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只有首先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或通过自我建构，方能在文学世界中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作为具有离散族群文化表征的海外华文文学，置身于多元语境及各种思潮的漩涡中，艺术取向的差异同样造成文本表述的分野。倾向于纪实性风格的，更多地体现在显性的题材或主题层面；还注重现代主义的，文本多渗透于语言肌理血脉中形成一种新质；有些华文作家，则选择了跨越两种文化的生活形式，在东西方之间往返游走或自由穿梭，究其深处，依然表现出经受漂泊生涯和放逐岁月所生发的浪子般“神圣的悲歌”。诗人王性初以感性的诗句，道出了苦苦的求索和追寻如《浪迹天涯》那么的空虚和迷惘，使人生孤旅罩上一层悲壮的色彩。他感叹：“命运的家园是浪迹一生”（《命运的家园》）。当漂泊的心开始流浪，哪里才是真正的归宿之乡？目送着一个个如瀑布飞流似的岁月，诗人渴望有一个精神的栖居之所：
只有倒影做伴
那孤独便是心灵的孤独
惟有冰山作陪
那寂静才是无垠的寂寞
宁愿孤独
享受生命之轻
谛听宁静
尘世随之而殒
在这首题为《孤独与宁静》的诗作里，我们隐约可见诗人离群索居、孤旅天涯的行踪迹影。当静谧的大自然衬托出诗人的孤寂时，无边的空阔带来了宁静，也平添了一份走向灵尘化境，适意恬淡的心态。
经历了欧风美雨冲击和浸染之后的华文作家，纠缠徘徊在故园异域、原乡异乡之间，在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之间，逐渐探寻着一方超越地域身份、有形而无形之藩篱的精神去处。因而，部分作家有意识地选择了跨越两种或多种文化的生活方式，在东西方之间来回驰骋扩展文化交流空间，在远行漂泊的路上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富有特殊意味的放逐诗学。在华文文学世界，它将以视野开阔和无羁的生命活力，充分地显示其变化的可能，或有效地保持其连续性的主题，摇曳多姿地展示了一道风景。
放逐诗学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放逐、流亡也罢，还乡、回归也好，作为一种生存记忆和文化传统而存活和延续，这与文学艺术、尤其是与在多元文化背景中生长的华文文学有何根本的内在联系呢？
面对跨文化语境下海外华文文学的多样化和纷呈繁复，如果说边缘性是其最鲜明的特性，那么，放逐与回归则始终贯穿于华文作家的创作心理，且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浸染并影响着华文文学的内在品质及发展流向。无论是海外华人新生代还是新移民作家，“他们共同面对全球性和区域性都呈强化之势的文化语境，他们的放逐之痛、寻求之声，也往往既回应着全球化的浪潮，又偏爱于族裔、边缘、传统一类的话题。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更渴求跟世界对话，也比他们的前辈更执着发出自己的声音。”①① 黄万华：《他们渴求对话也执着发出自己的声音》，2003年10月28日《文艺报》。这种体验有时是共通的。譬如诸多新移民在永不停息的寻梦中，从留学生、打工者到拥有绿卡身份、到居有其所和生活安稳之后，依然面临着精神困惑。一方面置身于异质土地，或面对西方强势话语的霸权，又欣慕其物质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当原有的母体文化与居住国的主流文化发生剧烈的冲突，又一时难以认同和接受。这种既真实又空虚，看似拥有一切又一无所有的心理状态，无不潜藏着深刻的哲学问题。旅美作家刘荒田通过散文书写来袒露心迹，表明对“英文横行”的异域疏离及对母语的热爱，驱使他唯有回到自己心灵安身立命之处和华文为根基的故园情感之中。于是，从儿时的故居到异国，从诗仙李白的“何处是归程”到西哲尼采对人的精神家园的追问，诗人李硕儒无语问苍天：家归何处？迷失在洪荒大野，再难找回自己的家。这些都使他们有如置身于社会的边缘，是身份模糊的“他者”，在心理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失落、迷惘和悬空之感。的确，移民所感受到的永远是文化上的无所归属感与异化疏离感。诗人非马所写的《醉汉》一诗，抒情主人公“醉汉”把异域那一条每天都走过的“短短的直巷”，竟然走成为“曲折∕回荡的∕万里愁肠”，在无边的夜色里，“左一脚∕十年∕右一脚∕十年”中，呼喊着“母亲啊”向永寂的未知走去，仿佛成了失却文化家园的精神浪子，同时浮荡一种怀有对于自身文化皈依感的强烈愿望。这种典型的流浪汉心态，或者说边缘人心态，隐含着放逐的巨大酸楚和疼痛。因而，在非母语的国度，用母语的书写来表达自身的精神诉求，就成了治疗“边缘放逐”的最佳良方。久居海外的诗人张错，在《漂泊者》中表现的则是一股对于漂泊异乡的无奈与回归家园的渴切：“我们冷啊∕这一群中国的孤儿，∕还羁留在异国飘零啊！∕我们从庞大的历史忧患成长，∕却迷失在渺小生命的颠沛流离，∕我们需要更完整一点的国，∕和更美满安定的家。”①① 《漂泊者》，第113页，台北：尔雅出版社1986年版。诗人在大陆出生，在港澳成长12年，在台湾求学4年，尔后留学并定居于美国。飘零中的无奈，流离中的困惑，迷失中的期冀，类似于流亡诗人的焦虑和失落。因此，当诗人回到台湾任客座教授一年时，欣慰万分，自喻为荷马史诗中漂泊20年，历经战争和种种奇险然后返归家园的尤里西斯。
