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精神是中华文化精神之一部分，有历史厚积，有绵延如青山绿水的传统，有百劫不磨的生命活力，是中国文人情的寓所，灵的花园，思的舟楫，更是中国作家人格、艺品的对应物，也不免会化作文章诗赋的精气神儿，展示活泼生命姿态。海外华文文学，虽处异域，或非华族，然用华文写作，作者必对华夏文化浸染颇深，具有一定的爱恋之情，那么对山水文化自是意有所会，情有所钟，作品也难免会受到山水精神滋润，从而涉猎山水母题。
作为文学母题，山水在中国文化心理积淀中，已成为一种深在象征图式。山水之概念，表层象征指向的物质层面，不仅指山和水，且是融汇了与山水相关的大自然，如日月星宿，如云雾雨雪，如花草树木，如鸟兽虫鱼。故而山水是一段有声有色有灵有动的大自然，或是大自然的一种表征。在人类的物质生活中，几乎就是与世俗社会相对应的原始自然的那一部分。在深层次上，山水是中国人文精神的象征，是中国文化特有的观照世界的方式。其最幽深神秘的与原始生命原始宗教相联系的灵性化山水意识，孕育成长于原始艺术，进而出现山水哲学，是理性的，却也是感性的，生动的。在儒家是仁山智水，在道家则是柔和虚静的水性哲学，至于阴阳五行与风水气脉之说，也都生于山水之象。最空灵的幽妙之境乃审美的山水观，或风乎舞雩；或寻境桃源；或体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或超越山外清光，观“无画处皆成妙境”，采采流水，逢逢远春，山水之美，味之无尽。因此，山水母题以其蕴含的丰富，在中国文学的表现上有一定繁复性。然而就海外华文文学之山水母题的表现而言，则是愈加复杂。海外华文文学的作者，他们生活在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地域文化，接受华夏文化的心理、途径和方式都有很大差异，很难一言以概之。在此，我们只就中国山水文学母题发生的三个方面影响，即情感的，哲理的，审美的内容，试加探讨。
（一）家山烟树与他乡明月
也许与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意识有关，中国历代文人总是视生于斯长于斯的山山水水为生命的一部分，仿佛人生之初便与某一片山、某一条水结下了三生石上缘，情意绵绵，梦牵魂绕，砍斫不断。因此，在诗文中常把心中山水作回肠九转的吟唱，犹如西人诗文中对情侣的痴爱。（相比之下，西人乃以客观之眼看山，是物质的价值观，便更倾向爱其同类的人。）诸如赋《离骚》的屈原，虽然悲愤至极，想象以“神高驰之邈邈”的超脱姿态，远离令他伤心的故土，然而“忽临睨夫旧乡”，就“蜷局顾而不行”了。所以他行吟泽畔，终将生命还于他挚爱的湘水之中。诸如少小离家漂泊北方的现代作家沈从文，他小说散文总不离生养他的湘西山水，那片山水就是他心中的至美，而且最终仍把骨灰埋在故乡凤凰的沱江边。这沱江犹如屈原的汩罗。古往今来，山水母题中的家山情怀，在中国文人的生命深处日夜喧喧奔涌。寒蓬夕卷，古树云平，旋风四起，思鸟群归。这是一种远离家园的放逐情怀的写照，是山水母题最具悲剧性的表现。
海外华文文学作者中，华族意识最强，故土生活经验最深刻者，最易以家山烟树的意象书写其游子的漂泊感与寻根意识。这类作者多有故国生活经历，有甚强的华族血统意识和家国观念，大多属于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或漂泊者。他们身在海外，生命之根仍为故土牢系，当其文化与心理尚未完全融入居留国的时候，中华大地的山山水水，总是留恋故国家山的一怀苦茶，在梦里念里品了又品。实质上即是游子对祖国的认同和归依。早年就离开祖国加入美国籍的陈香梅女士，去国几十年以后依然难消此情。