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再现了西班牙内战的一些情节，但线索是断断续续的，由大量简短的场面和对话组成，读者看到的与其说是故事的进展，还不如说是广泛的思考。小说探讨了革命行动中的理想与现实、目的和手段，友情和纪律等一系列问题。它令人信服地表明了共和派领导人怎样从温情主义转为讲求实际，从富有诗意的幻想转到你死我活的决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马尔罗参加了坦克部队；1940年6月受伤被俘；五个月后逃出战俘营，到达自由区。半自传体小说《与天使的斗争》的灰色调子流露了他这一段时间的消沉情绪。这部著作只有第一部分（《阿尔腾堡的胡桃树》）于1943年在瑞士出版，其余部分被马尔罗焚毁。
1943年夏天马尔罗重振斗争活力，潜入敌占区，化名“贝尔瑞上校”，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成为抗德游击战中一个神奇人物。第二年7月受伤再次被捕，不久被盟军解救。他又创立阿尔萨斯—洛林独立旅，参加了解放阿尔萨斯的战役。
马尔罗对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行动和苏联国内的大规模迫害现象深感不满，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幻灭，从一个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转变为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法兰西国家主义的信仰者。战后，他曾两度出任戴高乐政府的部长职务。中法建交后，他曾于1965年代表法国政府访问中国，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交部长。1969年戴高乐引退，他也最终离开政坛，专事写作，直到病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年代里，马尔罗不再从事小说创作，而集中精力于研究艺术哲学和撰写回忆录。主要著作有《艺术心理学》三卷（1948～1950）、《想象中的世界雕塑博物馆》三卷（1953～1955）、《诸神的变异》（1957），以及记载了1965年访华之行的《反回忆录》（1967）、记述与戴高乐的最后会晤的《砍倒的橡树》（1971）等。
涅曼特·拉斯洛
（1901～1975）匈牙利小说家、剧作家、翻译家。1901年4月18日生于纳吉巴尼亚，1975年3月3日逝世于布达佩斯。父亲是个农民出身的中学教员。少年时期随全家迁居布达佩斯，中学毕业后于1919年考上大学文科，半年后转学医学。医学院毕业后先是当牙科医生，后来当中学校医直到1942年。他早年曾在《日出》和《西方》上发表作品，短篇小说《霍尔瓦特夫人之死》获1925年《西方》杂志征文奖。1932年因与《西方》杂志主编发生意见分歧而脱离“西方社”，创办自写自编的刊物《见证人》，为“民粹派”作家队伍的形成作了组织准备。他提出民族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和“优质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成为“民粹派”作家运动的主要思想代表。他曾经幻想能够说服当时的统治集团，但这种幻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匈牙利现实的发展面前破灭。匈牙利解放后，他退出政治生活，除在霍德麦泽瓦沙尔海伊某中学任课外，专门从事翻译工作。1954年重返文坛，1956年发表长篇小说《艾盖兑·艾斯苔尔》，通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几代人的故事批判地描写了“民粹派”运动。此书和剧本《伽利略传》（1953）获1957年科苏特国家奖金。他在50年代后期的理论著述中加深了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
涅曼特擅长心理描写，作品富有哲理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的历史剧大都通过国内外历史名人的事迹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如描写19世纪匈牙利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政治家塞切尼·依斯特万的《塞切尼》（1946），描写15世纪捷克宗教改革领袖胡斯事迹的《胡斯·杨诺什》（1948），描写19世纪匈牙利两个数学家的《波尧伊父子》（1961），以及《伽利略》（1953）和《甘地之死》（1963）等，说明伟大人物与历史进程的关系。他的社会剧往往以体现某一时代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中心。他们几乎都因自己的空想、家庭的压力或个性上的怪癖而失败，如《闪电光下》（1937）、《切莱什涅什》（1942）和《怪物》（1953）等。他的小说接触到当时的现实，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中等阶级的一些问题。如小说《人间喜剧》（1929）描写一个看破红尘进山当隐士的医学院学生为农村人民治病的故事；《丧事》（1935）描写一个年青的农村寡妇受封建道德压制的悲剧；《罪》（1936）通过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与一个穷短工相遇的故事，说明社会责任问题；自传体小说《九月里的马车》（1937）、《南城的离别》（1938）和《星期三接待日》（1939）三部曲描写了一个农民子弟的个人奋斗的道路。1945年以后发表的小说除《艾盖兑·艾丝苔尔》（1956）外，以《厌恶》（1947）最为成功，它描写一个情欲冷漠的妇女怎样以自白的方式剖析家庭和社会道德问题。作者在小说里作了出色的心理描写。
