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中，针对《四库全书》的编撰一针见血地指出：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就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这种挖补、抽换、删改的手法导致的恶果，如鲁迅所说，“乾隆对中国古籍的暗杀，以至我们使用《四库全书》时不免疑心惶惑。”
乾隆屡屡指示编纂者销毁所谓“违碍”、“悖逆”之书，销毁的办法是分类进行全毁、抽毁或改窜。尤其是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鲁迅先生曾用旧钞本校订改窜过的《嵩山文集》，他指出：“‘贼’，‘虏’，‘犬羊’是违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违的；‘夷狄’当然是要违，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
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
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
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使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态度！
乾隆编撰《四库全书》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历经一场文化浩劫的过程。在“寓禁于征”的过程中，官员们为了承旨邀宠，逢迎上意，不惜望文生义，罗织冤狱，使禁书走向扩大化。可怜的是那些主动响应朝廷旨意的老百姓，有的主动献出家中珍藏多年的书籍，却被官员们寻章摘句，栽赃议罪。如山西人戎英主动献书却意外获罪，虽经查核其家中藏书并无悖逆语句，但仍被发遣乌鲁木齐种地。在这样蓄意吹求之下，全国各地的诬告之风盛嚣尘上。大清帝国每个人都生活在惶恐不安中：谁家的破框烂柜里只要装着几本祖上传下来的旧书，明天就有可能成为惹祸的源头。吓得许多小民百姓赶紧将家中藏书付之一炬，以免惹事。许多无辜珍籍由此灰飞烟灭，受到雪上加霜的摧残。
至于《四库全书》的总撰官纪晓岚，在电视连续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是：风流倜傥、风趣幽默、机智勇敢，经常在乾隆皇帝面前与大贪官和坤进行斗争并把和坤整治得够呛；与纪晓岚同一时代或稍晚些的清朝人的笔记也告诉我们，历史上的纪晓岚比张国立版的纪晓岚还要英俊潇洒；民间街巷的说书闲谈，往往把纪晓岚的逸闻旧事，加以穿凿附会，演绎夸张，以至使人一提起纪晓岚，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颇有民主色彩的智慧化身，是敢和皇帝贪官斗嘴叫板的文人侠客。
那么，纪晓岚的真实形象到底如何呢？纪晓岚与乾隆皇帝的关系又如何呢？说出来可能会让人大吃一惊：在乾隆皇帝的眼里，纪晓岚其实如戏子倡优一般。
三、纪晓岚何以成为“纵欲狂”？
一代文宗甚至不如倡优
史载，有一次纪晓岚为犯错的好友向皇帝求情，内容涉及国家大事。乾隆当即勃然大怒，骂道：“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
纪晓岚是乾隆皇帝的陪读（侍读学士）。他仗着皇帝对自己才学的赏识，以为可以“参政议政”，终遭一顿劈头盖脸污辱人格的臭骂。一席话骂得“铁齿铜牙”幡然猛醒：原来皇帝并没有把他当成独当一面的重臣，而只是把他当作和找乐解闷的戏子并无两样的人物。
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司马迁才冠古今，仅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话，竟惹得汉武帝龙颜大怒，使司马迁遭受令人发指的宫刑。司马迁痛定思痛，对此反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在专制的皇权面前，一个知识分子是难有尊严的。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
“抑压于专制政治之下，非旷代大儒，即不能完成人格精神之独立自主，而政治主动性之被完全剥夺，更无论矣。才智之士，依附于一二悍鸷阴滑之夫，以成其所谓功夫事业。”《徐得观文续录》）
1800多年过去了，纪晓岚身处的竟是同样的环境，甚至更加险恶。纪晓岚跟乾隆的隔阂有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越是自诩神明的专制君主，就越不会喜欢稍有个性的知识分子。如果这样的君主本身也是个文化人，那他会更加轻蔑侮辱文化人，对文化人的欺凌打压比起那些大老粗皇帝来，将更加霸道凌厉。
