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体现了当时蒙古对西藏政策的正确而有效。阔端与萨班以和平谈判达成西藏归顺蒙古的协议，代替了以武力解决问题，一封书信的作用可说胜过千军万马，使蒙、藏双方避免了一场战争的耗损和破坏，这无疑可称为上策。阔端扶持萨迦派，命其代理西藏事务，萨迦派也从而取得了在西藏各教派势力、各地方势力中的领导地位。西藏各种势力集团在承认萨迦权威地位的前提下，接受委任官职，主动交纳贡赋，并积极与蒙古统治上层加强联系，从而保证了西藏的局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这也自然可称为蒙古治藏政策之有效。这一政策后来为忽必烈所采取和沿袭，更足以证明其有效。当然，蒙古对西藏这一政策，也并非阔端一人之独出心裁，如前所述，这是自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以来的既定方针政策，阔端的不朽功绩则在于将其正确地执行和成功地实现了。蒙古对西藏政策之所以正确，就在于它符合当时西藏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不是凭空想象或主观臆断。当时之西藏，新兴封建农奴主与宗教势力紧紧结合在一起，各地方势力之间的攻杀争夺与各教派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使西藏分裂割据的局面，更加复杂化，各教派势力之间不相合作，“自扫门前雪”的态度和行动，在1239年多达那波（亦称道尔达）领兵入藏已充分暴露出来。多达那波在拉萨北面由于遭到噶当派部分武装僧人的抗击，而以武力攻占了热振寺，屠杀了数百僧众，继又烧毁了杰拉康寺，而位于此两寺之间的噶举派达隆寺，位于拉萨河上游的噶举派止贡寺，均未参与抗击蒙古军，也均未受到蒙古军的袭击。西藏境内这种不相统属，谁也不管谁的局面，跟金朝、西夏、南宋、大理都不相同，因而也就不能用同一办法对待。此其一。西藏虽然很难动员和组织起全藏性的大规模抵抗，但是西藏地域辽阔，气候高寒，地形复杂，单凭武力征服，也不是件容易事。成吉思汗当年欲假道吐蕃返回蒙古的计划未遂，何况阔端统领的仅是蒙古西路军，兵力不及其祖父，不可能一举取胜。
即使各个击破，一部分一部分征服，也很难长期驻兵占领下去。因此，阔端没有采取他规复陇右、攻取四川的老办法。此其二。在西藏访寻、物色一位有权威性有代表性的人物，加以扶持和利用，使其成为统治西藏的代理人，可说是当时最切实有效的方法，属于最佳方案。所以，他派多达那波领兵入藏，在热振寺和杰拉康寺事件后，多达那波立即开展了与西藏僧俗各界的广泛接触，频繁交往，以及其后表示的尊佛、修寺行动。藏文史料记载蒙古军队焚寺杀僧后，“心生痛悔，而供施许（多）金银以修复嘉（杰拉康）寺。
中殿名香特以修复；‘达’佛殿未能修复；嘉札佛殿修复其主要佛像释迦牟尼，而很好地作了开光法事。”《嘉木样谢贝多吉年表》也有同样记载。出于喇嘛之手的著作，只能将多达那波的行动解释为“心生痛悔”、“忏悔”等，根本不知道多达那波肩负的重大秘密使命。今日探讨多达那波领兵入藏问题，更不该过于纠缠焚寺杀僧，或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而应该着眼全局。当多达那波在西藏查访、了解到后藏萨迦派势力较强，萨迦寺法主“萨迦班智达学富五明，具大法力。”
在全藏声望高，影响大，而且萨迦派还直接控制着当地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情况以后，及时派人回报阔端，并建议“王如其请，遣使迎之”。阔端接此情报如获至宝，1244年即派多达那波为金字使者给萨班送去了“邀请诏书”和礼物，诏书中又是催促“尽快前来”，又是授权“管领西方之僧众”，既以“派遣大军前来”相威胁，又以“为佛法及众生着想”动其情。可谓考虑周密，迫不急待。此其三。
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政策，按客观规律办事，加之积极努力地实施，这便是蒙古成功地解决西藏归属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其意义不只这些，这是仅就主要方面总结了以上两条。
关于《致蕃人书》的深远影响，首先当是西藏自此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西藏地方与中原王朝正式建立政治隶属关系，确切地说是发端于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及《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元朝正式将西藏纳入了中央王朝统治之下，实行了有效的管辖和治理。《致蕃人书》中明确而郑重声明萨迦派已带头归顺了蒙古，并赢得阔端宗王的欢迎和信任，萨班叔侄三人，均受到优待和照顾，“对我之关怀更胜于他人”，“彼对八思巴兄弟尤为喜爱”。阔端已授权萨迦派代理西藏政教事务，“汝可教导汝吐蕃之部众习知法度，吾当使之安乐！”“若能遵行命令，则汝等地方各处民众部落原有之官员俱可委任官职，由萨迦之金字、银字使者召来彼等，任命为吾之达鲁花赤等官”，“惟望汝等众人齐心协力，遵行蒙古法度”，“吾等之长官俱应以上好贡品，遣人与萨迦之人同来”等等。这种政治联系与政治隶属关系，奠定了忽必烈统一中国后中央对西藏地方进行行政管辖的基础。元朝建立后，西藏地方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萨迦派领袖八思巴被封为国师，领总制院（后改宣政院）事，总掌西藏政教大权。“蒙古的薛禅皇帝（忽必烈）治下有十一个行省。虽然吐蕃三区不足一个行省，因为是上师的住地和佛法弘扬之区，所以还是算作一个行省奉献。”
