忠在帝国政坛上的强势崛起，李林甫独揽朝纲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