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可谓是多事之年。就在这个年头里，一个曾被全世界共产党员铭刻在心的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一夜之间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斯大林在苏联几乎遭到了全盘否定！中苏之间的矛盾由此进一步扩大。】
1956年2月，严寒包围着莫斯科，但克里姆林宫内的气氛却很热烈。从14日至25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大会还邀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十五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参加。
这次大会是斯大林逝世后首次召开的苏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对苏联内外政策进行的一系列调整加以确认的大会。谁也没有想到，大会结束后赫鲁晓夫会引爆一枚政治的“定时炸弹”。
24日下午，大会宣布闭幕散会，代表们各自回到住所准备离去。当夜十一时三十分，苏共代表们又接到通知，被要求立即返回克里姆林宫，参加一个秘密会议，那些已经离开下榻的宾馆的代表也被紧急召回。因为会议是秘密举行的，外国代表团没有被邀请参加。
这个秘密会议是赫鲁晓夫为结束“斯大林时代”而精心准备的。
会议上，作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他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史称“秘密报告”。报告以大量的、惊人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所犯的错误，论述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与危害。
会上，赫鲁晓夫还公布了列宁给第十二次党的代表大会的信，这是对斯大林崇高威望最致命的打击。这封信因被斯大林严密封锁了几十年，所有人都不知晓。列宁在这封信中对斯大林做了评价，指出“斯大林粗暴”，建议代表大会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务上调开，找一个比斯大林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更少任性的人代替他。斯大林后来所犯的全部错误，证明了列宁担心的正确。这样，赫鲁晓夫首先剥去了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战友和合法继承人的神圣光环。
剥去光环的斯大林变成了一个暴君，大量血淋淋的事实推到了代表们的面前——滥用权力，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大批忠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被逮捕和处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而与此同时，斯大林又在制造和欣赏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尽管赫鲁晓夫再三强调，他所作的“秘密报告”不能拿到党外去宣扬，尤其不准登报，以免为敌人所利用。而事实上，赫鲁晓夫一边强调保密，一边又将报告的全文向党的积极分子传达。
这样一来，所谓“秘密报告”就没有了秘密可言。
斯大林的名字、他的语录、他的功绩、他的形象几十年来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中间犹如精神支柱。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贝鲁特由于经不起这样突如其来的精神打击，还没等离开莫斯科，就在悲哀惊吓中猝然去世。
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苏共二十大的邓小平，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速记稿带回北京。毛泽东接到“秘密报告”后极其震惊！苏联对斯大林的否定给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唇亡齿寒的感受。这份文件无疑对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冲击。
5月份，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波兰人那里搞到了“秘密报告”的全文，并将此报告发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自此大白天下，其产生的巨大影响犹如原子弹爆炸，斯大林的神圣形象被粉碎了。东欧国家的人民要求其领导人纠正过去的错误，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一些地区出现了要求摆脱“斯大林模式”、摆脱苏联控制的社会情绪。
首先，波兰出现了大的社会动荡，匈牙利紧随其后。两国发生了群众走上街头抗议当局的骚乱，史称“波匈事件”。面对突如其来的冲击，一些东欧国家的领导人被弄得不知所措。后来波兰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而在匈牙利，骚乱演变为当局无法控制的动乱，直到苏军的坦克开进布达佩斯，动乱才得以平息。
中国也难避冲击，受波匈事件影响，国内相继出现了一些攻击共产党领导的言论和少数地方的罢工、罢课和公社社员退社事件。这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特别是对毛泽东触动很深。其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他分析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认为新一代苏共领导人虽然一方面在批判斯大林，而另一方面又在继续重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这更加坚定了毛泽东与之斗争的信念，坚定了他独立自主地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但同时，他在对波匈事件发生原因分析中，过分看重了阶级斗争的因素，同时把这一被夸大了的阶级斗争形势运用于对国内现状的评估，由此产生了错误的估计，最终导致了实践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
毛泽东还有一个担心：他认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引起的震荡可能会断送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与成果。他认为，需要有人站出来与否定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进行斗争，捍卫十月革命的道路及经验。
使命使然，信念使然，性格使然，毛泽东做出了历史的担当。
于是，中苏两党的分歧在1956年上了台阶，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一件大事。
中国的不听话与唱反调，让赫鲁晓夫非常反感。他对中国的埋怨声、指责声充斥在报纸、电台、演讲台等公众媒体。
1957年，中国开展整风反右运动，苏共对此有不同看法。
1958年，中国搞“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苏共对此依然有看法，并提出了指责。如此干涉中国内政，令中共也很不快。毛泽东指示对此进行回击。当然，这种回击，也是在中国的报纸、电台上进行的。
尽管中苏两党相互指责，吵得一塌糊涂，但依然没有公开决裂。外交场合相互都给对方一点儿面子，中苏两党之间还是客客气气。1958年与1959年，赫鲁晓夫两次前来中国访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一道亲赴机场迎接。
这种虚假繁荣维持到1962年12月终告结束。
起因是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公开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上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中苏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双方对峙与争论开始公开化。
