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题”一词是从英文音乐术语“MOTLF”音译而来。中文的直接解释是“动”的意思，但在英语中还有特定的含义，即它往往是某种事物的基本组成部分并赋予该事物的基本性质，它是独特的却又重复出现的音乐作品中的最小结构并构成作品的主干，在一部奏鸣式的乐曲中首次出现并在其后反复出现的那个旋律。随之渐渐被移至文化人类学、比较诗学、民间文学中引用，到今天又扩展到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加以研讨。原因不是别的，诚如歌德所言，母题是“人类过去不断重复，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①①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1823—183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而“精神现象”自然涵盖人文领域的方方面面。
任何一个概念一旦“广而告之”、“张而扬之”，往往变得模糊起来。事实上，模糊之于文学也是正常现象。试想，人和文学本身都太丰富了，很难率尔操瓢，一锤定义，否则很可能陷入本质化即简单化的格局。
这样，我们可以说，在解读文学的“母题”时的种种读法，都有其合理性。若加整理，大致有以下十种对于母题的阐释：
（1）母题指的是主题、人物、情节或字句样式反复出现在作品里，成为利于统驭整个作品的有意义的线索。如比较文学学者李达三对“母题”一词语的解释：“由于其一再出现，使整个作品有一脉络，而加强美学吸引力；也可能成为作品里代表某种含义的符号。”①① 李达三：《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第391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增订版。
（2）母题即原型，构成了母题序列或母题链，使作品潜伏一个脉络而加强了牵动力。如悲剧母题，原型就由酒神狄奥尼苏斯崇拜的祭祀活动中发展而来；而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原型，似可追溯到公元前五六百年的印度史诗《拉麻传》中的神猴哈奴曼的形象与情节上。
（3）母题是一个符号，一种文化标识。美国着名民俗学家史蒂斯·汤普森就从民间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和叙事诗中，提取了两万多个符号称之为母题，组成23500个编号，并按二十三部类编排。①① 〔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他对母题以及母题和类型之间的关系作如此解释：“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要如此，它必须具有某种不寻常和动人的力量。”①① 同上，中文版第499页。
（4）母题即主题，集中在对个别（尤其是神话）人物主题进行追根溯源，并考察不同时代有名的或无名的作者如何利用同一个主题积素去反映历史与现实，进而认为“母题乃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或认为“母题”通常是“在一部艺术作品中重复出现的显着（主要）的主题成分”。①① 美国《新大学生辞典》第774页，斯浦林菲尔德出版社，1984年第9版。
（5）母题与主题相异，主题乃母题之寓意，是由多个母题结合起来所表达的思想，母题则纯粹是情节与行为的单元。母题较有具象性，而主题往往是抽象概念，以抽象的途径从母题中产生的观点成了主题。主题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而母题则具有客观性。
（6）母题的要素，有论者如（汤普森）归纳为三个：一是故事主角，二是情节背景中的事项；三是单一的事件。也有论者认为，母题的要素具有无所不包的属性：“每当母题这一术语被运用时，它的意思总是较为广泛并且包含了叙述结构的所有成分。”①① 汉斯—约尔克·乌特尔：《关于民间故事分类现状方面的几点意见》，见《民间文学论坛》1994年第二期。
（7）母题即故事成分，专指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持续存在于传统之河中的成分，也有人称之为“拟子”、“模子”。它能引起人们的种种联想，本身独立存在，又能与其它故事结合在一起，生出新的故事情节。
