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性格思想的形成，都是无不与其生活经历有关。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读书人一旦高中，到衙门里做官，就摆起架子，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李自成自己就深受贪官酷吏的压迫陷害，对此一直怀恨在心。明思宗在崇祯元年（1628年）对驿站进行精简改革。李自成因丢失公文被裁撤，失业回家，并欠了债。同年冬季，李自成因缴不起举人艾诏的欠债，被艾举人告到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受尽侮辱，后由亲友侥幸救出。年底，他杀死作威作福的债主艾诏。接着，因妻子韩金儿和村上名叫盖虎的通奸，李自成又杀了妻子。两条人命在身，官府不能不问，吃官司不能不死，于是这才逼上梁山，参加义军。李自成惨痛的个人经历，使他内心深处对黑暗专制的等级压迫切齿痛恨，他自己也并不十分情愿再坐上那把继续吃人的龙椅，但从明末总的形势来看，在腐朽霉烂的封建文化土壤上，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仍然没有出现，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政体完全没有可能。李自成注定只能用封建主义去反对封建主义，以李氏王朝的新龙椅去取代崇桢屁股下那把摇摇欲坠的破龙椅。这就是他的矛盾纠结之处。
李自成的思维怪圈，使我想起了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美国的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重点探讨的问题：当革命摧毁了君主的绝对权威之后，如何构建一个新的权威（绝对性），作为一切权力的合法性源泉？阿伦特援引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名言来说明这个悖论：
“政治学的大问题，是找到一种将法律置于人之上的政府形式，这个问题之难，可以与几何学中将圆变方的问题相媲美。”
看谁玩转“帝王术”
李自成之所以坐不稳龙椅，是因为他的“帝王术”这门功课实在没有及格。
古代帝王和现代当政者在统治过程中，除了要制定一系列规则制度外，还要应用权力控制手段来确保政权的长治久安。帝王术在古代政治生活中所占据的比重绝对不可小觑，它对历史产生的作用要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
所谓天子的“恩威”是指，一边皇恩浩荡，如“慈母之手”化育万物；一边又是天威凛凛，如“钟魁之剑”森冷逼人。历史上高明的帝王在运用“恩威术”的时候，都很善于把握一种“分寸感”，既不会一味施恩，也不会总是发威，而是两手交互，适可而止，使臣下在感恩戴德之余，不免惶恐之至，始终怀着几分如履薄冰的戒惧之心。
有人曾经把管理学称为“权力控制的游戏”。如果从人与人之间利益博弈的角度来看，此言可谓确论。作为一个管理者，不论是古代的帝王，还是今天的一个组织领袖，在“权力控制的游戏”中，除了善于制订一些明面上的规则之外，还要善于运用一些不便明说的“隐性手段”。这种隐性手段在古代称为“恩威并施”；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而用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的话来讲，则是——慈母的手中紧握钟馗的利剑！
这方面，同样姓李的另一个皇帝，就是李自成最好的本家老师。
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大唐贞观朝的CEO，之所以能够在短短20年间打造出一个彪炳千秋的皇皇盛世，成就冠绝百代的一世伟业，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拥有一套极其高明的管理手段。
贞观四年（630年）春天，名将李靖一举平灭了东突厥，为大唐帝国立下了不世之功。但是凯旋之日，本来满腔豪情准备接受嘉奖的李靖突然被人狠狠参了一本。弹劾的理由竟然是“（李靖）军无纲纪，致令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
参他的人是时任御史大夫的温彦博。凯旋归来的李靖真是哭笑不得。天知道温彦博是用哪一只眼睛看见数千里外的乱兵哄抢突厥宝物的。就算他所说属实，可自古以来，长年在外以命相搏的官军一旦打了胜仗，随手拿几件战利品也是常有的事，犯得着上纲上线吗？更何况，相对于“平灭突厥”这样的不世之功，那几件所谓的“虏中奇宝”又算得了什么？但这种事可大可小。往小了说，就是个别士兵违抗主帅命令，犯了军纪，大不了抓几个出来治罪就是了；往大了说，却是主帅纵容部属趁机掳掠、中饱私囊，完全有可能为此锒铛入狱、前程尽毁。
