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同时也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有机组成部分。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有关理论和成功经验，探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是一个全新而又重要的历史性课题。本文试图集中讨论如下问题：1．何谓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否仅仅为一经济范畴？2．近现代市场经济有无文化伦理基础？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是什么？如何塑造这种精神？
一、市场经济的文化属性
市场经济究竟属于什么范畴？目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把市场经济主要看成是社会经济制度的范畴，即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代名词。这种观点主要为国外一些经济学家所持有，国内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确立以后，在公开场合已不多见，但不排除仍存在于一些人的潜意识和观念中。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市场调节与市场机制，是调节经济的手段或具体工作方法；还有一种是将市场经济视作经济运行机制的范畴，认为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这是目前较为普遍的一种看法。
现在看来，市场经济既不属于社会制度范畴，也不单纯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更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调节工具和工作方法。把市场经济当作社会经济制度属性的观点，理论界已有多方位的分析和批判，已初步形成一些比较一致的看法，这里不再赘述。至于那种把市场经济仅仅看成是市场调节的观点更是经不起理论与实践的检验，把市场经济当作随心所欲、任人处置的调节工具，肯定不会得出正确结论，甚至还会加进许多主观因素，扭曲和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能否将市场经济等同于经济运行机制或资源配置方式。我们认为，把市场经济仅仅归结为资源配置方式，进而着眼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仍然是片面的、有害的。诚然，把市场经济当作经济运行机制或资源配置方式的这种理解，同传统的“市场恐惧症”和“市场抑制论”相比，是一大进步，也是改革以来继计划和市场的“对立论”、“主辅论”、“板块论”等几个认识阶段之后的新境界，但市场经济不仅是个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不简单是一个资源配置方式的作用过程。看不到这一点，就会低估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刻性和真正困难所在，导致在改革实践中回避难题，轻易放过体制创新，把建立市场经济改革仅仅理解为单纯运行机制的转变，又把运行机制的转变归结为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协调，试图在原有体制框架与基本经济关系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引入”市场机制。这种改革思路尽管也使传统体制受到很大冲击，主要表现在指令性行政机制的作用大大减弱，市场的作用逐步增强。但是，这种变化还属于外在性的比重和范围的增减变动，并非对传统体制的根本改造，新体制的基础仍然非常脆弱。而且与此直接关联的体制双轨制的出现，使各种“寻租”行为猖獗，腐败现象蔓延，社会风气败坏，经济秩序混乱，加大了改革难度。以上分析显示，有必要对市场经济的属性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上的一种实现形式，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与交换行为，也不只是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市场经济的确立，并不是简单地作为经济手段与经济行为被植入，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社会诸因素交互作用的错综复杂的漫长过程，有着赖以产生的内在的经济技术条件和人文条件，其中，文化精神是市场经济发展与运作的重要内在动因。首先，市场交换行为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无论从简单的、偶然的只有两个商品交换者进行的价值交换形式分析，还是从扩大的、发达的、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由多个商品交换者参加的价值交换形式观察，交换的实现，客观上都遵循着一定的、被所有交换主体共同认可的市场规则，每一次交换行为的实现，都是交换主体对其共同认可的市场规则的一次实践和维护。市场规则是任何市场行为主体（企业、家庭、个人、政府等）都必须遵守的，它构成市场的精神与灵魂，这种规则的科学、明确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必须为人们所认可，存在于市场行为主体的内心深处，成为大家的共同意志。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之所以要进行市场交换，而不以暴力掠夺、欺诈偷盗等超经济方式获取财富，有其客观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在于：一是商品交换者的“文化伦理自律”价值准则，对“能”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应该”干什么与“不应该”干什么，有基本的判断与规定，从而交换才能成为可能。二是商品交换主体的“文化伦理信赖”与道德理解。只有交换行为主体双方具有这种“自律”与“信赖”时，市场交换才能成为可能，反之，一个无人格、靠欺诈、掠夺为生的“交换者”。在正常的市场秩序下，是无人与其交换的。因此，市场交换本身就含有丰富的文化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之所以要进行市场交换活动，其目的在于借此从总体上实现人类共同的文明、理想与精神价值，优化自己的生命，这应该是市场经济同文化之间存在的最基本的联系。如果作进一步分析，市场行为与人的文化素质的发展也密不可分。如果一个社会的人们普遍缺乏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基本文化素质，则该社会很难形成真正的市场。市场活动要求人把自己、同时也把他人当作“人”来看待，并承认人与人之间以“文化”文明方式而非野蛮方式进行交换的可能性。而且，市场与表现交换者共同利益的文化的规模与水平相辉映，共同发展，最终在一国或世界范围内形成维护市场得以存在的“国家意志”与“全球意识”即市场理性。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性经济组织都是这种理性的体现。市场理性一方面表现为市场内部的行为规范，同时也表现为市场的外部社会文化环境对市场的维护和支持。没有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及社会意识观念的支撑、维系与滋养，市场经济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次，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需要文化伦理上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来维系。