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好景不长，克伦威尔死后，斯图加特王朝复辟，查理二世卷土重来，上台执政。克伦威尔被开棺戮尸，身后悲惨。于是非议之声四起。人们指责正是因为克伦威尔生前只顾贪填个人欲壑，无所不为，用独裁摧毁了民主议会，并镇压国内的掘地派运动，出兵远征爱尔兰，不顾人民的利益，才终于导致了封建王朝的复辟。
革命历经血雨腥风之后，依然重新回到原点。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克伦威尔真是一个完全为了“向上爬”的小丑吗？
四谁是真正的革命者？
电视剧《走向共和》里，袁世凯循循善诱地开导反对他的参议员罗文时说
“背叛一个人和背叛自己的政治道德是两回事。咱们搞的是政治，跟老百姓的道德那是两码事。那些个俗人的道德观念，何足论哉！在政治圈子里，就没有个人道德，团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对咱们来说，就是国家利益。”
在袁世凯的逻辑里，政治是没有个人道德可讲的，政治允许你犯罪，但不允许你犯错。在这点上，袁世凯与克伦威尔似乎心有灵犀。翻开历史，从无数风云激荡的政治斗争中，往往会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那些个人修养良好、品德高尚的人，往往不是深谙权谋、无情无义者的对手。李自成和克伦威尔正是这样反差鲜明的一组人物。李自成淳朴宽厚，克伦威尔铁血冷酷；李自成平易待人，克伦威尔不择手段。但最终却是李自成权威破产，人心离散，一事无成。而克伦威尔则始终威望崇高，令人生畏，使自己的宏图大业得以顺利推进。
事实证明，一个领导人品质的好坏并不是决定一场运动成功的关键因素。领导人品质是决定成败的因素之一，但对斗争形势的判断、策略方针的运用更为重要。
“他甚至在猛击你肋骨的时候，还会悲泣和忏悔”
在姚雪垠的《李自成》一书写到，李自成起义，一开始就是打着为天下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阶级争取利益的旗号。在商洛山中，他向将士们铿锵有力地陈词：
“咱们走的路正，正在哪里？就正在咱们一开始就立下一个起义到底的大宗旨，非推倒明朝的江山决不罢休……咱们立志灭亡无道明朝，救民水火，就是按照这个宗旨做事。”
李自成还慷慨地表示，只要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哪怕是张献忠坐了天下，他也愿意解甲归田，做一个尧舜之民，决不会有非分之想。
而相对于李自成“以天下为己任”，视兄弟为手足，克伦威尔的一生可谓“朝三暮四”。他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为了实现他的目标，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一般来说，政治上的反复无常往往是由欺诈造成。而克伦威尔的反复无常则是公开的和显而易见的。最开始他带头要与国王签订妥协的条约，而转眼他又将国王送上断头台；一会儿他赞成共和制，一会儿又赞成组织一个具有君主制性质的政府。他在政策上的转变翻云覆雨、突如其来，以致于连他的朋友都不能原谅他。
克伦威尔在共和国成立后成为实际独裁者。他站在政治斗争的中间立场上，右边有封建王党和长老派，而他左边则是平等派等激进民主派。他在左右两方都有敌人和朋友，但随着斗争的发展，他的敌人和朋友友都走马灯似地不断变换。
1653年克伦威尔建立护国公制，以一种军事独裁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引起国内人士的广泛反对。
面对克伦威尔的武力镇压，一个著名的长老派领袖忍无可忍。他愤怒地谴责说：“你这是是违背民族意愿的。在10个人当中将有9个人会反对你！”
克伦威尔淡淡一笑，针锋相对地回答说：“那好，假如我解除了9个人的武装，而把刺刀交到第10个人的手中，难道事情还办不成吗？”
这就是克伦威尔，永远桀骜不驯，我行我素。
有一次克伦威尔请画家莱利为他画像。他说：“莱利先生，我希望你要发挥所有的才能，把我的像画得真正像我。包括把我脸上的所有粗鲁的样子，粉刺、赘疵等等一切都画上。既不必作丝毫掩饰，也不能有半点虚假，否则我一文钱也不给你！”
克伦威尔毫不留情地打击政敌，推行自己的主张，自然得罪了无数的人。1654年4月，年迈的母亲和他一道迁往白宫居住时，这位慈祥的老妇人对儿子的荣耀并不感兴趣。据说，“当她听到一声枪响时，就经常担心她儿子会被打死，她至少每天要看到他一次才放心。否则，她就很不满意。”（查尔斯.弗斯：《克伦威尔传》）
克伦威尔每天都生活在死神的阴影之中。他一生曾遭遇好几次危险的暗杀，投毒、射杀、纵火……他的对手们绞尽脑汁要置他于死地。但他通过警察系统总是对这些阴谋了解得一清二楚，暗杀者们无一例外地被一网打尽，送上了绞刑架。他将这些人轻描淡写地斥之为“无聊之辈”。
