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国运拐点:中西精英大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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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做狐狸,还是做刺猬?——从苏格拉底和商鞅的生死看中西文化DNA的差异(1)

遥远的天际,金色的夕阳静静挥洒最后一抹绚丽的余晖,雄伟的雅典城如同一幅波澜壮阔的油画。

在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中,一位年届七旬的老人就要被处决了。按照法律规定,当希腊人的船从得洛斯返航抵达雅典的黄昏,他将饮鸩而死。老人衣衫褴褛,散发赤足,但面容镇定自若,慈祥安宁。一大清早,他的学生们就来到了死牢,陪他度过这生命中的最后一天。随着时间分分秒秒流逝,弟子们脸上悲戚的阴云愈发浓厚,而老人却淡定如水。为了避免过多的悲伤,他干脆早早打发走了哭哭啼啼的家人和亲属,然后和平常的一天开始授课一样,从容自在地和学生们侃侃而谈,早已忘记了就要到来的处决。有个弟子情不自禁流下泪说:我亲爱的老师,我是多么不希望你被如此不公正地处死啊!老人反而略带戏谑地开玩笑说:朋友,难道你希望看到我被公正地处死吗?他告诉弟子们,“哲学家一生都在准备死亡”,一个真正将一生贡献给哲学的人,面对死亡时应该心情快乐。因为死打开了知识的大门,把灵魂从肉体中解放出来并使之进入一个光明的境地。

当夕阳把最后一缕光洒在死牢里的时候,狱卒端了一杯毒汁进来。老人沉思片刻,坦然地把装有毒酒的杯子一饮而尽,平静地说:

“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将死,他们活下来,是谁的选择好,只有神知道。”

他在牢房里来回走了两圈,剧毒的药酒渐渐发作,他觉得脚有些沉重发麻了,便靠着墙坐下来。金色的晚霞爬到他沧桑的脸上,肃穆而安详。在生命的灵光飞天而去的刹那间,学生们清楚地听见他最后那句喃喃自语的遗言:“克利托,我欠了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鸡,记得替我还上这笔债。”他慢慢合上双眼,脸上残存着微笑。

公元前399年6月的这个傍晚,在雅典城恢宏的落日下,一只永不疲惫飞来飞去、嗡嗡作响的马虻销声匿迹了——这就是苏格拉底,一个光辉的生命定格在七十岁的年轮。而后人们对他的怀念和思考,注定将持续七百年、七千年直到永远……

苏格拉底死后63年,在东方的秦国,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商鞅也走到了生命的末路。只是同样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刻,商鞅完全没有苏格拉底那份从容镇定,而是充满了无奈与恐惧。

二十多年来,商鞅以雷霆万钧之势在秦国推动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在他铁腕主政下,中国历史上最神奇的魔术变成了现实——秦国从一个连诸侯会盟也没有资格参加的“夷狄之邦”,一跃而成为战国七雄的领跑者,创造了不可思议的人间奇迹。但商鞅执政的基础是建立在秦孝公的完全信任与支持上的,因而运系一人,命系一人,十分脆弱。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王。太子的老师公子虔等乘机发动反攻报复,诬陷商鞅“谋反”,商鞅的末日到来了。

私下得到消息,商鞅大惊失色,慌不择路地开始了逃亡生涯。他马不停蹄赶到函谷关前,可天色已晚,关口已经关闭,商鞅只得暂寻投宿,待天明出关。可一连走了好多家旅店,店主都拒绝说:“商君(商鞅)有令,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否则店主就要受罚连坐。”商鞅遭遇了由他一手造成的困境:由于变法后全国实行户籍制和什伍连坐,没有官府文书,旅店不敢随便留人。他是逃亡之人,根本没有政府发放的证明文件。而这正是他当年变法时所作的明文规定——店家要是收留任何没有证件的客人,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所以,没有哪家客店敢收留他。

自己制订的法令竟报应在自己的身上,真是天道轮回,作法自毙啊!穷途之下,商鞅沮丧至极,后悔没有为自己留下任何后路,不禁仰天长叹:“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

商鞅还是想办法逃到魏国。然而,这分明就是一招与虎谋皮的臭棋。商鞅先前曾率领秦兵攻打过魏国,并设下卑鄙的诱降计谋生擒对方主帅公子卬,以欺骗的手段赢得了秦国夺取魏国河西地区的战争,因此而声名狼籍。魏国兵败丧师,对他欺骗朋友的不义之行恨之入骨,又怎肯接纳这样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呢?魏国不仅不接纳商鞅,还劝说其他国家也不要收留他。

万般无奈之下,走投无路的商鞅只好返回秦国,作孤注一掷的最后赌博。他回到自己的封邑,发动廖廖可数的随从组建了一支军队去攻打郑国,以期另立山头。而被他的新法训练得无比强大的秦国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生擒了他。秦惠文王不罢休,把商鞅处以车裂的酷刑,并恨恨地宣告世人:“莫如商君反者!”大秦帝国一统天下的奠基者,竟然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