见到太宗李世民的时候，李靖内心的恐惧几乎达到了顶点，李世民果然一脸冰霜，龙颜大怒地把李靖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矢口不提他的功勋。李靖不敢辩解，更不敢邀功，只能频频叩首谢罪。回到家一连几天李靖都寝食难安，时刻担心皇帝问罪。忽然有一天，太宗召他进宫，不仅温言抚慰，还大行赏赐，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从前隋朝的将领史万岁击败西突厥的达头可汗，回朝后却有功不赏，被随便安了一个罪名就杀了。这些事情相信你也很清楚，不过你放心，朕不是昏君，不会干这种杀戮功臣的事情。朕想好了，决定赦免你的罪行，奖励你的功勋！”随后李世民就下诏加封李靖左光禄大夫，赐绢千匹，并赐食邑500户。过了几天，李世民又对李靖说：“前些日子有人进谗言，说了一些对你不利的话。朕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你可千万不要为此介怀啊！”随即又赐绢2000匹，拜李靖为尚书右仆射。
经过这一番折腾，李靖顿时感激涕零，连日来忧愁恐惧的心情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喜获重生的庆幸和感恩。李靖算是结结实实地领教了一回天子的“恩威”，叮嘱家人从此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万事不可张扬。
与李靖类似的故事也曾经发生在尉迟敬德身上。
贞观六年九月的某一天，李世民赐宴百官。正当一派喜庆祥和之时，名将尉迟敬德却因某个功勋并不高的将领，座次却排在他之上，越想越不服气，于是借酒大骂，对方不敢吭声。这时坐在尉迟敬德下面的任城王李道宗见势不妙，赶紧过来打圆场，好言劝解。没想到尉迟敬德这个粗人突然怒目圆瞪，额头上青筋暴起，猛然挥出一拳砸在了这位亲王的脸上，李道宗当场血流如注，一只眼睛差点报废。
主持宴会的太宗李世民龙颜大怒，当即站起来拂袖而去。一场好端端的宴会就这样不欢而散。
宴席散后，李世民把尉迟敬德叫到了自己面前。
此刻尉迟敬德的酒早已醒了，他满心惶恐。他跪在地上，听到唐太宗冷气扑面的声音：
“朕过去对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之事非常反感，所以总想跟你们同保富贵，让子子孙孙共享荣华、世代不绝。可是你身为朝廷命官，却屡屡触犯国法。朕到今天才知道，韩信、彭越之所以被剁成肉酱（菹醢之刑），并不是刘邦的过错。国家纲纪，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常有！你要深加反省，好自为之，免得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汗水顿时湿透了尉迟敬德的周身。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这个大半生纵横沙场的猛将一改过去的粗犷和豪放，变得谨小慎微，事事唯恐越雷池半步。
政治是聪明人之间玩的游戏。君臣双方心照不宣的境界是最高境界，双方都要按照游戏规则把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色演好。
正因为唐太宗李世民能够把这种“恩威并施”的帝王术运用得炉火纯青，从而牢牢掌控手中权力，所以才能与绝大多数元勋宿将相安无事、善始善终，而不至于像历代帝王那样，在江山到手、权力稳固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屠杀功臣，以致在历史上留下难以洗刷的污点和骂名。
可以设想，假如李自成学会了李世民这种驭人之术的哪怕十分之一，还有谁收拾不服？可事实上，李自成起义之所以和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一样散沙一盘，各怀心事，原因远没有如此简单。
五中国人的病根在于没有信仰
一个为生存而战斗，一个为发展而革命
1644年11月10日，在道宁顿城堡附近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克伦威尔和议会军统帅曼彻斯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当时，与国王查理一世的战斗正如火如荼，但掌握议会大权的长老派却开始动摇和妥协，他们总念念不忘自己是国王的臣属，期望通过谈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议会军中长老会派的将军们，有的徘徊观望动摇不定，有的敷衍拖沓，还有的甚至缴械投降。
克伦威尔坚持必须加紧进攻，不给国王的喘息之机。而为了给自己的妥协战略作辩解，曼彻斯特说：
“即使我们击溃国王九十九次，他和他的后代仍旧是国王；而如果国王击溃我们，哪怕是一次，我们全部都要绞死，我们的子孙会沦为奴隶。”
克伦威尔立即拍案而起，愤怒地反驳说：
“阁下，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何必还要起兵呢？……如果这样，那我们立马和国王讲和吧，不管那就是多么卑鄙耻辱的和平！”
在最艰难的时刻，克伦威尔砥柱中流，勇往直前，以“铁骑军”为模式，组建“新模范军”，继续奋战到底。在激烈的政治与军事斗争中，他逐渐成为议会中分离派的领导核心以及坚定代表。
如果把李自成和克伦威尔的革命坚定性作一简单比较，就会发现，中国梁山好汉式起义为何最终总是成不了气候。