但另一方面，克伦威尔迷人的个性魅力却得到一致的公认。甚至包括他的反对者在内，都是承认克伦威尔“具有威严、崇高的风度，举止合宜”。他在生活中颇具民主之风，能平易近人地对待他的下属，求见者敢于当面向他倾诉自己的难处。他允许和他意见相左的人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而且公平随意地和他们争辩交流。有一位叫怀特洛克的国务委员回忆克伦威尔和他们商谈国事的情形时说：
“他有时和我们相处得很愉快，他能放下加子和我们亲近，有时还和我们一起写诗作为消遣，每个人都是可尝试展现他的想像力。他通常叫人拿上烟草、烟斗和一支蜡烛，他不时抽上几口烟，接着便埋头于他严肃和崇高的事情中。”
克伦威尔是一个音乐迷，经常喜欢在家里款待那些音乐界的高手。有一次，一位叫奎恩的并不高明的歌手演唱完毕后，克伦威尔十分高兴地为他斟酒，并问他有什么要求。奎恩结结巴巴地说，他以前曾是牛津的学者，他的职务被造访该校的清教徒领袖取消了。克伦威尔想也没想，立即根据他的要求照办，恢复了他在牛津的学者职位。
关于克伦威尔这一富于同情心的特征，他的家庭侍者约翰．梅德斯这样描述道：
“他生来就常对不幸的事情表示同情，甚至显得过于温情。虽然上帝造就了他一颗心，一颗无所畏惧的心（除非他由于自己的原因感到畏惧，而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但是对受苦的人却是极为伤感的心。我想在像他这样的血肉之躯的房舍中，很少曾居住过比他更伟大的灵魂。”
对于他的这种两面性，政治家利尔本深有感触。他原本与克伦威尔相交甚厚，曾在对王军的战斗中共同出生入死。1637年克伦威尔还曾救过利尔本的命，设法把他从监狱中救出来。可因政治分歧分道扬镳后，利尔本痛斥克伦威尔为暴君、变节者和伪君子，他在一本流传甚广的小册子上这样辛辣地挖苦道：
“你几乎不能和大讲任何事情，他只是将手放在胸前，目光向上，向上帝祈祷。他甚至在猛击你下面的第五根肋骨的时候，还会悲泣、嚎哭和忏悔。”
克伦威尔就是这样一位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作为天使时的他富有涵养，彬彬有礼；而作为魔鬼时的他则冷酷无情，视任何反对者的生命如一钱不值的蝼蚁。这种恩威并用的驭人之术，在他手中尤如杂技演员般玩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但是不管人们如何说三道四，至少在他有生之年，他的威望无人能及，他的对手一听到他的名字就不免胆战心惊。由于克伦威尔的刀剑，绝对君主制才未能在英国扎下根来；由于他的刀剑，使大不列巅从混乱的内战中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他所奉行的政策，其思想基础对英国甚至于世界的发展产都生了深远的影响。
至于身后，哪管它洪水滔天，克伦威尔再也听不到了。
农民军战士眼中的“老掌柜”
而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在夺取和掌控最高权力的斗争中，出身寒微的李自成是前后徘徊、进退维谷的。历史似乎在这一相同的时空里出现了错位：李自成更多地具备了西方似的民主作风，而克伦威尔则深谙“外宽内深”似的东方权谋。结果是表里如一、纯朴厚道的李自成，明显不如惯耍手腕、铁血无情的克伦威尔更加得心应手，事半功倍。
李自成不如历史上成功的流民皇帝刘邦那样举重若轻，运筹帷幄，也不如朱元璋那样从容无情，心狠手辣，而是始终在艰难、痛苦及无可奈何的状态下彷徨挣扎，左右摇摆，这也注定了他的失败。
李自成与其他各路农民义军，起事之初都是各自为战，自成一军的。后来由于李自成不断取得胜利，出现了百川归流、众人来投的局面。除张献忠部外，各支起义军都是听从他的号令。但要把原来松散的同级关系，整合成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则并非各路当惯了“山大王”的义军首领们所愿意遵奉的。
史籍记载反映，直到攻占北京之后，大顺政权内部的权力结构仍然是集体议政方式，众将领平起平坐，可以自由地各抒己见。在进人北京城之初，李自成每天早晨起来，骑马入西华门议事，或方巾，或白绒帽，无冠带仪从，唯四五骑为前导。他与牛金星、刘宗敏等二十余人均坐而议事，凡有大事，皆集众共谋之。甚至在吴三桂降清、山海关军情紧急的情况下，李自成还是召集刘宗敏等大将共商讨敌之计。
在戎马佼惚的岁月，集体议政成为农民军领导层习惯的权力运行规则，它是一种义军首领的平等联合，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彼此了解基础上的，甚至包含了相当浓郁的江湖义气和情感默契。只要起义军将领的立场未变，他们在情感上就不会改变，乃至还会主动反对改变这种政治上的平等联合。（简修炜章义和：《李自成起义是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
但在思想资源上，李自成和他的追随者显然是无法和克伦威尔的革命团队相比的。这也注定了李自成的队伍必然行之不远。
