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法的华裔作家程抱一用十二年之力写成的《天一言》，叙述的是三个“中国的流浪人”由寻梦到湮灭的苦难历程。整部小说的叙事空间、维度几乎涉及中国二十世纪苦难的全过程，从军阀混战、日寇侵华、流亡陪都、国共内战、流迹海外直至“文革”浩劫。来自中国东北、西南的三个年轻人——画家天一、诗人浩郎、演员王梅，因战争而走到一起，又因政乱而各奔东西。第一主人公天一远赴巴黎，名义上是系统学习壁画，实际上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精神流浪，寻找情感上的种种磨难——“我流亡异国，怀揣着不能上诉的判决”，在法国过的是无根的、魂不守舍的日子。天一的结局是面对挚友浩郎的被生生打死、恋人王梅的被迫害自杀而崩溃致疯。天一回望的正是二十世纪华人在历史洪流无情冲击下生命的稚弱与无助的磨难镜像，《天一言》无疑是一部痛苦的磨难书，却又痛快地叙说了小人物之间的铮铮情义。程抱一认为，任何离开本土到异国他乡定居的人，无论受教育程度如何，无论他是否意识到，都会有段时间感觉自己像被命运抛向大海的尤利西斯。“In the middle of no—where”，知识分子流亡则更痛苦。这流亡不是指政治流亡，更是指文化流亡。离开本土文化和社会，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成了“文化边缘人”。在这种处境当中，有人痛苦彷徨一辈子，也有人以自我救赎最终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找到了立足点。
（三）自强者的救赎
对于二十世纪经历苦难的华人来说，弱国子民的超越之途，可以有两条：一条是苦难升华，另一条是乌托邦扩张。
海外的作家大都经历了在远离了现实故土后自我飘离的悲情与个体生存的挣扎过程，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作家的责任、立场和对人性的思考，常常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对个体生命的关爱以及对现实社会的审视和批判，并在这种审视和批判中完成自我的道德追寻与救赎，在苦难中得以升华。因为他们知道，“这里崇拜英雄，看不起失败者，……前途再艰苦，都得自己一步一步地走下去。”①① 唐格非《挣扎的日子》，《华人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三期。
海外华文作家在救赎的过程中，一方面是通过自身对现实的抗拒与吸纳过程中完成了心理升华，达到了自我救赎的目的；另一方面是，在外在文化的浸润中与自身传统相融合，通过外力的介入使自身的价值得以实现。
从旅英华文作家虹影的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中，我们看到的并非是通常作家笔下温柔贤惠的闺秀，而是一个执着与生命本能与激情的命运的搏击者。作家通过小说完成了自我救赎的过程。“撕开自己，准备着碎裂的等待”，“仿佛我从未爱过玫瑰，也从未被人爱过。我不敢回头，用不了多少年，灾难的黑纱巾必然悄声坠地，变得难以辨认，被你和我的欢乐代替”，①① 虹影《居住地》，《文学视界》，http：／／www.white—collar.net这也许是虹影对自我所经历的灾难的自省。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与许多经历过“文革”的作家大都陷入一种饥饿、匮乏、缺失的痛苦回忆中不同，虹影并没有过于珍惜在伤痛的回忆中的有限的“哀愁”，顾影自怜。她要在灾难中自拔，呈现一种飞翔的姿态，用更多的注意力去探寻生命应该和可能的境界，重新建立自我的乌托邦世界。虹影的另一部小说《阿难》，就是这种没有灵魂的人际飘摇的寻觅，从精神到肉体重生的“凤凰涅NFDA4”过程。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深沉的宗教情节，这也是作家通过宗教这样的外在力量完成救赎的方式。“阿难”，从小说的名字到背景、人物都与佛教密切相关。阿难在佛教中是释迦牟尼的大弟子的名字，这个名字本身就隐含了“他者”的介入，小说以“追寻”为主线的叙述方式，“我”追寻阿难的城市：天堂之门——婆罗尼斯。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位于恒河的西北岸，“追求超凡脱俗生活的人喜欢聚集在此苦修”，“只要在这圣河中沐浴，就能涤去一生罪孽，灵魂变得纯洁，更有可能超脱轮回”。恒河沿岸的景色更是“弯弯的河面上一艘艘小木船，浸泡在河里的信徒，岸上打坐的僧人，石阶上火葬仪式的迷烟，寺庙的钟声，听起来像一群有罪之人吊捆在山崖的树桩上吟诵经典，期待获得救赎。”“我”跟随着阿难，追随着1500多年前玄奘法师的足迹到达印度，亲眼见佛教信徒在恒河中洗涤灵魂，荡去罪恶，“表达了一种普遍的幻觉：对得救的途径或曰精神出路的幻觉”。①① 李洁非《为何去印度——对虹影〈阿难〉的感思》，《南方文坛》，2002年第六期。这也是作者对于佛教中救赎途径的探究。小说的最后，阿难在印度教最盛大的节日——昆巴美拉节那一天走进了恒河的激流中以求自赎。他的舅父，那个圣僧，就坐在河岸边平静地看着自己惟一挚爱的亲人一步步地走进急流中，然后自己也圆寂了。