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人类学家。1908年11月28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就学于巴黎大学，1932年获哲学教师资格，1948年获文学博士。1932年与狄娜·德雷富斯结婚（后离婚）。1946年与罗斯迈里埃·于尔莫结婚，有1个儿子。1954年与莫尼克·罗曼结婚，有1个儿子。1935～1939年为圣保罗大学教授。1942～1945年为纽约新社会研究学校客座教授。1946～1947年为华盛顿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1948～1949年为巴黎人类博物馆副馆长。自1950年以来为巴黎高等实验专科学校研究项目主任。1959～1983年为社会人类学教授。自1983年以来为巴黎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荣获：1966年，温勒·格伦基金会维京基金奖；1975年，艾拉斯摩斯奖。名誉博士；1962年，布鲁塞尔大学；1964年，牛津大学；1965年，康涅狄克，纽黑文，耶鲁大学；1967年，芝加哥大学；1971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72年，斯特林大学；1973年，扎伊尔国立大学；1977年，乌普萨拉大学；1979年，魁北克乌拉尔大学；1979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73年，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曾任：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学院和英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美国文理学院院士；挪威文理学院院士；纽约科学院院士；荷兰皇家学院外籍院士；挪威学院外籍院士。名誉研究员：大英人类学研究所；美国自然史博物馆。1971年获法国国家三级勋章；1976年获法国荣誉军团三级勋章；科学院三级荣誉勋章，文学艺术三级勋章，比利时科罗尼三级勋章。
著述
I.人类学
《印第安人的社会及家庭生活》巴黎，美国协会1948年法文版。
《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49年法文版；波士顿，比康出版社1969年英文版.
《种族和历史》巴黎，尤里斯科出版社1952年法文版。
《忧郁的赤道》巴黎，普隆出版社1955年法文版。部分英译本《日益衰落的世界》（A World on the Wamo）伦敦，胡钦森出版社1961年英文版。英译本《忧郁的赤道》（Tristes Tropique）纽约，标准出版社1961年版。全译本，伦敦，开普出版社1973年版；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74年版。
《结构人类学》（Structural Anthropology）巴黎，普隆出版社1958～1973年法文版；纽约，基础丛书，2卷，1963～1976年英文版。
《图腾崇拜》（Totemism）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62年法文版；波士顿，比康出版社1963年英文版。
《野性的思维》（The Savage Mind）巴黎，普隆出版社1962年法文版；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6年英文版。
《神话科学导论》（In 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ythology）巴黎，普隆出版社1964～1971年法文版；共4卷，纽约，哈珀出版社1969～1981年英文版。
《人类学的领域》（The Scope of Anthropology）伦敦，开普出版社1968年版。
《伪装之路》2卷本，日内瓦，斯基拉出版社1975年法文版。
《神话与意义》（Myth and Meaning）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和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78年版；纽约，朔肯出版社1979年版。
Ⅱ.其他
《与克劳迪·列维·斯特劳斯的谈话》（Conversations with ClaudeLévi—Strauss）巴黎，普隆—朱利亚尔出版社1961年法文版；伦敦，开普出版社1969年英文版。
《入法兰西科学院演说》，巴黎，法兰西学院出版社1974年法文版。
文献书目：
《克劳迪·列维·斯特劳斯及其批评》（Claude Lévi-Straussand His Critics）弗朗索瓦兹·Y·拉波安特与克莱尔·C.拉波安特著，纽约，加兰德出版社1977年版。
研究著作：
《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艾德蒙德·利奇著，伦敦，劳塔纳出版社1970年版，修订版1976年版。
《民俗中的结构模型与转变论丛》（Structural Models in Folklore and Transformational Essays）艾里·康加斯·马兰达与信里·马兰达著，巴黎与海牙，莫顿出版社1971年版；《从符号主义到结构主义》（From Symbolism to Structuralism），詹姆斯·A.鲍恩著，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社与纽约，哈珀出版社1972年版。《心灵的探索》（The Quest for the Mind）霍华德·加德纳著，纽约，诺普出版社1973年版。《结构主义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Structralism），西蒙·克拉克·苏塞克斯著，丰收者出版社和新泽西，巴恩斯与诺贝尔出版社1981年版。
