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矛盾逐渐凸显，在对三年困难成因及其解决途径的看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包产到户”打碎了毛泽东的“理想”。】
钱嗣杰成为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后，在拍摄毛泽东各种活动时，进入他镜头最多的除毛泽东、周恩来之外便是刘少奇了。刘少奇给钱嗣杰的印象是话不多，表情比较严肃。在摄影记者镜头中，他只有在节日与群众联欢的一些场合才会露出有说有笑的表情。平时开会，他不是埋头看材料，就是讲话，而且一讲时间都比较长。钱嗣杰作为摄影记者，在领导人活动时注意力都集中在每一个画面的捕捉，每一种情绪的提炼；即使会议进程期间，他也很少去关心领导人在说些什么，很长时间，他都没有察觉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有什么隔膜。从照片上看，两人表情都还不错。“文革”爆发后，钱嗣杰发现刘少奇的表情十分沉重，脸部浮肿，好像生了大病一般，那时距离刘被彻底打倒仅一步之遥了。
今天的钱嗣杰再次回忆起毛泽东与刘少奇时，也无法准确说出他们矛盾公开化的具体场景。但事实上，当他1964年夏天来到毛泽东身边时，毛刘已经有了很深的芥蒂，两人之间至少出现过两次以上的“交锋”。
第一次发生在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之后。
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便积极响应。他回到湖南老家宁乡县炭子冲搞调研，这次调研可以说是他们之间产生分歧的开端，也是长期潜伏的各种问题的集中暴露。
众所周知，自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几年里，因为总路线的要求而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发展的高指标，这些似乎难以完成的高指标，成为六亿人民摩拳擦掌的追求，一时间出现了人山人海“参战”的大跃进局面。人民公社是1958年提出的，“人民公社”——这种社会主义新型的集体经济形式得到毛泽东的赞扬。截至1962年，全国农村基本实行了人民公社化。“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项内容在同一时期内存在，它们被称为“三面红旗”。当时在党内，一致认为“三面红旗”代表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探索，“三面红旗”由此也被看做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完全正确，无人对此提出异议。
也正是这高高飘扬的“三面红旗”，不仅令全国人民热血沸腾，也让毛泽东看到了一条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所有的中国人都恨不得大干几年一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刘少奇就是在这种热腾腾的情况下走出去的，他要看看热腾腾的下面“煮”的都是些什么？
刘少奇的老家湖南省宁乡县是他便于调查真实情况的地方。
这次接触农村，使他的心灵受到了很大震撼。他看到的是荒凉的田野、饥饿的人群……这与在北京中南海里听到的汇报差之甚远。作为国家主席，他的内心经受着煎熬。他因老乡依旧在过苦日子而难过，更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和蒙蔽，在心里对“三面红旗”打起了问号——这样搞社会主义建设到底行不行？对不对？
心里有了疑问，必然会反映在言行中。刘少奇返回北京不久，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党的工作问题。平时不苟言笑，说话办事都很严肃的他，如果遇到批评人，更是口气严厉。“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
“跌下台”从刘少奇口中说出，勾起了毛泽东内心敏感的神经。
1962年1月21日至27日的“七千人大会”（中央扩大会议，因有近七千人参加，故名）上，刘少奇更进一步指出：全国有一部分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认为错误原因是经验不足，但也有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骄傲自满情绪，违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中央应该对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
刘少奇的观点显然涉及“三面红旗”，甚至涉及毛泽东的大政方针，无疑也涉触及了毛泽东的权威。
“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却没有统一领袖们的思想，对如何克服困难，党的高层并没有取得共识。大会一结束，毛泽东随即去了武汉。
第二次分歧发生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1962年初，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从湖南农村调查回京，他向刘少奇汇报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觉得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可能更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更符合农民的意愿。此时的刘少奇正为农村疾苦深感不安，认为田家英送来了解决困难的“良药”。两人一拍即合，刘少奇表示支持，并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出乎刘少奇的意料，毛泽东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意见，并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等人。尽管田的汇报说仅仅是个人意见，但毛泽东还是将账算在了刘少奇的头上。毛对刘前一阶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满，指责刘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没有顶住，偏离了方向，是右倾抬头的表现。
毛泽东的批评是严厉的，刘少奇感到委屈与不解。
当时的刘少奇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他的肩上一头担着最高统帅，一头担着亿万人民，哪头都不能偏倚。他既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又不能损害毛泽东的威望；既要将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位，又不能反对阶级斗争。这分寸如何把握，令刘少奇寝食难安，一夜一夜难以入眠。他吃安眠药吃到夜间入厕走路不稳，多次摔倒在地。
毛泽东带着气愤与不满，约刘少奇到中南海他常去游泳的“游泳池”一谈。
尽管刘少奇就如何处理好复杂而又必须面对的关系，精神与身体上都付出了巨大代价，他还是决定要与毛泽东据理力争，试图说服领袖。这既是他无法回避的领导职责，也是他倔强固执性格的体现。
这次交谈，双方都带着情绪，冲突在所难免。
毛泽东将长期郁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
刘少奇也将人民对现实的不满，一一道来：“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名字，人相食，要上书的！”
说到最后，毛泽东深感悲凉：“‘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毛泽东的话讲到这个份上，刘少奇作为党的接班人，不得不冷静下来。他稳住自己的情绪，慢慢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但是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
肯定两条，否定两条，刘少奇的态度毛泽东接受了。他也慢慢地平静下来，点头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搞，不中断。
毛泽东的态度，刘少奇也较为满意。但他有了不祥之感，体味到政治上的巨大压力。这次谈话，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刘少奇是右倾思想。
