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知道金光祖的烦恼后，随即提笔草拟了一份叫《条陈盐引利弊议》的方案，呈给了金光祖，这篇文章提到了几项解决办法。他在文中提出，“区划户口食盐法”政策实施以后，各地官员都投入到紧锣密鼓的行动中来，招商立阜、组织官运等，自己如果没有条件招商引资的，便委托上级代为招商。这样一来，各地官府的食盐销售任务基本上都能完成，个别地方甚至还超标贩卖。官员们的“考成”是没有问题的了，但是，老百姓却因此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剥削，他们的生活更加艰辛了。根本问题就出在“官运”和“阜商”这两个方面，于成龙提出的解决方法，那就是必须“禁官运”、“禁阜商”。官运，顾名思义，就是官方组织人员负责食盐的运输，尤其是柳州府一带，地贫人稀，官府也并不富裕，他们并没有多余的银两来运销这食盐，老百姓更加没有钱也不可能事先予以垫付。最后，只得向盐主赊账，由于不是现金交易，盐主便趁此机会抬高了价钱，官府在运输食盐的时候，考虑到不是自家的买卖，于是，便有意无意的赚这黑心钱，运费是一个劲的往上抬。最后，拉到市场上来销售的时候，他们会算上自己的成本，盐价要高出很多倍，这些成本和剥削都是要老百姓自己来承担的。本来食盐就是官府在管理和倒卖，是他们在发货，也是他们在运送和销售，对于市场的实际需求量他们从来都不曾考虑，只是一味的发货，发多少都要想方设法卖完，哪怕是强制性让老百姓买下，老百姓纵是怨声载道也无可奈何。这样做的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地方官员在上级那里挣表现，显政绩。这官运来的食盐，价格本来就想当高了，还要逼迫老百姓购买更多的食盐，商贾、富豪家庭便罢了，这普通老百姓，贫苦人家，他们哪里来的钱买盐，生活都成问题，何况是买这昂贵的盐。由此一来，强迫购买食盐，也很大程度上严重的影响到了那些本该向国家履行纳税义务的贫苦老百姓们无钱纳税。最后，更多的家庭因为交不起国家的赋税也倾家荡产，变卖自己的家当。所以，于成龙向金光祖郑重提出，必须废除“官运”这一旧规。接下来就是“阜商”，所谓的“阜商”，其实也就是当地的盐商。这些地方盐商，为了赚取暴利，大发横财，从运盐到销售的整个过程，不过浪费一点，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可谓是精打细算，费尽心思。成本比起官运的来，还要低出很多的，但是，卖价却与官运的盐持平，这些地方盐商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不希望因此而得罪官府，要是将盐价卖的太低，那么，老百姓都开始来抢购盐商的盐巴了，自然就没有人去买官运的盐，官运的盐要是卖不出去，或者销量达不到这便直接影响到地方官员的升迁以及上级对地方官员政绩的考核。但是，如果卖的价钱太高的话，非但没有人去买不说，官府还会拿这些盐商是问，运输成本比他们低，卖价却比他们高，可想而知，那等于是在讹诈老百姓，官府哪能袖手旁观。既不能提高价钱卖，也不能降低价格，所以，盐商只能选择与官府的盐价持平，这样，基本上就能和气生财了。尽管如此，就算与官运的盐价持平，盐商的利润也是不小的，于是，好处多了，也便多出许多贩卖食盐的商贩。于成龙提议说，这些地方盐商为了谋取私利，与官府勾结，四处拉帮结派，强行将暴利施加给老百姓，没钱买盐的，也要强行上门逼迫其购买，买盐的钱还是要一分不少的交到他们手上，这不算偷，更不是抢，一个是买，一个是卖，至于说买卖的过程，也就没有太多的人关心了，他们最多只是敢怒不敢言。于成龙认为，这样的社会风气很不好，对社会的影响极深，对老百姓的迫害也较大。于成龙便主张，取消这些盐商的销售资格。于成龙的建议，还是支持“流商”的，流商，顾名思义，也就是外地来往的商人。这些流商们都是一些自由贸易的商人，什么赚钱，便做什么生意，但是，底线是不触犯法律。由于竞争激烈，流商们愿意到外地去贩卖价格便宜的食盐。为了使流商们得到应有的方便，于成龙提议就是从简关口环节，流商可以自由的进出广西省，只需要在梧州办理一个“交引换票”的手续即可，相当于在省内有了合法经营的许可证。从梧州到柳州府，再次进行换牌，获得在柳州府辖区内的销售权利，进入到府境内，就不应该再对其进行检查和管理了，让这些流商们自由的贩卖。除此之外，官府对私盐的贩卖应放宽稽查打击力度。如此一来，流商和老百姓们都能得到方便，得到实惠。于成龙还提到，广西提督手握重兵，每年的食盐消耗量是很大的，然而，为这些兵营们准备的马平盐包，不足二百。省内多出来的那些盐引，完全可以先存放起来，作为不时之需。