涅曼特的重要理论著作有：《准备》（共2卷，1941）；《少数地位》（共2卷，1941）；《质量的革命》（共2卷，1941）以及《知识分子的使命》（1943）。他还翻译了普希金、列·托尔斯泰、冈察洛夫、高尔基、格罗斯曼及莎士比亚、莱辛、易卜生等人的作品。1952年因翻译《安娜·卡列尼娜》和苏联作家扎克鲁特金的《最后的村庄》而获得尤若夫·阿蒂拉奖。
夸西莫多·萨瓦多尔
（1901～1968）意大利诗人，1901年8月20日生于西西里岛拉古萨城附近的莫迪卡，1968年6月14日卒于那波利。他的父亲是铁路职工，靠微薄的工资养活家庭。由于父亲工作地点频繁调动，夸西莫多的童年是在不断的迁移，在许多穷乡僻壤的小城镇度过的。姑母酷爱诗歌，常常给他朗读但丁的《神曲》，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诗歌的种子。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意大利古典诗歌，从中汲取滋养，15岁时，他考入技术学校，并和朋友们创办一个小型文学刊物，发表习作的诗歌。18岁那年，夸西莫多进入罗马工学院学习土木工程，但对文学的爱好驱使他转而研习古希腊罗马文学。因家庭经济拮据，他不得不辍学去谋求生计。夸西莫多到处流浪，在南方的山区和平原、城市和乡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先后当过建筑公司绘图员、五金店店员、百货商店会计，后来才在国家建筑公司找到了固定的职业。这正是墨索里尼建立独裁统治的岁月，也是饱尝生活忧患的夸西莫多开始献身诗歌的年代。1928年，他重新拿起了笔。1929年，他前往佛罗伦萨、和文学界许多知名人士结识，并和隐秘派元老蒙塔莱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并成为进步文学刊物《索拉里亚》的撰稿人。
1930年，夸西莫多的第一部抒情诗集《水与土》问世，一时声名大振，成为意大利的优秀抒情诗人。
对西西里，对在家乡度过的童年的缅怀，是反复出现于《水与土》中的主旋律。夸西莫多怀着一腔柔情，赞颂遥远的，美丽的西西里大地，它的明媚旖旎的风光，勤劳、朴实的人民。他向每天“肩背鱼篓，挂起满帆”，唱着离别之歌去海里捕鱼的乡亲们表示敬意，抒发自己愿为西西里分担忧愁的赤子之情：“啊，大地／你的苦痛／怎不叫我碎了心肠！”（《大地》）。诗人给病中的母亲写信，叙述自己为了献身艺术，告别故乡和亲人以后的遭遇，祈求死神“莫要停止故居挂钟的钟摆／莫要停止母亲心脏的跳动”（《致母亲》）。对于在邪恶的现实中饱经世态炎凉的夸西莫多来说，故乡和童年是他的“根”，是幸福的象征。他在《水与土》的诗篇中不只一次满怀深情地向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发出礼赞：“不只一次，我的心头感觉到泥土与青春的分量。”（《莫名的痛楚》）。然而，幸福与希望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对童年和家乡的回忆“仅仅带来短暂的梦幻”，这就是诗人无比忧伤和凄惶的缘由。诗人又常常向青年时代心爱的人寄托情思，寻求慰藉。爱，对于诗人而言，是对丑恶现实的抗争。解脱：“爱是抵御忧伤的盾牌。”（《廷达里的风》）
夸西莫多在《水与土》中吟唱的主旋律。也贯串于他30、40年代陆续发表的诗集《消逝的笛音》（1932）、《厄拉托与阿波罗》（1932～1936）、《新诗》（1936～1942）。1939年，夸西莫多被聘为米兰音乐学院意大利文学教授。
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对夸西莫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后来说，战争和抵抗运动“摧毁了（诗歌）传统的内容”，“提出了人的价值的新观念”。他不再单单抒发个人的情愫，他的抒情诗中糅进了“社会诗”的内涵，“更多地追求对话，而不是独白”，低徊婉转的吟唱同激奋昂扬的战歌交融。诗人从“我”过渡到了“我们”。诗集《日复一日》全部写于艰难的1943～1945年，堪称意大利和欧洲战后一部不可多得的抒情诗集。它痛斥法西斯强盗将铁蹄踏在意大利人的心上，屠杀无辜良善的残暴罪行（《柳树枝头的竖琴》）；对于同法西斯刽子手展开英勇斗争的战士，诗人予以热情的礼赞，他在这些意大利优秀儿女的身上看到了复兴祖国的希望的闪光（《我的祖国意大利》、《致切尔维七兄弟》）。这一曲曲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颂歌，很快成为几乎家喻户晓的脍炙人口的诗作。
写于战后的诗集《生活不是梦》（1946～1948）、《乐土》（1955～1958）等，寄托了夸西莫多崇高的信念：生活不是梦幻，而是义务；诗人的使命是“‘改造’世界”，“重新造就人”。
1959年，夸西莫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以充满古典热情的抒情作品表现现代人生的悲剧”。
此后，夸西莫多身患重病。而且因生命垂危两次被送入医院抢救，但他的生活信念更充实，更坚定了：“兴许我就要溘然长逝而去／但我乐意聆听／从来不曾理会的生命的真谛／乐意求索生活的哲理。”（《鲜花与白杨》）
1968年6月14日，夸西莫多因脑溢血发作，抢救无效，在那波利去世。
夸西莫多是个优秀的抒情诗人。他在艺术上独具风韵，完全排斥抽象的观念和乏味的说教，而是驰骋极其丰富的、罗曼蒂克的想象，运用立意新颖的象征、隐喻、联想，直接诉诸人的感官，从而建立起鲜明的艺术形象。他善于把内心感触最深的一刹那捕捉住，又从自然中摄取意境新巧的景象，寓情于景，直抒胸臆，使他的诗歌具有情思浓郁、动人心弦的特色（《海涛》、《瞬息间是夜晚》、《秋》）。