在鲜血染红的理想旗帜上,泾渭分明地书写着苏格拉底和商鞅截然相反的人生追求。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吾道一以贯之”,为此不惜献出生命;而对于商鞅来说,投身政治却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人生悲剧。中国历史上商鞅这类改革家无一不是以这种悲剧命运收场,难怪司马迁将之归因于天命报应,感叹道:“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苏格拉底和商鞅同处于激烈动荡的中西上古之世。从根本上说,在人与制度之间,他们都是充满悲情色彩的牺牲者。然而,牺牲的意义却有天壤之别:苏格拉底是主动牺牲,商鞅是被动殉葬;苏格拉底是开启民智的殉道者,商鞅是独裁政治下的失败者;苏格拉底主动为他热爱的制度献出了生命。商鞅呢,最后被迫让自己创立的制度夺取了性命。

归根结蒂,商鞅所为之奋斗的事业,和留下的精神遗产,远远不能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他们所走过的不同政治道路,反映出中西社会在治国路径上的殊途。尤其是作为东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奠基者,以苏格拉底和商鞅为代表的两种精神文化形像,虽然天各一方,但他们身上彰显出来的在价值取向、人格神韵方面的迥异之处,对中西方社会日后漫长发展历程的影响,几乎具有不可逆转的决定性意义。这种精神走向上明显的差异性,预示着东西方两种政治文化注定将很快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分道扬镳。

那么,他们的生死荣辱背后,到底隐藏着两种文明体系哪些不同的区别?

一、一边是从容赴死的苏格拉底,一边是慌不择路的商鞅

苏格拉底和商鞅生活在上古中西社会的相同时代,不同国度。在中国,正是风云激荡的战国时期,原有的社会规范早已礼崩乐坏,各国变法如雨后春笋,雷霆震荡;在希腊,奴隶主民主制陷入危机,“创造自由的人没有自由,有自由的人却不创造自由”。

在这一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东西方社会都期待着一场破茧而出的新生,都渴望重建一种生机蓬勃的治国模式。在大潮汹涌、危机四伏的时代背景下,身为精英人物的苏格拉底和商鞅不甘沉寂,勇于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鞠躬尽瘁,奔走呼号。他们如同不避生死扑向光明的飞蛾,又如同勇敢逐日追求理想的夸父,凭着以身饲虎的大无畏精神,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挺身而出。他们身上的精神有着惊人的一致:矢志不渝、救国安邦;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然而在面临最后的生死考验时,一个是端坐在监狱中岿然不动的苏格拉底,另一个是函谷关前慌不择路的商鞅,他们人生的终极选择又为何如此截然不同?

苏格拉底故意激怒陪审团

被告人:苏格拉底,男,七十岁。

职业:无业(因为哲学家在当时显然并不是一个可以赖以谋生的职业)。

政治面貌:雅典市民,享有公民权。

罪名:不敬神祗和以歪理学说腐蚀青年。

兵役状况:已服。(年轻时曾为雅典城邦而战,且因为作战勇敢而受到战友的尊重。)

合议庭组成:法官数量:500名。

裁判方式:无记名投票。

裁判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公诉人:三名雅典城普通市民,主公诉人为一名鞋匠。

这场谜一般的审判从一开始,就是一次场面壮观的人民审判。

两千多年后,历史学家对于这场审判所做的评价是:在西方文明史上,除了对耶稣的审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审判,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了。耶稣以身殉教成就了自己的万世神圣,苏格拉底则以死殉道构筑了人格的永恒。

的确,说其壮观,一点也不过火,因为这场审判仅法官就有500名,是从雅典城中享有公民权的市民中通过随机方式抽选出来的,其中有贵族,有哲学家、但更多的是“漂洗羊毛的、做鞋的、盖房的、打铁的、种田的、做买卖的……”把一个哲学家——不管是不是苏格拉底——交给几百个不知哲学为何物的民众去审判,可以想像结局如何凶多吉少。

在这场审判中,法官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没有一幢建筑所能容下所有人,特别是数量更为庞大的旁听者,因此审判是在露天剧场进行的。

公诉人也就是原告,是三名雅典城普通市民。在古希腊法律中,市民不仅可以就受侵害的个人利益提起诉讼,也可就公众利益提起公益诉讼。三名公诉人中跳在台前的是无名诗人美勒托,长一根鹰钩鼻,头发细长,胡须稀疏,一看就是个爱惹是生非的家伙。还有一个无名演说家,名叫莱康。而实际的主使者则是皮匠安尼图斯,一个活跃的政客,依靠手段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民主政权两首领之一。他的儿子是苏格拉底的热心听众,常常因此荒废皮革作坊的事情去听苏格拉底的演讲,使他十分恼火。在他政坛得势之后,苏格拉底曾挖苦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让儿子做皮匠了吧?”因此他一直怀恨在心,于是遂唆使美勒托提起诉讼。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怪诞的审判。一个人仅仅因为劝说他的同胞过更美好的生活,反而被同胞无情地送上审判台。

