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不可思议地望着曾布，听他继续说道：“归义城与凌牙门附近的移民倒还好，他们被分配的土地就在归义城与凌牙门附近，可以雇佣流放来的犯人劳作，交趾人也算勤劳，运气好还能买到昆仑奴，甚至大食人卖来的奴隶，这些人如今纵使不是腰缠万贯，也是仓廪丰足，衣食无忧。但那些在别地买土地的人，却不过拿着铜钱换来一张毫无用处的地契。若没有去过南海诸岛，绝不能知道当地物产之丰富，那些蛮夷番部，大多不知耕种，不用钱帛，多以渔猎采集为生，并且懒惰异常，在当地你纵然一掷千金，也雇不到任何人为你做事。更何况有许多人根本就是孤注一掷，碰个运气，听信传言买下那土地后便身无分文了，最后倒只好流落到凌牙门，成为当地移民的客户。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贿赂那些酋长，买到一两个奴隶，勉强经营。但这些人也不过是不至于血本无归而已。凌牙门与归义城虽孤悬海外，毕竟是大宋的国土，倒也有人愿意世代在那里生活的，他们种植粮食，自给自足外还可以供应两城所需。但若有人一厢情愿，想在南海诸岛种植粮食发财，最终也只能是竹篮打水，除了广州不时还会需要买一点粮食，两浙、福建，只要不碰上饥荒，谁还会从海外来买粮食么？而本地的许多番部，则根本不食五谷！”
“朝廷不准奴役南海归顺蕃部，以为有伤仁道。然而今之情形，则是中土往海外移民之人越来越少，凌牙门却急缺劳力——经营庄园、与当地土著争斗都需要人，最后，便是大食海商越来越多的贩卖人口至凌牙门——依大宋律，贩卖人口乃重罪，有司不得不管；然若真管了，凌牙门只怕会暴乱！”曾布对当年被贬斥凌牙门之事，不无耿耿。
蔡京却知道曾布断不会授人以柄，把对自己不利的事这么着公然在众人面前炫耀，因笑道：“监察御史不管么？”
曾布笑道：“如何不管？监察御史来找我，我回道：祖宗自有定制，海夷犯法，事涉汉人，依汉法；不涉汉人，依蕃法。今大食海商贩卖夷人为奴，与汉人无涉，当依蕃法。然某衙中无大食法令，未知彼国贩卖人口是否论罪。于是我召集凌牙门所有大食海商，问他们大食国贩卖人口是否有罪，他们皆答无罪，并一一画押具状……”
众人听他如此，顿时哄然大笑。秦观扑哧一口酒全喷到了自己袍子上面，指着曾布，笑得打跌。蔡京也笑得扶着案角，几乎直不起腰来。
3．
自蔡河泛舟归城，蔡京又亲自将薛奕、曾布、秦观送回驿馆，待一一安排妥当，竟已近酉正时分，此时大雨早已收了，雨后的汴京城，空气中透着清新的味道。蔡京贪婪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登上马车，吩咐回府。
他的宅子紧接着熙宁蕃坊，离秦观等人所住的驿馆并不远，没多久便到了。这宅子原是汴京一个官宦人家的祖业，据说祖上是随柴世宗打过三关，因功封过刺史的，因为子孙不肖，家道败落下来，闹得连祖宅都要出售。正逢蔡京调任太府寺后，在汴京四处寻觅适意的宅院。他见这宅子东下西高，是所谓的“鲁土”，正是宅经上所谓“居之富贵雄豪”的格局；又喜其庭院布置，皆合己意；且这附近再无其他官员居住，在这风起云涌的关头可以减少许多麻烦，便花了八百贯足钱买了下来，只请人卜过风水，稍稍改了照壁的位置，便搬了进来。这宅子原主人也是官宦之家，祖上做到过六品以上，依宋制，造的是乌头门，到了蔡京这儿，倒是连门都不用换了。
蔡京的马车刚到大门口，便见他的管家蔡喜急急忙忙地迎了出来，一面服侍他下了马车，一面在他耳边低声禀道：“大人，王殿院到了。依大人吩咐，请他在书阁等候。”