赫鲁晓夫的讲话是对毛泽东主权意识的挑战与攻击，而这次对印度自卫反击战正是毛泽东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具体体现。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印度在中印边界不断制造事端，频频向我边防部队发起进攻，这时正是中美对峙、中苏关系破裂、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不断派飞机对我东南沿海及内地进行侵袭的时期。中国四面受敌，国防及周边形势异常严峻。与此同时，国内又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尽管如此，毛泽东在主权问题上毫不含糊，他明确地告诉世界：“中国决不屈服于美苏和印度的压力，就是他们一起动手，陆、海、空一齐来，也休想侵占我们一寸领土。我们就是要保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不要别人一寸土地，不打第一枪，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毛泽东的部署和关注下，新中国自卫反击战以我军胜利、印军失败而告终，达到了毛泽东提出的“不打则已，要打就要能起码保证边界一带几十年的安定”的战略目标。
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不久，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也派代表团参加。苏共利用这个机会，鼓动东欧一些国家党的领导人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西方国家一看共产党阵营内部出现内讧便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趁机恶言相加攻击中国。
一场“反华大合唱”在共产党阵营里外拉起高调门，发出了各种刺耳的声音。
针对这样的局势，毛泽东意识到：跨越国界的思想反击战就像对印度反击战一样，不打是不行了。此时，和平年代里“笔杆子”的优势作用显现了出来，特别是意识形态中的斗争，更需要“笔杆子”冲锋陷阵，摇旗呐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组织“笔杆子”写作，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负责，陈伯达、康生主抓此事，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一来，对苏共中央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进行反击；二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大政策，进行必要的解释和澄清。
早在1960年，中共中央为适应与苏共进行理论讨论的需要，就成立了一个写作班子。这个写作班子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之下，具体工作由康生负责。当时抽调了四个人：吴冷西、王力、姚溱和范若愚。吴冷西当时是新华通讯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王力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姚溱是中宣部副部长，范若愚是《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另外，还有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乔冠华、赵毅敏二人日常工作忙，只参与讨论，不直接动笔。
陈伯达、康生二人领受任务后，把原来的写作班子直接拿了过来，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这个写作班子非常神速，赫鲁晓夫讲话的第三天即1962年12月15日，第一篇名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文章，以社论形式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发表了。由此可见，中方反应的迅速和态度的坚决。
这个响亮的题目，似乎让人听见了战斗的号角，内心涌动着拿起枪去战斗的冲动。
其实这个题目出自毛泽东的灵感，也是他充满斗志的心灵体现。
一开始，写作班子定的题目是《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当文章送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认为，文章的标题不够响亮，便拟了一个新的标题《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接着，毛泽东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修改。改后，毛泽东写下批语：
小平同志：
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
毛泽东
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
十二月十四日，零时廿五分
邓小平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同意毛泽东对文章的修改。对标题，邓小平认为应该进一步修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这段时间，苏共等兄弟党的围攻，不仅没有让毛泽东出言谨慎或者态度低调，反而更加激起了他对抗压力的斗志。处于精神亢奋之中的毛泽东满怀激情。
12月26日，是毛泽东六十九岁的生日。他在这一天写下了一首诗作——《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
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
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不到半个月，毛泽东又作了一首大气磅礴的长调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
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
几声凄厉，
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
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
飞鸣镝。
多少事，
从来急；
天地转，
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
毛泽东用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国际大势的基本看法和斗争意志，也表现出他性格中“独有豪情”的气势与胸怀。
四天后，即1963年1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南昌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在这次谈话中，毛谈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问题。他说：“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和平环境中滋长起来的。它和老修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不要革命。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
毛泽东一席话，反映了他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思考。三年后，这个思考被他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修正主义”变成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时尚名词。这个时尚名词有时还变为了动词，当官的、掌权的、性情的、良知的人或将这个“修正”动词活学活用，或将其对号入座。一些人则被这个词藻套在脖子上，最后“窒息而亡”。
有了强大领导的写作班子，对苏论战的文章便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在这些“驱虎豹”的檄文中，要数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十个月时间里，史称“九评”的辩论之作最为著名。
“九评”是针对赫鲁晓夫反华“大合唱”进行的一次大力度的反击战，也是毛泽东立志捍卫十月革命，维护民族自尊，“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激扬文字”。
【1963年底，中国外交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远涉亚非欧十四国，新华社派驻非洲的摄影记者钱嗣杰用他的镜头记录了这次出访的全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有个思想——“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
苏联人总是盛气凌人，指手画脚，指挥欲十足，毛泽东对此很不舒服。毛要强而不服输的性格令共产国际那些“大人物”很是愤怒。被大国压迫的毛泽东，反过来十分同情弱小国家的遭遇。他认为这些弱小国家也和自己的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一样遭受着大国霸权主义的欺压与管制。
