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从鄂豫陕根据地北上的红二十五军3000余人，在徐海东、程子华的带领下，经泾川、镇原、西峰、合水，于9月初进入南梁根据地的大凤川、豹子川、唐庄、碾庄、王街子、张岔等一带。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3000多名指战员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有不少是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庄重严肃的脸上，还挂着明显的稚气。偶尔闪过一两个年龄稍大些的，都是腰挎手枪的领导，但实际年龄也不大，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是长者，也仅34岁。营团长们多是20出头。
就是在这支年轻的队伍中，后来产生了共和国的一名大将，三名上将和六七十位将军，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上将，就是从这支队伍中产生的。
这支部队在1935年7月得知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向甘肃进军的消息后，程子华等人毅然决定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到南梁根据地会合刘志丹。部队经陕西的周至、凤县进入甘肃的天水、隆德、泾川。在泾川城西四坡王村抢渡讷河狙击敌人战斗中，吴焕先政委壮烈牺牲。当部队渡过泾河，抵达合水板桥镇时，敌骑兵尾追而来，9月4日凌晨，徐海东命令参谋长戴季英带队出发，可是这位没有当上军政委的参谋长看了一眼命令，发了一通牢骚后倒头睡觉。徐海东带着前卫部队出发后，久久不见后卫跟来，又派人传送紧急命令。
可是，已经晚了。
敌人骑兵蜂拥而至，后卫团顽强抗击，才阻挡住追兵，200多名红军战士，在进入陕甘边区大门时，倒在了敌人的铁蹄之下。
9月初，长征中的第一支红军——徐海东率领下的红二十五军，跨进了南梁根据地。
9月初的天是蓝的，大地一片金黄，一片深情，覆盖着丰收的成熟，在远道而来的战士们的眼中，到处充满着新鲜和惊奇。
一切都弥漫着到家的亲切感：墙上白灰刷写的标语、村庄上空飘扬的红旗、白底黑字的苏维埃标牌、满耳响彻同志之间的问候……红二十五军健儿们的眼眶湿湿的。
9月7日，在豹子川，部队短暂休整，每个战士都洗了洗披满征尘的身子，换上了干净的衣服。
晚上，在豹子川的王街子召开了鄂豫陕省委扩大会议，讨论了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人选，大家一致同意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代理省委书记，决定红军继续北上。
与此同时，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向各级党组织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动员起来，发动群众，筹集粮草，欢迎远征而来的红二十五军，刘志丹亲自起草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并在玉家湾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迎接有关事项。派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立即前往瓦子川迎接。红三团政委黄罗斌等同志前往刘家堡迎接二十五军先头部队。
9月10日，在永宁山召开了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的群众大会。陕北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亲自召集干部讨论欢迎的有关事宜，并组织工作组分赴各根据地动员组织群众。
队伍以连为单位，进行了动员教育。其实不需要说什么，豪爽好客，是渗透在南梁人民血液深处的天性。从指挥员到战士，人人洗换了衣服，修剪了头发，准备了小礼物。有的小战士还在小礼物上用红线缝上“送给红二十五军老大哥”的字样。
红二十五军在南梁豹子川休整三天。当地群众见这些远道而来的南方红军和对待刘志丹率领的陕甘红军一样亲切，他们又苦又累，又有伤病员，就行动起来，腾房让窑、磨面碾米、杀猪宰羊、捐献鞋袜、热情慰劳。
但这里人烟稀少，毕竟粮饷欠缺。这时正巧两个商贩赶着三四百只羊过来，部队负责人叫去谈话，他们慌忙跪在地上求饶。首长说明原委后，和气地让部下端上许多白花花的银元，说要全部买下他们的羊让战士们充饥，两名商贩只求饶了性命，哪敢接收银元，在首长的再三解释、催促下，他们才拿了部分银元。两人出门后，还半信半疑地念叨着：“天下还有这么好的队伍，和刘志丹的队伍一样。”
9月9日，徐海东在军部迎接了陕甘边南梁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和陕甘边军委主席刘景范。
徐海东紧紧握住习仲勋的手，似乎怕飞了一般。“可找到你们了”，半天他才说出一句话。
习仲勋沉静地望着徐海东，内心深处也翻卷着激动的浪花，他使劲地摇着徐海东的手，告诉他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正向陕北开来”。
徐海东是个急性子，一听党中央、中央红军就要上来，立即说：“那我们赶快和志丹会合，商量一下迎接党中央。”
习仲勋说：“那我们马上走，志丹同志也正带着部队往永坪镇开进，准备在永坪镇迎接你们”。
红二十五军在南梁根据地行军、驻扎、休整4天，部队生活清苦、艰辛，但他们个个精神抖擞，士气旺盛，仍坚持学习操练，此起彼伏的嘹亮歌声、军号声不时地响彻豹子川的旷野山谷。
9月10日，“北上先锋”红二十五军离开豹子川，部队带上南梁人民支援的粮食和慰问品经高桥、安塞、蟠龙，9月15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根据地军民夹道欢迎。