蔡京微微颔首，随口问道：“王殿院来多久了？”一面加快了脚步，径直向书阁走去。所谓“殿院”，是时人对殿中侍御史的尊称，便如称监察御史为“察院”一般。自改官制后，御史台下辖三个主要机构，其中殿院掌监察京朝百官，乃是御史台中最有实权的机构。这个“王殿院”叫王谷，表字世用，与蔡京是同榜进士，曾放过两任通判，皆以任事不避权贵而闻名，做殿中侍御史不过一年时间，便接连弹劾数名权贵，京师已是人人皆知有个刚直的“王御史”了。
“快有一刻钟了。”蔡喜躬着腰，在前面引路，一面又低声说道：“今日午时，小的去蕃坊买家生，听到有人在议论，说是陕西出了大事。只是究竟是何事，却也没个准，有人说是西贼卷土重来，有人说是盗贼，还有人说是兵变。只是……”
“只是什么？”蔡京脚下未停，眉头却是皱了起来。
“只是有好几个人都说，有人在西京看见石府的二公子，虽是坐的马车，却穿着素白的袍子，好似押解的犯人一样……有人说唐大人是在陕西犯了事……”
蔡京猛地停下脚步，冷冷地道：“这些事，你不要乱传。”
蔡喜闻言，连忙回道：“是，小的不敢。”
蔡京点点头，看了他一眼，方继续向书阁走去，脚下的步子却是迈得更急了。陕西兵变，唐康擅调禁军平叛，蔡京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也许，换一个时间，这将是震撼朝野的大事，但现在，这一切，却都不能成其为重点。蔡京清楚地看到政事堂内吕惠卿的位置摇摇欲坠，他也敏锐地感觉到大宋朝正危机四伏——但是，吕惠卿倒不倒台不重要，大宋朝倒不倒霉也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吕惠卿的倒台，大宋朝的危机，必须能给他蔡京带来利益！保住自己，从危机中获取对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是被中枢的争权夺利压成齑粉，这才是蔡京目前最需要关心的。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即使他把宅子买在熙宁蕃坊，他也不可能真正的置身事外。因为，他就是石越手中的棋子，而石越，已经将他这颗棋下出去了。他必须完成棋手的任务，也必须巧妙地保护自己，只要稍有不慎，无论是哪方面的力量，都能轻易地让他化为齑粉，并且，不会得到任何同情——包括石越的！
快到书阁的时候，蔡京刻意放缓了脚步，把自己的神态变得从容。他走进书阁之时，王谷已经站了起来，他手边的书几上，放着一把团扇和一卷书册，蔡京眼尖，已留意到青笺纸的扇面上，有司马光的题字。
他笑呵呵地抢上前两步，揖道：“世用兄久候了。”
王谷笑着回了一礼，道：“你我故交，不必论这些虚文。”
“还是世用兄洒脱通达。”蔡京笑着又请王谷坐了，令人换了茶水点心，方笑道：“那我也将那些浮俗权且抛开。此番劳驾兄台移趾，一是受舍弟之托，我家七哥与君家玉女的婚事，草帖前已卜吉，又蒙兄台不弃，两家亦已换过定贴。恰逢兄蒙恩旨入选兰台，将这事耽搁下来。数日前，舍弟寄来家书，托我打探兄台之意，若兄台应允，则可觅一吉日，他便令七哥入京，由我主持，行过定聘之礼，也好将此事早些定下来。”
王谷不料蔡京巴巴将自己请来，竟是先说他女儿与蔡京族侄的婚事，因笑道：“便依令弟之意，明日我便令人去找玉霄观李道长，请他卜个吉日。”
“如此多谢世用兄成全。”蔡京笑着抱拳一礼，又开玩笑道：“我家七哥在西湖学院，也算是个魁首，将来少不得还给世用兄一个状元女婿。”