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毛泽东区别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他毕生致力于创造一个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当家做主、人人平等、没有贫富差别的理想国。包产到户——这简直就是一个要彻底打碎毛泽东理想的馊主意。它竟然得到党和国家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认可！这同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批评毛泽东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样，深深地刺伤了毛泽东。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和农民天然地血脉相通。从最初领导的秋收起义，再到十年的土地革命、八年抗击日寇，再到解放全中国，他为了中国工农大众的翻身解放。身为国家的统帅，他的思维从没有离开过农民这个群体。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只是阶段性地对农民有轻重缓急之分，骨子里却从没有忽视过这个阶层。
毛泽东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动情地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在毛泽东看来，高举“三面红旗”，就是为了农业的尽快翻身，让底层的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他空想、急躁、不切实际，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心里始终惦记着底层广大人民的利益。包产到户的设想，被毛泽东扣上了许多帽子——“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重。可见，毛泽东对要让农民们走回头路的人恨之入骨。
按理，毛泽东与刘少奇都是湖南人，两人的家乡相距很近，而且两个人都属于“故土能离，乡音难改”的“顽固”人，他们的关系应该更亲近一层。其实不然。毛泽东是一个认事不认人的人。也是湖南人的彭德怀，1959年庐山会议上就倒了。到1964年与1965年交替之时，毛与刘逐渐在三年困难的原因以及解决途径的看法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分歧，直到矛盾激化无法调和。
刘少奇从1943年3月第一次担任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时起，就成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他们从1922年相识相知到1964年，一直默契配合，并肩战斗了整整四十年。
1953年，党中央的工作分为“一线”与“二线”后，刘少奇开始主持一线工作，并被党内公认为毛泽东的理想接班人。毛泽东自己本人也认可这一说法。
“文革”前，“一线二线”是中央最高领导层实际存在的一种分工。
长期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回忆：记得斯大林去世前后，毛主席曾当着他的面说过：“斯大林太累了，高处不胜寒啊！我也不想当主席了。”
斯大林去世是在1953年3月，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了中央分为一线、二线的问题。他将自己置于二线的位置上，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其初衷是想吸取斯大林的教训，提前培养接班人，让他们树立威信，以便在自己逝世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发生交接时，能减少震动，有利于国家的安全。毛泽东同意中央日常工作交由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历史上所说的一线，就是由此而来。
可是，中央从来没有对一线二线制度做出过正式的成文规定，对刘少奇从什么时候开始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也从没行文，这一制度始终只是一个非正式的制度。它的内容、它开始实施的时间，甚至它的职权分工都是模糊的。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实际上开始全面主持中央的党政领导工作。一线二线分工逐渐清晰。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后的一个举措，促使了这种非正式的制度更为明确。
1962年2月8日是“七千人大会”闭幕的第二天，毛泽东来了个大撒把，将所有会后需要落实的事情都交给了刘少奇等人，自己离开北京前往外地巡视。他有意识地摆出自己退居二线，放手让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姿态。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对刘少奇持有意见的一种表现。
直到1964年8月5日，中共中央“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的成立，毛泽东还一直给予密切的关注和领导。尽管对刘少奇很多意见并不认同，但他依然认可由刘少奇挂帅。至少此时，他还是不想打破一线二线的分工形式。
由于中央对一线二线的领导分工没有形成正式制度，也没有明确的权责划分，很多时候，毛泽东把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正常范围内行使职权当成搞独立王国。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也很难区分正常职权与搞“独立王国”的界限。这种误解导致毛泽东与刘少奇矛盾的不断升级，很大程度上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诱因。
毛与刘就包产到户问题争执后不久，1962年7月、8月，在北戴河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之前开了十天的预备会，和以往一样还是由刘少奇主持。预备会上讨论了农村工作、生产、粮食、商业等问题，讨论气氛十分热烈，也卓有成效。
多日凝结在刘少奇眉间的疙瘩舒展了不少。
8月初，预备会顺利结束，接着中央工作会议拉开序幕。
8月6日这天，毛泽东带着他特有的威严神态走进会场。一落座，便是一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讲话。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阶级、形势与矛盾问题，特别提出“中国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承认阶级存在，就应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存在”。他进而提出：“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会议中间，毛泽东吸着烟，仔细听着大家的发言，遇到一些有兴趣的问题，他会积极地参与发言。当说到农村有的地方出现了包产到户状况时，毛泽东马上对大家说：“—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这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很明显，毛泽东要告诉大家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包产到户最后结果又将农民拉回到了过去。
毛泽东的讲话石破天惊，陡然提升了人们反“复辟”的警惕，刚刚放松的神经再次被拉紧，原定的议程也被打乱。原来关于经济调整的紧急事务，根本无法再行讨论。大家的思路转向了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
正值此时，彭德怀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八万言书”，为自己申辩。这本是一个党员维护自我最起码权利的行为，却被误认为是向党挑战，被冠以“翻案”，遭到严厉批判。
8月中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炎热的季节里，在毛泽东危言耸听的“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主题中结束。
刘少奇经过短暂几日考虑，在接下来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对困难估计得多，同意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的观点。
从此，经济调整成了阶级斗争的附属工作。阶级斗争成了纲，经济调整成了目，纲举目张，刘少奇并不以为然——纲举，目不见得能张。
需特别说明的是：此时，林彪正在军队内部大搞“三突出”政治运动——即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学习毛泽东著作。
刘少奇的反思与林彪的“突出”，形成了鲜明对比。也给党内外、军内外造成了一种看法：林彪是突出政治的，是紧跟毛主席的，而刘少奇做得不够。从党内外的职位讲，刘少奇的地位仅在毛泽东之下，而林彪的地位则不及刘少奇高，这就形成了毛、刘以及林、刘之间的矛盾纠葛。
