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历史年鉴之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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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文字类(6)

贝凯特青少年时就开始写作,到战争结束时,他已经用英文写了关于乔伊斯的论文(1929)和关于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的论文(1930),短诗《婊子镜》(1930),短篇小说《刺少踢多》(1933),长篇小说《莫尔菲》(1935)和《瓦特》(1942)。战后,他用法文写的居多。他继续写诗歌和小说,比较受到注意的是1948年到1949年写的长篇小说三部曲《莫洛依》,《马洛纳正在死去》和《无名的人》。《莫洛依》前一部分写身份不明的莫洛依为了一个模糊不清的目的——好像是去看望正在死去的母亲,又好像是出于其它隐秘的动机——登上旅程,他在城里、乡间、林中的艰险而又彼此相似的道路上东奔西突,受尽种种磨难,最后倒在深沟里。第二部分写一个警察,又好像是莫洛依的父亲,寻找莫洛依,陷入了莫洛依经历过的同样的迷津,找了几个月毫无结果。此人身上经常闪现出莫洛依的形象,仿佛是莫洛依分裂为两个人。这小说似乎意在说明:人生是周而复始的艰辛而又虚无的浪游。《马洛纳正在死去》中的马洛纳是个垂死的人,为了忘记自己正在等待死亡,忘记自己的烦恼,他不住地给自已讲些大都毫无意思的故事。这也是浪游——内心的浪游,不过天地已缩小到一个房间。《无名的人》走得更远,既没有故事,也没有形象,只听见一个人在说话。不知这人是谁,他甚至连名字也没有。

他的成名作,两幕剧《等待戈多》写于1948年。第一幕,主人公弗拉迪米尔和艾斯特拉贡(简称狄狄和戈戈)山现在一条村路上,四野空荡荡,只有一棵光秃秃的树。他们自称到这里等待戈多。可是戈多是何许人?同他们相约在何时何地见面?连他们也闹不清。他们苦苦地等待着,为排解等待的烦躁,他们没话找话,前言不搭后语地交淡;并且没事找事,做出许多无聊的动作。可是总不见戈多,却来了一个名叫波佐的和一个名叫幸运儿的。前者用—条绳子牵着后者,并时而挥舞一条鞭子威胁后者。后者则替他拿着行李,并唯他之命是从。最后又来了个孩子,声称是戈多的使者,通知狄狄和戈戈:戈多今天不来赴约,但他明天准来。第二幕表现狄狄和戈戈第二天等待戈多,几乎是第一幕的重演:同样是那个地点,只是那棵树上多了四五片叶子;同样是波佐和幸运儿到来,只是波佐瞎了,幸运儿哑了;同样是那个孩子来通知说戈多今天不来,但他明天准来。

贝凯特主张:“只有没有情节,没有动作的艺术才算得上是纯正的艺术”。他的确把《等待戈多》的情节和动作减到了最低限度。这出戏没有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故事和戏剧冲突。用剧中人戈戈在第二幕的话说,他们在前一幕是“谈了一晚上空话”,就像“做了一场恶梦”。而后一幕又是这些空话和恶梦的重复。这正是贝凯特虚无主义人生观的体现,这种虚无主义包含着对现实的不满。他笔下的人物,最不堪忍受的是话既空虚又可恶。在贝凯特看来,人类就是这样既难活,又难死,既有希望,又没希望,而归根结底是没有希望。他用第二幕重复第一幕,即是要表明如果演下去,第三幕、第四幕也一样:主人公等到最后,仍将是那个孩子来宣布戈多的失约和他“明天准来”的无信的诺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从德国法西斯的铁蹄下获得解放,人们理所当然地充满希望。但战后的现实却是国际上的冷战和国内社会的畸形发展。与那些为资本主义既有秩序作辩护,唱赞歌的文学作品有所不同,《等待戈多》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部分人,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对现实感到的颓丧和绝望。诚然,这一切都是采用别开生面的荒诞手法表现出来的。

《等待戈多》获得成功以后,贝凯特得出的结论是:这出戏易被观众理解的地方太多,他下一次将“寸步不让”,决心要人们“过不了五分钟就离开座位”。他继《等待戈多》之后所写的剧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比《等待戈多》更加荒诞。《结局》(1954~1956)写一家三代在绝望中等待死亡的来临。半身不遂的哈姆坐在轮椅里,他的没有下半身的父母住在垃圾桶里,他的义子克洛夫则因病只能站不能坐。《最后一盘录音带》(1958)中,一个69岁的残废老头,反复播放自己30年前生日的录音,慨叹人生变化无常。《啊!美好的日子》(1961)写女主人公维尼身体逐渐陷在灼热的沙漠里,大地咔咔作响,世界行将崩溃,而她却固执地保持乐观,只要丈夫听得到她说话,她就认为这一天“美好”之至。《喜剧》(1963)中的一男二女索性连名字也没有,他们待在三个瓦罐里,只露出脑袋。灯光照到谁,谁就马上机械地讲起话来。

1969年,贝凯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金,理由是“因为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贫困境地中得到振奋”。

坂口安吾

(1906~1955)日本小说家、批评家。1906年10月20日生于新县新市,1955年2月17日卒于东京。

坂口安吾是日本战事无赖派代表作家之一,与太宰治、石川淳、织田作之助等人齐名。他父亲坂口仁一郎是著名的汉诗人,曾做过议员。坂口安吾自幼就不喜欢过循规蹈矩的生活,这也许是受了父亲诗人气质的影响。中学时他便对宗教产生兴趣,入大学后他专攻印度哲学,竟一反原来的放浪,过起严格的禁欲生活。此间他阅读了大量的宗教、哲学书籍,每日几乎废寝忘食。由因而患上神经衰弱症。在作哲学玄想的同时,他也写了不少小说习作。

