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虽然做了大官，仍然是一副谦逊谨慎，诚厚忠心的样子，而且生活也十分节俭，不蓄家财，钱财都用于资助名士，颇有轻财重义的豪爽气概。
王莽的哥哥王永早死，王永的儿子王光和嫂子由王莽供养。王光在大学读书，王莽特地带了酒肉等礼物慰问王光的老师，与王光一同读书的同学也受到赠送。王莽身居高官，如此礼贤下士，令大学的先生们感激不尽，这些先生们官位低微，一副寒酸相，谁又看得起他们，惟独王莽慧眼有珠。这样一做，先生学生争相宣传王莽的美德。
朝中继王凤任大司马的王根也是王莽的叔父，王根病重，多次请示卸任，王莽遇到千载难逢的时机。
公元前8年，王莽出任大司马。
王莽因为大司徒孔光是著名的儒者，辅佐过三个皇帝，是皇太后所尊敬的人，全国人都相信他，于是极力尊敬地对待孔光，选用孔光的女婿甄邯担任奉车都尉加侍中衔。
当时依附顺从他的人被提拔，触犯怨恨他的人被消灭。对哀帝的外戚和他向来不喜欢的在职大臣，王莽都罗织他们的罪名，写成请示奏章，让甄邯拿去交给孔光。孔光一向小心谨慎，不敢不送上这些奏章，王莽再报告皇太后，总是批准这些奏章。
王舜和王邑成为他的心腹，甄丰和甄邯掌管纠察弹劾工作，平晏管理机要事务，刘歆主管典章制度，孙建成为他的得力助手。还有甄丰的儿子甄寻、南阳郡人陈崇都由于有才能而得到王莽的宠爱。王莽脸色严厉，说话一本正经，想要有所行动，只须略微示意，同伙就会秉承他的意图明白地报告上去，而王莽自己却磕头哭鼻子，坚决推辞那些事，对上用这种手段迷惑皇太后，对下用这种手段向广大群众显示诚实。
一次，大臣们向太后报告说，王莽应该比照以前的大司马霍光和萧相国的成例受封。王莽上报告说：“我和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决策拥立新皇帝，现在希望仅条陈孔光等人的功劳和应得的赏赐，放下我王莽，不要和他们相提并论。”大臣们建议说：“王莽虽然克己让人，朝廷还是应当表彰，及时给予赏赐，表明重视首功，不要让百官和人民群众失望。”皇太后便下诏书把召陵、新息两县民户二万八千家封给王莽，免除他的后代的差役义务，规定子孙可以原封不动地继承他的爵位和封邑，褒赏他的功勋，仿照萧相国的成例。任命王莽担任太傅，主持四辅的工作，称号安汉公。把从前萧相国的官邸作为安汉公的官邸，明确规定在法令上，永远留传下去。
当时王莽装作诚惶诚恐的样子，不得已才上朝接受策命。王莽接受了太傅的官位和安汉公的称号，辞谢了增加封地和规定子孙可以原封不动地继承爵位、封邑这两项赏赐，说是希望等到老百姓家家都富足了，然后再给予这样的赏赐。各大臣又力争，王莽又推辞没有接受，而建议应当把诸侯王的后代和自从高祖以来的功臣子孙赐封为列侯。
王莽已经赢得了大家的好感，但他最想要的是专权独断，随着地位的巩固和权势的增长，王莽的权欲愈益滋长。他从政治斗争的得失中认识到，控制皇后是至关重要的，这可以更加巩固他的权位。他在元始二年（公元2年）提出为平帝议婚，打算乘机把自己的女儿配为帝后。为此，王莽展开了各种活动，终于达到了目的。
不久平帝去世。在议立新君时，元帝一系的子孙已经灭绝，宣帝一系有曾孙数十人，他们都已成人，不利于王莽篡位。王莽借口“兄弟不得相为君”，就在宣帝玄孙中挑了一个年仅二岁的刘子婴来继位，以便从中行奸。这时，王莽的党羽迎合王莽的意思，假造了一个刻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符命石。王莽的党羽上奏王政君，王政君坚决反对：“这种诬告天下的事，不可施行。”然而，王政君经不住位居高官的王莽党羽的蛊惑，糊涂的王政君竟然下令允准王莽“如周公故事”。至此，王莽名义上虽是“摄皇帝”，而其他一切礼仪、制度都与皇帝无异了。