“罢了，罢了。”王谷摇着手，笑道：“汴京三岁童子都知道西湖学院连中了三个传胪了，一甲却是一个也不曾中得。他若在白水潭，或还有几分指望。邵伯温都说了，西湖学院无一甲之命。”说罢，又看着蔡京，笑道：“元长找我来，断不会只为这些媒妁之事吧？”
“毕竟瞒不过世用兄。”蔡京笑道，却微微沉吟不语，只是一双眸子定定地望着王谷。王谷也只是含笑望着蔡京，并不说话。半晌，蔡京忽然一笑，缓缓道：“我听说兰台令出缺，君实相公荐范纯仁为御史中丞……”
王谷笑道：“元长来京不过两月，消息倒是灵通。”
蔡京微微笑道：“一年以来，司马君实接连荐举了十余名清流名士，其中既有邵伯温这样的白衣隐士，亦有杨时这样的中了进士后却不出仕的名士，还有世用兄这样的两任通判，在地方政声极佳的官员……一年之内，这些人几乎遍布御史台、给事中……”
王谷听到这里，忽淡淡插道：“但君实相公举荐贤材并无私心。司马公休才识过人，至今不过是秘书省校书郎而已。况且，君实相公举荐之士，固然有所谓‘旧党’者，然亦有李敦敏这样的所谓‘石党’，还有我这种东不投西不靠的——否则，以皇上之英明，也容不得他来安插党羽。”
“诚如兄台所言，君实相公的确没有私心。”蔡京抿着嘴，望着王谷，道：“我胡乱猜测一句罢——君实相公其实是操劳过度，疾病缠身，他是怕万一有不讳之事，所以才遍召群贤，只不过是希望他死后朝中能有贤臣弼士匡正而已。因户部尚书无除官之权，不得已他才寄望于台谏。本朝制度，能制衡两府者，亦只有台谏而已。”
王谷依然从容淡定地听着，但脸上的笑容却渐渐消隐不见了。
几乎同一时刻，董太师巷司马光府内。
相比起司马光的地位，他书室内的陈设，简朴得有些寒酸。一张书桌，一张琴桌，一张木椅，一张凉床，一架书橱，还有一座屏风，所有家生，都是汴京坊市中随处可见的东西。书橱内整齐有致地摆满了书籍卷轴；书桌上的文牍、笔砚、炭笔、石笔，分门别类地摆放着，一丝不苟；书橱与书桌都没有任何雕工可言，方方正正，规规矩矩。它旁边的屏风上面只有四边有简单的文饰，中间空白处用炭笔写满了蝇头小楷，似乎它并不是一个装饰品，而是一本备忘录。整个书室中，惟一值钱的东西，便只有琴桌上摆着的那把唐代古琴，它被擦拭得一尘不染，琴上还小心地用一块黄绫盖着，前面则供着三柱檀香——表示这把琴乃是皇家的赐品。
此时，司马光正端坐在那张木椅上，听司马康说着益州路的情况。
自熙宁十四年西南夷大乱，宋廷派兵进剿，三年之内，禁军屡战屡败，州县失陷，百姓无辜惨死，盗贼猖獗，宋廷不得不向益州逐年增兵，一路之内，有进剿之兵，有守备之兵，有捕贼之兵，到了熙宁十六年，仅前成都府路境内，禁军、厢军、乡兵、蕃兵，总数已达十二万余众，这庞大的部队，要分兵守备各地，防御西南夷、盗贼之寇掠，仿佛五十年前陕西之事，又复见于今日。而蜀地易出难进，转运艰难，则更远甚于陕西……
益州局势，早已成为压在司马光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身为户部尚书的司马光，比谁都更加清楚，益州征战用度，十之七八都要自本路征调，但统计前成都府路之户数，即便算上叛乱诸州之户口，却也不过八十六万余户。即是说，这两三年间，蜀地竟是以七户供一兵！而先帝英宗治平年间，大宋主客户一千四百余万户，兵员共计一百十六万二千，其中禁军马步六十六万三千，以十三、四户养一兵，当时天下太平，天下财力犹几近殚竭！相比之下，益州虽称富庶，但百姓之困苦，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此时司马康向他禀报的，却似乎比他所了解的更加耸人听闻。