农民的革命目标大多数只奔往现实的利益。这就决定了他们那种为“嘴巴”而不是为“大脑”的革命，不管口头上说得多么动听，也不可能有多么清晰坚定的理想目标。李自成也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逼反吴三桂后，李自成决意亲征。宋献策和李岩都劝他不可贸然出征，说：“皇上去于皇上不利，三桂来于三桂不利。”他执意要去。但他嘴上说打仗，心里还抱有幻想。首鼠两端。既不坚定，又有欲望。离开北京时他带了两个人，一个是吴三桂的父亲，一个是原山海关监军，吴三桂的朋友。此举说明，他还想招安吴三桂。李自成优柔，吴三桂果断，多尔衮更果断。碰撞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了。打则打，和则和。打了就不能和，和了就不能打，失了身就不要立牌坊。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过多杂乱的欲望必须克制。李自成过高的欲望使他自己给自己吹起了一个个巨大的肥皂泡，所以破灭起来才那么容易。
对于这种“嘴巴”与“大脑”革命的区别，鲁迅先生在一篇杂文中说过一段著名的话：
“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尽管我不是一位“血统论”者，但我认为物质生活对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形成和影响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正如古人所说“仓禀实而知礼节”。
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层，大多出身中产阶级，由于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他们衣食无忧，考虑的不是中国农民所想的“吃饭”问题，而是为废除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旧制度而斗争。他们不能容忍国王对他们私有财产的任何侵犯，也就是不能容忍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任何束缚。他们要求参与社会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实现社会制度的更加合理化，他们的革命一开始就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使命。
而明末农民起义却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农民为生存而斗争。剧烈的土地兼并使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统治者的敲诈勒索，使农民一无所有。在这样的绝境中，明末农民被迫以武力进行反抗，才有了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可以这样说，中国农民是为生存而战斗，英国资产阶级是为发展而革命。
正如一场起点不同的赛跑，尽管发令枪同时打响，但先天不足的李自成注定将被同一时代的克伦威尔远远抛弃在身，也注定他不可能象克伦威尔那样为中国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
高唱圣歌冲向敌阵的清教徒
克伦威尔的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如此与众不同，有时连敌人也看得目瞪口呆。
他们的军旗上绣着圣约，在空中高高高飘扬。激励人心的鼓声咚咚作响，太阳一出来全军便开始宏亮而虔诚地高唱着大卫王的《诗篇》，又是布道又是祈祷。这些清教徒士兵们，一边因为喝酒而受到军纪制裁，一边高唱圣歌无畏地冲向敌阵。只要心中有坚定的信仰支撑，再散漫的战士也会被磨砺成钢铁巨人。
克伦威尔在一次演说中，极其坚定地表达了自己在公共生活中遵循的原则：“我在这个国家里被委派担任了好几项职务，我力求作为一个忠诚于上帝，忠诚于人民的利益，忠诚于共和国的人而尽忠尽职。”
有人问他什么是在公共事务中对上帝应履行的职责。他回答说，是执行上帝的旨意。他教导身边的军官们：“我们大家的愿望是按上帝的旨意办事，并以此为我们一切行动的纲领。”他要求他们行动之前必须思考，扪心自问，如果贸然行动，有违上帝的意图，这样就“被认为了冒犯了上帝”。
克伦威尔的宗教思想具有如此强烈的影响，深深感染和熏陶着他的军队，以致人们将其指挥的军队视为宗派组织或者某种教派军队。在战斗中他的部队日益壮大，严明的军纪使之迅速脱胎换骨，名扬全国，正像英国一家报纸描述的那样：
“他的军队的威力既不在于它的人数，也不在于它的纪律，而是士兵们在宗教上的万众一心，在战场上的勇往直前，他以严肃的目光注视着他的所有军官的行为，将那些他发现有任何不轨行为或不忠实于事业的军官革职。”
克伦威尔的勇敢、果断以及高超的军事指挥能力，使之在众多议会将领中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