【毛泽东为“反修防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随着运动的推进，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逐渐激化。】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四清”运动。（包括农村的“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城市的“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开始，基本限制在经济领域，后期则上升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
当时，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日益严重，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腐败丛生，愈演愈烈，加之国际上中共与苏共论战激烈，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局势十分紧张。如果说毛泽东为避免苏联和平演变在中国发生，试图通过阶级斗争来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那么“四清”运动则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一种具体的形式。
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这一课题，众人举手赞同，大声叫好。因为这个浅显的道理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重大命题。
当时高层领导者对腐败现象“杀”声一片的情绪，正如毛泽东1945年8月13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文中所讲：“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运动开始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步调基本一致，一样的目标，一样的积极，一样的感情基础。运动中期，呼应烘托相当默契，彼此非常满意。但到后期，潜在的矛盾再次浮出水面，而且激起了千层巨浪。
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越往后“左”倾色彩就越浓，关于其性质、目的和方法，两位主席各有各的思路，两人越走距离越远……
到了1963年11月，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开始在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搞“四清”运动，使得毛刘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也为以后矛盾爆发埋下了祸根。善于无风也起浪的江青借题发挥，说王光美开了夫人参政的先例，为她自己政治登场找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借口。
从刘少奇之子刘源的回忆中也可看出王光美下去蹲点的勉为其难：
1963年10月，中南海里刘少奇所在的党支部对他进行了一次批评，大家担心王光美下乡后，刘少奇的健康。因为刘少奇有失眠症，服安眠药才能入睡。如果夜间无人照料，药劲来的猛，极易摔倒。党支部反对王下去，严肃地要求他接受。刘认真地表示“同意支部意见，但工作任务又必须完成”。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主意：在地板上打地铺，以解众忧。……一直到1968年病危，刘少奇睡了5年地铺。
王光美第一次下乡是1963年11月，历时五个月。地点是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她离京前问刘，应该注意什么?刘只简单地讲了一句：“不要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王每月回来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毛不止一次提示：“根子在上边。”她并不理解这话的含意。王光美说，她是真心实意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指导思想的，但也仅限于对多吃多占、贪污浪费的干部经济退赔从严要求，或对基层干部工作的难处不够体谅。至于如何挖上边的根子，就非她所知了。
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工作会议汇报，即《桃园经验》报告。报告的用语十分尖锐，甚至激烈地指斥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两面政权”。但是，直到工作组完成任务撤出，没有开过一次斗争会斗过谁，更没有打过人，也没有抓捕一人，只撤了原支部书记的职，仍以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其他犯错误的干部，检讨退赔后，取得了群众谅解，都恢复了工作。证明桃园的运动，并没有上升到对敌斗争的高度，确实是一场教育。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刘少奇十分看重基层第一手调查材料的真实性。为了掌握基层真实情况，他不惜自己多病的身体睡在家里的地板上，也要让妻子去替他完成搞调查的任务，国家主席这种求真求实的态度的确让人动容。
王光美毕竟不在中央高层，无法理解毛泽东的心思。她的《桃园经验》肯定不会符合毛泽东“根子在上面”的要求；所以越到后面，毛泽东就越不满意，大家也就愈加地感到左右为难，无所适从。整个运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过激语言在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中十分明显。不仅伤害了一些基层干部的感情，也使得各级负责人的神经变得相当敏感。
起初，毛泽东很欣赏《桃园经验》，还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以示推广。于是这个《桃园经验》也成为刘少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思路，实际上成了他“抓点带面”指导运动的蓝本，在各种场合大力推广，要求全国学习。
1964年夏天，刘少奇与夫人王光美去了十四个省市巡回演讲《桃园经验》，在中共党内，陪夫人巡回作报告，刘少奇是第一人。毛泽东从没有这样做过，“文革”前夕，他最多出席观看过几个由江青指导的“革命现代京剧”；周恩来则更不可能坐镇现场让邓颖超作报告了。
一次，刘少奇在大热天将许多高级干部集中到人民大会堂讲话，虽然桌上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讲了一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便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还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少奇看了一眼身边的周恩来，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随后，他又讲了一些更重的“犯忌”的话：“不蹲点不能做中央委员”、“开调查会过时了”、“基层干部不会在会上讲真话”等等。“开调查会”是毛泽东在革命年代常用的一种工作方法，党内干部都知道。如今，刘少奇却直言毛泽东的这一套“过时”。尽管他讲这些话不一定具有针对性，但极容易造成误会，被大家误以为是“贬低毛主席”。王力回忆：当刘少奇在1964年8月初的北京干部大会上说了那些“犯忌”的话之后，江青跑到毛面前哭诉告状：“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
无疑，江青的这番话对毛泽东是有很大触动的。
刘少奇如此“号令天下”，也让很多高层干部非常不满。军队方面意见最大，认为刘少奇在树立自己和夫人的威望，而不是树立毛泽东的威望。
1964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会议上，决定由刘少奇负责《后十条》的修改，同时成立“四清”和“五反”指挥部。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主持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十条修正草案》是对《后十条》的修正。
这一次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依然没有达成共识，分歧严重。但毛泽东还是同意刘少奇担任“四清”和“五反”指挥部的总指挥。当然，这并不说明毛泽东内心同意刘少奇的所作所为。
这年夏天，钱嗣杰第一次跟随毛泽东到被海内外人士称为中国“夏都”的北戴河。由于每年夏季中央高层在此办公，这一带海边游泳的人不多，显得格外幽静。而相隔不远的海岸线却十分喧闹，浅海里游泳的人密布，沙滩上躺满了晒太阳的人与各种颜色的凉棚。
事实上，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工作和在北京中南海工作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由于北戴河环境优美，气候宜人，且中央领导多喜欢游泳，那里提供了领导人紧张工作后的休养条件。
每年7、8月份中央领导人基本都是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去北戴河。大人们开会，家属和孩子们却在海边玩耍、交际。