当非洲大陆日益觉醒的消息传来，毛泽东颇为感慨与欣喜。他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自己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愿望！毛支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他们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他们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的动议。总而言之，支持，无条件地支持。尽最大可能地支持争取解放人民的斗争。
长期以来，西方大国敌视中国，对中国既没有和平也没有平等；苏联想“奴化”中国，对中国可能有和平却没有平等。所以，当新中国即将迎来十五岁生日之时，特别需要更多国家的友好合作与相互支持，需要一个和平共处、平等相待的国际氛围。如同人的成长一样，少年向青年过渡是很关键的时刻，需要更多的营养与教育的跟进。
在对苏“激战”的同时，毛泽东将眼光越过邻国，越过大国，瞄向了更遥远的非洲大陆。在那里，他望见了一个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希望。
毛泽东决定扩大国际交往的舞台。这个舞台不在高雅华丽，也不在光彩炫目，只要它适合中国施展身手。于是，中国政府选择了非洲的大陆。
中共中央决定，1963年底，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友好代表团访问非洲，而后扩大到亚非欧十四国。
周恩来准备出访亚非欧十四国时，“五评”发表。这一次苏方有些吃不消，表达了休战的愿望。可是毛泽东才刚刚进入战斗状态，他岂能善罢甘休！
12月3日下午，苏共中央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中共中央转交了一封信。信是赫鲁晓夫写给毛泽东的。信上所署的日期是11月29日。赫鲁晓夫在信中要求停止公开论战，表示希望改善中苏两国关系，还告知，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了。
收到这封信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立即开会研究。
针对苏联的要求，毛泽东考虑不予理睬。因为中方始终处于反击的战斗状态，而且反击战还没有打完，怎么可以说停就停呢。毛泽东不同意停下笔伐：“我们对他们7月14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对他们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答复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
由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出决定：继续撰写、发表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并在会上确定了“六评”主要谈和平共处问题的基调。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特意提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所谓的和平共处，实质上是和平演变。
周恩来要率团前往非洲，毛泽东特意提出要访问一些没有和我们建交的国家，让更多非洲朋友了解中国人民的友好与善良。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这一决定的正确。访问结束以后，当年年底，刚果（布拉柴维尔）、坦桑尼亚、中非共和国、赞比亚、达荷美（现称贝宁）等非洲国家就相继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周恩来带着毛泽东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评价，带着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站在一起的愿望，踏上了这次不同寻常的出访十四国之旅。整个出访过程都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框架下进行的。
1963年12月14日，中国政府代表团首次踏上了非洲大陆，他们的头站是北非的埃及。这一天，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显得繁忙而紧张。
机场一端，由中国大使馆和当地华人组成的欢迎人群和埃及三军仪仗队，加上四周戒严的警察营造了一个紧张而又热闹的欢迎阵容，与不远处其它民航飞机清清冷冷地起落进出空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欢迎人群中，有一位神清气爽、十分活跃的摄影师。只见他脖子上挂着两部照相机和一个用于闪光灯充电的充电箱，来回跑动却丝毫不显负重之感。他就是新华社派驻非洲的第一位摄影记者——钱嗣杰。那年，钱嗣杰三十五岁。
人虽年轻，钱嗣杰端相机的时间可不短了。从十八岁走进部队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时起，满打满算已有了十七个年头。
1958年之前，中国新闻工作者在非洲还是零。钱嗣杰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派驻非洲的摄影记者。自那时起，中国出版的报纸上第一次有了中国记者从非洲发回来的独家采访与新闻图片。
这块大陆很多地方炙热干旱，但它却是国际社会大家庭中最为“寒冷且黑暗”的地方。西方殖民者对非洲进行的资源掠夺与政治奴役长达一个多世纪，非洲大陆几乎就是“落后、贫穷、苦难、奴化”的代名词。钱嗣杰一行初来非洲时，外来的殖民势力与本国的派系武装再加之部族之间的争斗，局势交错复杂，政局瞬息万变；稍有不慎，或被当局扣押，或遭土匪杀害。恶劣的生活环境与政治环境，使得人们的生活与生命没有任何保障。
1961年钱嗣杰就遇到过一次危险。一天，他与文字记者王殊受命前往刚果（利）（即后来扎伊尔）采访了解美国策划的反卢蒙巴政变情况，当夜他们的驻地突然被包围，一伙人踢开门，冲进来，端着冲锋枪在房间里强行搜查。所幸他们没有被抓走。当他们完成采访刚刚离开驻地，刚果（利）再次发生政变，他们的驻地被叛军占领。
像这样的惊险对于在非洲生活工作的人来说，如同家常便饭。久而久之大家习惯成自然，对之心态也就平和，逐渐也不再那么害怕。
岁月如梭。钱嗣杰在非洲大陆一待就是五年，经过五年多的巡回采访，穿越一个又一个非洲国家，他拍摄了大量的图片，介绍了非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可谓足迹遍布大半个非洲。由此，钱嗣杰被当时中国驻阿联大使陈家康戏称为非洲的“巡回大使”。炽热的非洲在钱嗣杰的心里渐渐地温暖了起来，他对当地人民日益觉醒的未来抱有强烈的希望，对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周恩来出访之前，大概是12月初，钱嗣杰在中国驻开罗大使馆接到新华社从国内发来的电报，命他与周恩来随行的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一起，拍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非洲的活动，并及时将新闻照片传回国内，供国内外报纸刊登使用。钱嗣杰对参加这类重大活动是有相当经验的。他的经验不仅来自于曾经多次参加国家重大政治活动，也在于他是一个心细且沉静的人。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从不张扬，喜怒不形于色，甚至淡泊名利。他是同行们公认的厚道仁义之人，大家都说：与钱嗣杰合作绝对不会发生矛盾！如果发生矛盾，责任一定在自己。
钱嗣杰这些性格特点也决定了他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以后能够走进中南海，走近毛泽东，成为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这些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接到陪同出访的消息，钱嗣杰的心与他跑动的双脚一样，一刻也不能平静。对于周恩来，钱嗣杰怀有别样的感觉。想到总理，他会从心灵深处涌动着一股伤感的情愫，那是一种只有一起经历过生死、一起经历过悲痛才会有的感觉。
当周恩来的专机带着轰鸣声出现在开罗机场上空，钱嗣杰心里突然再次闪现了八年前惊心动魄的一幕，这一幕总是在机场看见飞机时闪现。
1955年，中国外交史上也发生了一件政治大事，那就是周恩来代表新中国参加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
当时钱嗣杰已经离开部队，调到新华社摄影部，当了一名摄影记者。二十七岁的他接到新华社指派的任务，让他与另外四名记者去万隆采访拍摄。他被要求与另一名记者作为先遣队员于4月1日先期抵达香港，购买一些摄影器材后，再在香港与大家会合，一起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赴万隆。
计划制订得挺好，让钱嗣杰很开心。因为香港他以前没有去过，这次提前赴港，可以有时间好好看看。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刚到香港，还没来得及购买器材，就被一个电话打乱了所有的行程与计划。
