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狄德罗率领“百科全书派”编纂的《大百科全书》，是西方资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之后，迫切要求掌握政权，为大规模地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的产物。它要通过教育来改善人类的命运，提高他们的行为水准，进行反宗教迷信、反封建专制统治的宣传，从而塑造出真正“自由”的人。
同样作为举世惊叹的文化盛事，但留给后世的影响为何如此天差地别？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直接影响到隐藏于两部大书背后的主编者的精神气质，纪晓岚和狄德罗在同一时期的不同表现，带给人更深层次的思索。
二、利剑高悬下的编书人
“放弃这部著作，就等于从阵地上掉头逃跑”
古往今来，在全世界的文化史上，也许很少有象编著《四库全书》和《百科全书》这样承担如此巨大的风险了。
恩格斯曾经这样写道：“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未，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
1713年7月15日，狄德罗出生在法国东部古城朗格尔。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刀剪匠，家境富裕。狄德罗的父亲笃信天主教，希望儿子长大以后成为一名教士。这样可以使他拥有一个幸福而安定的未来。
十四岁的时候，狄德罗进入当地的耶稣会学校。毕业以后，狄德罗来到巴黎的阿尔古公学就读。狄德罗成绩优秀，获得文科学士学位。毕业后，父亲希望他学习法律。狄德罗在一家律师事务所见习了一段时间，但他对法律并不感兴趣，却热衷于钻研数学、语言学、艺术和哲学。为了更深刻地认识社会和人生，天生“反骨”的狄德罗自作主张，离开了律师事务所。
狄德罗的这一举动，被父亲看作是不务正业的荒唐之举。一气之下，父亲停止向他提供一切生活费用。
狄德罗断绝了经济来源，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流浪生活。他穷困潦倒，居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座公寓的阁楼上。为了维持生计，狄德罗曾经替传教士起草布道稿，为书店翻译历史、医学、伦理学和英国启蒙作家的书籍，还当过家庭教师。由于收入寥寥无几，狄德罗经常生活无着，流落街头。谁知因祸得福，这段丰富的人生经历为这位年轻人积累了最大的人生财富。
生存的窘境并没有使狄德罗消沉，相反，更加激发了他奋斗的勇气。狄德罗如饥似渴地学习哲学和自然科学，学习希腊文、拉丁文、英文和意大利文，广泛接触社会，并且接交了一批进步思想家。狄德罗出入咖啡馆、剧院和沙龙，结识卢梭、孔狄亚克、达朗贝尔、格里姆等人。这为他以后编撰《百科全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狄德罗的个人生活是极其不幸福的。他违背父命，同家境贫寒的女裁缝安托瓦内结婚。婚后两人的生活并不美满。他们一共生了四个子女，除了女儿昂热丽克以外，其余三个均遭夭折。但生活的挫折并没有能够阻挡他对剧烈变动的大时代的思考，相反他以其犀利的思想受到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1746年，受伏尔泰《哲学通信》一书的影响，狄德罗发表了第一部作品《哲学思想录》。在书中，狄德罗以随感的形式，对天主教进行了大胆的抨击，狄德罗说：“最正直的人最会倾向他（指上帝）不存在……认为上帝不存在的思想，从不曾使任何人感到恐怖。”这部惊世骇俗的著作，立即引起了统治阶级的警觉，巴黎高等法院下令焚毁该书，巴黎警察局则认为狄德罗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人”，还为他建立专门档案，密切注意他的动向。这个特立独行的“异己分子”，成了政府“黑名单”上的人。
时隔一年，狄德罗又着手写作《怀疑论者的散步》，继续宣传无神论思想。由于有人告密，最后招至法院干涉，原稿被没收，一直得不到发表，直到1830年，才第一次同读者见面。
1749年，狄德罗匿名发表了他最要的哲学著作之一《给明眼人读的论盲人书简》。在这部论著中，作者通过一个盲人数学家对客观世界的感觉，论证了客观世界是物质的，知识来源于感觉，从根本上否认了上帝的存在，从而为无神论提供了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这部作品招来了当局对狄德罗的迫害，狄德罗锒铛入狱。后来，经过卢梭等好友的多方奔走营救，狄德罗在关押了三个月之后，才得以获释。
出狱后的狄德罗“不思悔改”，相反更以极大的热情主持了《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1745年，一个叫布鲁东的英国出版商来到巴黎，他想把1727年英国出版的《科学与艺术百科全书》翻译成法文。但狄德罗认为这部著作的许多观点已经过时，因此有必要编纂一套法国自己的《百科全书》
雄心勃勃的狄德罗从一开始就决心很大，立足高远，他发出这样震撼人心的宣言：
“汇集世界上分散的各种知识，向现时同我们一起活着的人们阐述它们的普遍体系，并将此书传之于我们的后人，从而使得过去时代的业绩对未来的时代不是无用的东西，让我们的子弟因为更有知识，从而更有道德，也更幸福，使我们与世长辞时无愧于人的称号……”。