她在《万朵烟花忆旧游》中写道：“比方说在北海划船就比在密西西比河游历有趣，逛东安市场就比到纽约第8街买东西有味，到西山或北戴河避暑比到瑞士滑冰还够诗意。……每个人都不免对某人、某时、某地、某物有点偏爱，我对儿时的居处总有一种无可解释的偏爱，是一种诗人所谓‘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的心情，是一种初恋般的回忆。”①① 陈香梅《陈香梅自选集》，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这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吾爱吾庐的情怀，譬为一种初恋般的情感，亦颇生动。但是去国离乡，流寓异邦，梦里的家山烟树毕竟太凄迷，太沉重，并非初恋的浪漫，倒恰似杜鹃啼血般哀婉沉重。例如19世纪末流寓新加坡的晚清举人邱菽园（1874—1941）就说过：“人情谁不爱恋其乡土，凡耕桑山居之民，尤有安土重迁之思，故非至万不得已，必不肯轻去其乡。”①① 邱菽园《邱菽园居士诗集》初编卷一，甲辰稿。他逝世前三天所作最后一首诗，题为《梦中送人回国醒后记》，不得亲身回国的痛苦在梦里犹不能消释，可见乡情之深挚不移。这种情境无论是东南亚还是欧美，意识较深的华裔作家，在其作品中都会有所表现。故而山水母题之家山烟树一类的意象，会频频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
自然，家山烟树一类意象不只是承载了怀乡重土的情感，它往往内涵着作家更丰富的精神体验。在这类意象背后，既有精神深处携带的来自远古祖先的记忆，即种族的集体无意识，也还有与个人生存经验相关的个人无意识。来自集体无意识的群体情感，以过去的方式规范着现在的生存者，祖先活在我们身上，我们活在祖先的精神中。这决定了家山烟树这类意象的认同指向，是过去的时间，他处的空间，乃具抽象与疏离的特征。因此，在文学创作中需要个人经验的补充才会具象化。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代菲律宾华裔作家若艾就凭借了少年时的记忆遥望他的家山，冬天在他笔下是这样的：“冬天是一片静穆的气象，先是甘蔗的收获，番薯就藏在地下过冬，地面寸草不留，连旷野里的高大琼树，亦脱掉一身枝叶，傲岸地屹立着。”这毕竟是他的家乡福建泉州秋原的景象，虽只寥寥几笔，特点却鲜明如画。再如伊凉的诗作《乡思》：
长廊、曲桥、山石……
暂时刹住万缕乡思，
芳邻丽景，
魂驰魄骋。
千岛之国的树不绿，
乡思、乡思、乡思……
在异乡看到了酷似家山的长廊，曲桥，山石，似是对乡愁的慰藉，暂时刹住思情，却不料发现这不是家山之树，便引起情感的大反转，更肆虐的乡愁汹涌着奔来。虽然家山迢遥，只能如梦般憧憬，梦是消解时空阻碍的途径，因此若艾在他的文中叹息：“时光倒流，让我回到童年的家乡，那有多好啊！然而现实的风风雨雨，使我寸步难行，说什么——爬上长城称英雄，连走上山地，探访旧居，都得到梦中去追寻。”这是游子的一份苦情，然而梦中的家山烟树，毕竟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经验，足以支持集体无意识中的根意识——我是“中华子孙”，使之不移不悔。强烈的家山意识与空间的隔阻，在心理上逼出的乡愁，无疑会被放大，成为一种情结，自然地流淌于笔下。这就是为什么离开祖国多年，且早加入了美籍的聂华苓女士，在她的《桑青与桃红》中，深情地述说她在祖国的经历，小说人物桑青很大程度上就是她怀乡之情的符号，桑青这一充满田园和青春气息的意象，该就是梦中的家山烟树吧？在美国的桑青变成了桃红，正是她在美国不断逃亡的意象，而这个桃红应该也就是聂华苓怀乡苦情的象征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海外华文文学在家山烟树这类传统的怀乡主题的表现上，要较历代未去国而只离乡的游子文学，有更为深切的表现。