电话来自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黄社长告诉钱嗣杰和刘茂俭，外交部有两位信使要去万隆，随身携带了很多重要文件，需要有专人陪同保护前往。于是，这两位年轻的记者被指定为临时“保镖”，随信使次日一早乘客轮离港前往万隆。
这个电话让两位年轻人好郁闷，但也不能抗命，结果他们连镜头都没有打开，“闷”在香港度过了一晚，第二天便乘船起航了……一路上，两人都在埋怨黄社长这个不合时宜的电话……
他们哪里能想到，黄社长这个不合时宜的电话救了他们一命！
钱嗣杰他们坐船抵达万隆后就开始盼望中国代表团包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早点来到，因为他们需要的摄影器材都在专机上，只有器材运来，他们才能开展工作。4月11日那一天，是专机抵达的日子，大家在旅馆里左等右等，始终没有“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消息，当天晚上，惊人的噩耗传来——“克什米尔公主号”在沙捞越西北海面上空爆炸坠海，机上所有人员全部遇难，包括新华社的三位记者。
当时大家全都惊呆了，有几个工作人员蹲下身，抱着头失声痛哭。人们起初还以为周恩来也在飞机上，不过很快得知，遇难者的名单里没有周恩来的名字，劫后余生，稍显宽慰。
原来，周恩来应邀取道仰光，同缅甸等国领导人会晤，这才躲过一劫，
二十年后，随着外交部一批绝密文件解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真相才大白天下。
万隆会议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自行召开的会议。这使得蒋帮特务得以伺机搞暗杀。他们在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企图以暗杀手段阻挠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会议。定时炸弹在空中准时爆炸了，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暗杀的主要目标却不在飞机上，这让敌人精心布置的阴谋最终没能达到预期目的。
整个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成员都被悲伤情绪笼罩着，特别是三名记者魂断万隆，令钱嗣杰等幸存者十分悲伤。
钱嗣杰突然离开香港执行护送任务，行程与任务内容都是保密的，他没有将行程细节告诉妻子。当时妻子陈惠嫣在铁路医院，外交部传来消息说钱嗣杰不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新华社将此消息电话告知了医院。
万隆会议没有因为中国代表团空难事件而受影响，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市如期举行。参加会议的有阿富汗、缅甸、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锡兰（今斯里兰卡）、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和也门。发起国为印度、印尼、缅甸、锡兰和巴基斯坦。共有亚洲和非洲的二十九个国家和地区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由于当时与会国中只有七个国家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一露面就引起了各方的极大关注。加之专机的爆炸、与会人员的遇难，新中国成为这次会议乃至全世界极为关注的焦点。
作为随会拍摄的新闻记者，可以想见他们肩头的重任。由于他们的器材随飞机爆炸而灰飞烟灭，他们不得不现从当地买了许多闪光灯泡使用。
那时的闪光灯，不能连续使用，用完一次，必须马上更换灯泡。可就在拍摄苏加诺与周总理合影时，灯不亮了！钱嗣杰急忙又换了一个，一连换了三个，都没亮！他只觉得汗从额头上刷地流了下来，站立在合影人群中间的周总理发现他的闪光灯出现了故障，便轻声地提醒：“你用慢速照。”
钱嗣杰马上冷静了下来，用慢速拍摄了一张合影。
七天的万隆会议，周总理共出席各种会议十六次，会见各国领导人十六次，参加各种宴请十六次，平均每天活动达六次之多。钱嗣杰白天马不停蹄地忙着采访，晚上采访活动结束后，马上钻进又闷又热又潮湿以卫生间替代的“暗房”里，冲洗胶卷、制作照片、撰写文字说明，一干就是一个通宵。第二天一早，还得跑到邮局，往国内邮寄照片，供总社向国内外发稿。七天会议，钱嗣杰五天几乎没合眼。但作为幸存者，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他必须不辱使命，每一下按动快门，洗印每一张照片，都寄托着死难战友的一份未了心愿。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摄影报道任务，也将周恩来总理作为新中国的形象很好地宣传了出去。
这次万隆会议最大的收获，是为非洲人民打开一扇看见民族命运光明的窗户。曾经被人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开始觉醒，处在殖民统治下的非洲各国人民为独立和自由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从1955年万隆会议到1962年底，非洲国家相继挣脱殖民主义的羁绊宣布独立，有三十四个非洲国家的首脑参加了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大会。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正在迅速地改变着整个非洲大陆的政治局面。也是这个惊人的变化，将钱嗣杰他们这一批新闻工作者送往非洲。如今，周恩来也将中国政府的友好情谊带到了非洲。
周恩来乘坐的专机带着巨大的轰鸣声平安地降落了，飞机徐徐来到欢迎现场，舱门打开，周恩来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引来人们一阵高呼声。
钱嗣杰也从镜头里看见了他所熟悉的身影：一切都没有变，总理依然风度翩翩，温雅而从容。他眼睛一热，手里快速按动着快门……
周恩来与代表团成员在埃及领导人与欢迎人群簇拥下走出机场。这时，他看见了在一边拍照的钱嗣杰，于是冲着钱嗣杰的方向挥了挥手，算与他打了一个招呼。
钱嗣杰从镜头里看见了周总理这一举动，他来不及回应，只能用快门回报了总理一个热烈的“咔嚓”声——周恩来挥手的瞬间定格了，那是距离万隆会议后再一次定格，而这一次，历史的定格将会更有意义。
接下来，钱嗣杰与杜修贤一起马不停蹄，先后到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十个非洲国家，这些被访问的非洲国家大都是刚刚取得独立，地位不高，发言权不大，被人看不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去了，又宣布了伸张正义、体现友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他们是很大的支持。各国人民以最热烈的方式、最高的礼仪接待了周总理。
中国代表团无论到达哪个城市，都是万人空巷，倾城而出，男女老少都穿着大红大紫、大蓝大绿的民族服装，伴着非洲鼓激昂的节奏载歌载舞。老人、儿童争着上来摸摸中国客人的汽车，妇女按当地风俗脱下身上的花袍，铺在路上让中国客人的汽车碾过，好让她们心爱的衣服上留下友谊的印痕。
钱嗣杰的镜头里，到处都是纵情的欢笑和激动的泪水，到处都是热烈的掌声和绚丽的鲜花，它们充分表达了非洲人民对中国客人的深情厚谊。
1963年迎新辞旧的除夕之夜，代表团来到阿尔巴尼亚。这是前来开会的亚非欧国家中唯一代表欧洲的国度，也是与中国最友好的欧洲国家，被中国亲切地称为“山鹰之国”。周恩来在回到北京后的一份汇报里，第一个谈及的国家就是阿尔巴尼亚。国土不大的阿尔巴尼亚在中国政府的心里有着非常大的位置，不久后的“文革”时期，阿尔巴尼亚似乎成了中国为数不多的“铁杆”国家。那时的电影新闻简报，见得最多的也是阿尔巴尼亚各种代表团频繁来华的访问。
访问期间，周恩来是那么睿智，他非常能够体味非洲国家的民族自尊心。有两件事给钱嗣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访问中，代表团发现邀请中国访问的埃塞俄比亚突然犹豫起来。原来埃塞俄比亚还未同我国建交，他们还受着美国的控制，在他们向周总理发出邀请以后，内部出现了矛盾，塞拉西皇帝感到为难。一方面，他希望周总理去访问，另一方面又怕美国给他施压。迫于这种外来的因素，塞拉西皇帝提出，他不能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接待我们，准备在阿斯马拉市接待。按国际惯例，对一个国家的总理，如果不在首都接待是不礼貌的。美国报刊立即对此做出反应，说这是有意降低对中国人的接待规格。但是，周恩来着眼于发展中非人民和中埃人民友谊，体谅了埃方的困难处境，仍欣然应邀访问。如此善解人意的中国总理，令塞拉西皇帝感动。不久埃塞俄比亚顶住美国的压力，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再一个就是在突尼斯停机加油变为正式访问。代表团从欧洲唯一访问的国家阿尔巴尼亚直飞西非，其间距离一万里，中途需要在突尼斯降落加油。突尼斯政府得知这一消息，一再热情邀请周恩来率团就此做一次正式访问。于是周恩来决定由加油“升级”为访问，从停留一天追加到两天。1964年1月9日，中国客人到达突尼斯的当晚，布尔吉巴总统在国宴上讲话，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若干异议。周总理完全体谅各种朋友的疑虑和误解，当场即以“求同存异”的精神，给予具体、圆满的答复。“求同存异”这一提法让布尔吉巴总统格外赏识，也颇受启发。他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第二天，突尼斯与中国便正式宣布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个意外收获令全体代表团成员欢欣鼓舞，大家看到了中央制定对非决策已经有了初步的收获。