历代贤君雄主无不期待本朝多出名臣、功臣、忠臣，以帮助自己匡扶天下，共安江山社稷。而乾隆皇帝却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逆反的理论：“奸臣”的出现固然并非国家之福，“名臣”太多也未见得是什么好事——“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乾隆认为，臣权的上升就意味着臣权的下降。“名臣”往往出现在国家产生危机，君主失去对国家的控制、君权有名无实之际。因此，名臣的出现意味着君主的无能和朝纲的混乱。比如对张居正这位明代的名臣，史家多认为功大于过，而他却不以为然，认为张居正只顾树立自己的威望，而把神宗皇帝抛在一边，实在是君昏臣昧，才有人敢于触忌犯上。所以乾隆早早定下了调子，严肃地声明：“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
历代以来，士人都以守护社会良心为己任，多少能够在传统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却以虎顾狠视之态，粗暴剥夺了读书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护良心之责，只给他们为稻粱谋这样一个动物性的生存任务。从那时候起，士人群体便被抽空了灵魂，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在这样的背景下，纪晓岚明白只能做乾隆的词臣、宠臣，别指望做名臣、重臣了。纪晓岚一生中两次任乡试考官，六次任会试考官，三次任礼部尚书，官儿一直做到了了“协办大学士”，表面上不可谓不“恩宠备极”，但这种官职并无重权、实权，只是大清朝廷的摆设而已。有一次乾隆派他出任都察院，因判案不力，本应受罚，乾隆却说：“这次派任的纪晓岚，本系无用腐儒，本来只不过是凑个数而已，况且他并不熟悉刑名等事务，又是近视眼……他所犯的过错情有可原。”
从此，纪晓岚摆正了自己的位置，知道了明什么“哲”才能保自己的身———像鹦鹉那样去生存。鹦鹉的生存哲学，核心内容只有一句话：主人养我为学舌。他不过是皇帝在繁忙公务之余愉悦一时、雅兴文思的器具而已。在皇帝眼里，这些高唱赞歌的文人与皇家戏台前的戏子没什么本质的不同，只要给点吃食，再给搭建个漂亮点的台子，保证就能听到他们扯着嗓子引亢高歌。而这纪晓岚也明白，自己主要的功能是为皇帝提供精神上的服务，让皇帝开心就行，而不要再幻想帮皇帝“辅政”。
既然无法“当家理政”、“参政议政”，纪晓岚便把聪明才智用于歌功颂德，溜须拍马之上，将“兼济天下”的理想转化到纵情享乐的尘世幸福上。最近无意中从过往的《文史天地》上，看到周英杰先生写的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作为纵欲狂的纪晓岚》，令人咋舌。
人们只知道纪晓岚是个大文化人，却不知道他是个超乎寻常的“纵欲狂”。纪晓岚的纵欲主要表现在“食”和“色”两个方面。就“食”的一面说，他的癖好是只吃猪肉，不吃米、面，而且食量奇佳，动辄每顿吃掉上十盘猪肉。《清朝野史大观》记载说：“公（纪晓岚）平生不谷食面或偶尔食之，米则未曾上口也。饮时只猪肉十盘，熬茶一壶耳。”这哪儿象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分明就是个贪图口腹之欲的饕餮之徒！
相对于“食”的一面，纪晓岚在“色”字上面的表现，更是强烈得令人瞋目，以至于让人联想到他是不是得了性欲亢进的怪病。关于纪晓岚在这两个方面的特异表现，清人的一些笔记野史中多有记载。采蘅之的《虫鸣漫录》卷二说：
“纪文达公自言乃野怪转身，以肉为饭，无粒米入口。日御数女，五鼓如朝一次，归寓一次，午间一次，薄暮一次，临卧一次，不可缺者。此外乘兴而幸者，亦往往而有。”
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更是讲述了一个关于纪晓岚好色的精彩故事：“河间纪文达公，为一代巨儒。幼时能于夜中见物，盖其禀赋有独绝常人者。一日不御女，则肤欲裂，筋欲抽。尝以编辑《四库全书》，值宿内庭，数日未御女，两睛暴赤，颧红如火。纯庙偶见之，大惊，询问何疾，公以实对。上大笑，遂命宫女二名伴宿。编辑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宫女赐之。文达欣然，辄以此夸人，谓为‘奉旨纳妾’云。”
堂堂的“一代文宗”，好色程度居然到了编书期间“值宿内庭”也饥渴难耐，甚至在皇帝面前也不加掩饰，而乾隆皇帝居然也如此“体恤下情”，慷慨地把自己身边的宫女也赏赐给纪晓岚解一时之“渴”，这样的君臣传奇不知是“千古佳话”，还是令人哭笑不得的耸人奇闻？
周英杰先生层层剥茧，对此作出了颇为独到深入的分析，也可以说是对纪晓岚精神世界的深刻解剖。
他认为，作为一位才情冠绝一时的大知识分子，纪晓岚的“好肉”与“好色”，不能只简单地当成一种纯粹的个人生理现象，更多的应被理解为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沦陷”——必须到纪晓岚的精神世界的深处寻找原因，这才能切中肯綮。纪晓岚之所以没有尽心著述，写出真正可以“入棺垫枕”的大书来，明显另有隐衷。这就是高压的文化政策，频繁兴起的文字狱，已经迫使他接受了精神上的“阉割”，从此噤若寒蝉，不敢再写任何有思想价值的东西。周英杰先生进而从根本上分析：纪晓岚毕竟不是平常的“池中之物”，他的绝世聪明和旺盛的创造欲望被压抑后，必然会寻求一种新的发泄渠道，因此其肉体上的欲望往往超乎常规的发达，这就是心理学上讲的“易情效应”：