元朝政府派员到西藏清查户口，确定赋役，任命官职，设置驿站及驻军等等，同中原内地各行省一样进行管理。
西藏地方从蒙古汗国至元代正式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在各种书籍和文章中虽然有“西藏是元朝版图的一部分”，“元代西藏地方正式成为中国的领土”，“西藏地方归入元朝版图”，“西藏在元代才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系统”等各种提法，但实质并无分歧，都是要说明中国的行政区域、中国的西南边疆，从此正式固定下来，中国完整的领土从此不可分割了。前面章节中也多次论及，西藏归入祖国版图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另外，还需指出的是，“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从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等提法，都不够科学和严密，“自古以来”或“从来”都太空泛和含糊，看不到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看不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和发展，因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经过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这个过程既包含多元民族一体化的过程，又包含多元区域统一化的过程。藏民族归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自然也不例外。
继元朝之后，中原各王朝和历届中央政府，都对西藏行使着完全的主权，都把西藏地方划定为一个行政区域。
从而可见，发端于阔端与萨班的“凉州会谈”及《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的影响，可谓久远矣。
其次，元朝与西藏以宗教为纽带的政治联系，为其后的中原各王朝和历届中央政府所沿用。阔端与萨班的政治、宗教联系及结合，解决了西藏归属问题，迈出了西藏统一于中央王朝的第一步。蒙古通过萨迦派对西藏行使主权，萨迦派作为蒙古代理官员，从而位居各教派势力和地方势力之上。元世祖忽必烈对藏传佛教的推崇，影响了有元一代的政治。1260年，萨班法位继承人八思巴被“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1264年，元朝中央设总制院，以“掌天下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治之”，命八思巴领总制院事。1270年，八思巴“升号帝师大宝法王，更赐玉印，统领诸国释教”，“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帝师也成为有元一代定制，每位皇帝都有帝师。萨迦派在西藏与元朝之间的这种政治纽带作用，可谓是再紧密不过的了。明朝起初在河州（今甘肃临夏）设立西安行都指挥使司，统辖全国藏族地区，后又改设朵甘、乌思藏两个行都指挥使司，朵甘行都指挥使司管辖范围，大体上包括今甘肃、青海及四川甘孜、西藏昌都各地的藏族地区，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管辖范围，即今前、后藏地区。元末那位摄帝师喃加巴藏卜，1373年躬自入朝，“改摄帝师为炽盛佛宝国师，仍赐玉印”，帝师之制遂废。至于帝师后人或其他僧人遣使入朝请封号，明廷也只给予了“圆智妙觉弘教大国师”、“灌顶国师”一类封号，“并赐玉印”。明太祖朱元璋也是旗帜鲜明地要利用藏传佛教安抚吐蕃，“沅武初，太祖征唐世吐蕃之乱，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明朝与元朝不同者，是在西藏采用“多封众建”的政策，不像元朝独重萨迦派。永乐帝对具有实力的各教派首领，均赐封号，先后共赐封了三个大法王和五个王，三大法王中，以噶玛噶举派的大宝法王地位最高，王的地位次于法王，高于大国师或国师，五个王各有分地，分管着各地的辖区。除大法王、王、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僧官外，还有一些西藏上层僧侣入朝，请来委任官职，明廷也都分别予以任命，使其成为中央政权的直属官员。此外，明朝对于经过赐封的各级僧俗上层人物，都确定了朝贡关系。清朝建国之初，封授达赖、班禅两大黄教（藏传佛教格鲁派）人为领袖以宗教和地方行政的职权。达赖、班禅的“转世”，必须得到清帝的册封，乾隆皇帝以后的“金瓶掣签”制，须由驻藏大臣代表朝廷，主持“坐床”仪式。清廷提倡和保护黄教，目的仍在于“绥靖荒服，柔怀远人”。乾隆皇帝说的“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也是清王朝的一项既定政策。关于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的转世“灵童”认定，主持“坐床”等，历届中央政府一直沿承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