1964年2月4日，代表团来到了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这是访问非洲十国的最后一个国家。这一天，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的论断。他向全世界指出：非洲已经不是19世纪末叶或者20世纪初叶的非洲了，非洲“已经成为一个觉醒的、战斗的、先进的大陆”。周恩来这一番讲话使得整个非洲都沸腾了，大报小报全是周恩来访问的报道，大幅照片与黑体标题，让非洲国家看到了崭新的未来与希望。
“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非洲一定要出现！”周恩来这一预言在非洲未来发展中得以证实。
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的名字在非洲犹如宗教般地神圣与神奇，是与这次系列访问有着直接关系的。中国一直与非洲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是这次访问打下的坚实基础。
据周恩来卫士长张树迎回忆，1975年底，非洲某个国家发生政变，总统派特使到北京，希望中国总理周恩来前去调停，也只有周恩来去，这场政变才有可能平息。就连政变方也只听周恩来的话。可是特使抵达北京，得到的却是周恩来卧床不起的消息。特使没有作罢，专门跑到病榻前，亲眼看到骨瘦如柴的周恩来，方才哭泣着离去……
1964年2月18日，周恩来即将结束访问亚非欧十四国。这一天，他通宵未眠，心中酝酿着一个对非洲未来的援助计划。第二天清晨，他提出了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今天再次重温这八项原则，依然会让人感慨周恩来务实与细致的处世风格。
（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
（二）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和要求任何特权。
（三）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时可减轻受援国的负担。
（四）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五）所援建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六）中国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据国际市场价格议价，如有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者，中国保证退换。
（七）所提供的任何一种技术援助，保证使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八）中国所派出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这个对外援助的原则，有的已是非常具体的细则了，比如第六条居然表明了货物不合格可以退换，就像在商场买卖一样。这些原则，最重要的是体现了援助、支持的相互性，双方地位的平等性，同大国沙文主义的援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平等——这宝贵的字眼，是非洲人民千百年来最为渴望，也是最为难求的。自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他们工业革命的进步体现在不断扩张侵略的脚步上。作为征服者有谁看见过给被征服者平等——平等机会、平等发展还是平等共处？殖民统治者绝对不会也不愿意平等地对待这些非洲大陆真正的主人。
如今，中国领导人的无私与真诚，让非洲国家感到兄弟般的情谊。是兄弟就是情同手足。信赖与依靠，成为中国与非洲一种长期友好与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延续到国际事务中，直到构架为“第三世界”的大阵营。
毛泽东曾经说过：“非洲兄弟将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抬进”这个词的含义多么深刻！
【“八评”第一次公开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中南海的会议桌，反修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作为“九评”发表，此后赫鲁晓夫决定公开与中共中央分裂。】
“九评”中要数1964年2月4日发表的“七评”下的功夫最大，修改了十八次，耗时最长，搞了两个多月。“七评”题目是《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着重揭露了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文章还批判了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
周恩来出访亚非欧十四国的七十二天，基本也是“七评”写作的时间。
周恩来1964年3月15日返回北京，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且与随行人员一一握手。那亲切的场面，如同代表团打了大胜仗凯旋一般，气氛十分热烈。欢迎队伍里有一组是首都女民兵方队，毛泽东主动走过去同她们合影。一年前，毛泽东曾写下一首《为女民兵题照》的七绝：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毛泽东此诗为全国妇女提升了地位，并渲染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概。那时的画报里看见的所有“女民兵”，一概都是“飒爽英姿”的标准形象，很大成分上缘于此诗的艺术感染力。
一次召开全国民兵会议，毛泽东亲自给先进女民兵代表发放了半自动步枪。
一个国家领袖给自己的女民兵发枪，很多人并不理解。毛泽东内心忧虑，满脑子装着应对再次爆发世界大战的思索。对战争的焦虑体现在对武装的重视上。
3月16日，周恩来刚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在颐年堂西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苏共中央的复信。参加这次常委会的，除常委以外，彭真和陈毅也来了。陈毅当时是副总理兼外长，又陪同周恩来访问十四国，这个会议他是一定要参加的。周恩来准备了长篇发言，详细地介绍这次历时七十二天、行程十点八万公里的大访问。
毛泽东很关心非洲的现状，会上听得非常认真，对于周恩来提出的日后援助非洲的计划也持赞成态度。
从当年底，即1964年11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七十万人群众大会上发表支持刚果（利）人民的庄严声明，可以看出，毛泽东支持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不仅敢作敢为而且不惜代价。全国范围里，连同上海等十一个城市在内，共八百万人举行了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强烈声讨美国侵略刚果（利）。中国政府还应非统组织要求向刚果（利）爱国武装力量提供武器装备、医疗器械和药品及财政援助。毛泽东在接见来华的刚果（利）爱国武装力量领导人时，详细介绍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以及斗争策略。
毛泽东对非洲的支持与同情是真心实意的，也是付诸行动的。
颐年堂西厅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确定了“八评”的内容，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文章第一次公开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
这顶“帽子”的确很厉害，马上令赫鲁晓夫坐立不安。他决定以牙还牙，也给中国共产党安上一顶帽子——指责其“反列宁主义”、搞“分裂”。
这顶帽子也让毛泽东很不快，他很警惕，将此视为苏联方面论战升级的信号。
正在长沙的毛泽东特意将邓小平、康生、吴冷西叫到他的办公室研究对策。这个关键时刻，搞不好可能就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分水岭。大家分析形势，权衡利弊，最后决定既要拖延中苏两党关系破裂的时间，同时“九评”和“十评”的写作也要继续。
正好，赫鲁晓夫七十大寿快要到了，借此机会，中共以毛泽东的名义给他发了一个贺电，算是表示两党之间关系并没有那么糟糕，至少中共一方还认为苏联是友邦。
1964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等人的贺电。之后，中国方面在一段时间里暂停论战，没有发表文章。事实上，外松内紧，“九评”和“十评”的写作工作紧锣密鼓，并没有停止。
