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是：通融征收的期限。于成龙对赋税的征收期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就是要灵活处理问题，根据老百姓家庭条件的不同，适当的放宽要求，给他们一点方便。“如此新例虽定，而恩行于例之中，是催科中之抚字也。”这句话，正是于成龙平日里的执政理念之一。
七是：体恤“见年”生活。这一条，主要还是在为“见年”说话，为“见年”多开方便之门。
八是：关于苛捐杂税的问题。杂税，大家顾名思义，当然也不是很难理解。杂税，也就是在朝廷明文规定的正式赋税之外的税收。杂税一般情况下并不是朝廷下令主持收取的，由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贪赃枉法，给自己找的一口借口吧，比如，什么修建民生桥梁、寺庙之类的幌子，实则是在给自己遮丑。当然，除此之外，杂税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一些七七八八的税收，也不全然是官员们贪污吧。可能真的是要派上用场，还是关于民生工程的一些项目，政府财力不足，肯定是要求助于民间的。只能向地方百姓收取，名为义务捐献，其实，也还是强制性的征收，必须执行。当然，所捐的数量倒也不是很大，东拼西凑也就成了，只是这些莫名其妙的杂税，搞的老百姓都很头疼，很麻烦。官府说，这些钱要咋用，咋用，究竟是怎么用的，谁也不知道。只是遵令照办。
九是：官员体统与百姓冤屈。于成龙建议金光祖严打官吏腐败现象。像州县这类的基层官员，肩负着老百姓的民生疾苦，是父母官。尊卑有序，于成龙是不鼓励民告官这一风气形成和泛滥的。广西省地处边界，而且生活着很多少数民族，他们受汉文化影响较少，身上的蛮夷之气尚未完全褪去，并且对事物认识不够，通常会受到一些居心叵测的人的煽动和蛊惑。这些心怀不轨的人，就是要趁机骗取这些少数民族同胞身上的钱财。鼓动他们到衙门里面，滋事生非，民告官。当真正对薄公堂的时候，这些心怀鬼胎的人便不知去向，留在公堂上的一些少数民族，由于语言不通，便无法立案侦查。但是，近几年，广西的状况却发生了改变，民告官，大多是事出有因，并非是无事生非，他们确实是受到了一些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给逼出来的，不得已才走上这条路，民告官。于成龙建议金光祖被老百姓告发的官员，需自行领责，当官的为了顾及自己的颜面，最好还是辞职避免于公堂对质。
“若反复争辩以求免罪，将罪责都加在百姓身上，岂不自愧？纵使辩明无辜，复何面目腼居民上乎？”
但是，上级官员，又不能助长民告官的风气，这样会使他们得意忘形，因适时而定，否则，会让一些蓄谋已久的刁民，钻了空子。作为上级官员，应该讲民告官的状子暂时先扣押下来，待事情调查清楚以后，再对其责任人依法治罪，但不公开审理。这样一来，既查办了一些贪官污吏，也不助长百姓的民告官的风气。这样一来，既维护了律法的公正，也打击了民告官的风气，岂不是两全其美，一举两得。那个年代，可是一个注重礼教的年代，社会很传统，对长幼尊卑问题看得很重，君是君，臣是臣，民还是民，不可肆意犯上，视为大不敬。
十是：关于边防问题和民族问题。这一问题，是于成龙专门为金光祖考虑到的。广西靠近越南国，清朝时期，包括西北、东北边疆各国和东南亚各国均为清朝的附属国，奉清朝为天朝，也就是宗主国，每年各国都要派出使臣来到北京向大清皇帝进贡，可谓是四海臣服，八方来朝。所以，这些国家一旦遭到任何不测，或者内乱，清朝都会派出兵力对其进行镇压。内乱之时，这些小国的乱臣贼子们纷纷前来投奔清朝，以求清朝的庇护，依附清朝作为他们的靠山，以此达到他们在自己国家称王称霸的野心。尽管如此，朝廷依然不能完全信任他们，边界还是要严加防范，以防敌兵来袭。广西境内，多处已改土归流，土司制度不复存在，很多少数民族也未必能够真心臣服。应密切关注他们的生活，看他们是否真的在蠢蠢欲动。金光祖作为广西一省的巡抚，这点很重要，就是广西的安危，毕竟广西是一个边界省份，不同于其它内陆省份，至少要做到防患于未然。于成龙再次就与民生有利的措施向金光祖提议。金光祖对“建学宫，创养济院”的概括很深，前者注重的是兴学，后者强调的是养老。“学宫”也就是指在封建时代官办的学校，罗城在当时的广西来说，算的上是较为贫困的县，所以，罗城的官办学校“学宫”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样一来，县学学校条件差，便有可能会面临与其他学府合并，就跟现在是一样的，一些偏僻的地方，由于招不到学生，或者教育经费不足，或者校舍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便会直接面临着合并，与其他有实力、有名声的学校一起开办，让这些有实力的学校进而带动这些想当落后的学校。除此之外，别的办法，也就只有另批新地重建，要么就是在前朝的学宫上加以修复进而使用。这些朝廷都是有规定的，知县的职责便是：“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这一规定里面，包含着县令的诸多职责，其中，就有教育。