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统计数据，1951年到1978年，中国棉纱年产量从43.7万吨增加到238.2万吨，棉布年产量从25.2亿米增加到110亿米。纺织工业的可比产值，从55亿元增加到620亿元。
随之，“衣被紧缺”问题基本解决，在全国人口增加到10亿的情况下，全国人民生活纺织品供应得到保证，并随即在国内商品供应中最先出现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1978年中国棉纱、棉布年产量已经占据世界首位，“纺织大国”的轮廓基本显现。
16岁的纺织“天才”
13岁就进纺织厂成为工人，16岁形成自己的“细纱工作法”，这就是郝建秀的标签。
1951年，纺织女工“郝建秀”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名字。而中国纺织业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客观上为这场“造星”运动提供了现实土壤。
2000年是世纪交会点，回顾20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百年历程，就中国纺织工业来说，前50年，无疑是一部辛酸史，后50年，则是社会主义历史背景下谱写的一部自豪史。
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作为最具实力的一个传统产业，纺织工业以“500万棉纺锭、13万毛锭，17900个企业，75万职工”的工业总规模，成为新中国开国初期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之一。
尽管纺织工业规模庞大，但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仍显得捉襟见肘——1950年，全国棉布产量仅为25亿米。按当时国内人口简单计算，人均分得量不足5米，换句话说，每人分得的布料仅能做一套衣服。其他社会用布、工业用布，则没有着落。
为缓解这种情况，新中国成立之初专门设立了纺织工业部，该行业遂成为“一五”期间经济建设的重点。上海、青岛、武汉等纺织工业老基地随之满负荷运行，浩浩荡荡地建设现代化纺织工厂、“纺织城”的宏伟场面一时无双。
在这种背景下，郝建秀的出现，赶上了时代鼓点。
1935年，郝建秀出身于青岛贫苦家庭，家中共有子女9人，她是老大。10年后，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府接管青岛。此时10岁的郝建秀一心想当纺织厂工人，但因为年岁过小，数次被拒绝。青岛解放后，13岁的她终于成为纺织厂女工。
当时，国内一片凋零，百废待兴。青岛各纺织厂急需工人，回忆当初进入纱厂，颇有历史的偶然意味，“青岛国棉六厂招人，我俩手牵手一起去报名，我被分在了细纱车间乙班1组，她去了甲班7组。当初去工作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多挣点钱养家。”郝建秀的姑姑当初带着年幼的侄女，一起进了这家纱厂。
郝建秀也成了工厂里年龄最小的一员。但是出于赚钱养家的目的，拼命工作的郝建秀每月所拿工钱却不比其他女工低，第一个月拿到71元（旧币）工资。
那是一个充满动力的年代，人们对新生活无限憧憬。新政府带给她们的，是更胜于物质的梦幻色彩。
青岛国棉六厂，按照不同工种，把工人分到不同车间，郝建秀分到细纱车间。由于年纪小，刚开始时她显得有点稚拙，甚至连续几天都遭到批评。“给棉线接线头是件很累的技巧活，一旦接不好棉线就会变得疙疙瘩瘩，成为皮辊花，只能被清理出来当边角料处理掉，很浪费。”一次皮辊花超重受到批评，郝建秀百般愧疚，这个新中国第一代纺织女工的自尊心让她开动了脑筋，“我不想拖集体后腿，一定要把技术搞上去”。她拜老工人为师，经过两年苦学，她终于熟练掌握了机器操作规律，还“自成一派”，总结了一套多纺纱、多织布的高产、优质、低耗的“独门秘籍”。
1951年，作为全国工业劳动模范，郝建秀来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和国庆宴会，代表工人同志给毛主席敬酒。一个16岁的孩子，端着酒杯来到毛主席面前，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一滴水可以折射整个太阳的光辉，一个人也必然映射时代特色。作为中国纺织工业发展的标志性人物，郝建秀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象征——勤勉、聪慧、不知疲倦。
正是由于1951年奠定的坚实基础，中国纺织生产从大工业化生产前期的以引进外国技术为主，顺利转型为以国内技术为主，参考外国经验，开始了大范围的革新和改进。
从纺织工人走出的副总理
个人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作为纺织工人中的突出一员，郝建秀书写着自己的故事，而与其同属纺织系统的吴桂贤，则经历着另一种传奇。
2008年10月，资产负债率高达346.54%的西北国棉一厂宣告破产，让人扼腕叹息。作为新中国第一家国营棉纺织厂，它曾经是纺织业的骄傲，不仅走出过举国闻名的劳动模范赵梦桃，也走出了中国第一位工人出身的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
让西北一棉工人引以为傲的是，自己所在的工厂是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在西北地区兴建的第一个棉纺织厂。“西北国棉一厂的辉煌和发展，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就是曾经拥有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回忆当时的峥嵘岁月，工人们依然保持这样的共识。
在西北国棉一厂50多年的历史中，3位纺织女工成为标志性人物：赵梦桃、吴桂贤与翟福兰。
作为20世纪50年代纺织行业的代表，赵梦桃是“纺织战线的一面红旗”，创造了一套先进的清洁检查操作法，并在陕西省全面推广；而翟福兰作为赵梦桃小组的组长，也是全国劳模；最令人称奇的是吴桂贤，其从工人到副总理的轨迹，堪称时代的经典轨迹。
