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扎根罗城
广西罗城，是于成龙宦海生涯的第一站。不过，罗城的现况是于成龙始料未及的，很多亲朋好友都说罗城的社会环境动荡不安，生存环境恶劣，但是竟没有想到的是会恶劣到这种地步。就连于成龙这样的农家子弟来了都想走，更何况是前任县令，家境还比他好，别个最后是一死一逃。
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也许是老天在给于成龙降大任之前开的一次玩笑吧。于成龙胸怀大志，来罗城这样的穷乡僻壤当知县，无疑是大材小同、牛刀小试吧。就算现在身陷罗城，是上天的一次考验，当也不用这样考验吧。别人当官是享受，找寻荣华富贵；而于成龙当官无疑是在给自己找罪受。当然，找寻相对落后、贫苦一点的地方做官，正是于成龙的理想地点。这样可以尽展所学，而且只有贫苦地方的老百姓更需要自己，于成龙也并不愿意上环境优美，生态条件较好的地方做官，这样反倒不能顺自己的意。要不然，朋友当初在京城劝他多捐钱的时候，他早就那样做了，多捐了钱自然就有个好去处。现在历经千辛万苦，人已经到了罗城，也没有退步的余地，非旦会承担法律责任，更加会让亲朋好友笑话。
于成龙无奈，只能是咬了咬牙勇往直前，根据罗城目前的状况，于成龙须分为三步走：一是先整治匪患，维护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这样才有可能发展；二是修建交通路线，罗城杂草丛生，树木繁茂，进出县境的道路较少，要致富先修路的道理他还是懂的，只要搞好了交通才能有贸易商的往来，进而发展经济；三是恢复生产，开垦荒地，发展农业。根据三步走，于成龙首先实行了第一步，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和谐，他实施了保甲法这一社会制度，保甲法一般是按照集中居住在一起的五家一保，十家为一大保，或者是几家为一保；几保为一甲等。
保长和甲长，就是加强基层的管理，他们就像民兵组织一样，具有防御功能，一旦有匪患入侵，他们就会团结一心，共御外敌。于成龙就是以这样的办法，预防盗匪的。于成龙在罗城首先明正典刑，对那些桀骜不驯或者触犯大清律法的人是绝不手软，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于成龙的原则是这样的，只要犯法，不论大小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
距罗城县不远，有一群邻县的盗匪，经常出没于县境，抢夺罗城县老百姓的财产，罗城百姓对于邻县的这伙匪徒是怨声载道，但是又束手无策。
一次，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播种季节，罗城百姓苦于没有种粮，无法下种，罗城地处山区，杂草丛生，很多土地荒芜，加上天灾和战乱，别说种粮了，就连吃的都没有。
迫于无奈，于成龙只好到邻县去借种粮，好在邻县知县和于成龙是旧交，尽管如此，但是于成龙与此人私下并没有多少来往，只因于成龙与该县县令并不是一路人，刚开始的时候该县县令言辞推脱，却不愿与于成龙借粮食，后来该县令与于成龙述说了眼下他正有一件棘手的案子需要处理，苦于胸中无策。求助于于成龙，于成龙一听，兴致头就来了，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件棘手的案子给了了，对于饱读诗书，阅历丰富的于成龙来讲，只要是他经手的案子还不是手到擒来。这件案子的当事人正是一个高官的亲属，迫于压力该县令是必须在限期内将此案侦破。现在好了，自己才能有限，于成龙帮助他把这件令他寝食难安、茶饭不思都解决不了的案子给结了，他还不对于成龙感恩戴德，于成龙以此向该县令借要种粮，这时候很快就被应允了。
于是，于成龙便差人将借来的种粮运到罗城县，只是希望不能就这样错过播种季节，要不然来年罗城县的百姓就没有吃的了。不料，这种粮运到罗城以后，还没来得及下种，就被一帮盗匪给偷去了。于成龙心急如焚，经调查发现这帮盗匪并非来自本县罗城，而是邻县柳城的一伙盗匪。这帮盗匪倒是很刁钻、狡猾，穿梭于两县作案，两县县令都没法把他们怎么样。因为偷盗的是罗城的财物，柳城知县管不了他，但是，这件案子却让于成龙很是棘手，虽然说是偷窃的罗城的东西，于成龙想抓他们也抓不着。因为他深知大清律法，身为罗城知县是不能到柳城县境内逮扑人的，要是这样可就犯了革职杀头之罪。于成龙本想给柳州知府写信，要他出面只会柳城知县进行解决。但是，罗城县距离柳州府衙，还有很长一段路，就算写文书这一来一回也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在清朝的时候，交通工具自然不像现代社会这样多种多样，那个时候无非就是牛马和步行，最快的话无非就是皇帝的八百里加急，沿途在馆驿换马。但是这件案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弄不好来年罗城百姓又都要喝风了。如果真的这样做，可就算错过了播种季节。于成龙决定还是差人亲自到邻县柳城去知会县令，要求他协助抓捕这伙匪徒。其结果是，柳城县令公然拒绝了于成龙的要求，对于发生在罗城的这件案子，他不但不肯协助帮忙，还有些幸灾乐祸，全当若无其事。于成龙可算是气的吹鼻子蹬脸了，他想天下既然有这样的父母官，这样的狗官，身为父母官全然没有一点父母官的样子。