还有两广境内驻扎的那些将军、藩王们，他们仗着自己的功勋和权威，常常会干些贩卖私盐的勾当，由于他们是军门人士，并有爵位在身，便更加肆无忌惮了，地方官员官卑职小不管事不说，就算官大的，也不敢拿这些将军、王爷们开刀啊。康熙在削藩之前，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平西王吴三桂都是在的，而平南和靖南两王都驻扎、屯兵在南方，地方官员多少还是有些忌惮。如此，于成龙还是支持这些贩卖私盐的将军、王爷们的，并提议官府不要去干涉他们，让他们同流商去自由的竞争，目的就是均衡盐价，保障市场的食盐供给。于成龙给金光祖上表的这篇政论，确实有远见卓识，于成龙虽然读书很多，但是不至于像传统书生那样沦为书呆子吧，他还是比较灵活的，应对政治问题，依然保持着清晰的头脑。将她毕生所学都灌注到了治理广西的目的上，虽然，他只是罗城县令，主管一县之事，至于说，县外乃至广西省这都是总督、巡抚该要做的事情，他完全没有必要理会，甚至还如此的上心，将广西百姓当成是自己治下的子民，当广西的事当成是自己的家业在打理，着实难得。他巧妙而充分的运用了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思想，为金光祖上书的这份建议。盐务，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弊端，在于官府们都比较心浮气躁，大家都想着要在上司面前多挣表现，一级级的分派，一级级的施压，才会出现如此不堪入目的一面。地方官员们因此也急功近利，但是反倒起了副作用，适得其反，官府们只需要调节好情绪，恢复到一个冷静的心理，将食盐的政策适当的放宽，销量也会跟着上升，何愁“盐引”任务完成不了。于成龙的这篇文章，无疑为金光祖解决了一个大大的难题。而且于成龙此人才气过人，文章字字句句见解独到，颇有老将之风，完全不像一个刚刚出仕的官员，更像是一个官场老手。金光祖开始欣赏起于成龙的才学来，他的远见卓识的确让人佩服，他的这篇精妙绝伦的文章，为广西全省诸官解决了一个令他们都寝食难安、茶饭不香的烦恼，也为广西全省的百姓解决了生活上的压力，吃盐的困难。
当然，于成龙的这些提议，还是被省外的一些地方采纳，一定会惠及更多的老百姓。为了弥补政见上的不足，于成龙就广西现状，再次向金光祖陈述地方事宜。
一是：塘兵骚扰民间，所谓的“塘兵”指的就是驻扎在各地的绿营兵，根据驻扎范围大小依次排列，大的称之为“汛兵，一般的称之为“塘兵”，相当小的称之为“铺兵”。朝廷明文规定，“文设铺兵，武设塘兵，两不相涉”，这样做就是要限制塘兵的自由，不允许其扰乱民间，骚扰百姓。但是，地方官员们有的与塘兵勾结，狼狈为奸，为了从塘兵们身上获得某种利益，当官的肆意纵容塘兵们为非作歹，四处扰乱乡民。于成龙请求金光祖彻查此事。
二是：“见年”的“答应”承担。“见年”作为通假字读为“现年”，主要指乡村那些催办钱粮的基层官员。“答应”，便是指，那些负责接待、供应事务的小吏。那些大官一般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各干各的，相互不影响，不干扰。但是，一般像八品、九品这样的芝麻官，还有一些算不上品级的小吏，他们的分工通常是很紊乱的。朝廷规定，“见年”这一官职的人员，一般只是负责催办钱粮，但没有上衙门当差的义务。不光如此，“见年”们还负责起衙役们的饭食和当官的应酬酒席，这些财力和人力都要“见年”来担当，故而压力很大。这事，于成龙也对金光祖提出了些建议改革和严查。
三是：知府权力过大。州县官员一般都属于基层官员，在古代州基本与县平级，州县的上级便是道、府、厅三衙门。府是地级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道和厅一般是由省上派出来的机构。州县的管理和监督权，由道、府、厅三衙门分化，相互牵制和制约。但是，在朝廷撤销了道、厅两衙门之后，便只剩下府一个。知府拥有管理州县的直接领导权，权力总揽。这样一来，个别知府难免会徇私枉法，纵容下属，州县官员政绩到底如何，还不都是知府的一句话，下面的官员贿赂、讨好于知府，还不就是相安无事。基层官员的情况，省里的一些大吏，比如：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是无法了解到真实情况的。于成龙还是劝说金光祖在这方面引起重视，对知府的权力想办法进行分化。
四是：公平缴纳赋税的银两。于成龙对官员们收取百姓赋税的方法提出了一些建议，其目的就是要杜绝和防止那些贪官污吏，乘机贪污。他将自己平日里收取税收的可行办法，尽数交给了金光祖。
五是：及时发放，提高办事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