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讲完了，它在告诉人们，交友，授徒，都应该有所选择，羿的错误正在这里。
孟子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整日这样辛劳，哪里经受得住，入冬不久，便病倒了，周身困惫不堪，不思饮食，两颊绯红，大约正发着高烧。恰在这时，墨家的信徒夷之来访。孟子本欲起床接见，众弟子纷纷劝阻，认为夫子病得这样，绝对不能会客，特别是不能会见墨家的信徒，两家的观点不同，相见后难免会有一场争辩，夫子好激动，这对他的病体是很不利的。
孟子素来以礼待人，虽说与墨家的见解不一，互视对方为异端邪说，但这是学术之争，不是仇敌，不能冷淡了客人。既然弟子们纷纷苦劝，自己也确感精力不济，便命与夷之有旧交情的弟子徐辟前去婉言谢绝。孟子说：“我本欲接见，但因近日身染重病，确系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会客，万望先生海涵恕罪。待病体稍有转机，便前往回访，望先生不必再来。”
夷之离去了，但并未离开临淄，而是住进了馆舍，等待孟子身体康复。他似乎下定了要见孟子的决心，欲与孟子辩个是非曲直，水落石出。过了些时候，夷之又要求来见孟子，但孟子病体难支，仍由徐辟转达自己的意见。孟子说：“朋友相见，不直抒己见，真理则难以表现，姑且容我直言不讳吧。吾闻夷之为墨家信徒，墨家治丧，以薄为合理，夷之亦欲以薄葬而易天下之俗，自然以为不薄葬则不足为贵。然而夷之葬其父母却极其丰厚，这岂不是以其所贱而事双亲吗？”
徐辟将这话告诉了夷之，夷之说道：“儒家之道，以为古之圣君爱民若爱其子，此言何意？之则以为，在他们看来，人类相爱，并无亲疏厚薄之别，只是实行起来从父母亲开始罢了。那么，墨家兼爱之说很有道理，而我之厚葬父母，亦有解说矣。”
徐辟又将这话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莫非夷之真以为爱其侄儿，如同爱其邻人之子吗？他不过抓住了这样一点：婴儿匍匐于地，将坠于井，此非婴儿之过。此时此刻，无论谁家婴儿，无论何人见之，皆会往而相救。夷之以此为爱无次等，其实不然，此乃人之恻隐之心。况且天生万物，根源只有一个，以人而论，惟有父母，故儒家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夷之却说根源有二，因此认为我之父母与人之父母并无区别，主张爱无差等。道理就在于此。
“大约上古之时，人有不葬其父母者，父母身亡，弃尸于沟壑。他日过之，见狐狸食其尸，蝇蚋（ruì）嘬其肉。那个人不禁额头热汗淋漓，斜眼望望，不敢正视。此热汗非为流其他人看的，实乃由衷悔恨而达于面，于是匆忙归家，取锄畚而掩葬之。掩埋父母之尸诚然不错，那么，仁人孝子厚葬其亲，亦系理所当然。”
徐辟将这话告诉了夷之，夷之怅然良久，喟然叹曰：“孟子教我，令之深明大义！……”
大约从此以后，夷之放弃了墨家观点，改学儒家。
农谚说“小雪”封山，“大雪”封河，但这一年的冬季却与以往大不相同，节气尚未“立冬”，便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莽莽华夏大地，山冰封，野雪飘，原铺银，水断流。在积雪如棉的大路上，有一辆被风挟雪裹的马车在艰难辗转，蠕蠕前行，犹似惊涛骇浪中漂泊的一叶扁舟。车内乘坐的是魏国新任冢宰苟衍成，他顶风冒雪赶往临淄，专程访问孟子，请教为臣之道。
苟衍成不过三十岁年纪，细高个，白面皮，大眼睛，举止文雅，风度翩翩。也许是年轻心盛，也许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上任而不就职，遍访天下贤士，不管是哪家哪派的观点、见解、主张，他都想访一访，听一听，立志改革魏国的政治，统一天下。
孟子对苟衍成颇有好感，耐心地回答了他提出的一切问题。
苟衍成首先请教了应该怎样为臣，特别是应该怎样做一个辅国之臣。
孟子避开了这个问题不答，向苟衍成介绍了为人臣者的四种情形：
有侍奉君主之臣。他们的所作所为，全在侍奉某一个君主，不管这个君主的行为端正与否，一味地顺从、阿谀奉承，旨在取悦于君，取宠于君，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人看来对国君忠心耿耿，实际上完全是为了个人，甚至怀有不可告人的狼子野心。
有安邦定国之臣。他们舍弃了一己的私利，夜以继日地操劳，废寝忘食地工作，目的全为了国家的富强，社稷的安定，人民的幸福。他们想方设法辅君治国爱民，君有大过则谏，屡谏而不听，或另立新君，或辞职离去。他们是在为民负责，为国家社稷负责，而不是为国君一人负责。
有天民。这些人有自己的主张、信仰和学说，他们以毕生的精力宣传自己的学说，推行自己的学说，实践自己的学说，力争使其通行于天下，为达此目的，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