三个月后，毛泽东觉得休战得差不多了，应该拿起笔继续战斗，否则大家的斗志会松懈，以前的战果将丢失。前功尽弃的事情毛泽东是不做的。
于是，论战的硝烟再起。
7月14日，“九评”发表，题目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毛泽东在修改这篇稿子时，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苏联的赫鲁晓夫在国内搞和平演变，给我们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我们中国共产党要警惕发生苏联那种情况。
一个“修”字，令毛泽东夜不成寐，思绪纷繁。为此，他用心良苦，费尽心机忖度办法来避免重蹈苏联“和平演变”覆辙。他思前想后，认为在中国只有动员全民起来反修才能防修，防修才不会变修。
“九评”中，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理论也被写入。这个问题被提到了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为何要写这个话题，自然事出有因，毛泽东何止在捍卫国家主权，也在捍卫自己的发言权；何止就苏联变修问题进行口诛笔伐，对与自己观点相左，特别是对“三面红旗”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在进行着论战。
“九评”中涉及现代修正主义，涉及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甚至还涉及了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文章认为，在社会主义漫长的历史阶段中，都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文章还提到：苏联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苏联人民同他们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
苏联会变修，中国难道不会吗？变修了的接班人还能称其为无产阶级接班人吗？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此种情况如果发生在中国怎么办？这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毛泽东，甚至贯穿了后来“文革”的始终。
国际形势骤变，与苏联决裂，使得毛泽东很敏感。他不由自主地放大了身边事，放大了党内的分歧与矛盾，对待不同意见，持有极高的警惕与逆反心理；什么事情他都能联想到苏联发生的一切，都能将其对号入座。一个政治家应该具有的预见能力，但在毛泽东身上，存在着认知的过激与担忧的过度。结果，搞运动的最后目标往往偏离预期目的。
“九评”发表后，7月30日，赫鲁晓夫以苏共中央的名义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一信。这封信一改6月15日苏方信件(苏共中央当时在信件中还与中共中央商量开兄弟党会议的日期)中的态度，公开宣称：苏共中央已经邀请了二十六个国家的兄弟党在12月15日前到莫斯科参加筹备会议，其中也邀请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说，不管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否，他们也要召开这个会议。
毛泽东当然不会随着苏共的指挥棒转。他大笔一挥，决定中国共产党不参会。8月30日，中共中央在复信中，正式把这一决定告知了苏共中央。
一来一回的薄薄信笺，苏共与中共数十年的同志加兄弟的情谊彻底了结。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公开分裂，从此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两个“冤家对头”直到魂赴黄泉，老死也没有往来。
不管决裂与否，论战还是要继续下去。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准备“十评”。
【摄影记者将镜头掠过非洲，对准了中南海。他凭借娴熟的技术与忠厚的性格，“捕捉”到了政坛上那一束最亮的光芒。】
周恩来访问非洲离去后，钱嗣杰又回到了原来的工作轨道上，继续当他的“巡回大使”，在非洲大陆上采访拍摄。
一天，他正在刚果采访，突然接到新华社驻阿尔及利亚分社命令，让他返回阿尔及利亚。开始他还以为有什么重大新闻，立即乘飞机赶赴。一到大使馆，分社的领导告诉他有新的任务。这个消息让钱嗣杰十分意外。
这会是什么新任务呢？分社领导也不作答，只是说：“你回去就知道了。”
回去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不说？难道又是什么重大保密的任务？钱嗣杰心里嘀咕起来。然而人到中年，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也经历过生死考验，作为身经百战的老新闻工作者了，“保密”二字早已在脑子里生了根。
在钱嗣杰的记忆里，重大任务不仅紧急而且神秘。如果用到摄影记者，那肯定不是小事。战争年代，他所在的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军指战员就有一个经验——只要钱嗣杰出现，就知道要打大仗。当时摄影器材奇缺，若是小仗，军部一般不会派摄影记者；哪里有大仗，哪里就有钱嗣杰的身影。
当飞机穿过厚厚的热带云层向上飞翔时，钱嗣杰想到突然要告别奔波了五年的非洲，心头不禁涌上几多留恋。在飞机轰鸣声中，空中小姐轻柔的声音与乘客细细的私语，似乎都在拨动着钱嗣杰的思绪。
1928年，钱嗣杰生于祖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黑河市。十八岁那年他在家乡参加了解放军，先后任东北画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六纵队、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军摄影记者。钱嗣杰跟随部队，转战东北、华北，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前线、深入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用照相机拍摄了一幅幅珍贵的照片。部队第三次攻打四平时，他为了选择拍摄角度，与宣传干事到前沿阵地观察地形。恰在这时敌人临时增援的三个师压上来，他们陷入敌人包围之中。幸亏师部通信员及时赶到，才在天黑之后脱险。可以说，他拍摄的照片每一张都寄托着战士们为自由而战的信念，也承载着战士们付出的高昂代价。钱嗣杰曾经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年轻的同志倒在血泊中——他们在他的镜头前如此鲜亮而生动地存在过，但转眼就被罪恶的子弹夺去了生命。他唯一可以告慰未来、告慰后人的是，这些死难的英烈们永远地活在了他的镜头里，活在了每一张记录历史的照片里。
从解放战争到朝鲜战争，钱嗣杰记录下了一个又一个历史瞬间。
为揭露美方诬陷朝中处决了美军被俘人员的谣言，钱嗣杰特意拍摄了美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威廉·迪安少将在朝鲜战俘营里的生活照片，这些照片在美国的《星条旗报》上发表后引起极大轰动，美军的谣言不攻自破。
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的表现出色，钱嗣杰荣立三等功，荣获军功章、三级国旗勋章各一枚。
走进和平年代的他依然没有告别危险。
1956年5月26日，北京—拉萨航空线正式试航，钱嗣杰主动请缨，登上了第一架试飞飞机，成为首航西藏的第一位拍摄者。当时，康藏高原一直被人们视为“空中禁区”。因为西藏大多是高海拔的群山叠嶂，飞机只能穿行于山峰之间，稍不注意就会撞山，国民党试过，美国人和英国人也试过，都没有成功。钱嗣杰这次航拍必须将自己半个身子探出机舱外，可想难度与惊险之大！
然而，钱嗣杰天生就胆大心细，不畏困难。他背着氧气袋，将脚拴在飞机的椅子上，腰被其他同志抱着，上身探出飞机，用航空摄影机拍摄着沿途的地形地貌，记录下了首航的全过程。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惊险往事，他依然能感觉到自己心跳加快，血流加速。
手举相机的这十七年里，钱嗣杰从东北战场到朝鲜战场，从天安门城楼下仰拍到第一次直航西藏空中俯拍，从采访国内新闻到派驻非洲大陆，他的镜头焦距总是落在历史重要节点上。每一次食指按动都会力鼎千钧，犹如打开历史进程的快门，将关系国家命运的重要时刻定格在胶片上。他像一位收藏家，将新中国前进的脚步保存下来，变为永不消失的“足迹”展示给历史。
十几个小时过后，终于飞抵了北京机场。北京的7月正值夏季，机翼下的跑道在热浪中显得有些雾气蒙蒙。航站楼上醒目的“北京机场”几个大字令他怦然心动，顿感暖意——终于回家了！
7月本是北京最为炎热的时候，可对于刚从赤道回来的钱嗣杰来说，首都舒服得好比是在人间天堂。
按照正常情况，钱嗣杰这次回国可以享受两个月的休假期。
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电话。
电话是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打来的。钱嗣杰回到国内刚五天，时差还没有倒过来。来到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办公室，不等钱嗣杰开口，一个出乎他意外的任务摆在了他的面前——党委研究决定，由他担任毛泽东主席的专职摄影记者。
