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动永不重复的日历，行走在永远的路上，人类总是期待着每跨出一步都有新鲜的东西扑面而来，却又每每深陷于循环往复的怪圈。这种悖论式的纠缠常常困扰着人类。与江河流动的方式不同，人类在行走中自有千差万别的姿态，像水势因碰撞、交错而波浪滔天，不可阻遏。于是，人世间的一切悲喜剧，皆在行走中上演。
行走的姿态不同，留下的履痕、光影和气味迥然有异。正如漂泊、流浪、流亡、奔走、往返、来去、回归……等一系列动态式的词根一样，“放逐”，也是行走的一种方式。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是谁？我为何放逐？我有怎样的梦幻？怎样的爱恨、冷暖、意志、磨砺？吁吁喘喘，嘡嘡嗒嗒，岁月山河，跨疆越域，纵横驰骋，你留下了多少或深或浅的辙印？多少无边无际的回声？
每一个体都是一簇浪花或一股漩涡，都充盈着各自的生命活力或构成各自的风景；每一种不同形式的放逐所发出的阵阵搏动和喘息，在生命流程中总会闪映着波光浪影，不管是坚硬的还是柔软的质感，每一种放逐都是生命的标尺刻度，都可能成为人类命运史中不可忽略的细节。
我们常常苦于无从破译或者阐释。以“大观”的双眼看世界、看人生，我们都不过是茫茫宇宙中的一粒尘埃，是到地球上走一遭的小小过客。一切都如此真实，又恍如梦境。当我们放逐于时间与空间构成的流程中，面对着一道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当零乱的往事伴随着跋涉的足迹，依稀呈现成一片蔚蓝的梦想，缝补着沧桑的年轮刻下的伤痕，多少悲欢离合的无奈在醒梦中张开为五彩的图腾。然而文学作为一种心灵的阳光，成为我们引领生命的最佳精神方式。背负沉重的行李艰辛地收获守望，揽住放逐漂泊的幽梦捕捉希望，从母语的脐带一直伸向未知的终极，这时，我们发觉，放逐与梦想一样，其所铺展覆盖的文字，如渐行渐远的浪涛声、风雨声和母亲之于儿女的呼唤声。
（一）文化形态与放逐释义
人类文化荷载于时间与空间之间，但人类对这两个向度的感受思考，并非等量同步。文明史中被吟叹不已的时间，在原初意识中毫无概念，而于时间的每一个“此时”，俱在的空间，直至近现代才引起人类的充分思考。显然，对以往无形的时间，人类只有通过“沧海桑田”的有形空间变换来加以体认或把握。对于无限绵延的时间，我们唯有借助地球空间的有限，来加以追寻和领悟。
人类的放逐由来已久，因之留下了许多刻骨铭心的故事，定格成无数异彩纷呈的景观。放逐，作为文学母题，跟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族群的生活方式以及作家个体生命体验紧密相关，也因此恒定为某个特殊时代的隐喻或缩影。在华文文学版图上，放逐或者浪迹，作为一个“亮点”，则在时空的轮回中辐射出腾挪跌宕、摇曳多姿的生命图景，表现为多种多样的艺术形态。无论是被迫或主动，还是有意或无意，无论是现实的与精神的，还是当代的与历史的，也许都是一种际遇、一种宿命、一种文化现象，并导引我们进入一种特定的历史境遇和文化语境中。
放逐（exile），在中国历史上，常指被判罪的人驱逐到边远地方，即属于政治性的放逐。战国时代，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曾因朝廷昏庸，听信宠佞，二度被逐，流放于汉北和江南，这是作为诗人的屈原极度愤慨却无从扭转的痛结之所在。通过楚辞，我们得以体察到这位被誉为“放逐诗学之父”清峻屹立的人格，感受到他九死不悔、上下求索而悲痛的生命悸动。北宋时，大诗人苏轼及其兄弟因陷入党派之争，也曾一道被放逐，落了个放逐荒蛮海南的结局，漂泊于天涯海角独自消受海韵椰风。这份苍凉而无奈的彻肤之痛，驱使身陷窘境的诗人在谈笑生死间，悟出“人生如梦”，释放出“天容海色本澄清”的豪纵。在放逐的生命体验中迸发的诗文华章，便成了诗人个体人生的一种安抚或写照。然而，以古代士人的最大价值观而言，一旦被逐出朝廷，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也因此化为一团泡影。放逐，是对人性自由的限制，或则承受不了精神上的创痛与压抑以及生活中的困苦而选择死亡，或则因精神上的巨大失落而栖身青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中国文人的精神在放逐的同时悄然觉醒，当个体游离于集体主流、个人被排斥于社会之外时，文人们因长期压抑而缺乏的人文自由在反思中便渐渐生成了。对于士大夫文人来说，放逐在剥夺某些自由的同时也赋予了有限的自由，在彻底放逐的背后体现出一种彻悟的反省，在政治生命被扼杀的同时反而给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放逐，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放逐者寻找精神家园、守住最后的故乡的另一种方式。