在编辑工作开始之前，狄德罗就坚决主张不让政府部门参预此项工作——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政府参预这项工作，工作就无法完成”。
《百科全书》卷帙浩繁，工程巨大。它立足于当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对各门科学知识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为我们了解启蒙时期的法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工场手工业技术等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序言里这样写道：
“这部全书有两个目的：既名为百科全书，就须将人类系统的知识及其他有关知识一并论述；既是科学艺术各方面的全书，自应将科学艺术的理论与实践、原则与细则俱备。”
狄德罗重视各门科学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百科全书》虽然采用辞条的形式，对各门科学知识分门别类进行论述，但是由于知识的各个部门，既相互区分，又相互关联，从而使全书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为每一位撰稿人分配不同领域的撰稿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也不是没有变更和争执。这一位希冀某一题材，而另一位无论如何不愿意割爱，很多条目如有关手工业部分则无人问津，它们被看作是枯燥、吃力又不讨好的工作。狄德罗独自一人主动承担了这些部分的撰写。为了科学准确地写好这部分内容，他跑遍了工厂和车间，把艺匠们请到家里来，阅读、抄录了上千本解释性和描述性的小册子。为了做到准确无误，狄德还经常自己动手制作机械模型。有一次，狄德罗发现出版商布鲁东私自删除文章中一些精彩内容，感到十分痛心，很长时间都为此食不甘味，如同出嫁的女儿遭到了虐待。他除了为《百科全书》承担了繁重的组织工作以外，亲自撰写的辞条多达一千多个，内容涉及哲学、历史、伦理学、美学等各个领域。
《百科全书》的编纂和出版，引起教会和专制政府极大的仇视，他们千万百计破坏和阻挠这一正义事业的开展。当时，检查官曾在最高法院对百科全书派提出公诉，其罪名是“他们形成一个集团，为着拥护唯物主义，摧毁宗教，鼓吹独立自由和败坏风俗”。反动当局把《百科全书》称之为“魔鬼的新巴比伦塔”和“异教徒以及神和国王与教会敌人的大集合”。
1751年，《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立即遭到天主教会的围攻，耶稣会借故要求政府加以取缔。1752年1月，《百科全书》第二卷刚刚面世，狂热的耶稣会派信徒们以惊人的速度促使御前咨询会议发布命令，查禁前两卷《百科全书》。于是，政府再次搜查，已印出的第三卷前25页亦被抄走。尽管如此，狄德罗毫不动摇。这年夏天，他向撰稿人发出号召：还有希望，《百科全书》在前进！
后来，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专制政府才不得不解除禁令，《百科全书》第三卷才得以同读者见面。
此后，《百科全书》以每年一卷的速度出版，订户不断增加，影响日益扩大。但新的麻烦又紧接着出现。由于内部意见分歧，百科全书派发生分裂，先是卢梭宣布同《百科全书》决裂，接着是达朗贝尔因恐受连累而决定辞去副主编的职务。在卢梭的影响下，许多撰稿者也纷纷与“百科全书派”脱离关系。
面对接踵而至的打击，狄德罗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他在致伏尔泰的信中这样说：“放弃这部著作，就等于从阵地上掉头逃跑。这样做正符合那些迫害我们的恶棍的意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狄德罗独立支撑，肩负起编纂《百科全书》的重任。安德烈·比利在《狄德罗传》中这样描述道：“从早上六点到下午两点，狄德罗关在上了三道锁的房内，对任何人都不开门，他像个苦役犯那样编写《百科全书》。”
1772年，《百科全书》图册11卷终于全部出齐。狄德罗呕心沥血21年，其间屡屡遭受耶稣会派的强烈反对、两度遭到政府的查封，有的人被关进监狱，有的被迫流亡国外，可谓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大功告成。出版商为此赚了个盆满钵满，狄德罗赢得的却是无上光荣。
满纸辛酸泪
与狄德罗编撰《百科全书》相比，纪晓岚编撰《四库全书》承担的风险更大。因为狄德罗编书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而纪晓岚却无时无刻不处于乾隆皇帝的警惕注视之下。纪晓岚及其同事在编撰过程中所遭受的最大打击，正来自于这位幕后的大老板。
历史上，因文字获罪的案件屡见不鲜，而数量之多、株连之广、处罚之酷，以清代为最；清代则以乾隆朝为最。学者张帆在《中国古代史》一书中说：“乾隆一朝的文字的狱大多于康、雍两朝，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吹毛求疵、望文生义、穿凿见解，加以莫须有之罪。”
