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安定统一，各民族的友好团结，既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至今值得自豪的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正是这样缔造和发展而来的。阔端与萨班的凉州会谈，取得的巨大成就，产生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重要“文件”——《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简称《致蕃人书》），是完全符合我国历史发展规律，符合各民族人民共同愿望的。它使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使西藏社会得以持续全面发展，使藏族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所以说《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这一重要“文件”也可说是“会谈纪要”，也可说是“联合公报”，它统一了双方的意见和要求，提出了共同遵守的原则和条件，作用重大，意义深远，不论在当时或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致蕃人书》的主要内容
1．说明了蒙古统治者对西藏佛教的敬重及对萨迦派的优待。书中称“此菩萨汗王（指皇子阔端）对佛教教法，尤其对三宝（指佛、法、僧）十分崇敬，以良善之法度护持臣下，对我之关怀更胜于他人”，“彼对八思巴兄弟尤为喜爱”，并原样传达了阔端的话，以增加真实性。称“若我以世间法（指行政法）护持，汝以出世间法（指佛法）护持，释迦牟尼之教法岂有不遍弘于海内者欤！”，“八思巴兄弟先前已习知吐蕃教法，可仍着八思巴学习之，着恰那多吉学习蒙古语言。”
2．向西藏僧俗各界说明归顺蒙古的利害关系。指出“当今之势，此蒙古之军旅多至不可胜数”，强大无比。各僧俗首领应该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勿抱任何幻想。归顺蒙古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畏兀儿之境未遭涂炭且较前昌盛，人民财富俱归其自有，必阇赤、财税官及守城官（八剌哈赤）均由其人自任之。汉地、西夏、阻卜等，于未灭亡之前，将彼等与蒙古一样看待，但彼等不遵命令，攻灭之后，无计可施，只得归降。”我们西藏面前的道路选择，也同上述一样，“或企望以种种方法逃脱，或希求蒙古因路远而不来，或期待与蒙古交战而能获胜，凡以欺骗办法对待（蒙古）者，最终必遭毁灭”。
3．声明萨迦派已带头归顺蒙古，蒙古也已授权萨迦派代理西藏事务。传达阔端原话说：“由萨迦之金字、银字使者召来彼等，任命为吾之达鲁花赤等官。”并对萨迦金字使者和各地长官提出严格要求，“萨迦金字使者应与各处之长官商议行事，除利益众生（指宗教活动）之外，不可擅作威福，各地长官亦不可未与萨迦金字使者商议而擅权自主”。再次晓之以理，说理利害：若“目无法度”，不经商议而擅自妄行，作出违法犯罪的事，我也爱莫能助，希望好自为之，“遵行蒙古法度，必有好处”。
4．讲清归顺蒙古的条件和要求：
各僧俗首领、各地方长官，若要仍任官职，就必须“遵行命令”，接受蒙古统治。
因蒙古人“性情果决”，“不准品称归顺而不遵彼之命令者”。所以，要表示归顺，要作官任职，就必须以实际行动，“将该处官员姓名、百姓数目、贡品数量缮写三份，一份送来我（汗王）处，一份存放萨迦，一份由各该官员收执”。
“另需绘制一幅标明某处已降、某处未降之地图，若不区分清楚，恐已降者受未降者之牵累，遭到毁灭”。
“对金字使者之接送奉应力求周到”，“若不听从金字使者之言”，自行其事，闹出乱子，后果自负。
5．开列应向蒙古纳贡的物品清单。告诉西藏各僧俗首领及地方长官，自己在凉州亲见纳贡者受优待之情况，敦促他们速遣人跟萨迦使者同来，商定贡品的品种和数量。
并建议“贡物以金、银、象牙、大粒珍珠、银硃、藏红花、木香、牛黄、虎（皮）、豹（皮）、草豹（皮）、水獭（皮）、蕃呢、乌思地方氆氇等物为佳”。
上引《致蕃人书》中字句，有八处很重要，值得注意：其一，称阔端为“汗王”是特有含义的。这绝非奉承词或萨班无知，他于1246年抵达凉州时，适值阔端去漠北和林参加贵由即汗位大典，蒙古大汗是贵由，阔端是宗王的关系，他是一清二楚的。那么，为什么要称“汗王”？奥秘之处就在于1244年阔端是以“诏书”邀请他的。萨班学识渊博，深知“诏书”乃皇帝（大汗）颁发，他人绝不敢用此二字。萨班在郑重的《致蕃人书》，用“汗王”称谓，正是说明阔端邀请他来凉州会谈和签发《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都是奉诏行事，阔端是代表蒙古汗廷来解决西藏归属问题，他是蒙古大汗的全权代表，而不是以一位地方王的身份来解决西藏问题的。