苏格拉底的罪名就是“不敬神祗和以歪理学说腐蚀青年”。今天看来这项罪名完全属于无稽之谈,但在当时却多少代表了一般市民的情绪。雅典市民是很保守的,只希望自己的孩子恪守本分,继承父业,过安稳日子。像苏格拉底这样整天招来一帮青年谈论哲学,不务正业,在他们眼里就已经是败坏青年了。苏格拉底处于劣势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在场的审判员们打时候起小就听惯了对他的各种非议和流言,形成了对他的偏见。所以苏格拉底在申辩一开始就说,那些散布流言的人是更可怕的原告,因为他们人数众多,无名无姓,把他置于无法对质却又不得不自辩的境地。

尽管如此,平心而论,在审判之初,包括三个原告在内的民众,都未必想置苏格拉底于死地。他们更希望得到的结果是迫使苏格拉底屈服,向大家认个错,今后不再聚众谈论哲学,城邦从此清静。所以开始时苏格拉底的学生们并不担心他的生命安危,因为无论是雅典城邦还是法庭,真正想杀死苏格拉底的人并不多——谁也不想贸然背上“杀贤”的罪名。更何况,陪审团的五百名法官中,相当部分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朋友、支持者或同情者。

但游戏规则就是这样——既然公诉人按照雅典的法律启动了诉讼程序,审判就得如期进行。人们内心的真实期盼是:雅典城现在已经倒霉透顶了,公民们已经烦透了,市政厅每年都得为筹措偿付给斯巴达的战败赔偿金而头痛——家国不幸,苏格拉底,你老爷子就省点力气吧,研习点天文学或数学之类的玩意儿或捣古点炼金术之类的,别在这当儿为大伙儿心里添堵了。

审判过程中,有人通过非正式渠道,给苏格拉底捎话儿,希望他公开认个错,找个台阶和公诉人私下和解算了。五百名法官都是纯义务的,大家把鞋匠铁匠铺的生意停下来而参加一场没有报酬的审判,成本实在太高了。

谁知,苏格拉底似乎一开始就下定了和法庭斗争到底的决心。美勒托准备起诉的消息传开,有同情者见苏格拉底毫不在乎,便提醒他应该提前考虑如何辩护,他回答:“难道你不认为我一生都在做这件事,都在思考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在实行正义和避免非正义,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做吗?”

在这场审判中,真正的导演其实正是苏格拉底自己。其他人都只不过听他指挥的演员。他比原告和法官更清醒地预见到了结局,审判实质上是遵照他的意志进展的。他胸有成竹,一步步把审判推向高潮,这高潮就是死刑判决。

柏拉图和他的师兄弟们原本希望老师能尽快从这场无谓的诉讼中脱身出来,好赶快回到给他们传道授业的课堂上。他们早就为老师写好了洋洋洒洒的辩护词,只要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照本宣科读一遍,就可能会判决宣告他无罪。这样一来谁都有台阶下,功德圆满,皆大欢喜。

可这犟老头似乎来劲了,如同一名政治家站到了元老院,他把法庭当成了自己的演讲场。

面对习惯了被阿谀奉承和哀求乞怜的陪审员,苏格拉底不但不企图博取他们的丝毫同情,反而以居高临下的姿态,铿锵有力地与他们展开唇枪舌剑的辩论。法庭指控他不信仰城邦神,可又说他传授鬼神的足迹。苏格拉底立即大笑着反唇相讥:“世界上谁能相信有神的子女而无神呢?其荒谬等于相信有马和驴所生之子──骡,而没有马和驴一样。”

他慷慨激昂地说,我曾经考察过诗人、工匠、政治家各色人等,发现我与他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一无所知,却自以为是;而我只是不象许多人那样,既没有智慧,也不知道自己无知罢了。我只因敢于承认自己的无知,才招致立了那么多凶险毒辣的敌人,受到莫须有的诽谤。

这样的辩解无异于火上浇油,扬汤止沸,把自己置于所有自认为聪明的大众的对立面,让每个人的心灵都接受鞭笞审判。真是哪壶不开偏提哪壶。陪审员们一片交头接耳的嘀咕之后,风向立即发生了变化。尽管所有起诉苏格拉底的罪名都很难成立,但法庭审理的第一阶段,即定罪阶段,500名法官仍然以280票对220票,裁定罪名成立。

事态的发展看起来有些不妙,但还远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柏拉图迅速召集了师兄弟们,商议下一步的辩护策略。柏拉图首先分析了陪审团的投票结果,280对220,也就是说,投票认定苏格拉底罪名成立的人只占微弱多数。事实上,只要再有三十个人站到苏格拉底一方,被告人就会被宣告无罪。因为根据雅典城的法律,如果两方投票相持不下也就是250比250时,将按有利于被告人一方判决。

罪名成立后,紧接下来就是量刑,分别为认罪罚款、流放和监禁。当然,最可怕的结果是死刑。柏拉图对陪审团的心态进行严密分析后认为,500名法官中,想置苏格拉底于死地的人并不多,只要苏格拉底能当庭认罪并缴纳少量的罚款,游戏也就到此结束了。罚款数额也不会太大,众所周知,苏格拉底除了一个凶悍的老婆外没什么钱,判多了也是开法律白条。再说他的学生和朋友会们筹款替他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