郝建秀工作法盛行的1951年，吴桂贤从河南巩义逃荒到陕西咸阳。
面对西北国棉一厂招工的机会，只有13岁的她谎称16岁参加了考试。虽然考试结束后谎报年龄被识破，但经不住她的软磨硬泡，工厂只好将吴桂贤收下。
从此，她穿上白围兜，戴上白帽子，成了西北国棉一厂的第一批工人。整整23年，她一直在这里，朝夕不离。
1975年，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治理整顿。而毛泽东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提出要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出于各方面考虑，需要从工人中选拔一名副总理，且要求是女性。
为避免“四人帮”势力的扩大，周恩来否决了上海造反派头头王秀珍，提出要从西北工人劳模中选拔，吴桂贤火速进京受命。
显然，这是一种时代的巧合，个人命运偶然间被人为的选择所改变。
到了北京，周恩来找其谈话，她问：“让我来北京有什么任务？”周恩来说：“有大任务啊，让你当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我干不了。”“许多事情并不是人一生下来就会干，况且还要经过全国人大的选举任命。”周恩来的话似乎无可辩驳。
随后，四届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吴桂贤经选举后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当年37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副总理，也是最年轻的副总理。
虽然做了副总理，并分管纺织部、卫生部和工青妇工作，吴桂贤每月仍然只拿西北国棉一厂的76元工资。按照毛泽东指示，吴桂贤与陈永贵实行三三制，即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
尽管吴桂贤的政治“跃进”是一个大环境的产物，但吴桂贤本身的才智、工作经验和实际工作能力，完全可以证明她是一名出色的纺织工人。此后，学习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弊端逐渐浮出水面，传统的轻工业在遭到冷落后重焕生机。
未来模糊不堪
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总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甜头没有尝到，弯路却走了不少，直至九转一回，才磕磕碰碰找准前进的方向。
郝建秀和吴桂贤开创的纺织时代，顺应了社会趋势——当“重工业”模式不断碰壁后，国家的高层自然会寻求改变，而这一次无疑选择对了目标——依赖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中国纺织业及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能够轻易地“超英赶美”，在世界大市场中“所向披靡”。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棉纺织业规模一度扩大到4200多万锭。1999年，全国生产棉布250亿米，总产量遥遥领先于世界，人均20米的产量也居世界前列。
现在，每天全球纺织和服装贸易额达10亿美元，中国深享其利。只是，当中国纺织品与西方高科技产品不对等，而让人着迷的服饰在孟加拉以低于每小时0.07美元的工资被生产出来时，中国的纺织业是否需要亮起橙色预警？
曾经，低价竞争和企业对利润的追求，使得中国纺织业以几何级数增长。正因如此，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纺织经济和数量庞大的纺织工人。然而，伴随出口征税、人民币升值、能源及劳动力成本上升，东南亚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大有赶超中国之势，尤其是在传统劳动密集型的服装业以及相关的纺织、印染产业。
中国纺织印染领域的龙头老大——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深有体会，“威胁中国的对手来自像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它们缺少基础设施，但能提供大量价格更为低廉的熟练工，并且增长潜力巨大。”作为LDC（欠发达国家）的发起国，孟加拉的纺织服装产品可以免税进入日本、挪威；而拥有高质量的黄麻，使得孟加拉国的纺织服装部门占有79%的出口创汇总额。
成本优势消退，中国纺织在发展中触礁；缺乏自主创新意识，则是致命之伤。与国外生产的高档面料不同，中国纺织业处于全球纺织产业链的低端。
于是，当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进入品牌和产业链上游的竞争后，“中国制造”以低成本、低价格的低端形象，在全球化舞台上扮演着“跑龙套”的角色。
曾经无比辉煌，如今萧萧落寞。
纺织工人的身份不再耀眼，而中国纺织业的未来也模糊不清。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是中国商业下一个60年让人扑朔迷离的一段折射。可难道，仅此而已？
1952 卢作孚：船王之殇
1952年，没有什么比“三反”、“五反”运动更让人刻骨铭心。
1月1日，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号召，“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1951年底发起的“三反”运动在这年掀起高潮。
这一年，共有900万人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不法资本家受到打击，可过于猛烈的运动，让一些优秀的民族资本家也蒙受牵连。