关于阔端在1235年奉其父窝阔台汗命，统军攻取陇、蜀时，是否还有兼有解决西藏问题的秘密使命？在[意]L·毕达克的《吐蕃与宋、蒙的关系》中说：“不管是出于他本人的主动还是遵父命行事，他把注意力转向西藏。其时，西藏因到处发生小王们的各寺院之间的纷争，正处于大混乱状态。”又说：“贵由向西藏寺院赠送了大量礼物：金四‘大斗’、银二十‘大斗’，以及二百领贵重长袍。”
L·毕达克所云非常重要，既可看出窝阔台汗与西藏的蛛丝马迹，又可看出贵由汗拉拢利用西藏宗教领袖人物代理西藏事务的态度和政策。从而看出阔端进军陇、蜀时，兼有解决西藏问题的秘密使命。因为这是蒙古汗国对西藏政策的一致性，即利用教派势力统治西藏，解决西藏问题是蒙古的既定方针，这一方针政策是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而制定的。虽然当时西藏没有一个统一政权来动员和组织大规模的武装抵抗，但由于西藏地域辽阔、气候寒冷、地形复杂等因素，所以蒙古方面要单凭武力征服，并非易事。至于藏、蒙文史料中所说的1207年成吉思汗用兵土伯特，并在柴达木地方接见西藏古鲁格·多尔济汗的使臣，遣还时捎信给萨迦派大喇嘛，表示自己愿意皈依佛教，还收服阿里三部属80万土伯特人众的说法，以及1216年以前窝阔台派人去邀请第三代萨迦法主昆·札巴坚赞的说法，虽不可确信，但也流露出了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与西藏的蛛丝马迹。成吉思汗当年准备亲统西征大军，从西面乘胜一举扫吐蕃而过，降服吐蕃，只因西藏的特殊地理情况而改变了计划，作为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成吉思汗，必然对西藏问题会重新考虑，作出既符合实际又妥当的安排部署。这就是他的一贯战略手段：利用宗教为其政治服务。他发动攻金、灭乃蛮、征花剌子模时，都曾利用过萨满教拜天祈祷，求其神助，坚定决心，鼓舞土气的方法。针对西藏无复统一、教派林立的实际情况，成吉思汗必然会考虑到利用教派势力，扶持有威望的宗教领袖人物，出面劝说和号召教派势力和地方势力归顺蒙古，况且藏、蒙文史料中已谈及他与西藏传教的接触。看来成吉思汗逝世前对西藏问题，一定会给自己的继承人窝阔台有所交代的。所以说，从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到阔端宗王，对解决西藏归属问题，都是成竹在胸，按既定方针办理。联系到阔端1244年写给萨班的邀请诏书，也可看出他与其父窝阔台汗的态度，邀请诏书中说：“我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以指示道路取舍之上师，在选择时选中了你，故望不辞道路艰难前来此处。……你若为佛教及众生着想，请尽快前来，我将使你管领西方之僧众。”
当萨班抵达凉州后，阔端对萨班叔侄及西藏佛教均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和由衷敬重。阔端也正是在对西藏佛教及教派势力进行充分利用的基础上，达到了政治目的——顺利完成了西藏归顺蒙古之使命。阔端并为后来的蒙哥汗和元世祖忽必烈治理西藏奠定了基础，蒙哥和忽必烈都基本沿袭和效法了阔端的方法，对西藏佛教及教派势力采取了有效利用的政策。
其二，“以良善之法度护持臣下”也非奉承词或空话。
1235年阔端率军至巩昌（今甘肃陇西）城下，原金朝的巩昌总帅汪世显始率众归降，阔端问：“金亡已久，汝不降，果谁为耶？”汪世显回答：“大军迭至，莫知适从，惟殿下仁武不杀，窃意必能保全合城军民，是以降也。”
接着，阔端军攻破今甘肃宕昌、舟曲东南之两河口、文县等地，今甘南临潭、迭部等地的吐蕃诸部，都归降了蒙古军。原金朝熙州（今甘肃临洮）节度使赵阿哥潘（吐蕃王室后裔）归降后，被阔端任命为迭州（今甘南迭部）安抚使，招集吐蕃流亡部落，修城立寨，恢复生产。后来，“阔端开府西凉”，采纳了原西夏儒臣高智耀的建议，“除河西儒士役籍，凉土安之”，治绩显著。这些事迹，萨班必有所闻，加之他们叔侄三人受优待的亲身感受，才有对阔端的这一评语。
其三，“委任官职”和进献“贡品”，体现了蒙古汗国对西藏地方享有的主权。这为元朝对西藏进行有效管辖和经营治理奠定了基础。
其四，“汗王对我关切逾于他人，故汉地、蕃、畏兀儿、西夏之善知识大德及官员百姓均视为奇事，前来听经，十分虔敬。”这对西藏各教派势力是有吸引力的。西藏佛教及教派势力可以受到敬重和保护。萨班未到凉州之前，阔端王府举行祈愿法会时，由景教徒蒙古萨满教巫师坐在西藏僧人的上首。由于萨班给阔端介绍佛教知识，讲解佛教教义，使阔端对西藏佛教有了进一步了解。“因此，阔端十分高兴，下令从今之后也里可温（景教徒）和萨满不能坐在上首，而是让萨班坐在僧众的上首，祝愿时首先由佛教僧人祝愿，遂在蒙古地方佛教出家僧人之地位受到重视。”