在思想家中虽然一些人具有影响力，但极少数人能创立学派，要成为代表一个时期特征的人那就更为少见了。人们很难预测当代著作的命运，但是，正像我们说起阿奎那时代或歌德时代一样，以后的时代将会把我们的时代称为列维·斯特劳斯时代。人们也许已有可能写一本关于列维·斯特劳斯的或反对他的佳作。他是现代心灵的创造者，并一直影响着许多从未读过他的著作的人以及某些对他抱有完全错误的想法的人。
列维·斯特劳斯著作的魅力，部分在于其复杂性，而且这种魅力难以令人体悟得出，人们也无法借用。他以清楚的法国式的武断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而在这背后却隐藏着一种几乎是非同凡响的讽刺，这同样也是法国式的讽刺。列维·斯特劳斯是一个辩证的思想家。他经常是先设立一个观点而在下一部分反驳它。我们没有根据假定他所作最后的断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终极的。这是苏格拉底式的充满讽喻的、带着嘲意的微笑（如果有的话）做出的坦率的陈述。理智的力量大可不必用来澄清这样一种看法：作者为了在他的听众中树立自己的尊崇的地位，他使人困惑，使人烦恼，他向我们挑战提出矛盾的东西，从而把我们拖进他的思维进程中去。
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的最好的开端是从《忧郁的赤道》开始的。这与其说是一部人类学的著作，毋宁说是一部人类学家的思想发展的自传。它不总以时间的顺序来论述而是作为一种回顾。在回顾中，作者试图向他的整个的生活意义让步，以其他顺序从较晚的时刻谈论到较早的时刻，这本书的核心是论述作者为了研究土著人所做的一次穿越巴西中部的旅行。在这个意义上，《忧郁的赤道》是一本关于野外考察的书。在他的生涯中，他尽可能少地去野外考察（从专业性的人类文化学的观点看），并且这只够得上非常低的水准。他没有学会多种语言，也没有与任何人待足够长的时间以便熟识那渗透在他们的文化中的东西，而这正是我们参与观察的基础。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含有与原始状态保持某些距离的最好在图书馆里进行研究的意思。《忧郁的赤道》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关于那距离，关于这样一种问题的书，即：如果我们不喜欢这些原始部落的同伴，我们为什么竟对他们感兴趣？为什么甚至离开巴黎一段时间去巴西中部？
这就转而成为关于现代精神的问题。我们是着手研究其他民族的第一个民族，因为我们是第一个不仅与其他所有民族相对比而且根据所有其他民族来定义我们自己的民族，我们是被解释的例外，而我们也知道这点；我们对各种文化感兴趣，因为我们对文化本身感兴趣，因为我们想要知道什么东西能使人去了解文化生活的意义，并且这还因为我们有充足的根据怀疑我们自己的文化毫无意义。
因此《忧郁的赤道》是关于现代主义的一种拓展开的反思；这位人类学家把他个人的故事置于人类历史的整体范围中，在这个过程中，他把人类学定义为现代活动的最大的特征和最大的必要性；而当问题的症侯就是潜在的解决方法时，人类学又是我们对文化的兴趣。我们对文化的厌恶使我们从它的偶然的特殊性解放出来，并使对建立在一个被理解的实在的基础上的文化的渴望成为可能。靠着它，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通晓了自然。这是人类学家的（有点救世主式的）使命，因此，人类学家是权威的现代英雄，当然，列维·斯特劳斯对其做了最好的阐释。
那些想在列维·斯特劳斯身上找到谦逊和性情随和的人都可能会感到失望。《忧郁的亦道》是他的著作中最易懂的一部，但是，人们必须在它的论点的统一性逐渐显明之前细心阅读它，而且许多读者会失望地发现在其中没有任何关于结构主义的和可识别出列维·斯特劳斯的方法的东西。
《忧郁的赤道》——正如克利夫德称之为“人类学家曾写过的最好的书”那样——是一本关于理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书，并且它避免了把自身限制于任何特殊的理智方法中。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可以见到。他的这些著作大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早期论亲属关系和图腾制度的著作中，他考虑了人类学理论的教科书中的中心问题，并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法。他的方法是，在明显的杂乱无章的各种文化规则的背后识别出一组简单的基本关系，这组简单的基本的关系造成无穷的复杂的重组，但是它的基本的简单性却可以由分析的人类学家揭示出来。他思考的基本问题是：许多文化系统为何对那些（完全缺乏思考的）使用它们的人是可以理解的？分析的基本模式是从费迪南德·德·索绪尔和罗曼·雅各布森的语音学吸取而来的。这些语言学家已断言我们可以理解彼此的言语，因为我们（不假思索地）根据少数相反的特征将在现实发音中的各种各样的声音组合起来。我们听到语音的变化（“无区别性”水平），却能经验到可理解的言语，因为我们根据一个语音系统（“区别性”水平）立刻就能诠释这变化。
在结构主义的分析中，基本系统的基础要素被看作是一个三角形，它由两个相反的要素和一个中介构成。爱德蒙德·利奇将结构三角形比作交通灯。红灯意思是停止，绿灯意思是行，这两者相反。在两者之间是黄色，它的意思是灯将要变换。黄灯是中介，因为它既是两个相反对者之间的中介，同时又反对它们两者结合起来，因为它们两个信号都是一种持续的状态——运动或静止——而黄色信号则是状态的改变。列维·斯特劳斯根据这个三角形类推地分析了各种亲属关系系统——然而此处不是概括该结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