于是，于成龙当机立断，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来个先斩后奏，即便是冒着杀头、革职的大罪，他也愿意。他迅速的召集了县内百姓，拿上各自的武器，加上县衙的一些兵丁，亲自上柳城县抓人，于成龙将歹徒很快就抓住暴打一顿，本该依法对他们处以死刑，但是于成龙宽宏大量，答应他们只要他们肯交出来粮食，就饶他们性命。这伙盗匪也算是识时务，为了免受皮肉之苦，便很快就他们从罗城抢得的种粮尽数归还罗城百姓。
罗城的老百姓也在当年顺利的播种，种苗长势一片大好。于成龙虽然是讨回了种粮，也出手教训了那一帮子匪徒，但是，柳城知县心里并不舒服，作为柳城知县的他任由于成龙来县内抓人欺辱他的子民，他的面子上是坚决过不去的。于是柳城县令决定上省城桂林上告，当时的广西省城正是在桂林。来到桂林后向他的亲戚广西巡抚金光祖诬告，说于成龙无事生非，带兵上他柳城县胡乱抓人，并殴打县民，还说于成龙贪污巨资修建县衙，还说于成龙威逼老百姓为他打造“衣食父母”的牌匾。
这些话传到金光祖的耳朵里，他是又气又怒，好在金光祖是一个明是非的好官，要不然朝廷也不会将这一省政务交他管理。金光祖一怒之下，快马加鞭赶到了罗城县，看了看新修的县衙，便在大堂上盘问了于成龙。
后来，才知道于成龙之所以深入到柳城县抓人是因为柳城知县玩忽职守，任由歹徒横行，于成龙才出面教训的。还有于成龙修建县衙一事，耗资的巨额款项，原本是柳州知府奖励他的银两，说他在柳城抓匪有功，在罗城政绩斐然，再加之罗城县衙原本就残破不堪，所以，柳州这才拨出巨款让于成龙修建县衙。至于说，于成龙威逼老百姓给自己树立功勋，那更是子虚乌有的，这“衣食父母”的牌匾正是罗城百姓对于成龙的爱戴。金光祖很快了解到了这些情况，才知道柳城县令是在诬告于成龙，只因他气不过于成龙上他的地面上抓人，在柳州府状告不成，这才跑到桂林省府金光祖处。
罗城在经过了于成龙的一番精心整顿之后，焕然一新，较比之前的荒凉景象，明显繁华了很多。这些都表现在于成龙勤于政事，金光祖看了看罗城的景象，不禁一阵感慨，对于成龙更是赏识有加，刮目相看。罗城经过于成龙的一番治理，社会生产得到了大大的发展，境内也很少再有匪徒出没。罗城治安得到初步缓解后，于成龙接下来便是练兵修路，发展交通，抢修县路。声势也都逐渐浩大起来，柳城西乡的那些少数民族的首领，无一不是闻风丧胆，纷纷遣人来罗城乞和。他们也愿意讲之前在罗城抢夺的粮食、牲口、财物尽数还给罗城百姓，并发誓永不再侵犯。并希望罗城也对他们多多体谅，每年十月以“犒赏”的名义，赠与他们牲畜、布料以及酒水。这样一来，便很快的缓和了两地百姓的关系。要说那个年代，谁也不愿意出来打家劫舍，充当盗匪，只是由于生活所迫，他们也是被逼无奈。加之这些年，百姓遭受改朝换代的战乱之苦，生产和生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百姓衣食不着，这才占山为王，为祸人间，他们这样做也是想不被饿死，找到一口饭吃，于成龙还是能够体谅他们的。
在老百姓的眼里，于成龙是个酷吏形象，但是他又爱民如子，因此很受罗城百姓的拥戴。于成龙很是亲民，旦逢老百姓家里有婚丧典礼的时候，于成龙都尽量抽出时间去参加，并备上薄礼和献上祝福，这些都表现出他的亲民爱民，老百姓也为这个丝毫没有半点官架子、官僚主义的于成龙甚是喜爱。
长此以往，老百姓也将于成龙当成是自己人，一旦县老爷生疮害病，老百姓就会前赴后继、争先恐后的到县衙去看望于成龙。于成龙如此受罗城百姓拥戴，完全可以看出他在罗城百姓心中的影响。每年征收赋税，作为罗城知县的于成龙，这也是他的主要任务，这是必须向朝廷上交的，由于刚刚发展起来的罗城，朝廷自然对罗城百姓有所减免，但是，遇上丰收之年，赋税还是免不了的。
缴纳赋税，各方官员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头叫“火耗”这个“火耗”官府虽然是名正言顺的收取，是朝廷允许的，但实际上这一政策，让很多贪官污吏有了可趁之机，最后，这样银两都到了一些中饱私囊的官员们自己的腰包里面。还愣说是朝廷的指令，官员们就是这样欺上瞒下的，肆无忌惮的榨取老百姓的血汗，其实，这个“火耗”被官员们贪污的钱财最后都成了这些赃官们贿赂上官的不义之财，成了他们升官发财的仕途保障。虽然，“火耗”是朝廷允许的，但是于成龙却不愿意这样做。一方面，他觉得作为父母官，收取“火耗”，那是在压榨老百姓的血汗，另一方面，罗城刚刚在于成龙的治理下有了一点起色，生产生活也得到稳步发展，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多生事端，老百姓刚刚有了口粮，又要换成银两上交官府，这样对老百姓的损失很大。当时的官府在收取赋税的过程当中，都有过一些歪风陋习，朝廷有个规定，就是要交的银两一定要是银锭，将收来的一些碎银，用高温溶解后，再制作成银锭。很多官员称，银锭在铸造的过程当中会流失一部分，于是官员们就向老百姓再加收数目不定的银两，以作“火耗”。除此之外，他们还习惯在砝码升斗上做手脚，以求尽量多收一点，达到自己中饱私囊的目的。