这个结局是他们经过炼狱般的痛苦的思想历程后所做的选择，读者可以从女记者与辛格上校几次短暂的接触中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忏悔。虹影在她的作品中设置了种种的场景、人物、符号等等，精心地营造出一种氛围，这种氛围使得阿难的忏悔和自赎成为可能。读虹影的文字，感觉到一种作者笔下所释放出来的“气味”。①① 莫言在《小说的气味》中认为小说是有气味的。他说：“一个作家应该有气味的丰富的想象力。一个具有创作力的好作家，在写作时，应该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和景物放出自己的气味。即便是没有气味的物体，也要用想象力给它们制造出气味。”莫言：《小说的气味》，第2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这种“气味”像魔咒一样牵引着读者跟随作家一起去完成心灵的追寻与救赎。
无独有偶，荷兰华裔作家林湄在长篇小说《天望》中也有弗来得那样一个救赎形象。这是一个为信仰而活着的人。他虽然出身于富裕人家，却视万物若粪土。在他心目中，人间千色万象实为空。他的自我救赎与生死意识有关。“何为永生？”是他思考着的问题。他也因之而专做那些常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如同堂·吉诃德式的傻子。然而，人称他是傻子，但在他眼里，世人恰恰都是傻子，因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其实并不知晓该做什么，该得到什么，即便得到了又是否真正的快乐。弗来得身受重伤又临危而复生，是因为有爱，有天助、人救，这种救赎方式比任何财富的创造更重要、更有价值。
旅美诗人罗露西在漂泊的路途中，始终捧着一颗充满青春欲望的心和一腔诗性情结。在《浪迹天涯》中，大部分诗作叙说了对爱情的幸福回味与留恋，失败的哭泣与无奈。但是，失败与挫折永远都是精神的财富，磨难会给人以思想的深刻，目光的敏锐以及对人生的达观。所以诗人说：“该结束的就让它结束／不要挽留逝去的一切／让那些回忆留在分手之前／带着平静的心向前走”。诗人此刻犹似一位哲人，她坚信：“生活会更加绚烂／微笑地面对世界／黎明的太阳／会给人全新的感觉。”（《等待分手》）罗露西走遍了大半个地球，用她的诗歌“保养自己”，把爱投向了异国的每一块土地，但她情感的根依旧深深扎在中华大地上，她的诗依旧散发着浓浓的中国气息。这对于海外华文文学家而言，自然是创作上由“火浴”修成的正果。
我们可以说，海外华文作家在写作中“自我救赎”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他们自身内部的潜能力，是创作的根源——中华文化的宗亲血脉。洛夫远离了古国家园，然而他说：“临老去国，远奔天涯，割断了两岸的地缘和政治的过去，却割不断长久养我育我，塑造我的人格，淬炼我的智慧，培养我的尊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旅居荷兰的林湄大半生经历大苦大悲，在几近“一无所有”的状态中独闯欧洲，又屡受挫折，才获得可以写作的安宁处境。她说：“当我处在苦难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抱怨，甚至怀疑有没有‘命运’这东西，然而，时过境迁后，回头再品味苦难的时候，才深深体会到古代圣贤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我从小就喜欢文学，不喜欢数学和理科。由于‘命运’，到了中年才回到文学的位置上。从此，文学成了我生命的支撑点。”①① 王红旗：《“坐云看世景”的荷兰华文女作家》，《华文文学》2007年第2期。她同样是苦尽心志，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心灵和精神王国。加拿大的叶嘉莹闰生多艰，寸心如水，她说“苦难的打击可以是一种摧伤，同时也可以是一种锻炼”。晚年基于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爱和对于传承的一份担当，到南开大学创办“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拿出10美元的退休金设立“永言”学术基金，并兼任教授，至今85岁高龄仍每周给研究生授课。她在一首近作中有云：“不向人间怨不平，相期浴火凤凰生。桑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自己的心血已化作天机云锦，自我的救赎看到了天下桃李，该是无怨无悔了。
阿·托尔斯泰在名着《苦难的历程》第二部的开篇语说：“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作家都是“精神中人”，总是在精神炼狱的深层苦苦熬炼，炼得只剩下思想的自由和生命的快乐。离物质生活的欲望妄念越远，对精神世界的东西会越近。“火浴”也因之而最能帮助生命的强者和文学的智者获得一种清明的意识。海外华文作家也只有在经历清水泡、血水浴和碱水煮的大苦难、大悲观的过程中，产生大情怀、大境界，最终完成文学这一只凤凰的“涅NFDA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