放逐之于西方社会，在古代同属于政治性的境况。如苏格拉底经过公审之后，被迫在两个选择中择其一，要么受刑，要么被迫放逐离开自己的家园，流落到外在的野蛮荒地。以当时的文学观念，此一“放逐”的说法，多半指受到政治迫害之后，自愿与非自愿性的流亡。如但丁为避开政治的迫害而非自愿性地离开故土，在被迫远离的情况下，与故土之间形成一种距离的美感和惆怅之情。但“放逐”所拉开的距离，也会让被放逐者在文学和意识形态上形成双重视角而别有一番创意，或形成对故国的反思与批判。后来随着“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肆虐，许多作家选择了自我放逐，“放逐”因而成为二十世纪非常普遍的现象。赛义德（Edward W. said）在《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中，将“放逐”分为三种形式：1.政治庇护；2.离开祖国；3.留居者对主其位者作出的抗争以及试图离开中心的活动。赛义德认为“放逐”是文化创意产生的源泉，也是知识分子“不以家为家”的批判和“对位阅读”方式。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在远离家园的情境下，与他所说的“在位者”（Potentate）形成一种对抗的关系。赛义德对“放逐”所下的定义及作出的区分较为笼统。按照布鲁克·罗斯（Christine Brooke-Rose）的定义，流亡应是一种被外力驱逐出家园，并且被放逐到异地的政治性与文化性活动，政治的因素大多是指受到意识形态的迫害，文化的部分则是指由于从祖国被流放到异地所形成的心灵落差与震撼，使流亡者产生不同的视野与观点，并借此来重新反省祖国家园文化，因此，“放逐”经常与批判意识、富于创意的见解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放逐”有时也可以是一种“内在放逐”（inner exile），如保罗·伊利耶（Paul Ilie）就认为西班牙在佛朗哥政府专政下，很多知识分子无法在自己的国家安身立命，只好把自己抽离出原本熟悉的世界和系统，产生某种文化与政治上的抗拒行为，并形成一种内在的自我放逐。①① 参见廖炳惠编着：《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第97、9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显然，在中西文化与文学中，放逐所蕴含和附着的民族文化心理色彩相当浓厚。其情感内容在文学中的呈现，已非一种原生状态，或不与文学文本以外的文化因素直接对应，而是经过了作家独创性的艺术符号加工化处理。但母题作为“人类过去不断重复，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①① 转自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第13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歌德语），它所展示的民族文化心理情感的嬗变性与差异性，与作家的超越性所体现的文化自我更新的要求和外来文化的碰撞，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探讨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放逐母题，是为了更有力地论证文学与文化的纽带关系；它们是华文文学通往“大文化”的通道，是特定时空内群体或类的文化心理镜像。对于放逐母题的考量，可以让我们从文学的表层结构，深入到文本深处的文化层面，进而把握特定群体的文化心理情感如何获得生存与表现的形式及长时段演进的轨迹。也只有越出囿于对单个作品的形式结构进行分析的封闭式视域，全方体立体式地考察民族文化心理情感如何通过不同诗文中的母题获得“整合统一”的经验，才能深入地检视华文文学本体潜在的精神文化特质。
（二）空间错失与放逐书写
在漫漫的人生羁旅中，人们常常会回望那迷失在烟岚雾霭中的家园。文学的家园是每个作家精神之河的神秘发祥地，对家园故乡的感悟从不自觉到自觉，往往关系到作家艺术生命的高低或长短。正因为如此，放逐者由空间错失而带来的“乡愁”，素来是华文文学的母题之一。那些久违故土、远涉海外的诗人作家，其笔下之所以频繁出现乡愁，便可想而知了。