农民政权毕竟完全是照搬封建王朝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它没有、也不可能去改变这个基础。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传统社会中，“真命”或者“天命”的思想一直根深蒂固。在帝制大一统的传统中国政治进程中，所谓“天地君亲师”和“三纲三从”的封建礼教，如同牢不可破的铁律笼罩整个社会，成为不可挑战、不可更改的社会价值观念。这种天尊人卑、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的不平等关系被视为理所当然，结果注定只能实行等级森严的君权政治或者神权政治。这与同时代的克伦威尔所在的西方已经萌发的人文、民主、平等思想是完全不同的。
大顺政权在没有推倒朱明政权之前，其内部力量在大敌当前的战争岁月中，保持着高度的团结一致性。但取得暂时胜利后，它就陷入了一种迷乱的困境中：起义究竟按哪些人的意志、朝什么方向发展？到底谁才最有资格坐上义军领袖的“第一把交椅”？一方面农民军最后必然形成的专制政权要求权威和意志必须高度集中统一，另一方面原来起义中形成的平等相待的兄弟之义，不仅不能造就新的更集中的权威，反而产生了攀肘涣散力量。这使李自成进退失据，无所适从。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起义军不管提出的口号是“贵贱均田”，还是“替天行道”，在最初争夺天下时，大都以“江湖义气”为革命纽带，大家有饭同吃，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这是拢络人心的一种重要手段，必要时甚至还需要象梁山好汉那样神神鬼鬼地借助“天命”排好座次。但一旦夺取胜利后，当初的哥们义气在利益权势的诱惑面前不堪一击，如果没有崇高理想的激励和先进制度的约束，同室操戈的悲剧将不可避免地上演。
《甲申传信录》、《再生纪略》等史籍就有大顺将士对李自成当皇帝感到心中不平的记载。李自成称帝，刘宗敏很不服气，说什么“我与他同作响马，何故拜他。”这种非议之声自然会形成对李自成向封建帝王转化的阻碍力量。再加之李自成秉性宽厚，不擅权术，使他在政权组织问题上左右为难，从而引起了起义军内部新的矛盾。
原则和纪律在感情与义气面前，一下变得如此苍白。李自成对这些同生共死的兄弟很快就失去了威信和约束力。农民军既形不成领导核心，也树不起核心领袖的必要权威，最终只能导致集团分裂，各自为政，人心离散。
李自成并非没有尝试通过高官厚禄拉拢人心。在未入北京之前他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分封。但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这种滥封滥赏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直接明显的，即官兵的离心离德和战斗力的严重下降——原来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大将，变成了享受荣华富贵的公卿大臣，原来愿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刀枪来保护首领的士兵，成了无人敢管的霸王功臣。原来并肩战斗出生入死时兄弟父子般的那种感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歌舞升平中官僚与骄兵的沉沦，大臣间产生矛盾和隔阂，上下间不再令行禁止，言听计从。
据一些资料记载，李自成召集众将开会议事时，“诸贼出入宫闺，奔突禁阔，同坐同食，嘻笑嘈杂，全无统摄”，他们之间“无上下之别，极尊伪将与其兵丁皆席地并坐”，直呼李自成为“大哥”、“老李”。李自成置酒宫中，召集文臣武将聚餐敬酒时，牛金星、宋献策等文臣还算恭敬回应，但刘宗敏、李过等武将却“举手而已”，刘宗敏张口闭口只喊李自成为“大哥”，李自成也无可奈何，不敢计较。
表面看来，是李自成与部下关系融洽，民主气氛浓厚，但实质上，却完全是小农的散漫意识，缺少共同的理想，不能树立起绝对权威，而导致群龙无首。在起义军战士眼里，“刘李诸老爷不过老掌家而已”，有的甚至恶言秽语中伤李自成，说什么“我等汗血杀来天下，不是他的本事”，因而出现“时聚族殿上，谑浪笑傲，秽裹不堪”的场面。
大顺政权的领导核心，文臣牛金星，武将刘宗敏，可谓李自成的左右手。但牛金星却大树个人权势，四处拉帮结派，广结同党，凡是同乡故旧，皆得重用。李自成要刘宗敏停止夹拷百官，还不得不以“天象示警，宋军师言当省刑，宜酌放之”为借口。领导层中各行其事，李自成对各路神仙都难以形成约束。
李自成的个人权威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一切又都源于他自己本身先天存在的思想矛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