（8）母题是象征。有学者将母题与潜在的思想联系起来，认为：“蕴藏最深的思想——超过了某种作品乃至许多作品的思想，必须在原型象征物中去寻觅，作家也不得不转向这些象征”。①① 靳斯利·费德莱尔：《当代文艺研究成果》，转引自魏伯·司各特编着《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第138页。
（9）母题即意象。意象是以语词为载体的诗歌艺术基本符号。母题可由一个或几个意象组成。母题的意象化或意象的母题化，可使许多文化内容蕴藏其间。这在抒情作品中有广泛的应用，如诗歌中主导性母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核心意象。
（10）文学中母题的意义、功能、价值在于“被置换”。例如爱与恨置换出“复仇母题”，恐惧与希望置换出“乱伦母题”，忧与喜置换出“弃妇母题”，残酷与不义置换出“战争母题”，“昔我往矣”置换出“怀旧母题”，悲悯与仁爱置换出“拯救母题”，等等。这种可置换性，正说明了文学的可变性和视点的移动性。
上述种种说法，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母题”作了或侧重于内容或倾注于形式的不同理解，深究者，穷理增灵性，对今人有相当的启迪。返观当代世界华文文学，我们不难发现，大凡优秀的作品，文如其人——华人，故而无不内蕴其文化基质。这种文化基质，体现于华文文本之总体，也浸透于内容到语言形式诸方面，犹如一株树内流动的汁液，自根而上至枝、至叶，莫不流溢其间。一部作品，是内容与形式的融合体，本无“第一”、“第二”之分，也无谁决定谁之别，然而，其核心还是“思”，是内容。这样，“母题”必然成为负载文化基质、传达内容信息的最基本的单元。母题之形成，也如同聚泉流而成深潭，每一个母题的背后，都在复写着无数的文本。
以情爱为例。伦理意义上的一个理想话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然而从古到今，存在着另一个道义上被毁灭的残酷的反命题：“有情人终成不了眷属。”于是，情爱的悲剧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物身上屡屡发生，此一反命题亦为不同作家书写着。泰国的着名华文女作家梦莉，有一篇散文式的短篇小说《烟湖更添一段愁》，写的是湖畔之旅，适逢细雨迷NFDA5，勾起了烟波湖上的惆怅，往事涌上心头：一对恋人在湖畔缠绵相约，愿终身厮守。然而，战火毁灭了他俩的盟誓，最终造成了有爱无缘的“人间银河”，遗梦也此恨一生。这一悲剧性母题，其实曾被一再引用复写。同为当代女作家，张洁早于梦莉写有《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名篇。作家以优雅的笔调，娓娓动听地叙述了一则伤感的情爱故事：女主人公钟雨与老干部之间，为恪守道德情操和承认历史现实，虽然心存对爱的真诚渴望而无法获得“爱的回声”，然而精神却日日夜夜地相守一起。作家如此动情地形容这种生死相依的爱：“尽管没有什么人间的法律和道义把他们拴在一起，尽管他们连一次手也没有握过，他们却完完全全地占有着对方。那是任什么都不能使他们分离的。哪怕千百年过去，只要有一朵白云追逐着另一朵白云；一棵青草傍依着另一棵青草；一层浪花打着另一层浪花；一阵轻风紧跟着另一阵轻风……相信我，那一定就是他们。”这种对理想婚姻的放飞想象，不啻也是对漠视无爱婚姻的痛苦的社会习俗的反叛。这一话语表达，切中了当代生活里的一种心理现象，即爱而不得所爱，但又“不可忘记”的苦衷。我们不妨往后推，类似的话题，鲁迅写有《伤逝》。在小说中，涓生与子君相爱有加，然而，由于这一种爱无所附丽，辅之相爱者自身的性格缺陷，他俩的爱被无情地瓦解了，其结果是子君忧郁而死，涓生“不能忘记”地心痛，有情人依然未成眷属。如果继续后推，那么，曹雪芹《红楼梦》里的男女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不也是无法得其所爱，而又至死不忘所爱，结局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死亡，另一个深深绝望的出走。