在西藏各僧俗首领阅读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之后，在行动上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效法萨迦派，采取主动态度，通过各种渠道竞相依附蒙古，寻求蒙古统治上层的好感和支持，以获得新的利益和发展。当时西藏的较大教派势力有如“在边野的藏区，僧伽团体以甘丹（噶当）派为大，善顾情面以达隆法王为智，荣誉德望以枳空·敬安大师为尊，通晓佛法以萨迦·班抵（智）达为精”。寺院最多、势力强大的噶当派，由于杰拉康寺和热振寺事件，情绪不满和消极。噶举派各支系就采取了积极行动，投奔靠拢蒙古统治上层，表现最突出者当算噶玛噶举的大喇嘛噶玛拔希。1253年，皇弟忽必烈于六盘山召见八思巴法主之后，进军大理途经康区时，遣使至拉萨粗卜寺邀请噶玛噶举派首领噶玛拔希前来会晤。噶玛拔希赶来康区谒见了忽必烈，忽必烈准备与八思巴一同加以扶持和利用，遂命他随命侍左右，结果噶玛拔希拒绝了此要求，前往今甘肃、宁夏、内蒙古一带传教。1256年被蒙哥汗召至和林，并封为“国师”，以赐给他一顶金边黑色僧帽（此即为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转世系统之由来。后来，噶玛噶举派创始人都松钦巴被追认为黑帽系第一世活佛，噶玛拔希为第二世活佛），还赐给他一颗金印。此时噶举派获得的权力和利益已超过萨迦派。但是，1259年，蒙哥汗在进攻南宋的四川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城阵亡，噶玛拔希又投靠了留守和林的阿里不哥，忽必烈在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斗争中获胜，继了汗位。
噶玛拔希又因帮助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位涉嫌被捕，后虽放他回藏修持佛法，但此教派势力一直到元朝末期才等到发展，受到元顺帝宠幸。
就在噶举派首领噶玛拔希获得蒙古统治上层大力支持的前后，其他各教派各支系也都纷纷通过各自的渠道，依附投靠于蒙古诸王贵族。例如“旭烈兀封给帕竹派属民二千四百三十八户，蒙哥汗封给止贡派属民三千六百三十户，忽必烈封给蔡巴派属民三千七百户，旭烈兀封给雅桑派属民三千户，阿里不哥封给达隆汽属民五百户，阔端汗封给萨迦派除阿里三围以外的拉堆南北、古莫曲迷、襄、夏、羊卓等七个万户的地区，属民一万零八百八十五户”。
二、《致蕃人书》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致蕃人书》的重大意义，首先表现在它顺应历史潮流，反映了当时西藏人民及绝大多数教派势力、地方势力的愿望。“卫、藏之僧人，弟子和施主等众生阅读了此信件后，无不欢欣鼓舞。”
西藏经过长达400年的分裂割据，互相争战，广大百姓饱尝了战乱之苦，都希望能过个和平安宁的日子；以萨班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以至大多数上层人士，为社会发展着想，为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着想，也都主张统一，反动分裂，希望和平，厌恶战争。所以《致蕃人书》到西藏后，立即受到普遍欢迎，得到各界拥护，尤其萨班在信中态度十分明朗，意志十分坚定，这也是很有感召力的。
诸如：“吾为利益佛法及众生，尤为利益所有操蕃语之众，前来蒙古之地”，“吾怀舍己身利他人之心，为利益所有操蕃语之众而来蒙古地方，听吾之言，必有利益”，“我无论祸福如何，均无后悔”，“不必顾虑蒙古对吾等来此之人如何对待”等等。他的实际行动，也是为西藏走向和平统一，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圆满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他言行一致，光明磊落，再联想到他的名著《萨迦格言》，书中反对分裂，主张统一；厌恶战争，希望和平；憎恶残酷统治，同情人民疾苦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以及抑邪扶正，弃恶扬善的道德观和正义感，都有显明表露。如“君王不要伤害百姓，要实行合理的征税，芸香树的香汁，取得过多也会枯萎。”他不愧为站在时代前列，反映藏族人民愿望的一位历史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