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内部开始了整肃运动。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的指示》，要求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同月10日，公审贪污腐化分子刘青山、张子善的大会在保定举行，河北省高等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两犯死刑，立即执行。临刑前，记者的相机对准张子善时，后者说：“唉，照吧，照个相吧，最后一张了，让后人受受教育！”①
这是一个粗线条的年代，人们大多沉溺于对重大事件的描述，一些细微的变革和变化尤其是经济方面的，虽然微小却值得记载。尽管政治运动一刻不停，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取得了相当令人瞩目的成就：荆江分洪工程完工，蓄水量达60亿立方米；黄河下游兴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条水渠——人民胜利渠；成渝铁路通车，天兰铁路通车；土地改革如火如荼；莫斯科经济会议后，英国48家集团突破“中国禁运”，到中国访问，打开了中国闭关贸易的一条门缝；泸州老窖跻身中国最古老的四大名白酒之列，宜宾五粮液酒厂则恢复了五粮液的生产；远东集团领航人徐有庠投资设立1万锭纱厂，创办了远东纺织公司……
这一年，中国国民总收入是日本的1.4倍。不过，从当年起，日本经济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随后进入前所未有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其间出现过三个超高速阶段，即“神武景气”、“岩户景气”、“伊奘诺景气”。日本很快将中国远远地抛在身后，而后者将花几十年的时间苦苦追赶。
当理想无法照进现实，有人选择忍辱负重，有人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952年，新中国的序曲刚刚奏响，很多商人欣喜于良好的经商环境即将建立而跃跃欲试。然而，就在这一年，近乎完人的中国船王卢作孚因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含冤自杀。
近乎完人的中国船王
个体的微观命运总是嵌入到时代中，往往无法左右潮流的走向，但历史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却能清晰直观地从个体的喜怒哀乐甚至生与死上反映出来。
1952年，中国进入和平年代。前无古人的各项建设事业尝试着进行，因缺乏经验难免犯错，甚至有些“左”、有些“右”的做法，但每个人都对时代的剧变呼唤雀跃。毕竟，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然而，新时代曙光乍现，卢作孚就选择用大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新华社内参报道时，在卢自杀消息上，加了“畏罪”两字。
在毛泽东的“四个不能忘”中，他是“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的卢作孚”；中共中央称赞他“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晏阳初称其为完人；敢和毛泽东唱反调的梁漱溟认为他“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在美国杂志《亚洲与美国》的文章中，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的商人，大办船运，连军阀都对他礼让三分，成为难以撼动的船王；抗日战争期间，他一个人和一支船队，在宜昌上演了轰动一时的中国式“敦刻尔克”大撤退，让国脉延续；一角试验田——北碚，成为他浪漫主义的最好栖息地……就是这样一位近乎完人的人，倒在了盛世即将来临的黎明。
卢作孚曾说：“要鼓起勇气，坚定信心。凡白种人做得来的，黄种人都做得来；凡日本人做得来的，中国人都做得来。只要学会了他们的技术和管理，便会做出他们的事业。”①
他一生有很多理想和抱负——长江变通衢，中国的船队遍布世界各地的海洋……如今这些蓝图正一张一张实现，他却因为一时饱受侮辱而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国难当头时，他都能忍受屈辱，负重前行，竭力在中国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追逐理想与梦想。新中国来临了，他竟然变得如此脆弱不堪。
如果不了解卢作孚几十年的人生经历，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他要如此仓促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实，他表现出来的永远都是一个不打折扣的理想主义践行家，竭力在黑暗中寻找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一旦他认为理想受到玷污，他就再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在他看来，中国近百年来频频受挫，根源在于中国近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关系。受这种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为了家庭、族人、邻里和朋友，而不是事业、区域和国家。所以，中国必须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才有希望。卢作孚之子卢国维这样总结他的父亲：用一句话总括——培养建设的力量，边破坏边建设，破坏也是为了建设，是为了更好地建设。
民族航运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