既是县令的职责，那么也就是知县的义务，职责范围内必须应该做的。就罗城当前的状况，肯定是要重修“学宫”的，那么这笔修建的经费从何而来，要么就是朝廷拨款，要么，就是靠老百姓伸出援助之手，这毕竟是一项支农惠农政策，还得靠罗城县的一些地主、乡绅捐助了。于成龙本人也十分的重视教育，他认为，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提升人的文化修养、培养人才的唯一办法。只有教育才是强国之根本，于成龙认识到了这点。关于教育问题，于成龙也向金光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除此，还有“养济院”等一系列的民生问题。“养济院”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养老院”，供养一些无儿无女、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的庇护所，让他们在这里颐养天年，平安的度过余生。
这些都是民生工程，于成龙是一件也没有落下，一五一十的尽数提议给金光祖，可谓是心细如尘、无微不至，老百姓有这样的父母官，确实是苍生之福，也是大清之福。
三、嗜酒如命的于公
自古文人多嗜酒，于成龙也不例外，但是他已经到了嗜酒如命的程度，对于于公来说，酒比他的生命更加重要，他可以为了百姓伸张正义，全然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不能没有酒。酒就好像是于成龙的精神粮食，只要喝了酒，干什么都有劲，如果，没有了酒生活对他来讲便很是枯燥，没有任何情趣可言。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于成龙在出仕之前，是从来都不会饮酒的，但是一旦远离家乡到了罗城，竟然嗜酒如命，而且酒量大的惊人，几乎没有几个人敢与他较量。或许是因为远离家乡，寄乡愁于酒中，又或许是因为他到罗城赴任以来，事务繁杂，让他身心疲惫，一旦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案子，身边连一个出谋划策的人都没有，单靠身边那些服侍他的下人们，对于政治问题，他们也给不出什么好的法子，那年头，读书的人并不是太多。于成龙，只有寄愁于酒中，开始借酒消愁起来。于公自罗城上任以来，须每晚一壶酒，不喝就睡不着，长此以往，这到成了于成龙的一种习惯，还是个不好的习惯，如此饮酒必然会伤害、摧残身体。于公那么清廉，当然舍不得买好酒，基本上也就是四文钱一壶的普通烧酒。要是手上没钱，生活拮据的时候，便只喝半壶酒，反正不能不喝，不喝酒他心里痒痒，感觉少了点什么，空落落的。而且，于成龙喝酒从来都不用下酒菜，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他只喜欢喝酒，不喜欢吃菜，这当中可能有他节俭的因素吧。他虽然为官，每年也有不少的俸禄，但是他却一分都没有攒下，只有他乐善好施，身为父母官一旦看到罗城的百姓有难，或者没有下锅粮，便会很慷慨、大方的将自己身上的银两拿出一部分支援他们，久而久之，身上的钱也都递光了，自己的生活费都没有。还不就是只有只喝酒，没菜吃了。他的爱好，就是闲下来的时候，一边喝酒，一边背着唐诗。心里逼闷的时候，还不忘借诗抒情，这是于成龙当年在重阳节的时候写的一首名为《粤西九日》的诗：
冷落荒城又一秋，每逢佳节转添愁。
黄茅嶂远今犹古，白发风凄叹复羞。
菊瘦懒看空泪落，雁回遥望暮云收。
闭门却厌登高去，醉里心魂到故丘。
有时候，公务繁忙，压的他快喘不过气来，连小歇一会的工夫都没有，于公也不肯。一天中午，他正坐在办公桌上处理公务，身体的透支，已经让他很是困倦了，最后伏在桌上睡着了。睡醒之后，还写了一首名为《罗城署中闲咏》的诗：
窗前驯鸽行书案，惊醒主人午梦时。
起坐闲看十七史，古今成败有谁知？
子厚当年被谪时，柳州城上写新诗。
那知千载存亡后，我与先生共客羁。
要知道于成龙可是有过功名的，读书人出身。并且还是个很有才华的文人，文采非凡，他的很多诗歌都有流传下来，我们这里就不一一陈列了。清朝时期的知县，每年也不过四五十两文银，平均下来，每个月只不过才三两多银子，家里的生活依然很拮据。本来于成龙的俸禄又不多，他自己没舍得花，也没有寄多少回山西老家，自己每天又是粗茶淡饭、粗衣麻布，那么这些钱去了哪里，这些钱都被于成龙拿来救济灾民了，做慈善、公益了。于公就是再怎么想喝酒，也要先救那些灾民，自己想喝，再想办法。于公可以撇下自己的爱好不管，先拯救别人，这样的官员古今罕见，在他的身上完全就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私心，时时刻刻都在为别人考虑，为老百姓着想。尽管他嗜酒如命，但是比起酒来，老百姓比他更重要，酒是他的命，但是他宁肯舍弃自己的命去拯救灾民，哪怕只是一点小小的功德，一点微不足道的帮助，对他来讲都是值得的。有酒、有诗、有黎民百姓，才是真正的于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