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关中区十万人民崛起南梁创造下西北革命基石，
策动陕甘边各地群众声讨群丑奠定了中国抗战阵营。
——关中地委为刘志丹送的挽联
1．西北统一大决策
陕甘边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不仅使地方军阀慌了手脚，而且也使蒋介石焦躁不安。1935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在剿灭了南方各红色区域后，蒋介石急调陕、甘、宁、豫、晋、绥6省的7个师、33个团、共6万多兵力，对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妄图彻底摧毁革命根据地，扑灭西北地区燃起的革命烈火。
马鸿宾部三十一师的3个旅（加上陇东警二旅第六团）共7个团分别进驻曲子、庆阳、合水，布成月牙形战线，向我南梁地区推进；胡宗南部6个团分别进驻旬邑、宁县、正宁地区，楔人南梁、照金之间待机；杨虎城部4个团摆在宜君、中部（即黄陵县）、洛川、鄜县、甘泉一带，固守咸（阳）延（安）大道，作为战略警戒；井岳秀部3个团进攻神府苏区，高桂滋部4个团进攻陕北苏区；晋军孙楚部3个旅和李生达部两个旅陈兵黄河东岸，堵我东进之路。
为了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接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巡视员黄翰的建议，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中共陕甘边特委、中共陕北特委在安定召开联席会议，商讨两地共同反对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方针。
中共陕甘边特委由于要集中全力反对国民党三十五师、四十二师和六十一师的进攻，书记暂不能到会，以刘志丹为全权代表并率领红二十六军二团团长刘景范、副团长孔林甫及陕甘边第五、六支队，北上陕北参加联席会议。中共陕北特委机关于1934年12月由清涧、绥德转移到安定、延川，只待陕甘边同志的到来。
1935年初，天空蔚蓝，万里无云，风和日暖，阳光普照着陕北山川。
陕甘边特委军委主席刘志丹，率领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到陕北根据地的赤源县。当地军民这样唱道：
一队队骑兵一杆杆号，
一面面红旗朝北绕，
刘志丹的队伍上来了。
……
1935年1月20日刘志丹到达陕北根据地的中心区赤源县的水晶沟。1月21日，刘志丹由白坚陪同探望了谢子长的病情。
一进门，刘志丹就问：“老谢你的伤怎么样了？”
谢子长躺着，想起来，试了几下，都没能爬起来，只好伸出一只手，握着刘志丹的手说：“老刘，我早就盼望你来哩！”
看到这种情景，在场的人都流了泪。
谢子长说：“我的伤看样子好不了啦。陕甘边和陕北的军事工作，完全由你领导，这担子真不轻啊！我看这任务只有你承担了。”
刘志丹安慰他说：“老谢你要有信心活下去，党和人民需要你，我们离不开你呀！”据白坚回忆：刘志丹、谢子长讨论了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陕甘边、陕北党的领导，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两个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战略指导方针、战术原则，集中两军的主力兵团形成拳头，开展规模较大的运动战，各路游击队主要打击对象为国民党八十四师以及高举反帝抗日旗帜，争取瓦解白军政策问题；在根据地内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分配土地等，双方交谈的意见都完全一致。只是在西北军委主席人选上，谢子长主动提出要刘志丹担任，但刘志丹再三推让，要请谢子长兼任西北军委主席。两人谦让良久，最后谢子长说：“我是军事特派员，就决定你担任西北军委主席。”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陕北赤源县周家硷召开了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崔田夫、郭洪涛、高岗，白坚做记录。谢子长因病重、没有出席会议。
刘志丹传达了他和谢子长的共同意见，讨论了统一两地党政军的领导和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惠子俊为工委书记，谢子长为军委主席，刘志丹、高岗为副主席。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怀着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丢下未尽的革命事业，在他的家乡安定县灯盏湾逝世。时年38岁。人们为了纪念他，1935年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把他的故乡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以示永久纪念。1939年毛泽东同志两次为他题词：“虽死犹生”、“民族英雄”。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枣树坪修建了谢子长陵墓，2月19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和公葬仪式。毛泽东亲自为谢子长墓写了碑文。
周家硷会议统一了两个根据地党政军的领导和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将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推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西北军委开始办公后，刘志丹根据联席会议精神，起草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二次“围剿”动员令》，2月28日《动员会》以第一号绝密文件发给各师、团党委，各游击队党委。