一般炎暑的日子，江青也来北戴河，只是不同毛泽东住在一起。她的住所在中浴场一号平房。她喜欢在那里和工作人员打扑克，傍晚散步，下午游泳。她的泳姿不规范，不属于国标式。有一回，她在海边见到王光美游泳，时而侧泳，时而仰泳、蛙泳，动作十分娴熟而自如。这以后，江青游泳的兴趣顿减，把更多的时间消磨在打扑克牌上。
因为毛泽东与江青作息时间不一样，他们很少一起出现在海滩，钱嗣杰的镜头里他们夫妇在一起的镜头不多。越往后，他们在一起的镜头就越少，常常是毛泽东到了，江青走了；江青到了，毛泽东走了，几乎形同陌路。即使两人在一个镜头里，那也是公众场合，“文革”期间，他们从生活夫妻走向了政治夫妻。
钱嗣杰带着照相机经常跟在主席身后，有时随他一起骑马，有时则随他一起在海边游泳。更多的时间，毛泽东喜欢一人坐在海边，静静地望着天海一线的远际。钱嗣杰那时就感到：毛泽东有时很孤独，甚至是寂寞的。
和女儿们一起在海边游泳时，毛泽东总会很开心。这样的时刻对于毛泽东来说就显得太少太少。
相比之下，刘少奇一家给人的感觉其乐融融，温文尔雅。孩子们极有修养与礼貌，一见大人便会鞠躬问候。刘少奇与王光美虽然相差年纪不小，但两人看上去十分和谐，他们下海游泳时，排成一排，由爸爸妈妈一头一个，拉着三个不大的孩子一起往大海走，给人感觉这个家庭恩爱有加，很有协作意识。
1964年夏季的炎热在进进退退的潮汐中淡去，可是“四清”运动的温度却在避暑胜地被炙烤得越来越高。
此时的刘少奇已经无法号准毛泽东的“脉搏”，越是想顺着毛泽东的思路，就越是走错方向。结果物极必反，他甚至在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上做出了更为激进的演绎和实践。在《后十条修正草案》和《桃园经验》的指导和影响下，从1964年秋铺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急转直下，“左”的倾向更为明显和突出。各个试点县都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农村基层干部，在许多地方进行错误的“夺权”，使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城市社教和工交领域的“五反”运动也严重偏“左”。
这一年刘少奇“挂帅”领导“四清”运动，一声号令，一百五十万干部下乡蹲点。刘少奇威望之高，动员能力之大，使毛泽东产生了微妙的感受。
【毛泽东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生日。他的一席话为1964年做了总结，也为来年埋下了伏笔。】
原子弹爆炸的热浪未平，“四清”运动如火如荼之际，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又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开幕那天，三千多名代表走进神圣的殿堂，以自己的参与表达全国人民的心声。
农民也好工人也好军人也好，每一个人都全心全意地为自己的祖国出谋划策，都衷心地拥护国家领导人的意见。而刘少奇因为处于一线的领导位置，“一竿子到底”，与各省市关系相对比较紧密，这次人代会人们将热爱毛泽东主席的感情也同样倾注在刘少奇主席身上。大家认为，拥护刘少奇自然就是拥护毛泽东，就是拥护党中央。这次会议上，广大代表看到了刘少奇与日俱增的威望与权力。
借此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间也是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正好与人代会同步。
钱嗣杰作为毛泽东的摄影记者，为了拍摄好这次的“革命的大会，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他几乎就吃住在会议上。目光所及，到处令人神清气爽，他自己也发自内心地对祖国的巨大变化感到由衷的自豪。会场内外气氛十分高昂，从高层领导到普通基层代表，个个都显得喜气洋洋。毕竟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年，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感觉尤为突出。这次会议也是他拍摄新闻照片最多的一次会议。
但是，走出人代会会场来到中央工作会议会场时，钱嗣杰发现了毛泽东情绪的变化。毛泽东与在人代会上判若两人。两个会议两种表情，前者笑容满面，和善慈祥；后者板着脸孔，隐含不快。
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人一来一回，一句接一句，语势激烈，就像在吵架一样……
两位领导人到底为什么争执？钱嗣杰不得而知，也不敢做任何猜想。他按动快门的手有些抖动，拍完几张后就急忙离开，不敢在会议室过多逗留。
后来钱嗣杰才知道，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是继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之间一次最严重的争论和斗争。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竟然召开了一个月，戏剧般地被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段会议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主要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根据汇报情况与“四清”中提出的问题，会议制定了一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文件共有十七条，故简称《十七条》。会议后半段是毛泽东将散会人员招回来继续补开的会。毛泽东亲自主持，重新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文件标题与刘少奇指定的那个一字不差，但内容却有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打开文件就不难发现，这不是简单地增加了六条，而是基本针对刘少奇的《十七条》而制定的《二十三条》，很多内容与刘的版本都是针锋相对，彻底推翻重来的。
先说刘少奇主持的前半段会议。
对于刘少奇来说，他抓了“四清”的工作，又蹲了点，觉得是有发言权的，他对“四清”运动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当时到1964年底，全国已有一百万以上的干部参加“四清”运动；但是，人们普遍地反映“四清”运动搞不下去，对此提出了种种意见和看法。会议在听取汇报后就开始讨论“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与会者纷纷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与看法。
刘少奇根据大家意见与看法，认为还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既在党内，也在党外，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是相互交叉着。
而刘少奇这些“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分析，毛泽东之前就根本不同意，并把它们视为原则分歧、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没有得到主导权，全国“四清”运动基本是按照刘少奇的路子进行的，在毛泽东看来，他似乎被架空了。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前，邓小平对毛泽东说：“这会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参加了。”本意是想说，这样的会议应该是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事情。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毛泽东很介意。邓的话反而激起了他的逆反情绪，他坚持要参加。到此为止或可作罢，偏偏刘少奇又加了一句：“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
一个不让参加，一个让参加却不让说话。毛泽东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对待，心理上无法接受。
毛泽东反问：“我为什么不参加？为什么不能说话？”
刘少奇和邓小平看毛泽东真的生气了，没有再行阻止。
1964年12月15日第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是参加了，但两位主席话分两头，各说各的，这让很多不知情的大区和省部级领导们一时思路跟不上趟，满腹疑惑，不得其解。
28日下午是中央常委会议，两位主席依然是相互插话，随意打断，各不相让。
刘少奇总在谈“四清”的主要矛盾既在党内，也在党外，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是相互交叉着。
毛泽东也不相让，说“四清”主要矛盾是群众与走资派的矛盾……刘少奇马上插话：“我个人认为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参加会议的其他常委暗暗为刘少奇捏着一把汗。大家看得出来，刘少奇总是打断毛泽东的话头，此举一定会让毛泽东动怒。