然而，漂泊感在回到本土后就能真正挥之而去吗？
在萨义德看来，放逐或流亡是知识分子思想生涯的一种必要而且必然的状态，即使一辈子生活在自己出生的社区也可能是一个精神上的流亡者。因为放逐既是个“真实的情境”，又是个“隐喻的情境”，并不局限于“有关流离失所和迁徙的社会史和政治史。”他指出，放逐状态固然有着诸多的艰辛与痛苦，却自有其独特之处，即处于局外或边缘，拥有“双重视角”（double perspective），反而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思考的精神。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放逐意味着从寻常生涯中解放出来；意味着永远成为边缘人，而绝不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意味着总是以移民或放逐的思维方式面对阻碍。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处于社会边缘的“放逐者”，知识分子与常人不同，对于非确定性、冒险性和实验性的东西更感兴趣，对于常规性和权威性的既成事实却不屑一顾。
尽管海外华文文学可以理解为多元文化语境中处于离散状态的华人族群书写而生成的特殊文化产物，尽管新移民华人作家或则在海外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加入了所在国国籍，但置身于异国，面对来自文化和语言的障碍，以及茫然未知的将来与对故国的思念，加上任你“七十二变”，仍被视为“中国人”，充其量只是“假洋鬼子”。这种“外来人”或“他者”的处境，是许多诗人笔下常常借“死亡”与“梦”的意象来暗示失落、焦虑和绝望的精神状况之缘由。对于华文诗人作家而言，对母语的敏感与对外语的疏离，引发了他们对自身民族文化的思考、追寻和怀念。因此，诗人北岛说“我在语言中漂流”（《二月》）；陈若曦、张错等人则坦言他们是中国人，用华文为中国人而书写。即便是以英文书写的华裔女作家汤亭亭，也毫不讳言地说：“中国是我的创作源泉，我讲的最好的故事是关于中国的。”①① 汤亭亭：《中国是我的创作源泉》，《文汇报》1984年11月23日。“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诗人多多1994年所写的《归来》，则构成为一种保存自身尊严和努力而律动的、灵魂渴望回归之歌。请听：
从甲板上认识大海
瞬间，就认出它巨大的徘徊
从海上认识犁，瞬间
就认出我们有过的勇气
在每一个瞬间，仅来自
每一个独个的恐惧
从额头顶着额头，站在门坎上
说再见，瞬间就是五年
从手攥着手攥得紧紧地，说松开
瞬间，鞋里的沙子已全部来自大海
刚刚，在烛光下学会阅读
瞬间，背囊里的重量就减轻了
刚刚，在咽下粗面包时体会
瞬间，瓶中的水已被放回大海
被来自故乡的牛瞪着，云
叫我流泪，瞬间我就流
但我朝任何方向走
瞬间，就变成漂流
刷洗被单托管麻痹的牛背
记忆，瞬间就找到源头
词，瞬间就走回词典
但在词语之内，航行
让从未开始航行的人
永生——都不得归来。①① 《多多诗选》，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诗人在词语中航行，却注定那是一场永远没有开始、也不会结束的航行。归去来兮，只有在归来的瞬间，才有可能找到或打开一条通往精神家园的理想途径。或许，只有踏上了文化回归之路，方能迎来生命的一种新的选择。这可能就是一笔独异的文化财富，也是一种有价值的生命归宿。
穿越无声的岁月，有些东西冥冥之中早已安排好了。留下的，只是无尽的追问。远行天涯，需要个体生命的坚韧；对抗岁月，必须有一个族群的意志、精神和文化。
综上所述，“放逐”作为华文文学中常见的母题之一，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态，从放逐心态、方式、精神诸多方面观照，可以看出放逐之于海外华文文学、之于中华文化之间的多重联系。从过去到现在、从时间到空间、从传统到现代之变奏加以梳理和描述，我们发觉，无论是被迫或主动，还是有意或无意，无论是现实的与精神的，还是当代的与历史的，都跟一个民族的历史、族群的生活以及作家个体生命体验紧密相关。因而，探讨“放逐”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如何进行现代性转换，把握其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寻找和总结放逐诗学中带规律性的东西，将会对华文文学研究和拓展将带来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