《动员令》在分析了全国和陕甘边革命形势后，着重分析了敌情，认为敌人此次“围剿”的规模虽大，但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弱点很多。蒋介石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摆在第二线，驱使非嫡系为先锋，而各派系又有自己的打算，都以保存实力和地盘为目的，只有高桂滋部冒险进犯。击溃该敌，即能打乱敌人的“围剿”计划。因此，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决定，我军反“围剿”的任务是集中兵力，打败高桂滋部的进攻，然后向南、向西发展，逐步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动员令》还详尽地部署了我军的作战计划：红四十二师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作战；红一团进至耀县柳林地区，钳制敌六十一师；红二团在完成阻击马鸿宾部三十五师的任务后，向环县、三边发展，开辟定（边）环（县）新苏区；留当地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暂时放弃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向东区洛河川一带转移。《动员令》最后要求，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树立必胜的信心，坚决服从命令，反对游击习气，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夺取斗争的胜利。
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的组建和《动员令》的发布，是重大的战略决策。它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做好了充分准备。
1935年1月15日，敌三十五师由宁夏出发，兵分两路，向前推进。2月20日前后，陆续占领庆阳、新堡、悦乐、元城、柔远等地，建立“战略村”，强迫群众移民并村，修筑碉堡。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游击队和赤卫军在总指挥朱志清、副总指挥梅生贵的率领下，采用疑兵之计迷惑和打击敌人。他们在老爷岭的山头上搭起了许多毛毡帐篷，密林中竖起了许多红旗。四处伪造埋锅做饭的“炊烟”，再加上各山号角呼应，似有千军万马。白天，游击小组高举红旗四处活动；夜间，漫山遍野点燃篝火，并派出了小股部队不断袭扰，迫使敌人在老爷岭以西滞留达一月之久。
4月14日，敌三十五师得知红二十六军主力已撤离南梁，便倾巢而出，越过天险老爷岭，占领了二将川、荔园堡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寨子湾，南梁苏区沦陷。敌500多人紧紧追击转移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
4月16日，习仲勋带领政府工作人员在豹子川、白沙川交界的张岔岭被敌人包围，习仲勋身陷敌围，在这极为险恶的情况下，政治保卫大队第三中队长王殿斌，冲破敌人重围，和战士宋子慕掷出最后几颗手榴弹，掩护习仲勋冲出了敌人的包围，进入白沙川。敌人随后紧追而来，赤卫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梅生贵奉命阻击，掩护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脱险，这次阻击战，赤卫军打得只剩下梅生贵一人，终因伤重被俘，宁死不屈，慷慨就义于杏树湾。赤卫军、保安大队和机关人员，连续拼杀，又突破敌人的三次包围，转移到陕甘边东区根据地。二十多天后敌人又追剿而来，党政机关迁至洛河川的阎家湾，六月上旬，迁到了洛河川夏寺湾。
在敌人“围剿”期间，根据地人民坚壁清野，将粮食、灶具全部埋藏，将牛羊赶进山林隐藏起来。敌人杀害干部，活埋群众，焚烧房屋，企图从群众口中得知红军、游击队及政府工作人员的去向。根据地人民以生命掩护革命干部和军队，使敌人终无所获。为了彻底摧毁根据地，敌人进行并村，实行法西斯保甲制度，将群众全部赶到二将川、白马庙川一带，制造“无人区”。把南梁根据地的中心区南梁堡、小河沟、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房屋全部烧毁，村庄变成一片废墟。敌人四处张贴告示，悬赏银元三千，马两匹，缉拿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抓到贾生秀赏白洋1000块，马一匹。并将群众的牛羊牲畜当作缴获红军的“战利品”赶往庆阳三十里铺大本营。地主豪绅也乘机反攻倒算。
面对残暴的强敌，红军转移外线向北、西、南三面进军。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南梁政府保卫大队在合水、庆阳游击队配合下，在悦乐黄大塬的田崾岘消灭敌三十五师骑兵团的一个连，毙伤敌100余人。红三团和骑兵团在六寸塬围攻敌马鸿宾一○五旅几个连失利，红一团在金村塬瓦扇子与敌三十五师马培清骑兵团也发生了一场激战。之后，红一、二团和骑兵团在刘景范等人带领下，切断咸（阳）榆（林）公路，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南线之敌。骑兵团东进宜川后，首先在延西川高桥一带由肤施（今延安）游击队配合，击溃延安守敌李发福部和民团300余人，接着先后在三十里铺和松树林，收缴两处民团枪枝一百余，得货物300余驮，随后在云岩俘敌民团兵48人，缴枪50余枝、军服200余套。骑兵团行军途中，遇敌民团，立即冲锋，压敌至屯石崾岘，聚而全歼国民党宜川民团250余人，当场击毙敌副团长马备三。骑兵团打出威风，南下黄陵、韩城一带，伺机作战，迫使南线之敌不敢轻举妄动。红一团进军宜君、中部一带开辟根据地之后，又返回陕甘边南区开展游击活动，迅速恢复了南区根据地。
红二团在南梁根据地东北和西北部向敌发起攻势，连战得手后，又南下解放了吴起镇，接着奉命配合主力红军解放了靖边城，开辟了定边、靖边大块根据地，庆北县政治保安队、庆北、庆阳游击队以元城、乔川为中心，在红二团的配合下，在庆北、环县、定边、保安一带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先后恢复了温台、柔远、城壕、白豹川等地区，成立了由李培福任主任的庆北办事处，领导群众进行恢复和扩大庆北根据地。