果不其然，毛泽东动了大气。第二天，他早早拿着党章和宪法坐到会场上，以示抗议。一开场就申明：第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大家说有人不让我参加会，也不让我讲话，对不对？毛泽东的话震动很大，全场气氛紧张，据说在场的许多军队将领都站出来为毛泽东撑腰。
毛泽东看看会场的架势，也不愿意闹大，就没有点名。会是不参加了，他转身离开了会场。
事后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找到刘少奇谈话，他善意地提醒：“刘少奇同志你要顾大局，你要认真地检讨，你为什么打断主席的话？要尊重毛主席啊。”
刘少奇似乎感到自己的问题，做了检讨。
开会时正值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到来。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没有公开为自己做过生日，但这一次，他竟然高调提出要请一些人吃饭，并亲自审定了请客名单。
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和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操办了这个寿宴，邀请了一些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与几位会议代表出席生日宴会。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部分中央领导人、各中央局负责人都在受邀名单。另外，还有四位正在参加人代会的代表——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和江苏劳模董加耕以及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共四十多人。
这一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邢燕子、董加耕也是一身农民打扮，他们显得有些紧张、不安和激动。周恩来先带着陈永贵等人去拜访刘少奇。刘少奇当时正在另一房间里埋头阅读关于“四清”工作的材料。陈永贵一行走到国家主席在前，刘少奇一时竟没有抬起头看他们。
刘少奇埋头阅读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后来回忆：“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对我就十分亲热。”
陈永贵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一时紧张得说不出话，两只手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儿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儿笑。周恩来在一旁笑着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这回陈永贵听懂了，立刻摇起头：“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
毛泽东请他的客人们落座，抽烟，吃糖。当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不知是听不懂湖南口音，还是不明白孔夫子这句话的意思，陈永贵点点头，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毛泽东坐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的身边。桌旁就座的还有董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而江青、刘少奇、胡耀邦、李富春及各大区书记，则分坐另外两桌。
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毛泽东喝下三杯茅台，大声称赞了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很好！”毛泽东侃侃而谈时，众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谁也不敢大口吃东西，尽管桌上摆放的都是可口的饭菜。
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拘谨的气氛，于是让大家吃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陈永贵这回听懂了，赶紧频频点头说：“习惯习惯……”
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一晚他的话显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有些话大家至今记忆犹新。“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大家听罢都很紧张，心里直打鼓：“老寿星”今晚这是怎么了？
陈永贵这些从基层上来的人蒙在鼓里，也不可能想象敬爱的毛主席还有不顺心的事情。但在座的其他领导人，包括刘少奇，都知道毛泽东讲话有所指向，绝不是空穴来风。缘以何故，只是不讲出来罢了。
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餐桌边除了毛泽东一个人嬉笑怒骂和人们敲动碗碟的声响外，感觉不到很多喜庆热烈的气氛。
仅就过程而言，这似乎只是一次普通的生日宴会，然而，它蕴含的政治意义却是深远的。一年多后，即1966年的夏天，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毛泽东过完七十一岁生日后，又发生的两件让他无法忍受的事情，给他不满的情绪火上浇油。
第一件事情，会议期间，刘少奇要陶铸跟李雪峰讲，由李雪峰出面召集会议，请王光美宣讲《桃园经验》。与会者大多去听了，江青则在会场屏风后面走来走去，一脸不屑。她对此感到很不自在，也不满意。
第二件事情，原定中央工作会议在12月28日印发《十七条》后，就准备结束。而这次结束会议竟没有通知毛泽东参加。当天会后，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大小礼堂观看《红灯记》。开演前，他们在休息室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当毛泽东知道会议开完了，顿时脸色沉了下来，火气很大地说：“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
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陶铸不得不告诉毛泽东：“有的已经走了。”
毛泽东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观看《红灯记》时，江青悄声对陶铸说：“有人反对京剧改革，我就是要搞京剧改革！”又是一个“有人”！她又是指谁呢？陶铸夫妇不敢插言，但心里颤颤的，舞台上表演的什么，全都不记得，满心都是困惑。
三天后，12月31日，中办通知各地停止下发、自行销毁《十七条》。
第二天正逢1965年元旦。刘少奇和王光美照例出席了中央办公厅的迎新晚会，但他们心情沉重，仅是来应酬一下，已没有心情像往常一样结伴下场跳舞了。
毛泽东与刘少奇闹到如此地步，人人焦急。安子文请出开国元勋们从中调解。陶铸、安子文也到刘少奇住宅给他提意见。刘少奇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顾全大局，主动向朱德、贺龙、陈毅、林彪等征求意见，并召开了党的生活会，征求和听取批评意见。
政治局开会时，刘少奇真诚地向毛泽东做了检讨，表示：“我对主席不够尊重。”
毛泽东不以为然，回敬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的确，毛泽东心里已经将他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定了性，那已不是一般的分歧，而是原则性的分歧。
元旦一过，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员们又都被毛泽东召了回来。他要主持后阶段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1965年1月3日，毛泽东主持会议的第一天，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国家主席与领导人。最终，刘少奇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连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不等代表们掌声结束，就赶忙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会场里没有了掌声，响彻大厅里的是毛泽东严肃的声音。
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主题就是一个：社教员讲“四清”，要有阶级立场，要有阶级分析。关键是要清查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