16日，刘志丹率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赶到与红二十五军会师。
刘志丹伸出热乎乎的大手，热烈欢迎徐海东，欢迎红二十五军。
徐海东拉着刘志丹的手，兴奋地说：“我们早听说过你的名字，今天总算聚会了！”
徐海东认真地说：“我只是一个粗人，今后你要多多帮助。”话语里透出坦率和真诚。
刘志丹笑了。他虽然上过黄埔军校，是个知识分子，但却十分喜欢徐海东直爽、热烈的性格。他笑呵呵地回答说：“海东同志，你不要客气呀！你们来了，陕北革命力量更壮大了！只是我们这地方太穷……”
徐海东坦率地说：“穷才要革命啊！我从前是个穷窑工。”
知心的话儿越说越近，越说越亲，两支军队领导人，一见面就难以分开，都敞开胸怀，把心里话往外掏！这个晚上，他俩一直谈到深夜方散。
这就是人民军队！这就是红军的将领！他们没有地域之分，没有山头门户之见，一见面就像水和乳交融。
《信天游》这样唱道：
一杆杆红旗空中飘，
红二十五军上来了。
来到了南梁北洛河川，
劳动百姓好喜欢。
9月17日，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在永坪镇召开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改组西北军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省委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聂鸿钧任军委主席。将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
18日，在永坪镇举行了庆祝大会，成立红十五军团，下辖3个师，即红二十五军编为七十五师，红二十六军编为七十八师，红二十七军编为八十一师。
部队经过几天休整，派出八十一师一个团佯攻甘泉，调动驻延安的东北军支援，其余大军在途径甘泉的崂山地区隐蔽，经过6个多小时激战，全歼敌一一○师，击毙敌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等千余人，随后，在阳泉歼敌一个营，敌人不得不改变战术，采取步步为营的政策，10月25日，中共陕甘省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机关从永坪镇移驻瓦窑堡。接着，向榆林桥守敌进行了强攻，歼敌四个精锐营，俘敌1800余人。这次战斗的一大收获，是俘虏了曾当过张学良警卫营长的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
徐海东等红军领导人备了茶果，去看望了高福源，对他晓以民族大义，告诫他作为一名军人，一个东北军人，日本鬼子占了东三省，你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你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正在被日本鬼子压迫糟蹋，你如果是个有骨气的军人，就应该打日本鬼子去，为什么要来打红军，在中国人面前充当英雄好汉！现在，大敌当前，应该枪口一致对外，不要睁着眼睛干瞎事，替军阀卖命打内战，成为民族罪人……朴实的语言，深刻的道理，严肃的口气，令高福源又感动又羞愧。
后来，毛泽东来到这里，又亲自接见了高福源，并将他放了回去，让他做张学良的统战工作。
这些卓有见识的举措，不但教育了高福源，也影响了东北军的一大批军官，对促成“丙子双十二事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崂山，榆林桥战役，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粉碎了南线敌人的“围剿”，扭转了西北战场局势。
这期间，中共陕甘晋省委和陕甘边特委，积极进行了恢复南梁根据地的工作，9月下旬，高生荣、白凤武等同志率领游击队回到南梁，在荔园堡成立了华池战区，由白凤武负责战区工作。成立了战区保卫队，何兴胜任队长，郑兴才任副队长。在华池战区的领导下带领人民群众立即行动，拆碉堡、平战壕、重建家园，开展生产自救，迅速消除敌人所带来的灾难，积极恢复战争创伤。各区、乡、村的革命政权和群众组织，逐步得到了恢复。各区建立了赤卫军营，各乡都有赤卫军连。南梁又回到人民手中。
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两块根据地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梁土地革命战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统一后的西北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我党仅存的一块最完整、最巩固的红色根据地，成为后来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地。
3．党中央来了晴了天
永坪镇会师后，胜利不断，捷报频传，根据地一片欢腾，《信天游》一曲接着一曲，唱红了南梁根据地半边天。
山丹丹开花红又红，
红十五军团出了征。
徐海东刘志丹指挥妙，
崂山榆林桥打得好……
但是，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疾手的事，给热气腾腾的根据地泼了一盆冷水，刘志丹被保卫局逮捕了！
1934年初，王明控制的中央驻北方全权代表就派人来到陕北，纠正所谓“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推行王明“左”倾路线。他们以“钦差大臣”自居，对陕甘边工作横加指责，并把情况报告上海临时中央局。1935年7月，派出中央驻北方代表朱理治来到根据地解决“右倾反革命问题”，朱理治在延川县永坪镇召开西北工委会，传达《中共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信》、《中共驻北方代表五月份机密指示》等五封指示信。会上，对革命形势未能作出正确估计，认为西北形势和全国一样，处在“伟大阶级决战之前夜”，革命力量占“绝对优势”，提出陕北党的任务是：巩固发展陕北根据地，与陕南、四川以至甘肃、新疆、青海连接起来；军事上要“全面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要红军去攻打瓦窑堡、延安等城市。当时，刘志丹等西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仍在反“围剿”前线指挥作战，没有参加会议。