事实正是如此：人一旦放逐，离开原有的时空定位，躯体和精神在时空的转换中，定位发生错乱，与自我生命选择过程所建构的生存空间发生位移，原本的生存环境被打破了，原本的生存价值系统被否定了。生命面对异己的时空，要在异域中生存和发展，意味着对新的空间的顺应和对自我的重铸。人的心理构成与其生存环境密切相关，不独意识与个人无意识是环境的产物；如荣格所说的人的来自种族遗传的深潜的集体无意识，更是祖先们世代生存于同一环境的积淀。中华民族发源繁衍于黄河、长江流域，黄土地的摇篮哺育了黄皮肤的中国人，一代又一代人在这块土地上的劳作与生息，产生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生存方式，以及特定的民族心理素质，这是很难改变的。因此，当被放逐者面对新的异己的空间时，他将无所适从，在精神上受着压迫。像旅居纽约的钱歌川先生，虽已久居海外，但说：“我在海上的纽约流浪，时有烟波江上任飘流的感觉。”“我不是移民来的，只是流浪至此，暂时作客。我不愿入籍，我居之不安，我时时都有寄人篱下的感觉。这不是想象中的情绪，而是实际中的经验。家与国双重的寄居，没有着落，没有发展。”“我不愿入籍作美国人，我和他们是格格不入的，我和他们说不同的话语，有不同的想法，来自不同的国度，源于不同的祖先。我不能要肤色变白，眼睛变蓝，人种原就不同。”①① 钱歌川《浪迹烟波录》第176页、159页、163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3年版。从他的话中，我们不难体味带着深深忧患的空间错失感。
尽管生存空间位移，乡愁不时闹心，但时过境迁，随着现代科技、资讯、交通等方面的发达，人们的思维方式、表达路径毕竟要随之发生嬗变或转型。艾克诺认为：“二十世纪的知识追寻是一种放逐。”①① Richard Exner，“Exul Poeta： Theme and Variations，”Books Abroad， L， no.2（Spring， 1976），293。不同于老一代华侨因种种客观因素不得已而弃国离家，二十世纪中叶以降的海外华人，大多是自愿选择移民或通过留学途径移居于海外。在这个特殊群体中，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草根”阶层，他们自喻为“洋插队”，放逐于居住国的社会底层，即便是之后改变了固有的身份（国籍）或成为“绿卡族”，但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归宗依然潜伏在灵魂深处，始终挥之不去。于是，一种新型的书写就交错互动于两种文化的碰撞之中，其指向是那个照亮自我心灵之光的词——家园，这是他们足以激发生存欲望和创造力的最佳场所。旅美着名作家丛苏深有感触地说：
“一个人从一个他熟悉的土地移植到一片陌生的土壤中，这个过程可能顺利，也可能挫折。因为它需要一定程度的在文化、社会、生活习俗、心理与语言上的自我适应、调整，甚至于重塑再造。不管身处何地，在原乡或他乡，作家永远是人类社会中的流浪人、边缘人。由于他的敏锐触角与大悲情怀，人类社会中贫困痛苦、不公不义深深地困扰折磨着他，使他自外于社会上主流的媚俗品味或某些‘自满自傲’的虚幻价值观。因此，做为一个冷目旁观的观察者，或者是一个热情投入的参与者，作家的批判或拥抱，热爱与痛恨他所在社会或土地上的‘人的处境’（The Human Condition）中的一切甜酸苦辣，更加深了他的自我放逐意识。”①① 丛NFDA2：《在原乡与故土之间的过客》，《华文文学》2006年第一期。
诗人作家们为了守护心灵的一方净土，哪怕带有乌托邦的色彩，选择了自我放逐的心路，徜徉或徘徊于个人与环境、自我心灵与外在秩序相互冲突的交叉地带，构成为一个富有张力的空间。这种特定的历史境遇对于他们显得更有弹性，也提供更多的表达向度和多层面的切入视角。
于是，我们看到了有两种不尽相同的声音交替呈现：一种是对于文化家园情结“眷恋式”的心灵书写，一种是寻求精神家园“重审式”的放逐书写，也可能是两者的交互映现。
曾以长篇小说《我们的歌》而成为欧华文学领军人物之一的赵淑侠，连同她之后创作的长篇《塞纳河畔》《赛金花》，短篇《塞纳河之王》，散文《紫枫园随笔》等作品，流露着浓浓的中华文化情结和痴心不改的家园情结，眷恋之情溢于言表。盖其源在于“我到底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一张国籍证明无法改变我的心，更不能削减我对祖国的关怀”。“我流着中国人的血液，肩负着中国几十年的文化背景，脑子里是中国的思想，脸上生着中国人的五官，除了做中国人之外，我永远无法做到别的什么人。”（赵淑侠语）以路易士为笔名发表了不少现代派诗歌、曾在台湾倡导现代派的纪弦，自上世纪70年代起定居于美国旧金山，抒写过不少怀念祖邦河山，寄托浪客情怀之作。一首《梦终南山》律动的是那最美的所在，“山下那冒着袅袅炊烟的小小村落”，是那最令人流泪的“渴念的故乡终南镇”，为此诗人祈求晓鸡不要啼，“让我留在这梦中不要哭醒”。这种借“梦”生发的家园情结，激越而真切。上世纪80年代中期移居洛杉矶的诗人远方，则称自己是“流着亘古的离愁”的一条江，于是，他怀念古老的油纸伞，因为那是“季节的心律搏动”，“是故乡早春迷茫的梦”（《伞》）；他回忆纷纷的《清明雨》，灵魂深处显得“这等的凄美而沉重”，只因这清明雨是“醉了春风／苦了思念／绵绵到天涯”。这种或眷恋或怀念所营造的心灵图景，无不浮荡着一股浓郁的“感时忧国”的情绪，具有强烈的文化意味和历史依恋感，当可视为二十世纪海外华人离散族群抒发眷恋家园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