新生资产阶级？大家四下张望，都感到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
毛泽东讲到矛盾的性质问题。他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那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即“前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哪里的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的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的话讲到这个份上，刘少奇反问他：“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当即回答：“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
张霖之时任煤炭部部长。毛泽东这么一讲，刘少奇就不敢再提什么了。
1965年元旦之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修改《十七条》，这项工作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经过一个星期的讨论、修改，原来的《十七条》变成了《二十三条》，文件仍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不仅条文有了增加，更重要的是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
文件去掉了原来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里的“扎根串联”的刘式语言，代之以“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等规定，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说法。
这一新观点不幸地成为“文革”中的主流观点，被毛泽东点名的张霖之，首当其冲被造反派打倒，最终被迫害致死。
正如古人所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也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少到多“滚雪球”似的发展过程。或许到了此刻，毛泽东才真正横下心——绝不做任何让步。他坚持自己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反对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复辟。
从“四清”运动下发的四份重要文件，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加深的过程。
（第一份文件。
1963年5月20日下发的《前十条》（即《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心内容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要依靠贫农、下中农，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小四清”）的方式解决干群矛盾，并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处于一个战壕中，目的方向是一致的。
（第二份文件。
1963年11月14日下发的《后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进一步指出运动的基本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的同时，对前一阶段运动中出现的过火行为做了纠偏，强调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防止扩大打击面。
这时的毛泽东与刘少奇已经有了分歧——毛泽东认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白了，就是清理当官的。刘少奇不同意，他主张整下边“四不清”问题，是清查经济上有污点的会计、出纳等人。刘少奇认为的“四不清”是党内外矛盾交叉的表现。而毛泽东认为“党内外矛盾交叉”实际上忽略了主要矛盾，走资派被“小人物”掩盖了。
（第三份文件。
1964年夏，刘少奇主持起草《后十条修正草案》（《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这份文件是对《后十条》的修正。9月18日，《后十条修正草案》与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同时下发全国。
在《后十条修正草案》即将下发的十多天里，再次发生两件令毛泽东不快的事情，他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威胁。
毛泽东原来就对《后十条修正草案》和《桃园经验》有所保留，1964年8月20日，当华北局几位大员表达了对《后十条修正草案》的意见后，他立即下令“文件缓发”，并召开中央局书记会议重议这两份文件。毛泽东没有料到，刘少奇不顾他的情绪，在会上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意见，就连几位深得毛泽东重用的爱将——那些拥护大跃进的前锋们，如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等人，都纷纷支持刘少奇的主张。结果有意见的华北大员们只好在会上作了检讨性发言。
1964年8月30日，毛泽东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提了意见，指出：“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即使如此，会者仍然同意刘少奇的部署，于9月18日将《后十条修正草案》与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两份文件下发。嘐
（第四份文件。
毛泽东将各位高层领导召回来重新制定了《二十三条》（即1965年1月14日通过下发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次，毛泽东不是来听讲，而是亲自主持会议，对刘少奇一系列“错误观点”进行了全面否定后，最后将指责刘少奇的观点纳入《二十三条》，以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明确规定：“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终于公开化，这两份文件日后也被史学家们认为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矛盾分歧落在文字上的见证。
毛泽东认为他和刘少奇的分歧，是关系到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中国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仅仅“四清”已经不能承载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他转而酝酿与发动新的运动，这就是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在毛泽东连续的“进攻”下，虽多次作过自我批评和检讨，但都没有改变毛泽东对他的看法，他最终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原谅。
【跟随毛泽东去南巡，长焦镜头似乎透视了伟人的内心波澜。毛泽东终又踏上了井冈山，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令他思绪万千，心潮激荡。】
进入1965年，经历了由《十七条》到《二十三条》后，毛泽东下决心拿掉刘少奇。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泽东从何时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明确回答：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他认为刘少奇不能当接班人，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然而，毛泽东没有再与刘少奇正面交锋。
1965年3月14日，他乘专列离开了北京。
主席选择在春天离开北京，让大家有些意外；因为毛泽东通常在国庆节后，10月底或11月初才离开北京到相对温暖的南方，一般去武汉和杭州住得多一些，过了冬天再回北京。
钱嗣杰估计了一下，这一走大概到夏天才能返回北京。他赶紧准备相对充足的胶卷，在外地进口胶卷不如在北京买起来方便。当时新华社有规定，每个摄影记者出去带两部相机，一部是一二○，一部是一三五，所以两种胶卷他都要准备。对于摄影记者来说，照相机就是枪支，而胶卷就如同子弹，两者缺一不可。
毛泽东专列时称一号列车，它由前驱车、主车和警卫车三部分组成。
前驱车车厢全部是警卫人员，主车分为会议室、毛泽东工作和生活的车厢、汪东兴等中央办公厅领导同志车厢和工作人员车厢，最后警卫车是八三四一部队的车厢。