对于上述决定，刘志丹先是有抵制、有斗争的。刘志丹认为这一主张完全脱离了敌人陈兵10万“围剿”根据地的实际。
8月下旬，朱理治等人来到文安驿召开前总会议，重申永坪会议主张，大反“取消主义”，为贯彻“左”倾路线的旨意，把对“左”倾路线怀疑，抵制的人，一律戴上“右倾取消主义”的大帽子。这次会议，实际上就为“肃反”定了调子，造了舆论。最后，朱理治决定强攻瓦窑堡。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刘志丹率部决定攻打瓦窑堡。瓦窑堡敌人早有防备，城内碉堡林立、山寨相连、火力成网、密无死角，城外沟壕纵横、陷坑相套、尖桩密布，刘志丹在会同指挥员察看地形后，决定放弃进攻，后决定打横山，原定偷袭，被发现变为强攻，激战半日，终未攻克，遂撤出战斗。
9月下旬，在永坪镇召开的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会师联席会议上，朱理治还是重复他在文安驿会议上的那一套，把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说得一无事处，声称“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和前总都要改组”，要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要进行肃清右派反革命的肃反运动”等，强行改组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和前敌总指挥。他们撤消了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省委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免去惠子俊的书记职务，调清涧县的修械所当工人，免去刘志丹西北军委主席职务，任命聂洪钧为主席，杨琪被免去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职务，被迫离开部队去后方为部队筹备冬装。这样一来，他们把刘志丹等西北领导人从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排挤下来，安插“左”倾路线执行者担任要职，并继而打击那些跟着刘志丹闹革命，为创建苏区和西北红军有功的军事负责人。一场空前的大“肃反”的灾难落到了西北党政军干部的头上。
一时，根据地出现了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反动派的进攻，“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积极筹划着夺权、抓人。在崂山战役前，他们颁布了所谓“赤卫戒严令”，在永坪镇先逮捕了蔡子伟、张文华、黄子文等所谓“来路不明右倾派分子”，并将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党中央代表张庆孚，诬蔑为“叛徒”，也逮捕起来，接着又逮捕了后方工作的张秀山、张文舟等同志。对这些同志施以酷刑逼供。
10月4日，徐海东、刘志丹率红十五军团，刚刚获得崂山大捷后，他们指令前方“立即逮捕”刘志丹、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同志。这时，从崂山战役缴获敌人的一个机密文件中，已得悉红军到达甘肃通渭、静宁地区，正向陕甘苏区挺进。
据此，刘志丹等同志提出“红十五军团出击庆阳、环县之间，迎接中央红军”。同时，徐海东、聂鸿钧等同志对逮捕刘志丹等同志“考虑事态严重”，提出最好还是等待中央来到后解决。“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不仅不采纳，反而采取调刘志丹“到后方主持军委工作”的欺骗手段，将这位根据地创始人逮捕起来，然后在前方抓人。
刘志丹奉命回瓦窑堡开会，在安塞真武洞，恰好碰上从瓦窑堡来的通讯员，这位通信员常送信，认识刘志丹，下马敬了个礼，便将一封送给红十五军团的急件交给他。
刘志丹一看是急件，怕误事，遂打开封口，抽出信一看，不由愣住了。原来，不是什么通知，而是一张密令逮捕自己和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逮捕令，被捕人一栏赫然写着“刘志丹”三个大字。
事情就是这般凑巧而离奇，逮捕令交到被捕人手里。
刘志丹面对这种不顾大局，搞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罪恶行径，非常气愤。
刘志丹思索了一下，头脑冷静下来。当时，这种随便抓人，随便杀人的事，不但在陕北，就是在中央苏区，在各个根据地，发生的还少吗？刘志丹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曾经保护过不少同志，也眼睁睁地看着不少同志含冤死去。今天这件事落到他头上，他知道，自己是在劫难逃了，不过，他还可以有另外的选择。比如，打发走通讯员，而后逃走。在南梁、在陕北，每一户庄稼人的院落都可以成为刘志丹坚不可摧的堡垒。但是刘志丹没有这样做。那种深植于血脉深处的对党的忠诚，使他只能有一种选择，惟一的选择。
刘志丹同志表现出了崇高的党性，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可乘之机，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和荣辱，郑重地把信交给通讯员，让送给团部，他遂去瓦窑堡打算说服“左”倾路线执行者，宁愿自己接受审查，不要逮捕前线赤胆忠心的好干部。
他刚到瓦窑堡即被抓人监狱，被解除了一切职务，接受“党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