钱嗣杰许久说不出话，他一时不知如何回应这个意外的使命。
吴冷西看着钱嗣杰，等待着。
钱嗣杰明白，派往毛泽东身边担任摄影记者，绝非例行公事、履行职责那样简单，更不是一般意义的任务。这超过了他十七年中执行过的任何一次重大任务。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在心里问自己——我能行吗？
使命重于泰山，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果断地点了点头。
吴冷西似乎松下一口气，将一些需要交代的事宜一一说给钱嗣杰听，让他心理先有个准备。
从1960年起，吴冷西就参加了中央领导下中苏论战写作班子，他实际也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之下工作，与毛泽东接触比较多。特别是最近大半年，写“九评”，几乎每个月都要被毛泽东召集一起开会，对毛泽东的性格和生活特点了解不少。除了叮嘱一定记住做好保密工作外，他主要讲了主席每天的活动情况：只要是对外的活动都要见报的，摄影记者就必须把照片拍好，技术上要有绝对把握，因为事后不可能有任何机会补救。特别是跟随领导人的摄影记者，绝对不能说快门响了，闪光灯亮了，就是胶片上没感光，那是不能容忍的，是要受处分的！假如工作出了问题，不仅是钱嗣杰检讨，吴冷西也要检讨！
吴社长的一席话一字一顿，神情异常严肃。
钱嗣杰心里忐忑不安，他是一个自己再苦再累也不愿别人为自己受罪，自己受再多委屈也不愿意连累别人的人。他暗下决心，这次可千万要干好，千万不能让领导为他做检讨。
说到绝对把握，钱嗣杰也有压力。那时记者手里的器材还比较落后，又不能摆拍，过了这村绝对是没有那个店。这不仅需要娴熟的摄影技术，同样需要对政治时事的把握，甚至还需要一些运气。
回到家，钱嗣杰将新的使命告诉了妻子，妻子也一时无语。这么些年了，摄影记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她能不清楚吗？危险、艰苦、冲锋在前、争分夺秒、没日没夜……总而言之，只要亲临现场，拿起相机，快门就高于一切，镜头就重于生命。知夫莫若妻，这项无比光荣也无比艰巨的任务，钱嗣杰肯定是全心全意投入的，而且会百分之二百地努力做好的。
第二天，中央办公厅打电话到新华社通知钱嗣杰：“赶紧来上班，主席要出去，要去视察。”
钱嗣杰马上带着照相器材去了中南海。负责中央新闻的记者在中南海里有专门的办公室；他还没到，中办主任汪东兴已经在办公室里等着他了。钱嗣杰一进门，立刻被他带往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
去见主席？这么快？钱嗣杰还来不及紧张，就到了毛泽东的住所。
毛泽东的卧室就在丰泽园中名叫菊香书屋的四合院里。菊香书屋过去是光绪皇帝念书的地方。毛泽东住进去以后，东厢是他的书房，卧室就在北房的东头，中间一个过厅是吃饭的地方。西边和西厢是他的藏书室。
钱嗣杰跟着汪东兴走进菊香书屋东厢，毛泽东正在书房里看报。他一见汪东兴带着钱嗣杰进来，就站起身与钱嗣杰握手。汪东兴在旁介绍着：“钱嗣杰，新华社派来的，负责跟您活动。”
毛泽东指指旁边的沙发对来客说：“坐，都坐那儿。”
尽管毛泽东湖南口音很重，但口齿清楚，他说的话钱嗣杰都能听懂。
坐下后，毛泽东就问钱嗣杰是从哪儿回来的。
钱嗣杰告诉主席：自己刚从非洲回来。
顿时，毛泽东眼睛一亮，马上产生了兴趣。他急忙让钱嗣杰给他讲讲非洲的情况。
于是，钱嗣杰就将自己从1958年前往非洲直至离开的这六年里，在非洲的见闻、对非洲感受与认识，一一讲给主席听。刚开始他还有些紧张，说话有些不着头绪，但他发现主席听得很认真，一点儿也没有计较自己讲话的条理性，心里放松了许多，讲得也就顺畅了。当他谈到周总理访问十四国之后，在非洲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民族解放运动更加高涨时，毛泽东很是高兴，连连拍着沙发的扶手，脸上充满着欣喜的神情。
聊了一会儿，毛泽东又问钱嗣杰的名姓。当他得悉钱嗣杰姓钱的时候，忽然“呀”了一声，幽默地调侃道：“你有钱哦，我是无产阶级。”
毛泽东这句玩笑话，让钱嗣杰彻底放松了。大概二十分钟左右后，汪东兴在一边提醒：“主席很忙，我们先走。”
第一次与毛泽东交谈，钱嗣杰觉得主席很幽默，对毛泽东的风格有了感性的认识。
毛泽东会使每一个走近他的人深切感到他的平易。他从不受任何礼节的拘束，即使是很严肃的问题，也还是采取一种比较随便甚至是很轻松的口吻表达出来。但后来跟主席时间长了，钱嗣杰慢慢体会出主席个性很要强，面对他认为是错误的认识或屡教不改总是对着干的人，他不会保留情面。毛泽东表面嬉笑怒骂骨子里透着严厉，这给很多官员留下了一辈子都难以忘却的记忆。
离开丰泽园，汪东兴又向钱嗣杰详细地介绍了主席的生活规律。
钱嗣杰一听，发现主席果然不同常人：毛泽东常常是从晚上工作到第二天清晨，有时连续工作十几二十几个小时。睡眠习惯不是以一个昼夜二十四小时为周期，而是三十多小时为一个周期；有时一觉睡醒正是半夜，这时可能就会处理一些事务，包括会见外宾，找人谈话。摄影记者必须是二十四小时待命。主席一年中有十个月在外地视察工作了解情况，外出多坐火车：一是为了工作方便，二是不给地方添麻烦。每到一个地方，把列车停在支线上，办公、会客、休息都在车上。有时一住就是十天二十天。这就要求记者也一起跟随前往。随行者往往离开家时间比较长，总要让家属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
汪东兴还向钱嗣杰提出了具体要求，指示他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专职摄影记者一样，轮流在中南海二十四小时值班，一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记者必须马上到位。
钱嗣杰当即表态，一定要完成好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此后，钱嗣杰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值班，相机不离身，如有任务一分钟就可出发。即使回到家，也要先检查电话是否放好，以免电话打来无法接到，耽误工作。
【毛泽东有一个惊人的设想，他要骑马考察黄河！1964年夏季，为了这个理想，他没有在海里搏击，而是在北戴河海岸线上骑马踏浪。】
1964年7月下旬，钱嗣杰跟随毛泽东第一次外出，地点是北戴河。毛泽东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到北戴河住几天：一是开会，二是办公，三是会客，最后就是到大海里游泳。
第一次跟随毛泽东外出，钱嗣杰就遇到了一件挺稀罕的事：一向都是在大海里畅游的毛泽东，这次休闲项目里多了一项——骑马运动。
毛泽东骑的是一匹白马，个头不太大。他在转战陕北时骑的也是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毛泽东或许又想起了指挥千军万马的烽火岁月，又想起了骑着白马走向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转战征途。
为了确保毛泽东骑马的安全，他的坐骑是专门从骑兵部队选调来的，就连这些骑兵部队的骑兵们也进驻到北戴河中央管理局的防区里，训练警卫员们骑技。
为什么毛泽东要在北戴河骑马呢？钱嗣杰无法知道。“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听的不听，不该看的不看”是每一个中央首长身边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是一条铁的纪律，谁也不能违反。
直到多年后，经过解密，人们才知道毛泽东骑马的缘由。
原来，毛泽东渴望骑马考察黄河！
毛泽东与所有华夏子孙一样，对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黄河怀有一种特殊的深挚情感。其名作《沁园春·雪》中的“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描绘的就是气势磅礴的黄河雪景。1935年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曾两次东渡黄河。一次是在1936年2月底，毛泽东率领红军东征，兵分两路渡过黄河转战山西，击败阎锡山的军队完成东征使命后，5月又挥师西渡黄河回到陕北；再就是1948年3月，毛泽东在陕西吴堡县川口渡过黄河，对国民党开始了战略大反攻，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进军号角。
第一次渡黄河时，正是汛期，河面上漂浮着许多磨盘大的冰块，不时发出相互冲撞的破裂巨响。毛泽东坐在木船上，望着包着白羊肚毛巾、赤膊袒胸的船工们，听着他们喊那悠远浑厚的号子。
毛泽东无比感慨，他从眼前的景象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他曾深沉地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谈话时就已将自己的心愿表白——希望将来能够骑马考察黄河。
以后数十年，无论多忙，肩头的担子多重，这个愿望一直萦绕在他的心怀。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毛泽东第一次出京视察的地方就是黄河。他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对山东、河南境内黄河决口泛滥最多、危害最大的河段进行了现场调研。