红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在安定县白庙岔与陕北红军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会师，在玉家湾召开两军领导人联席会议，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进行反“围剿”作战。
1935年5月7日，红军一天之内连打两仗，早晨敌人侵扰吴家寨，全歼敌高桂滋部一个营又一个连，毙敌50余人，俘敌450余人，缴枪500余枝。又进攻马家坪，歼敌一个辎重营，毙俘敌440余人，缴获长短枪450余枝、轻机枪20余挺，追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单军衣2000余套、银元数万枚，以及大批医药器械。主力红军得到充足补给，士气大振，敌则丧胆退缩，乘胜解放了安定城。
10日，中共西北工委在玉家湾召开会议，决定主力红军转外线作战，争取“红五月打通陕甘边苏区的联系”。会后，主力红军直捣延长守敌高桂滋部骑兵连老窝，29日解放延长县，生俘国民党县长和敌骑兵连长，毙俘伤敌骑兵、民团兵和矿警队4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余枝，轻机枪5挺、战马百余匹、无线电台一部。延川守敌闻风丧胆，弃城而逃，延川县获得解放。
6月4日，红军南下甘泉，去夏寺湾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驻地，稍加休整后，挥军北上，击毙了延安县民团总指挥李汉华，又相继夺取敌安塞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和反动民团据点李家塔，生擒安塞县正在移交公务的新旧两任县长，歼灭反动民团900余人，夺取安塞县城。
李家塌地处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交界处，是将两块根据地分割开的—个顽固堡垒。红军解放了李家塌，打开了两块根据地的通道。
28日，主力红军向靖边城的井岳秀部一个营及县警卫队、民团军600余人发起总攻，经过五六个小时的激战，大获全胜，生俘国民党县长、民团总指挥等，解放了靖边县城。保安守敌眼见大势已去，星夜逃窜。30日，保安县城回到人民手中。
同年8月中旬，红一、二、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联合作战，采取“围点打援”战术，歼灭西渡黄河来犯的晋军孙楚、李生达部，毙俘伤敌2000余人、缴获轻机枪69挺、迫击炮6门、枪1900余枝，首开西北红军战史上一战歼灭敌一个整团又一个旅直属队、一个营的辉煌战例。
西北主力红军在刘志丹等人的指挥下，连战获胜，所向披靡，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共消灭敌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武装3000多人，缴获长短枪8000余枝、轻重机枪300余挺，消灭敌人大批有生力量，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并在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也扩大到30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两个师9个团，共5000多人，武器装备得到更新和改善，每个步兵连都配了6挺轻、重机枪，还组建了3个迫击炮连。地方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装备也得到补充。
苏区范围扩大到北起神府、南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的广大区域，人口约有100万，使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北线敌人彻底溃败。
这时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领导下经泾川赴陕北，马部奉命堵截，南线敌人亦龟缩回去，仓皇离去，从南梁退出。
9月，红军胜利回到南梁，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
不要小看前面提到的这些数字。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和各路红军正处在多灾多难之中，由于“左”倾路线的破坏，大批红军战士战死，惟独在中国偏僻的西北角，在“圣人布道偏遗漏”的陕甘边高原上，在南梁稍山里，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和南梁根据地的人民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一块温暖的栖息之地，使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疲惫之师，有了一个落脚点，有了一个舔平伤口，恢复元气，东山再起的机会。
连成一片的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即为西北根据地。其中已经建立县级苏维埃政权的有华池、庆北、新正、新宁、永红、赤安、安寨、淳耀、赤水、甘洛等，建立县级临时革命政权的有合水、靖边、鄜西、鄜甘、肤甘、肤施、中宜、红泉、赤川等。整个西北革命根据地，其游击区含陕甘两省30个县，在甘肃陇东有庆阳、合水、正宁、宁县、环县5县；在陕西有25县，即淳化、旬邑、耀县、同官、宜君、中部、鄜县、宜川、甘泉、延安、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清涧、靖边、定边、横山、吴堡、绥德、米脂、佳县、府谷、神木，总人口超过100万人。
2．红军长征过南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