更古典一些，则有陆游《钗头凤》一词中不忘所爱的悲叹，“错错错”、“莫莫莫”的忏悔；有《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对贤良前妻刘兰芝的难以忘怀；有《长相思》中“君泪盈，妾泪盈，罗结同心结未成”的有爱无缘的悲哀；倘若再寻根认往，那么，《诗经·将仲子》中的寂寞女子，可谓开了先河：“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只能发出“仲可怀”而“岂敢爱之”的万般无奈……这样，我们不难看出，在“有爱无缘”的背后，历史地、文化地复写着无数的文本，有如聚泉流成一个深潭。而如果一个母题一再被引用复写，并经过时间的淘洗，遂可成为某种典故，精粹且意蕴超拔，产生深远的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确立如下的理念：
其一，优秀作品的内在结构有一个基本事实，即在一个波浪连着一个波浪的层面上，对于人类面临的一系列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所提出的基本问题，表现了承接与传薪的文化态度。这些基本问题并非成千上万，在数量上有限。因之，母题作为基本问题的呈示，通常是文学艺术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显着的、有独立自由度的成分，对作品的中心话语有决定性意义。可以说，一部作品有怎样的母题表现，有多少的文化积淀，就会有何等的意蕴与美质。
其二，鉴于母题是作品中主导性的、负载文化基质的情节单元，并不带有更多的神秘主义色彩和繁琐纷杂的风貌。海外华文文学既然以汉语中文为载体，自然地会以“深于比兴”、“长于取象”为传统。东鲁春风之《论语》，南华秋水之《庄子》，乃至天才之梦笔生花，隔岸之聚散离合等等，一再被引用复书，产生了较为稳定的母题，也成为一民族文化积累的果实。从“集体无意识”到“历史积淀”，都不难发现文学传承过程中存在“基本母题”的重要元素。这也成为我们观察海外华文文学的一个基点。
其三，具体到“基本母题”，我们进一步确认：（1）“基本母题”可以有较大的概括性、集约性和涵摄力；（2）“基本母题”可以因其染乎世情之变而触摸文学发展的历史语境、社会观念和时代精神的种种影响；（3）“基本母题”的追寻，还可以扩大我们的思维空间，纵则可以把握人文脉动，横则可以比较诸家路数，从而有效地增添创作与批评的色彩和深度，透过母题内蕴的人本的生存意味，指向人类恒常的关怀，而获取穿越时空超越功利的美的表现。
应当承认，基本母题具有在人文传统中“永续”①① “永续”，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领域常称之为“可持续性发展”，二者含义无大的区别。的能力，因其“反复出现”的特点，常常形成了母题的复杂性及其与主题的交叉性。相同的母题可以表现不同的主题，不同的主题可以有相同的母题来表现，这篇的主题可能是那篇的母题，母题的互补和共生源于这种复杂性，一个稍微有点结构的文学作品就能看到这种现象，而一个独立的文学领域则不可避免会有互补和共生，何况整个文学领域了。例如，神话母题中的创世母题和造人母题，没有前者，后者就不会发生，而前者的形态往往由后者构成，像盘古开天辟地的“卵形创世”，就是这个现象最好的注解。华文文学中灵与肉母题和爱与恨的母题也是这样，妻子或丈夫的灵和肉无不和丈夫（或妻子）的爱和恨联系在一起。它们的交织又强烈地表达着作者爱和恨的主题。
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由于区域性的介入，还产生了母题不同的话语体系，话语体系中语言方式层面的区域差异性比较好理解，比如同样“卵形创世”，其他地方的文化可能用“鸟蛋创始”来标记，此地用“灵和肉”，别处则用“情和性”。但汉语话语体系又有特定的涵义和思想范式相关联，而思想范式又往往从中心主题才能得到概括，后者则直接建立在母题上，成为母题的载体与呈示。母题往往呈现出较多的客观性，并不直接地、明确地提出问题，而带有主观色彩的主题，在优秀的作品中，会提升到问题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海外华文文学千姿百态的主题，都是母题的具体体现，母题则是潜在的主题，是主题赖以生长的基础——自然，又会在主题中获得再生。
尽管有人把母题的数目细化至两万多个，但人类的文化母题实际上是有限的。基本母题并不太多，而它们的可能的表现形式（主题、情节等等），则是无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