毛泽东站在济南历史上决口频繁、灾害严重的泺口险工处，远眺滚滚黄河水，问道：“这里黄河底比济南城内地面高多少？”随人回答：“六至七米。”毛泽东听罢，深感担忧。他反复交代，要把大堤、大坝修牢，万万不要出事，还嘱咐雨季大水要发动群众上堤防守，必要时军队要上去坚决死守，保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跟随身后的许世友，立刻以一个军人受命的姿态，声音洪亮地回答：“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
一天，毛泽东在山东境内看到堤外有十多万亩的大片盐碱地，在场的群众也七嘴八舌反映说：“春天一片霜，秋天明光光。豆子不结荚，地瓜不爬秧。”
种不成庄稼，当地群众的生活怎么办？毛泽东的眉头结成了疙瘩。
随着考察黄河的进程，毛泽东越来越对黄河两岸人民的安危、生产的收成感到担忧与焦虑。
毛泽东在河南看到水面比开封城还要高出三四米的黄河柳园口，感慨地说：“这就是悬河啊！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我真想骑着毛驴到天上去，从黄河的源头一直走到黄河的入海口，我要看看黄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人定胜天”是毛泽东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之一。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大江大河的治理说过无数次气吞山河话语的他，面对最为桀骜不驯的黄河，表现出了少有的敬畏和谨慎。他没有留下“根治”之类的豪言，只是殷殷地嘱咐黄河中下游的有关领导：“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为了把黄河的事情办好，毛泽东心系黄河，骑马考察黄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骑马考察黄河！对于一个每天要处理国内外重大事务的领袖来说，无疑是个奢望。
然而，毛泽东绝不轻言放弃。他一趟一趟地亲临黄河，倾听黄河的咆哮，倾听两岸群众的心声，倾听治理黄河的汇报。
1953年2月，仅与第一次视察相距四个月。毛泽东又来到了黄河。他在乘坐的专列上，就三门峡水库建设的时间、库区移民问题、黄河中上游的水土保持以及南水北调等问题进行探讨。在了解有关情况后，他高兴地说：“治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只有现在才能解决。”在汇报过程中，当地领导希望毛泽东就三门峡工程建设问题表个态，可是他仍然谨慎地表示回去再行研究。
1954年冬，毛泽东在南巡返京途经郑州时，在郑州火车站第三次专门听取了负责治理黄河的负责人关于治黄工作的汇报，并着重谈了水土保持和治理规划问题。
1955年6月，毛泽东在河南省委会客室第四次专门听取了治黄工作汇报，这次他关心的热点是关于黄河治理规划的实施问题。
1958年8月7日，毛泽东视察郑州兰封东坝头。
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如有可能，我就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一天走六十里，骑马三十里，走路三十里，骑骑走走，一路往昆仑山去。然后到猪八戒去过的那个通天河，从长江上游，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国内国际的形势，我还可以搞，带个电台，比如，从黄河入海口走到郑州，走了一个半月，要开会了我就开会，开了会我又从郑州出发，搞它四五年就可以完成任务。我很想学明朝的徐霞客。”
到了1960年，毛泽东的专列再次路过济南。他对上车看他的省、军领导说：“我就是想骑马沿着两条河走，一条黄河，一条长江。如果你们赞成，帮我准备一匹马。”
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说：“在下一次会议或者什么时候，我要做点典型调查，才能交账。我很想恢复骑马的制度，不坐火车，不坐汽车，想跑两条江。从黄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它的发源地，然后跨过山去，到扬子江的发源地，顺流而下。不要多少时间，有三年时间就可以横过去，顶多五年。”
1961年8月在庐山时，毛泽东曾和身边的卫士闲谈，感慨道：
“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可使我多搞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官员也是个推动。
“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
“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三个愿望之一就是沿黄河实地考察。毛泽东的黄河情结早已深入灵魂。1962年，他的秘书高智调往陕西，毛泽东对高说：“你先打个前站，我随后骑马就去。”
1963年的金秋时节，毛泽东望着秋高气爽、一片晴朗的天空，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久违的轻松。这个时候人民共和国基本走上了平稳发展的道路，自然灾害已基本度过，“大跃进”的问题经庐山会议也初步得以平息，经济建设正处于调整发展状态。虽然与苏联的争论如火如荼，闹得不可开交，但新中国已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彰显了中国政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屈服任何外来势力的决心。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他和普通人一样，内心总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域，这个精神领域在少年时代就曾被滋养、耕作并得到了收获。
1964年，毛泽东向汪东兴正式提出到黄河源头去开始他的考察。
汪东兴说服不了他，只能马上去抓落实。
毛泽东以他独有的固执，将骑马考察黄河的愿望付诸实施。
翌年元旦刚过，解放军总政保卫部就急忙通知内蒙古军区保卫部，由保卫部副部长带队先行考察黄河。很快，一支精干的小分队组成了。分队成员中只有队长心里知情，因为他要向伟大领袖提供黄河沿途的一切细节。除此之外，谁也不知道去考察黄河的缘由。
小分队2月出发，先在内蒙古境内考察，沿黄河共有十八个旗县。他们不仅要考察沿黄河的地形、文物、史志、风土、人情，还要调查社情、道路、人员成分、政治环境，包罗万象，详细之至。
考察之路，历尽艰辛。终于，在夏天之前这些资料被报送到中南海。
与此同时，骑兵部队精心挑选了马匹和好骑师，准备到北京陪毛泽东骑马；又专门从骑兵部队抽调武艺、胆略、骑术都十分精良的战士，组建了骑兵警卫部队，一边等待中南海的指示，一边严格训练。
这个计划本已确定下来，大约准备1965年春正式启动毛泽东骑马考察黄河之行。
但是，1964年8月5日，突发“北部湾事件”，美国入侵越南。6日早晨，毛泽东遗憾地对汪东兴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黄河这次是去不成了。”
1965年，在等待中悄然过去。
1966年，阶级斗争问题、领导权问题、修正主义问题、专政问题已占据了毛泽东全部身心，考察黄河已经没有了它的位置。
1972年，毛泽东大病一场，身体刚好一点，他就又说：“看来，我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他对黄河的向往之梦依然没有破灭。
一个渴望实现最高理想的伟人，却无法实现一个不算太大的心愿。毛泽东没有在黄河游过泳，也终究没能骑马考察黄河。
【毛泽东写下了一首七绝。从此，江青从幕后走到了台前。1964年夏天，全国现代京剧观摩会上，江青为“登台亮相”预演，“江记”现代京剧赢得了毛泽东的一票。】
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原名《蝶恋花·游仙》，是毛泽东1957年5月答复杨开慧好友李淑一的一首著名词作。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也是毛泽东的战友，于1932年在湖北监利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毛泽东在词作中，表达了失去爱人和战友的哀悼。这是他写下众多诗词作品中极为动情感人的一首。
“我失骄杨”充满深情的词句，触动了江青那根敏感的神经。新中国成立后，江青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文艺处副处长与文化部电影局顾问。这些都是富有弹性的副职，她不必天天上班，甚至可以不管事，只挂一个虚衔。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正式任命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史称“五大秘书”）为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
毛泽东的生活秘书享受副部级待遇。这是江青担任的最高职务，更是一项来自中央政治局的正式任命，再加上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这些头衔，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