任何一种制度或体制，只有在它拥有为全社会、至少是为大多数人们所接受的文化伦理及道德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时，才能被大众视为是正义的，才能为大众所认可与接受。这里的合理性或正当性是指：一种体制能否形成并维持这种信念；现有的体制最适应于这个社会。制度与体制通常由一套文化伦理观为之辩护，文化观又要求具体的制度及体制层面体现其道德的合理性。如果大多数人都承认的关于信念的通常制度尚未确立，那么一切新体制的设计都是无效的。如果体制及其准则与现存文化准则相脱节、相冲突，同样会归于无效。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如果缺乏文化伦理及道德上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的支持，同样不能成功。在市场经济研究中，不仅要关注市场、分工、交换这些基本因素，也必须考察这些因素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础与精神特征。
二、近现代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基础
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人们单纯的经济活动本身发展的结果，而有着更为丰厚、全面的人文原因。
首先，关于市场经济的人文条件，许多经典作家都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在古典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等人把自爱、同情、怜悯、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和相互交换之倾向看作市场经济秩序必不可少的文化伦理和道德基础。亚当·斯密还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自由主义经济观，特别强调个人主义不仅是个人生命、财富、自由，而且是个人文化精神的发展以及自我完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著名的西方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对东西方诸大宗教的比较研究中，提出新教（加尔文教）精神是推动现代资本主义形成的主要精神支柱。他认为：“现代资本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和禁欲主义。”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精神的合理内容是：提倡勤劳致富，反对不劳而获；提倡敬业态度，反对不务正业；提倡取财有道，反对敲诈勒索、拐骗等不义行为；提倡节约、节制，反对贪图享乐、挥霍纵欲。这样，新教伦理既使获取财富、发展经济有了一种光荣奉献的精神动因，又使经济生活有了一个正当原则和节俭的精神自律，这就是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等古代文明世界中发展起来，而在西欧产生的主要原因。韦伯还认为，文化理性等本身自有其独立性，在客观条件的配合下，文化与精神理性也可以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在缺乏理性精神和动机力量的情况下，即使是最有希望的制度性条件也不可能被有效地运用于理性的经济目的。虽然韦伯的研究结论中尚有值得商榷之处，特别是对东方宗教与伦理的观点（如认为缺乏新教伦理精神，亚洲国家就不能发展资本主义）有失偏颇，但他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化因素，阐明了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既体现在文化与精神价值为发展经济提供精神动因，也体现在文化价值为经济活动方向定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与塑造文化价值观的内在联系有重要启示：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如果缺乏一种文化含量与精神动因，最终必将是低效甚至无效的。
除亚当·斯密与马克斯·韦伯以外，作为西方经济学“异端”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也探讨市场经济发展与文化精神变迁间的关系。该学派把文化精神看作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利益集团共享的公共物品或人力资源，其功能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并且认为，人类的经济生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因为人类活动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与特定的约束条件下进行的。这种约束条件就是人类在长期社会发展中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安排。文化的功能就在于通过它本身特有的“传导”、“渗透”、遗传等机制，去影响和形成这些约束条件。缺乏文化的作用，人们之间的分工和交易成为不可能。
其次，追溯近代市场经济的起源，每个国家市场经济的产生，都有其丰厚的文化背景或文化禀赋。在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或称近代市场经济，发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在14世纪与15世纪之交的欧洲、地中海沿岸、大西洋沿岸和中、西欧的一些大河流域，先后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近代市场经济的萌芽及一定规模的发展。近代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在这些地区产生，除了它居于世界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文化氛围浓厚外，主要得益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运动与席卷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冲破了中世纪教会统治所形成的专制主义文化束缚，为近代自由商人阶层的形成开拓了精神教化的道路；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解放了整个欧洲人的精神世界，加尔文新教所倡导的勤俭、节欲、积累财富、公正等伦理规范为基督教创设了新的生活准则，从而塑造了一批追求自由平等、独立人格与积极进取的市场行为主体。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荷兰、英国、德国等国家近代市场经济的成长，概莫能外。概括地讲，近代西方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由文艺复兴所唤起的个人自由、独立人格的世俗思想；二是由宗教改革运动形成的新教所倡导的禁欲、勤俭及聚集财富的近代观念。没有这一文化伦理基础，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产权明确界定、公平交易原则等均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