乾隆对读书人的残酷打压，甚至到了连精神不正常的疯子也不放过的地步，其敏感多疑、杯弓蛇影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乾隆十六年八月，山西省一个精神有点不正常的人，名叫王肇基，到了官府献了一副诗联，以祝贺皇太后寿诞。用王肇基自己的话说，“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讨皇上欢喜……”“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诗联后面还随有一小段议论，虽然语句巅三倒四，大致可以看出是评论时政之意。按道理，这不过是一个身处下层、渴望发达的读书人，怀着“策杖天子门，驱马出关门”的梦想，期冀“片言可致卿相”，卖弄文笔、哗众取宠罢了。谁知这个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地方官将此案汇报给皇帝后，乾隆勃然大怒，命令将他“立毙杖下，俾愚众知其所炯戒”。这是有清一代将献文献策者处以死刑之首例。从此文字狱就绵绵不绝，套在底层民众脖子上的思想绳索越勒越紧。
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一朝，这种把疯子也扯进文字狱的案件，居然多达二十一起！许多疯子包括这个王肇基，只不过胡思乱想写了几句语气不通、思维混乱的诗句而已，连乾隆自己都认为“竟是疯人而已”。然而就是这些疯人，却也没有一个逃过天朝的法网。其中七起案件，疯子被凌迟处死，疯子的亲属也被连坐，或者处以斩监侯，或被赏给功臣人家为奴。另外十四起的被告从轻处理，不过即使从轻，也基本都是将其本人“斩立决”或者“立毙杖下”。
这些耸人听闻的文字狱，远远未影响到清朝的统治根基，但乾隆仍然不肯放过一人。这固然是统治者的过度防御，但背后却仍有其深层的策略考虑。对乾隆而言，这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思想戒严法。“官法如炉不自由”，让这些和朝廷作对的人死无葬身之地，把他们架在火上烤给老百姓看，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个别“思想犯”装疯卖傻，逃避法网，另一方面更可以恫吓“愚民”，杀一儆百，“务必重处，以儆其余”——你想连疯子说两句疯话都躲不过乾隆的法眼，还有什么人的小动作能够逃过老皇帝的法眼炯炯呢？
在《四库全书》纂修的15年里，发生文字狱达48次之多，几乎是整个乾隆年间文字的狱数量的一半。纪晓岚等人如履薄冰，成天提心吊胆。总纂纪晓岚、陆锡熊和总校陆费墀等人，因出差错而多次遭到呵斥、交部议处、罚赔等处分。陆锡熊甚至死于前往东北校书的途中，陆费墀则因无力负担江南三阁的修改费用而被革职，最后落得个妻离子散、郁郁而终的下场。
王彬在其主编的《清代禁书总述》的序言中写道：
“随着清人的入关，在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历史上，从顺治到乾隆，又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禁书狂潮，尤其乾隆年间的禁书运动真可以用不绝如缕来形容。这一点，在中国的禁书史上可以说是绍承秦皇而又空前绝后，无人可以相比的。禁书、笔祸、文字狱，紧紧相连，是清代禁书的最大特色。”
除了制造耸人听闻的文字狱，乾隆还严密掌控制了《四库全书》的编书路径。
《四库全书》的编成，是千百人历时十余年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真正对《四库》起作用最大的，关系最为直接的，不是别人，正是乾隆本人。他完全根据政治目的控制了《四库全书》的整个编纂路径，从编撰体例、征书标准、书目取舍无不亲自裁定，强制编纂人员遵从他的旨意。只需看看《四库总目》卷首的二十几道“圣谕”便可洞察乾隆之用心良苦。他时而踌躇满志地自诩：“稽古右文缅祖训，牖民迪世有深资”；时而大发雷霆地严饬各省督府学政，加快查缴进度；时而又从书中剔出一些违碍语句，借题发挥，下令把几万卷书重新清洗一番；甚至连抄书这一环节也不轻易放过。朝政之暇，他常常驾临四库馆进行查检，从中找出一些脱节遗漏之处。如果情节严重，还要克扣有关人员的俸禄。
为了加强审查和禁毁书籍的“领导力量”，他不但让皇八子永璇和一帮皇亲国戚入馆监督，还为四库全书馆派出和坤这样的能臣，和阿桂这样的武将。文武并重，确保无虞。
乾隆警惕的目光如芒在背。纪晓岚等人不得不痛苦地扮演着双重角色：他们一边对古代文献进行甄别采择、爬梳辑校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悄悄从事着销毁、改易文化典籍的不光彩勾当。他们在传承文化的同时，又在摧残文化，也就是秉承皇帝的旨意打着整理古书的旗号反古书，打着保存文化的旗号反文化，帮助封建统治者禁锢百姓的思想。
历代统治者还没有谁是打着“征书”的旗号毁书的。征与毁本为二途，乾隆却能合而为一，并行不悖，可谓机心太深，无所不用其极。他的手段是威逼利诱，引“书”出洞，先征后毁，“征”是为了宏奖学术，宣扬盛世；“禁”是为了党同伐异，万世稳固。乾隆的这种两面性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章太炎说，乾隆对于明代的一些遗老士人，刚开始时赠谥树表，优待有加，等到查禁毁书时一下就翻了脸，大骂他们的文章不是“狂吠”就是“悖逆”，这种前后矛盾阴晴不定的作派，归根到底还是“惧汉人之怀旧，则毁故书以窒之”，二者相违也是为了愚民之需，而老百姓最终也不得不受其愚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