于成龙在收税的过程当中，不再墨守成规，他提倡征收赋税过程中，公开透明。他并且将收取赋税的地点定在了县衙的公堂上，以求公正，要知道这大堂上可悬挂着“明镜高悬”四个字。为了防止县衙差役们贪污，于成龙是亲自坐在了县衙公堂上监督整个收税的过程，丝毫不容懈怠和马虎。于成龙并命令差役们写好收据，交给百姓们作为依据。称银两和粮食的砝码斗升，都以户部同一制定标准为准，绝不侵犯老百姓的任何利益。
罗城的老百姓倒是心知肚明，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都知道于成龙是个清官，平日里的日子也过的比较清苦，于是，百姓们纷纷自主发动给于成龙送礼，这些礼品不一，有的送鸡鸭、有的送粮食，还有送山货、美酒的。老百姓知道送钱给他，一定会被拒绝，只好送些副食品给他，以作报答。于成龙还是不愿意收下老百姓的这份心意，坚决要退还给他们，老百姓不肯死缠烂打最后让于成龙勉强的收下了一壶酒的钱，这个钱就算是罗城百姓的请客了。
有一年，于成龙之子于廷翼来到罗城他的父亲，老百姓闻讯，那于大人家里一定是缺衣少粮，这才派于廷翼来罗城找于成龙，百姓当然是从直观上感受到的，毕竟于成龙在罗城是那样的清廉自律。老百姓纷纷凑足了份子钱来到于成龙处，找到他准备把这些钱交给于廷翼，但是，还是被于成龙给拒绝了。还以儿子长途跋涉，带上这些钱会很累，会变成累赘，并谢绝了老百姓的好意。
罗城为官期间，于成龙总结出来的道理：“时法令太严，有犯必杀；情谊为重，婚娶丧祭民间之礼，一概尊重其习俗。罗城之治，也应该这样。”
从这段话中，可以肯定的是，于成龙坚持：“法令虽严，但莫过于情义。”的原则。
他执法虽严，但是因人而异，对于一些桀骜不驯、屡教不改的匪徒，他自然是杀人不眨眼，不会动丝毫的恻隐之心；相反，如果是那些普通老百姓犯下的小错，他是能够宽以待人的，对于那些尚存善念的人是可酌情而从轻审判的。于成龙正是这样为官的，他来罗城赴任不久，已经将罗城的社会秩序打理的是井然有序、井井有条。
二、断案如神
封建时期的县、州官与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官员不同，现代官员如：县长、市长，他们只是负责全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总宪，全县社会各行各业笼统起来管理，他下面还分设劳动局、公安局、民政局、工商局、法院等机构，他们只需定时、如实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即可。
比如，调查杀人凶手和逮捕犯罪分子，这些工作只需要公安局和法院执行即可，县长只需要督促和监督他们的工作，不必参与其中。古代社会就不一样了，作为县令、知府这样的地方父母官，他们为当地老百姓出力是义不容辞的，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县令不光是要管理一县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还包括全县的漕运、典刑等。老百姓若有案子，上县衙或者州衙告状，县令和知府还是必须受理的，而且还亲自审理，那个时候虽说各衙门都有捕头、捕快，但是他们只是负责抓人，还是受县令的指示。由县令签署逮捕令，捕快就犯罪嫌疑人抓回来以后，还需要县令亲自审理，判刑以后，再由县衙里面主管监狱的官员拘押。所以，县令不仅仅只是一县之长，还兼任着法院院长、审判员和公安局长等多职。
罗城县地处广西，又是夷汉混居之地，向来争强斗狠，割据势力，谁也不肯相让。这些人往往会为了一点鸡毛蒜皮、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大打出手，甚至以凶器相对导致死亡。于成龙到罗城之初，经常有命案发生，就连这仇恨也有家族遗传因素，父传子。父亡，就是父债子还，有种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感觉。
由于于成龙为官清廉、公正，深得民心，很多少数民族的首领也愿意听命于他，但是，却有些冥顽不宁的顽固子弟，依然不肯罢休。于成龙一连发出若干告示，他们还是一意孤行、屡教不改，矛盾日益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