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高度冷静观察时代潮流、沉着应付历史巨变、认真反思国际共运、全面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历史经验得出的新的重要结论，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新建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视角研究苏共覆亡的历史，总结和吸取苏共亡党亡国的沉痛教训，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的理解，坚定对“三个代表”是我们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实践“三个代表”的自觉性。
苏共垮台的原因很多，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从表层来看，对苏联社会的各种矛盾处理不当，对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工作的领导失误，特别是政治上的专制和经济上的畸型化等等，都是导致苏共垮台的原因。这其中有不少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但这些问题多少都还可以用政策失误、方法不当、缺乏经验来作解释。如果说党自身肌体是健康的、坚强的，党还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党还有很强的凝聚力，仅有工作的失误，还有改正的机会，也不至于垮台。如果党的肌体长期患有沉疴，又不思救治，涣散无力，在人民群众中威信扫地，那就非垮台不可。可以说，苏共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所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和根本原因。用“三个代表”思想衡量苏共丧失政权和垮台的原因，则是以严重畸型化的经济取代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以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取代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官僚特权阶层的利益取代了苏联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终导致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恶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苏两大政党的历史命运如此天壤之别，不能不让人感慨和深思。
第一个问题：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说明，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执政的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就是要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实质是人的解放和发展，其中心是摆正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关键是坚持经济建设的基础和中心地位。
1．不失时机地变革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就必须在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夺取政权，这是改造旧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要的政治前提。但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相适应，既不能滞后，也不能超前。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论。十月革命时，孟什维克及普列汉诺夫等人就认为布尔什维克不该夺取政权，因为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列宁回答说，实现社会主义需要有经济文化前提，但是，我们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列宁是对的。当时布尔什维克不夺取政权，就谈不上改造旧的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就无法发展，俄国就无法前进。例如，当时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其他政党就无意或无力解决经济发展中最为迫切的土地问题。
问题出在夺取政权之后如何实行生产关系的变革。苏联的错误是太快太急，超前了，即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变革所有制。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如何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难题。列宁在探索中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实践证明，新经济政策是农业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逐步过渡的有效途径。但是，在苏联工业化开始之后，斯大林没有从实际出发，只是为解决国家急需粮食问题，断然放弃新经济政策，采用行政强制手段，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违背自愿的原则，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实现公有化。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建立公有制过程中，不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早地提出要消灭私人经济乃至个体经济，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当时苏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看，这种做法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没有充分发挥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历史作用。尤其是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变革生产关系的错误，一直延续很长时间没有改正。例如，原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即1928至1933年）中规定，到1933年，农业中的公有制经济（包括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所占比重将达到17．5％。但是，在斯大林高速度实行农业集体化思想的影响下，苏联从1929年秋开始掀起“左”的“全盘集体化”运动高潮。1930年初的联共（布）中央全会大大加快了这一步伐。实际上到1933年，农业集体农庄“已经把60％以上的农户联合起来，并拥有了农民耕地总面积的70％以上”。又如，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一种低级形式，必须随时准备向全民所有制这种高级形式过渡。他在1952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集体农庄所有制，现在“已在开始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强大发展”。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把集体农庄所有制逐渐变成全民所有制”等。这种急于过渡，追求一大二公，使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留下了后遗症。经过全盘集体化的大潮之后，1933年马、牛、羊、猪总数比1929年分别下降50％、43．2％、65．5％、41．6％。
2．适时地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有一个重要思想：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西方国家。这里自然包含着利用政治力量搞好经济建设之意，但其工作重心是经济则是显而易见的。
革命胜利后党的政治任务和国家的专政职能依然存在。因为国内外还有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即使是解决好经济任务本身也需要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保证。但是，“物无美恶，过则为灾”。如果脱离经济任务去搞政治、搞阶级斗争，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纲”，脱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企图单凭政权的力量来搞社会主义，其结果只能搞出“贫穷的社会主义”，不受百姓欢迎的社会主义，没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之下，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和发展，民主受到损害和破坏，广大人民群众得不到真正的解放。早在1928年，斯大林就认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后来不断地发挥这一思想，把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他甚至在宣布苏联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说：“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取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阶级斗争扩大化，就是以这种理论指导政策的结果。1936年一1939年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大清洗运动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突出表现。在这场运动中大批无辜党、政、军优秀领导人和著名的知识分子以至普通干部和群众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和迫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粗暴的破坏和践踏。这种无情的迫害也涉及到很多少数民族。在卫国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对十几个少数民族的集体迫迁和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数万少数民族的流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3．及时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正确处理改革、稳定、发展三者的关系
正确处理改革、稳定和发展三者关系是中国改革的领导者高超的领导艺术的重要体现，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实践说明，只有通过改革解决社会矛盾、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稳定，才能有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对的社会政治稳定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正常的社会环境。没有稳定，改革可能翻车，发展无从谈起。而发展则是改革顺利推行和造成稳定社会环境的最重要的基础，社会稳定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改革如果导致经济停滞和滑坡就可能陷入泥潭。苏联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史尤其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证明了这一点。
从本质上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斯大林以急风暴雨的方式建立的苏联模式有五大特征：第一，超高速工业化或超高速经济军事化、强制农业全盘集体化和政治大清洗三大运动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支柱；第二，以个人迷信为核心的中央高度集权和领袖专断；第三，以扩军备战、领土扩张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统制经济；第四，以闭关锁国为主的对外战略原则；第五，以“世界革命”为掩护，强行推广被认为社会主义惟一标准的苏联模式并大肆侵占别国领土，肆无忌惮地在别国建立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这种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和苏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基本相适应的，和当时苏联人民的思想文化状况也是基本相适应的。但20世纪50年代之后，仍然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强制性的指令性计划，使农业生产日益落后，从而严重地阻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政治上缺乏民主，破坏法制的现象非但没有得到改进和制止，反而随着个人崇拜的发展而不断加剧。显然，如果不对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苏联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就难以继续发挥。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收效不大，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苏联领导人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一些传统观念没有打破，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规律、商品货币和市场的作用等问题的看法，还停留在30年代的水平上，尤其是把产品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把国家计划当作管理国民经济的惟一手段，正是这种理论观点上的局限性使他们不能从根本上触动已经运行了几十年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实际上也是一种历史局限性。因为人们的正确思想总是从实践中来的，马克思主义也总是从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同样，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但与斯大林时期相比，在国家的政治生活方面还是注入了一些新的东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加强了社会主义法制。但是，这个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总的来说实际动作不多。从采取的各项措施来看，改革的矛盾性和反复性远远超过经济体制改革。有些措施只是形式上的，在实际上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有些措施宣布以后，不久就废止了。如关于干部任期制的决定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通过以后，到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时就把有关的具体规定都取消了，只留下领导干部要有新陈代谢这一笼统的原则。出现这类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例如，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就是如此，应当说，提出这个问题并设法采取相应措施克服这种现象是有积极意义的。问题在于对个人崇拜及其产生的根源不作正确的、历史的分析，对斯大林功过缺乏全面的、公正的评价，把错误全部归于斯大林个人的品质。因此，既丑化了斯大林，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开了道，又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的教训，特别是不能把出现个人崇拜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联系起来，从这里也就不难找到为什么斯大林的继任者们在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后，又搞起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的原因。
至于所谓的“全民党”、“全民国家”概念的提出，也同样说明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这两个概念是赫鲁晓夫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提出来的，后来勃列日涅夫又继承了这一理论，只是作了某些小的修正。这两个概念是与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相对立的，但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导致了否定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从而造成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