钟怡雯在《从追寻到伪装——马华散文的中国图像》一文中，曾敏锐地指出：“相对于曾经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祖父或父亲辈，马来西亚第二代、第三代华人最直接的中国经验，就是到中国大陆去旅行或探亲。那块土地是中国文学的发源地，他们曾经在古典文学里经验过那未被证实的风景和地理。从长辈的口耳相传之中对那块土地及亲人产生感情，或者经由文学催生想象，因此这些旅游文学中，我们可以读到被风景召唤出来的文化乡愁，而最常见的符号是长城、黄河和海棠。这意味着中国的情感都是从书本、长辈及民族之情所引发的。他们因为风景的召唤而产生激情式的认同。”对于自小生长在异国土地上的华裔而言，他们缺少故国家山的实际生活经验，即使在华夏文化及乡土意识的传承中，受到前辈的影响与教育，故国山水对他们是陌生的、虚幻的，如钟怡文说的那样回到大陆旅行和探亲，也依然会有情感的隔膜，就算是因风景召唤产生激情式的认同，也只能是出于种族无意识心理冲动，在文学写作上仍缺乏对故国山水的深切的体验。这是人之常情，无可阻挡地，人的思想感情是与现实生活着的山水休戚与共的。人们经常说“第二故乡”云云，即是乡土移情的确认。自出生就生长在他乡的海外华裔第二代、第三代，他们的童年记忆、亲情体验、生活习俗，不再与他们的父辈认同，大多会与生存的他乡发生恋情。他们不再如他们的长辈那样怀着乡情遥望念中的家山烟树，而是去拥抱身边的山水；不再是“月是故乡明”，而感到他乡月明。胡适先生留学美国时倾慕美国文明，曾说过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惹得当年在大陆被作洋奴心态批判，那当然是不应该的，人家不过是一种个人感受的言说，现在人们已经有了理解与宽容。徐志摩那首甘愿做康河的一棵水草的《再别康桥》，不是已被学者们承认是一首优秀现代诗作了吗？应该确认，这种乡土移情是正常现象。
面对他乡明月，一些第二、三代华裔作家由衷地抒写着对第二故乡的认同与挚爱。如菲律宾华裔诗人南根的诗：
我生命的第一天
开始在南方的美丽
巍巍的怡沙乐山下
木河岸上的小屋里
那时上帝让山河
听到我生命的第一声
好让他们守住我的记忆
好让他们记下
他们已始终是我唯一的家乡①① 南根：《我是怎样长大 给我母国——菲律宾》。
印尼华裔作家高鹰也在他的散文中写道：“漫长的岁月啊，在我心灵中，孕育了对印度尼西亚江山的热爱，我把千岛棕色的土地看成是我的母亲，我把原住民，看成是自己的亲骨肉。我的眼泪，奉献给母亲的欢乐和痛苦。”①① 严唯真主编《高鹰文集》，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这样的例子比较多，把自己生长的国土山水视为“唯一的家乡”、视为“母亲”，是第二、三代华裔文人较常见的话语选择。然后，透过这类话语，还是会看到内在的矛盾，甚至痛苦。如新加坡诗人潘正镭在《粗竹吟》中写道：
箫一程，笛一程
幽幽吹响五千年
我粗竹一管
热带卵石与器声中回旋
山岳江河
流瀑你的宏伟
曲曲折折，支流小溪
扬抑我的纯拙
早早断脐
（长江不是纱笼
黄河不是奶瓶
一支篙撑到）