1931年他在同人杂志《青马》上发表了一篇题《风博士》的小说,得到著名作家牧野信一的赞赏,由此登上文坛。这部作品描写一个名为风博士的人在结婚典礼上突然幻化而去,因为他在与蛸博士的较量中失败了。故而隐形逝踪。小说带有浓重的观念意味和象征色彩。继此发表的《黑谷村》,受到岛崎藤村、宇野浩二等人的推奖,坂口安吾由此为文坛知晓。

在确立了自己的新进作家地位后,他又写了《海雾》(1931)。《霓博士的颓废》(1931)等,不过都没产生什么特别的影响。经历了一段沉寂期之后,他开始动手写作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1938年发表的《风雪物语》他在谈及此作的创作动机时说,我要使我半生的思想燃烧起来,构成一个故事,将我的过去埋葬在里面。

他的文学真髓,更多地体现于他对日本文化的批判中1942年他发表了一篇评论《日本文化私观》,认为日本人具有极强的模仿性,首倡“杂种文化”说。1946年发表的《堕落论》则更进一步提出:战争下的美是死的美学,为了生存人们就要堕落,只有堕落才能发现真正的出路。此论既出,震聋发聩,给战后陷于空虚之中的日本国人以强烈冲击。与这一宣言相印证的是他的小说《白痴》(1946)。这篇作品表现的正是从堕落中见出美这样一个主题。小说中的青年伊泽从与白痴女人的拥抱中意识到,唯有孤独才是防止精神崩溃的有效方法。文中充溢着浓重的虚无感与对人的富于现实性的把握。

《堕落论》和《白痴》为坂口安吾赢得了很大声誉,此后他成了文坛上极为活跃的作家。在此后的两年中,他又相继写出《外套与青空》(1946),《石头的思想》(1946),《洗青鬼兜裆布的女人》(1947)、《盛开的樱花树下》(1947)等佳作。尤其是最后一篇,将樱花的艳丽与阴森可怖的鬼怪故事交织在一起,描写了人的孤独与疯狂,继承和深化了由获原朔太郎,井基次郎等人创造的樱花意象。

除了上述作品而外,他还曾写过侦探小说《不连续杀人事件》(1947~1948),以及历史小说《保久昂天皇》(1954)、《狂人遗书》(1955)等。不过,日本批评家普遍认为,他的作品太重观念性了,因而并不适合做一个流行小说作家,随着战后日本研究界对文化的重视,坂口安吾在当代日本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开始受到越来越高的评估。

巴巴耶夫斯基·谢苗·彼得罗维奇

(1906~)苏联俄罗斯作家。1906年6月6日生于哈尔科夫省库尼耶村。

他出身农民家庭。1929华开始发表作品,1936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反映农村劳动者的日常生活。1939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同年加入共产党。成名作长篇小说《金星英雄》(1948,获1949年斯大林奖)描写战时获金星英雄奖章的战斗·英雄谢尔盖·图塔里诺夫战后组织乡亲,重整被战争破杯的集体农庄经济的业绩,新建的小水电站给故乡带来了光明,照亮了未来的道路。作者旨在歌颂苏联一代新人的优秀品质,但对主人公遇到的困难写得比较简单,有“无冲突论”的缺点。《阳光普照大地》(1949~1950,获1951年斯大林奖)是《金星英雄》的续篇,主要表现主人公当了领导后的宏伟计划,粉饰现实,掩盖生活矛盾的倾向更为明显。这两部作品发表时曾受到不少评论家的称赞,但因为缺乏真实性,所以很快遭到读者冷落。后来他继续从事小说创作,不断有作品问世。

长篇小说《人世间》(1967~1968)通过州委书记霍尔莫夫被迫退休及重访家乡的所见所闻,叹惜1961年前后苏联社会中诸多“痛苦”,“眼泪”和“冷酷”,发出希望领导改变作风的愿望。长篇小说《现代人》(1972)同样反映了农村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幸有新的深入实际的区委书记谢德罗夫上任,才得以扭转,这两部作品都涉及到当时苏联农村的迫切问题,但发掘不深,手法也较陈旧,评论界反映平平。

巴巴耶夫斯基自70年代后半期以来较著名的作品有三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哥萨克镇》(1975~1976),以两个农民家庭的变化为中心,提出当时农村青年大量流入城市,私有制势力严重等迫切问题,着力表现后来因搞了“农工商综合体”,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另一部是《广阔天地》(1978~1981),还有一部《怎样生活?》(1985),是近年巴巴耶夫斯基较有分量的著作,主人公伊万·德罗兹坚科是一名传奇式英雄,卫国战争时曾一人击毁德军几十辆坦克,战后领导“红色旗手”集体农庄,谦虚谨慎,严于律巳,工作勤奋,平易近人,不仅解决了农庄的吃饭穿衣问题,而且农庄的精神道德面貌也焕然一新,去世后还常常夜晚显灵,一些行为不轨的人慑于此也都改邪归正。

他的其它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旱地的水牛》(1958)、《一路平安》(1958),中篇小说《最后一匹马》(1981),《情节》(1982),《歌》(1982),《复苏》(1986),长篇小说《儿子们的反抗》(1961),《故乡》(196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