钱嗣杰登上专列时，看到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还在忙着整理带出来的五六个大箱子，里面全是书。毛泽东有个习惯，只要外出，不管时间长短，书是不能少的，古今中外的书都要带上，反正是专列，有的是地方放书；每次外出，毛泽东最大的行李就是书籍。
火车开动后，钱嗣杰走进毛泽东乘坐的车厢，他见毛泽东穿着睡衣，嘴里叼着烟，凝神望着窗外，于是悄悄在一旁为他拍了几张照片，结果，跟随主席出来的工作人员看见后，他们也争着要与主席合影。钱嗣杰见主席注意力放在思索上，就让他们一个个悄悄凑上前去，站在主席的身后，然后由他赶紧按下快门。
当时钱嗣杰的心情是紧张的，给中央领导拍照需要掌握每位领导的性格特点。给周恩来拍照，钱嗣杰就比较放松。因为周总理比较随意，而且对记者的工作很熟悉，知道记者需要什么。记者们都把他看做长辈，就像是普通单位的领导一样。在大家眼里，最好拍的也是总理，他不仅性格随和，长得帅气，又有风度，不管笑不笑，都上相。有时候，钱嗣杰会对他说：“总理，再过那边一点儿。”通常，周恩来都会照顾记者的意见，换换角度，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来到毛泽东身边后，钱嗣杰发现主席最不喜欢摆拍，更何况那个时候的照相机都是手动，光圈焦距快门全部靠手来调整，拍摄一张照片的全套动作下来要好几秒，而且又不能总是将镜头对着主席照。毛泽东一个姿势最多也就拍两三张，如果遇到他不给拍摄的角度，那么摄影记者只能自己找角度，想办法。这次还算不错，主席大概心情好，他跟大家合了好一会儿影也没有反感情绪，钱嗣杰踏实地拍了好一阵。
毛泽东专列出发的第一天晚上到了邯郸，他没有下车，在车上睡了一觉，第二天下午继续前行。一天后即3月16日，毛泽东抵达武汉。
那天下午，他的专列悄悄停靠在余家头一所战备物资仓库里。这所仓库很大，当时叫一○二仓库，里面铺有军用铁轨；主席专列全部开进去，外面一点儿都看不出来。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早已在此恭候。他们看见毛泽东下车，一道大步迎上去，说了声：“主席好！”毛泽东笑着和他们握了握手，没有几多寒暄。除王、张二人外，当时并无他人迎接。因为毛泽东不喜欢迎来送往的那一套。
王任重快速为毛泽东打开了“吉斯一一○”三排座轿车的后车门。每次来武汉，毛泽东坐的都是这辆车。
几辆小车轻车简从，毫不张扬，从东湖路驶进湖北省委东湖客舍大院，过“百花”、“南山”，最后停驻在东湖边上的梅岭一号。梅岭一号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湖北省委修建的一处平房，内有十间大小不等的房间，空间比较高大，内部装饰朴实无华。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到武汉，都在此下榻过。一跨下车，迎面几张熟悉的脸孔，令毛泽东十分愉快。那几年，他年年来武汉，都习惯住在东湖客舍（今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梅岭的工作人员每次都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领袖。看到大家，毛泽东高兴地伸出右手，亲切地招呼：“同志们好啊！”
“主席好！”“主席好！”几个青年人纷纷握住主席的大手，笑得那么灿烂。王任重、张体学等省委领导向毛泽东汇报后随即离开，对主席，既没有“接风酒宴”，也没有联欢晚会。毛泽东一直反对地方搞迎送接风，他认为这是铺张浪费。因此，谁也不敢多献一点儿“殷勤”。
钱嗣杰知道，武汉东湖是毛泽东的最爱。每一回他都要在湖边住上一阵子。这回也不例外，毛泽东一住就是一个半月，直到4月29日晚上才离开。
专列载着毛泽东驶向湖南长沙。众所周知，毛泽东青少年时代是在长沙度过的，这里的一草一木记载着他的理想他的奋斗。他与杨开慧也在这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爱情记忆。
每次来这里，省委第九招待所就成了专门接待毛泽东的地方。
毛泽东在长沙住了不到一个月，5月中旬，出席越南胡志明主席请求中国援越抗美的外事活动后，他忽然提出了顺道重上革命摇篮井冈山，亲自看看老区人民的愿望。
这个消息让大家太感意外——毛主席真的要重上井冈山了！
新中国成立后，他日理万机，一直无法重来故地。而这次，他是有暇情来当“徐霞客”的么？
毛泽东此次离京，表面是离开了政治中心，可他无心来游山玩水。很多时间，他都在思考问题，他在思索采用什么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整风社教在毛泽东眼里都失败了，那么只能发动一个符合他的愿望的群众运动，自下向上揭露党的黑暗面，打倒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变修蜕化的变质分子……一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毛泽东，似乎看到了让党保持永不变色的希望。
重上井冈山，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毛泽东寻找当年的记忆与斗志的努力——犹记烽火，更难忘烽火。井冈山成全了毛泽东的斗志，也铸就了毛泽东的意志。这片土地曾是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的起点，如今又将成为他捍卫红色政权永不改色的新的起点。他要在和平年代里迎接暴风骤雨的到来，一场看不见烽火的战斗即将拉开序幕……
这年毛泽东七十二岁，阔别井冈山三十六年。三十六载春秋，正好是他人生岁月的一半时光。
从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到1929年2月与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入江西、福建作战，毛泽东在井冈山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他由此带领共产党的第一支军队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艰难曲折，但无论环境怎样艰险，他始终没有放弃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念。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都遭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打击与挫折；为革命，他还先后失去了六位至亲最爱。伤痕累累的他，抱着坚定的信念，直到迎来全国的解放。
井冈山，在毛泽东心里决然不是一个地理名称——那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融进他生命中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
5月19日，江西省委并井冈山管理局接到了汪东兴打来的电话，通知他们准备22日接待毛泽东上山。这可是国字第一号接待任务，大家马上行动起来，尽快做好宾馆附近的安全保卫和环境卫生工作。同时决定，暂不对外公开毛泽东秘密上山的消息。
5月21日上午，毛泽东离开湖南省委第九招待所三号楼，当晚到了与江西交界的茶陵县。为了保证安全，茶陵县委决定不让毛泽东出县委大院，就住在县委办公室。大家七手八脚在办公室里临时架设了一张酷似中南海毛泽东住地的大木床。因为是临时住一晚，跟随左右的汪东兴就决定不再卸载装书的樟木箱。谁知，手不释卷的毛泽东不管临时不临时，一住下就伸手找书看。县委书记灵机一动，马上找来一本《茶陵州志》。茶陵因始于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尾”而得名，酷爱读史的毛泽东躺在县委办公室的临时大床上阅读《茶陵州志》，一直读到凌晨三点才睡去。
第二天，车队进入了井冈山区域，第一站便是永新县。对于这个地名，毛泽东内心有着独特的感受。这里是贺子珍的故乡，贺子珍也是毛泽东走进武装革命生涯的第一个陪伴者，两人相携走过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为艰难的十年岁月，这位坚强且倔强的革命女性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遗憾的是，个性刚强的他们都很倔强，最终分手，一段色彩斑斓的战地爱情最后以断肠人在天涯的结局而落幕。
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和副省长王卓超早已在永新迎候，毛泽东没有在永新住下，而是接着前往宁冈县茅坪。井冈山斗争时期，湘赣边界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红军后勤机关曾设立于茅坪，它成为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指挥中心。这里的谢氏慎公祠和八角楼是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纪念地。1927年10月至1929年2月，毛泽东曾居住这里，在八角楼的油灯下，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宁冈调查》、《永新调查》等著作，总结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阐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分析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从农村包围城市”等著名论点，为中国革命道路指明了方向。