梦幻与现实，回忆与写实交织，是《水与土》的另一个艺术特色。《归乡》抒写漂泊异乡的主人公，在一个繁星灿烂的夜晚，孤独地坐在罗马市中心的广场上，怀着一颗凄惶的心，“驾着记忆的轻舟”，“重归遥远的家乡”的心境。另一篇抒情名诗《廷达里的风》，刻画诗人在想象中重返西西里岛廷达里的感受，回忆的梦幻、现实的情景，重叠交叉，相辅相成，把梦幻中重游廷达里欣悦而惆帐的复杂心绪，作了细致入微而富于情韵的描写。
夸西莫多十分重视诗歌语言的提炼。他的语言凝炼、明净、形象，诗人力求从他选取的词语里挖掘出最能表达人的丰富情感的涵义，表现大自然运动、色彩、音响的美。因此，他的诗歌写景时瑰奇独特，抒情时低徊吟咏，常常兼有绘画作品的鲜明色彩和音乐作品的优美音韵。
夸西莫多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艺术家。他对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有着精深的造诣，先后翻译了荷马、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维吉尔、奥维德、莎士比亚、莫里哀、裴多菲的诗作、剧本。对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扩大了诗人的视野，提高了他的文学素养，对他的诗歌创作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坎贝尔·罗伊
（1901～1957）南非诗人。1901年10月2日出生于南非德班。1918年到英国，曾在牛津大学受教育。1922年与玛丽·玛格丽特·杰曼结婚。1942～1944年在英国军队服役，战后回南非。之后又去欧洲。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度过。1957年4月22日因车祸死于葡萄牙。
坎贝尔童年时期在广阔原野上骑马、划船度过。后来到了英国，成了诗人。然而他与英国文学界人士格格不入，在日后写的讽刺长诗《乔治亚德》（1931）中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抨击。20年代他曾在南非生活数年，与南非的文人相处得也不融洽，曾写了《印刷工人的假期》（1928），讽刺南非知识分子。不久他又回到欧洲。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年外，他一直生活在欧洲，主要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与其他作家的对立达到了顶点。1935年他成了罗马天主教徒，因而支持佛朗哥政权，成了当时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中唯一支持佛朗哥的人。这时期他曾写长诗《开花的来复枪》（1939），攻击激进的左派，支持法西斯，颇受人们的谴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却在英国军队中服役，在东非和北非与法西斯作战，受伤致残。
坎贝尔一生都把自己称作一个行动者，而不是一个知识分子。30年代他在西班牙和牧民及渔民生活在一起，称自已是一名最普通的老百姓，但他确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精通好几国语言的诗人。1924年长诗《火红的甲鱼》发表，使他一举成名。这首诗描写《圣经》中大洪水时期的一只甲鱼，歌颂了本能的生命力，认为它可以使人摆脱悲观失望。另外，他还翻译了不少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拉丁文的诗歌。
坎贝尔的诗体规范，文字流畅。他崇拜的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兰波和瓦莱里，他的创作风格也深受这些诗人的影响。他的诗，如《祖鲁姑娘》、《清晨的弥撒》、《秋》及《选择桅杆》等，写得既细腻动人，又充满了活力。他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一诗中抒发了自己的孤独而又不为人们所理解的苦闷，把自己比喻作南大西洋中的一个孤岛。
坎贝尔也曾写过两部自传体性质的长诗：1934年的《打破了的记录》和1951年的《深色马背上的亮光》。他以辛辣的讽刺诗著名。他也是一位浪漫的抒情诗人，是南非最优秀的诗人中的一员。
古卢珀·巽格尔
（1901～）印度马拉雅拉姆语诗人。1901年生于喀拉拉邦的耶道达村。他自学英语、孟加拉语和印地语，曾在中学任教。1931年，以《明天》一诗引起文学界的注意，从此走上诗坛。他认为：“诗是灵魂的体现。作为一个诗人，表现自己的感受是最大的乐事，倘若这种快乐也能使别人感受到，那是自己的成功。”
古卢珀担任过国会议员、电台顾问和喀拉拉邦文学协会主席多年。
《竹笛》汇集了诗人1920～1950年写作的60多首诗歌。其中有优美的爱的诗篇，但这不是男女之爱，而是诗人抒发对大自然的真挚的感情；有节奏明快的叙事诗，蕴含着诗人对国家，对民族的深情。他没有采取传统的神秘主义手法，而是如实地反映自然界的种种神态和诗人的种种感受。
古卢珀受到海亚姆和泰戈尔的影响，他的诗不宥于日常生活琐事。甘地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德国对阿比西尼亚，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印度的独立，都在他的诗篇中得到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