“他在被清朝的统治者“阉割”了精神和思想上的创造性，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太监”之后，便迅速地滑向了肉体上的纵欲和狂欢，竟然“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试图用这种肉体之上的狂欢，来发泄过剩的“力比多”，借以消磨豪情，转移自己内心的压抑和痛苦。”
后来我读到一些史料，发现更可悲的是，纵观乾隆一朝，学者文人流连于声色犬马，竟然是一种普遍现象。袁枚、洪亮吉都出入声色场所，而且视为理所当然。作为乾嘉时代著名代表诗人的袁枚喜声色、讲享受，筑江宁小仓山，广收女弟子，自号“随园老人”，四方名流造请无虚日，悠游快乐，追随者众。另一名家洪亮吉对此还大唱赞歌，说袁枚教会了“聪明才智之士”不辱没真性情，“功德甚大，关系甚重”。而他自己则更公开宣称“英雄好色，奸雄反倒可以不好色。英雄好色者，所谓不修小节……奸雄反可以不好色者，盖别有大志，围转不以声色为意。”其言下之意，无论是他洪亮吉还是别人，只要出于至情，好色又有何妨，多么惊世骇俗的“好色论”！
这些冠绝一时的坛领袖们，名盛而胆放，才高而手滑，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许多读书人未学其才能，先学其放荡，人心思奢，日趋堕落。正是这一流风加速了乾隆士习的颓废，导致作为社会精英的读书人犬儒心态流行，对天下兴亡不闻不问，而只知满足自己的感官享受。
纪晓岚似的悲剧在当时为何屡屡发生？这正是新旧交替之际，人心大动之时，社会观念变革的前奏。学者高翔就说：
“他们（乾嘉时代的士林领袖）的生活方式绝非仅仅为了享乐，而是源于更加深刻的道德观念的变革，源于对传统伦理说教的背叛。而纵欲倾向本身，也说明当时的知识精英们在批判旧道德的同时，尚未建立起成熟的新的道德规范。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传统与变革，自由与规范，欲望与伦常之间，尚未探寻到一种合理的连接点。”（《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
真实的纪晓岚
纪晓岚所处的中国，仍然是一个闭关自守的老大帝国。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变本加厉，雍塞民智。走不出书本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萌芽，在中国专制贫瘠的瘦土上始终未能生根开花。即使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也不知道英国在哪儿，到底有多大？到处都是道德布控，天罗地网般的传统礼教不独摧残奴婢下人，甚至连统治阶级自身也不放过。诚如张宏杰先生在《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一书中总结说：
“本来，进入清朝之后，士节士气较之其他朝代已经大为降低，乾隆中期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更为松驰。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如果说狄德罗的身上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不畏艰难、勇于进取、为争取合法权益而不惜牺牲的精神，纪晓岚的心灵史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文人血泪史”，其间隐藏的无奈辛酸，可见当清代知识分子受到了多大的伤害摧残。
纪晓岚的思想不可能超脱于儒家范畴，他的语言和思维都是传统的“中国式”的。他不会象和坤那样欲壑难填地拼命捞钱，也不可能有狄德罗那种不平则鸣的勇气。像他这样出身寒微的汉族人，要在满族亲贵中周旋打滚，历经雍、乾、嘉三朝而不倒，可以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除了夹着尾巴做人，没有点非凡之功也注定行之不远。当时的人们就称他为“世故老人”。因为他不世故，几乎就无法善终。纪晓岚在晚年给自己撰的挽联中也写道：“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盆鱼”，这是对刀头舔血、火中取栗的日子最生动的描述。
不过他毕竟还算幸运，因为凭借自己的文学才华，他还能和乾隆诗文唱和，贡献许多富有创意、富有“生机”的拍马佳作。乾隆皇帝50岁生日时，纪晓岚趁机奉上一联：“四万里皇图，伊古以来，从无一朝一统四万里；五十年圣寿，自今而后，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这样的贺联确实“震古烁今”，足见纪晓岚的拍马手段已臻化境，神出鬼没。此处哪里有半点“腐儒”的影子，完全是一幅政坛老手形象。
可惜才华横溢的纪晓岚也就仅仅止步于此了。关于这位政坛“不倒翁”生涯的平生作为，只有《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可圈可点。而在纪晓岚的其他事迹中，则只留下了与乾隆皇帝插科打诨的“对联佳话”，竟无一篇政治上的策议与行动。除了为朝廷歌功颂德，为“盛世”粉饰太平，他在政治上毫无作为，仅仅是偶尔陪乾隆聊天解闷的一个文学“票友”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