前头开道的汽车来到茅坪，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都下了车。钱嗣杰背着相机坐在前面的车上。他一见有人下车也紧随其后下来，和大家一样，他认为这个地点对于毛泽东很重要，老人家一定会下车看看的。可是大家猜错了，车子开到这里，毛泽东却对开车的司机摆摆手，示意他不再下车。开车的师傅很善解人意，他想毛泽东不下车并不意味不想看看。他没有马上将汽车开走，而是开着车在八角楼前的地坪上徐徐兜了个大圈。毛泽东撩开窗帘，目光专注，浏览了没有任何改变的谢氏慎公祠和八角楼，随后车子乘势掉了个头，直奔通往黄洋界的盘山公路。
已经下车的警卫人员见此情景，赶紧登车，钱嗣杰也没有拍上照片，跟车继续前行。大家纷纷猜测：主席是不是要保存体力，登上更高的地方？
下一个要去的地方便是距茨坪西北面十七公里，海拔一千三百四十三米的黄洋界。
车队穿越崇山峻岭，平稳且快速地驶向黄洋界山顶。
井冈山党委和管理局的领导已赶在毛泽东到达之前在黄洋界迎接。
虽然毛泽东已经七十二岁，但身体很好，步履矫健。工作人员为了毛泽东登山省劲，在北京就为他准备了一根竹拐杖。毛泽东下车与井冈山领导同志握手后，工作人员赶紧将拐杖递给他，他就这样手持竹拐杖，大步走向山顶，站在高处，极目远眺。
由此放眼望去，只见峰峦叠嶂，地势险峻，真是气象万千。
钱嗣杰已经选好了拍摄的位置，站在毛泽东身边按下了快门。
很长时间，毛泽东才从远处收回目光，转身走到当年曾经烽火弥漫的哨口。这处遗址经过三十六年的风风雨雨，依然保存十分完好；那门令“黄洋界上炮声隆”的大炮也忠于职守，静静地矗立在哨口上。
毛泽东带着岁月的记忆与深情，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大炮的炮身。他像看望一位久违的老战友，将内心的倾诉都放在了手指的移动上。安静的大炮与沉默的毛泽东一起感受着并没有走远的烽火岁月。
毛泽东又来到一座木制纪念碑前，碑南面是朱德题写的“黄洋界纪念碑”五个大字，北面则是印刷体毛泽东词作《西江月·井冈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仰视着碑文，充满激情地读了起来：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昂扬的词章，更令毛泽东心潮澎湃。他向大家聊及往事：“1928年8月30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趁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这门大炮是南昌起义军带上井冈山的，至于黄洋界上的三发炮弹，人们都说前两发受潮，第三发没有受潮，所以‘炮声隆’。其实第三发也受潮了，只是打前两发时，使炮筒加热，为打响第三发提供了条件。从这点说，前两发的功劳不能抹杀哟！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
大家听后由衷地折服，觉得毛主席真的很伟大，什么事情经过他一讲述，就鲜活了、生动了，道理不仅深刻而且通俗易懂。
井冈山党委领导见毛泽东谈兴正浓，便将随身带来的黄洋界讲解词呈给他审阅。
毛泽东看到其中有首当年红军新编的《空山计》唱词，禁不住笑了起来。
这段唱词勾起了毛泽东一段埋藏记忆深处的回忆。
那是1928年夏天，毛泽东率领三十一团（秋收起义部队与南昌起义部队会师后改称三十一团）在永新西乡塘边一带坚持游击斗争。一天，毛泽东带着贺子珍和十八名红军战士来到塘边村搞调查。大家分散之后，只有贺子珍等几人留下在毛泽东身边做警卫工作。突然，村外枪声骤起。一位赤卫队员急促跑来报告，地主保安队打来了，领头的还大喊大叫：“蒋委员长悬赏五万大洋，抓住毛泽东有重赏!”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贺子珍异常焦急，她紧握手枪，不断督促毛泽东赶快离开这里。毛泽东却不慌不忙，神情自若地抽着烟。他环视四周后，对村干部下达命令：“通知群众，马上撤出村子，都到山上去!”不一会儿，村里人去屋空，静得可怕。
敌人进村见状，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靠放空枪壮胆。
乡亲们按照毛泽东的安排，在山上搞得锣鼓喧天，冲杀声响成一片。立时，敌人惊恐万状，急喊：“空城计，空城计，中了毛泽东的空城计，快跑啊!”毛泽东和乡亲们居高临下，目睹着敌人一哄而散、弃甲逃命的狼狈相，不由得欢呼跳跃起来。
塘边村的乡亲们称赞毛委员急中生智，料事如神，胜敌有方。
事后，红军按照京剧的二六板新编了《空山计》唱词，将诸葛亮的“我正在城楼观山景，……”的唱词改为了“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而毛泽东正好是一个京剧迷，而且偏爱《空城计》，非常喜欢节奏较快的二六板。很快新编《空城计》就在红军里传唱开来了。
毛泽东望着讲解词，情不自禁哼出了声：“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蒋贼发来的兵……”
大家被毛泽东这一举动逗得直乐，真想不到毛泽东还会有板有眼地唱京剧。
毛泽东唱罢，意味深长地说：“看来井冈山时期就开始了京剧改革啰，旧瓶装新酒，用革命斗争内容，便成了革命戏曲了。实践证明，只有广大群众听得懂，京剧才有生命力。”
毛泽东此时提京剧改革，大家并没有想得太多，也没有意识到他内心最大的忧虑何在，更不可能想象以后“文革”岁月里“一花独放”，只剩下了“旧瓶装新酒”的革命现代京剧。
就在此时，钱嗣杰将张平化夫妇与毛泽东拉入一个镜头，为他们在黄洋界纪念碑前拍了张照片。张平化是这一行人中间唯一的井冈山老战士，他全家有七口人为革命献身。
山区太阳西沉早，等拍完照片，天色渐暗，大家请毛泽东登车，准备前去茨坪。当晚要在茨坪的井冈山宾馆住下。
司机师傅去开车，却不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毛泽东乘坐的吉姆车竟然发动不起来，“突突”响几下就熄火，再发动，依然如此，发动了几次，都告失败。这一下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很紧张。毛泽东是中国第一号人物，他的外出，安全必须万无一失、毫发未损，就连有惊无险的事情也不允许发生。大家在北京谁见过一号车会有发动不起来的时候？在场的领导吓得脸变了色，司机更是一头大汗。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于是赶紧查找原因。后来发现，原来是水箱缺水，只要加一些水就没问题了，大家这才稍微放下了心。可是环顾四周，山上并没有水源，这水从哪儿来呢？
陪同的领导建议毛主席坐另一辆汽车下山。但汪东兴了解毛泽东外出的习惯——不换车。只要坐上这辆车，无论是火车还是汽车，也无论是坦途还是坎坷，一路就坐这辆车。他估计毛泽东不会同意。
果然，当汪东兴将大家的想法一说，毛泽东连连摇头说：“不要换车，这位司机很好，车也很好，我不赞成换。”他走到司机跟前安慰说：“不要着急，水箱开锅不要紧，加点冷水就好了。我带的有水，是准备路上喝的，你就把我喝的水先给汽车喝吧！”
毛泽东用这样风趣的方式拒绝换车，大家都禁不住想笑，也就不再坚持。司机没有更好的办法搞到水，便恭敬不如从命，将毛泽东带的凉开水全部倒进了汽车的水箱。再次发动，车子果然“突突突……”地轰鸣了起来。
终于，在太阳落山前，十多辆车组成的车队依次下了黄洋界，安全护送毛泽东抵达茨坪，住进了井冈山宾馆一一五号房间，这一住就是八天。
宾馆为毛泽东准备了不少好菜，但汪东兴一再叮嘱：“主席吃得很简单，他不准铺张。”于是，每餐只是四小碟菜，外加一小碗汤。毛泽东吃的是家常便饭，尤其是辣椒、青菜不能少，他还喜欢吃泥鳅、小鲫鱼。敬老院有一位革命老人，知道主席爱吃小竹笋，特地拔了一点儿送来，毛泽东吃得津津有味，高兴地说：“很久没有吃过小竹笋了。小竹笋味道好，我有这个菜就行了。”
井冈山宾馆坐落位置比较高，楼顶上能环视三平方公里的茨坪镇。有时，毛泽东就到宾馆楼上眺望四周，他看见镇子上有了高楼，有了笔直的马路，路旁绿树成荫。老百姓过去住的泥土墙屋也变成了砖瓦建筑，一排排整齐有序地列在路边。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他对汪东兴说：“今天的井冈山与当年大不一样了。那时敌人前堵后追，我们靠两条腿拼命走，从文家市奔上井冈山，一千里路走了半个多月。此次我们坐汽车，两天就到了，还是机械化好啊。”
毛泽东实现了“千里来寻故地”的心愿，情绪一直处于亢奋之中，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让他感到高兴，思忆感悟与性情灵感如泉水一般涌现，冲击着毛泽东诗人的心灵。他打开了诗意澎湃的心扉，让所有的感受与情绪奔向天宇，化为字里行间的心灵见证。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炮火纷飞的征战岁月里写过不少诗作，他经历的战争、动荡、困苦与坎坷是做诗灵感的源泉，更是他心灵活动的真实记录。
这一次，相隔了三十六年，毛泽东再次寻找逝去的革命岁月，“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他觉得往事并不如烟，当年的一幕幕依然令他心潮难平。
毛泽东不由诗兴再起，“久有凌云志”——一首词就这么以铿锵有力的五个大字开了头……
5月25日，毛泽东上井冈山的第三天，一气呵成写下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词作写就不久，正巧汪东兴递送文件走进毛泽东房间。他看到主席正在对初稿进行推敲，于是忍不住问道：“主席，这首词发不发表?”
毛泽东虽然诗兴甚浓，但明确回答：“再放一放。”并不急于发表。
谁也没有想到，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