当了摄皇帝，他还想当真皇帝。王莽的党羽密谋弄假成真时，王莽“谦恭”的假面具被揭开，“巧伪人”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一些过去对王莽认识不清的人和部分汉室子弟开始觉察了王莽的野心，他们举行了好几次试图推翻王莽的起事和政变，但都没有成功。王莽的党羽把这些比为周公居摄时的“管蔡之变”，说什么“不遭此变，不章圣德”。但王莽心中明白，深恐夜长梦多，就在他“居摄”的第三年便匆匆忙忙公开篡位夺权了。当他派堂兄弟王舜去向王政君索要传国玉玺，准备位登大宝时，王政君才彻底地看清了王莽的真面目。她痛骂王莽和王舜，把传国玉玺狠狠地摔在地上。从此，王政君与王莽彻底决裂，退居深宫，仍穿汉家服饰，按汉廷旧制生活，以示坚守名节，不与王莽同流合污。
公元6年，王莽正式称帝，国号为“新”。至此，王莽彻底暴露了“大奸似忠”的真实面目。
欲有尊卑，贪无二致。王莽以皇亲国戚起家，屈己下人，勉力而行，从而博取名誉，赢得了家族称赞，得以登上高位，辅佐朝政。他表面上一副为国家辛勤工作、公正贤良的表象，好像宽仁厚道，本质上却虚伪奸诈邪恶，他篡夺皇位、窃取政权，和一般的权奸没有二致。
悬崖撒手适可而止
笙歌正浓处，便自拂衣长往，羡达人撒手悬崖；更漏已残时，犹然夜行不休，笑俗士沉身苦海。
歌舞娱乐兴味正浓的时候，便毫不留恋地拂衣离去，真羡慕这些心胸豁达的人能够临悬崖而放手；在夜深漏残时，还有人在不停地奔走忙碌，这些凡俗的人在苦海中挣扎真是可笑。
年羹尧字亮工，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颇有将才，多年担任川陕总督，替西征大军办理后勤。年羹尧早年已为皇四子胤（雍正）集团成员，还将妹妹送给胤当侧福晋，以表对主子的亲近和忠心。隆科多是孝懿仁皇后的兄弟，既任步军统领，又是国舅之亲，是康熙帝十分器重之臣，后来果然成为康熙病中惟一的顾命大臣。
雍正与二人交结，自有其深刻用心。康熙末年，由于太子被废，诸皇子见机，都加紧忙于争夺嗣位的斗争。胤暗地里自然也着力较劲。他很清楚，除了用精明务实的办事能力博取父皇的信任外，必须集结党羽，拉拢拥有兵权的朝中重臣，所以极力拉拢隆科多和年羹尧。隆科多统辖八旗步军五营二万多名官兵，掌管京城九门进出，可以控制整个京城局势。而年羹尧辖地正是胤礻题驻兵之所，处在可以牵制和监视胤礻题的有利地位上。西安又是西北前线与内地交通的咽喉所在，可谓全国战略要地，所以后来史家也认为：“世宗之立，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尧。”
雍正即位之初，隆科多和年羹尧便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恩宠有加。当胤礻题被召回，年羹尧即被授命与掌抚远大将军印的延信共掌军务。未及半年，雍正帝又命将西北军事“俱降旨交年羹尧办理”。
雍正元年十月，青海厄鲁特罗卜藏丹增发生暴乱，雍正帝又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也不负圣恩，率师赴西宁征讨，平定成功，威镇西南。雍正帝诏授年羹尧一等公爵。
雍正不但对年羹尧加官晋爵，赠予权力，还关心其家人，笼络备至。甚至把年羹尧视作“恩人”，非但他自己嘉奖，且要求“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对年羹尧“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又口口声声对年羹尧说：“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得如我二人之耳！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这类甜言蜜语，出自皇帝之口，实在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