“……蜀中其实没多少存粮——石越抚陕，密谋伐夏，为筹集粮草，事先曾向蜀中买粮；而各地常平仓之挪用亏欠又是常事，熙宁十四年时蜀中官仓存粮本就不足，吕吉甫以为西南夷反手可定，亦未先作准备，事到临头，只好行和籴之法。自孟氏以来，虽有‘扬一益二’之称，可益州之赋役亦素重于他路，富者固有之，而下户亦极多。朝廷虽屡有严禁，不得擅自向下户和籴征调，和籴需由自愿，但一涉及军需，地方官征不上粮草，便要丢乌纱帽……”说到这里，司马康忍不住讥刺道：“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何况这竟是要丢乌纱帽的？哪里由得你百姓自愿不自愿？和籴转而变成科索，有良心的官员，一手交粮一手给钱；次一等的官员，先交粮后给钱；最劣者，则是籴粮之后，给你一张欠条而已，朝廷拨放之钱钞，反入了这些贪官口袋。自古以来，地方官吏皆是欺善怕恶之辈，朝廷远在汴京，地方豪强却近在眼前，几道诏令，怎管得住他们欺上瞒下？于是和籴反是中下户来承担。”
“除此以外，用兵不免要征粮征夫，可愈是征调百姓愈是困乏，百姓愈困苦则所征调之物愈少，征调之物愈少则官吏征调愈急，于是百姓逃匿，或聚为盗贼，治安愈乱，而需兵愈多……益州路诸司或媚附吕吉甫，或惧其威势，多方隐匿，报喜不报忧，有几个据实上报的，反被斥为主官无能——别州无事，惟他这一州便有事，这不正是你无能么？事后这些官员便都被降级甚至贬斥。若非自三月以来成都粮价突然一路暴涨，几个月内由一贯每石攀升至交钞两贯，朝廷还被蒙在鼓里！”
“这不过是他们再也瞒不住了。但朝廷便算知道，亦无良策。”司马光平静的语气，连他自己都似乎感到有点难以理解。
司马康一怔，诧异地望着他的父亲。便听司马光又淡淡道：“朝廷就那点家底。自仁宗以来，汴京积畜之粮草，多则七年，少则五年。然从熙宁七年大灾开始，国家大大小小水旱灾害，便也没稍停；紧接着是又是用兵，先是西夏后是西南，亦未曾停过。官家是仁君，爱惜民力，救灾用兵的粮草，多半都是存粮。汴京的存粮，这十年来，断断续续用得差不多了。今年汴京存粮只够一岁之用，这是再也不能少的了。汴河、黄河、蔡河、广济河，到处都挤满了漕船。去年两淮、两浙是大熟，两湖两江亦是丰年；今年也看情形也是丰年。为防谷贱伤农，朝廷在东南各地买粮，又想方设法把粮食送到京师、陕西、河东、河北，一是补足京师存粮，二是保证边郡军粮。尤其河北是天下根本，却连连灾害欠收，元气刚刚恢复过来，军粮供应，还是要仰赖东南。但是一条运河每年只能运这么多粮食，如今已是到了极限，凭谁也没有本事将东南的粮食一下子全搬到京师、河北、西北、益州来——若非石越当年倡议，修葺了自江陵至京师的河道官道，使蔡河分解了汴河之压力，便是眼下的局面也难以维持。”司马光低声叹了口气，抬头望着司马康，苦笑道：“你道我没有想过运粮进蜀么？可漕运运粮，平均每运米百万石至京师，需费三十七万缗钱——这还没算上漕船、漕兵以及疏运河道之成本。若让粮食走陆路，从东南运到汴京，便是天价。这几年从汴京运粮到两北，朝廷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要运进益州，费用更是不敢想象。我与吕吉甫虽然不和，但我却宁肯吕吉甫得个好名声，亦不愿看到蜀中局面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