在诗中，诗人将自己比作一支竹笛，本是五千年文化的孕育，却只能在热带的异国吹奏着，故而本应歌高山流水、奏洪钟大吕，却不能够，使他感到文化的断脐，不免发出哀怨之声。其实，尽管在话语上对居住国有彻底认同，但在文化的血脉上却砍斫不断，甚至深潜的民族集体意识，也还是对祖邦，至少是中华文化心向往之。再如新加坡作家许福吉，他在散文《推开隔离门》中，开宗明义说自己是第四代华裔新加坡人，认同于他生长于斯的新加坡。他不会梦到祖籍福建诏安的家山烟树，常常梦到的是樟宜——他的出生地。他的乡土情渗透在新加坡新地上，他散文中关爱备至，并为遭受砍伐而痛心的大樟树，似乎就是新的故乡的象征物。他抒情的笔调会让人想起艾青歌吟的中国的土地。他说：“家在白沙新镇，爱镇上的落霞黄昏，也爱清晨的落月与报声，有时偶遇小雨，等着，不到一会就放晴。”（《四季歌》小序）这份温情又有些陶渊明“吾爱吾庐”的味道了。然而他还是要梦中国的月亮：
一叶诗的小舟
轻移着
然后在雾里飘着
飘过了这条河
河头，不见踪影
嫦娥呢？吴刚呢？
玉兔呢？桂树呢？
……
——《梦游圆月》
将上面所引两段山水文字加以比较，我们会发现，描写新加坡小镇是即时之景，且纯是具象的、现实的，而渗透其中的情感则是温婉宁静的；抒写故国风光，是梦，是虚，是遥远，最主要的是文化山水，历史山水，其中的情感是幽深又躁动不安的。这正是第二代、第三代华裔作家的生存经验与家山之根疏离的结果；而移情他乡明月，深在的文化又出来困扰，于是矛盾、困惑，形成了与梦中仍为家山烟树牵羁的前辈不同的情态。
概言之，海外华文文学在山水母题上的情感表现，第一代华裔作家乃以游子自任，以羁鸟恋故林的心态拥抱家山烟树，空间的无情阻隔是他们永远的心痛，因此其表现有浓郁的悲情色彩。然而第二代及其后的华裔移民作家，对居住地有更多认同与皈依，对传统的游子悲情发生着解构，趋向一种世界的或全人类的山水情态。这与非华裔的华文作家在情态上有一些相似处。但是，作为华裔，其深在的种族意识，深在的中国山水文化意识，仍会时时拜访他们，使他们在两种文化夹击下，难免会焦虑与躁动。可是毕竟代沟已然存在，这对山水母题表现的情感取向，以后必然会有深远影响。
（二）仁山智水与生态山水
藉山水母题表现智性，是中国山水文学的悠久传统。山水可以载道，也可以言志。载道者仁山，言志者智水。儒家的山水是道德理性的象征，“仁山智水”的话出自孔子，影响也深远。但究其根，源头还在华夏祖先自远古就有的山水崇拜。山水博大、庄严、神秘，充溢着蕴化天地的生机伟力，是以先民敬而畏之，加以神化及人格化。在屈原的《九歌》里就可看到当时礼祀山水神灵的巫歌。追溯到更古远的神话传说，“昔盘古氏之死也，头有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河，毛发为草木。秦汉间传说：盘古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先儒说，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古说：喜为晴，怒为阴。”这可谓最古老的“天人合一”哲学的基础。孔子把山水道德化也是渊源有自。道德化山水文学是入世的文学，如杜甫歌泰山以一摅“纵欲登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政治抱负；李白借蜀道之险峻，对藩镇割据的政治黑暗予以抨击；宋代理学家朱熹则借一方池水，说读书要追寻源头活水的道理。在五四时期，周作人辈以载道为封建的手段，而力倡言志的性灵小品，颇风行一时。其实在古代文学中，受到老庄哲学、魏晋玄学、唐宋佛教禅宗思想影响，以出世的姿态徜徉在闲山静水的文学，似乎更能体现中国文人的超然物外、神与物游的艺术精神。从庄子濠上观鱼的境界，到陶潜的把酒东篱；从王维如画的山水诗的佛气，到苏东坡夜游赤壁的出尘之想，亦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海外华文山水文学大体上对这种智性取向都有所表现，只是以闲山静水的方式沉思人生、抒发性灵的更为突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