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柏拉图深知老师的心性，要他当场认罪并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他建议老师在第二次辩论中强调自己对于城邦的贡献，争取流放或监禁。流放是雅典城邦对于政治犯常用的处罚方式。在此之前，曾经有许多著名的政治人物在被法庭判处流放之后，若干年后又被平反并召回担任要职，恢复名誉且重获政治权力。
讨论时，老人一言不发，若有所思。当柏拉图建议老师将最后的辩护权委托给自己时，老人断然拒绝。
柏拉图隐隐感到了某种将要发生的宿命。
马虻被激怒的巨牛扫荡而死
果然，第二次面对陪审团时，苏格拉底显得更加无所顾忌，甚至可以说是挑衅。
按雅典的惯例，被告的妻儿可以到庭恳求轻判，这种做法往往有效，完全能够影响判决。苏格拉底有妻子，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还年幼，但他坚决不让他们到庭。他不屑于此，还讽刺说：“我常见有声望的人受审时做出这种怪状，演这种可怜戏剧，他们是邦国之耻。”
他继续滔滔不绝，据理力争，最后斩钉截铁地陈述道：“法庭对于我不仅不应该进行任何判罚，相反应该宣布我是雅典城的公民英雄，并且让我在剩下的余生中，有权在市政厅免费享用一日三餐。”
陪审团中顿时发出了嘘声，有人在怒吼，有人发出了咆哮。陪审员们从未见过如此顽固嚣张的被告，他们认为苏格拉底是在蔑视法庭的威仪并考验法官们的智慧与耐心。因为在市政厅享用免费餐是一种极高的公民荣耀，只有城市的英雄、外国使节及奥林匹克冠军获得者才有资格受到在此用餐的邀请，而且还不可能是终身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完全证明了他不是一时迷途的羔羊，而是深思熟虑地、“有组织有预谋”试图摧毁城邦民主，另搞一套自己思想上的“独立王国”，而这是雅典公民们所不能接受、所恐惧的事情。于是，当苏格拉底在法庭声称得到神灵的启示时，公民们的嫉妒心受到极大的刺激；当苏格拉底不愿给自己定刑罚时，他蔑视着人民的司法权力，伤害了雅典人的精神和伦理生活。以“马虻”自居的苏格拉底，他的个体原则与城邦的普遍原则发生了严重冲突。
苏格拉底像一个老练的斗牛士，一步步引导法庭走向愤怒。而法庭也像一牛被激怒的公牛，断然给他致命的一击。在公民大会一片愤怒的吵嚷中，第二次投票结果很快出来了：360票对140票，决定对苏格拉底处以死刑。也就是说，至少有80名陪审团成员在第一次投票时认定苏格拉底无罪，而在第二次量刑时却转向同意判处他死刑。判决生效后，苏格拉底被收押进了监房。
苏格拉底主动把自己送上了死亡的祭坛。在离开法院的时刻，苏格拉底冷静地作最后的发言。他说：
“我不是因为没有尽力为自己辩护才被判罪，而是因为我没有厚颜无耻地进行表演，没有以取悦你们的方式向你们诌媚。你们习惯看到别人这样，但这种事不配我做。”
然后，他还没有忘记对审判员们最后一次行使自己特有的辛辣反讽：“我儿子长大后，如果关注钱财先于德行，没有出息而自以为有出息，请责备他们，一如我之责备你们。”
最后一个晚上，苏格拉底的一个学生克里托悄悄进入牢房见到了他，建议他越狱。因为不公正的判决是无需理会的。狱卒已经买通，逃亡路线已经安排好。他说：无论苏格拉底逃到哪一个城邦，那里的人们都会热情欢迎他的。
苏格拉底又拒绝了。这位在法庭上因为放肆才激怒陪审团的被告人，竟然认为必须尊重法庭的判决，哪怕这判决是不公正的。
整整一个晚上，克里多和老人一直在激烈地辩论。这场“恶法是否法律，在它被废止之前是否必须遵守和得到执行”的辩论直到今天还在某些大学法学院的沙龙中进行，与两千多年前讨论相似的是，谁也没办法说服谁。
为了说服老人，克里托甚至采用了激将法，他认为“拒绝挽救自己生命的行为有违美德，行为人应该感到羞耻，甚至是一种罪恶。”
苏格拉底淡淡地说：“一个人被冤枉时也不应该做坏事，尽管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举动……做坏事、以怨抱怨、以伤害对方作为自卫的手段都是不正当的”。在他讲明了应该遵守法律，不能逃亡的理由之后又补充说：“克里托，亲爱的朋友，我郑重地告诉你，我仿佛是听到了法律的话，就像我听到了神的声音一样。他们的声音在我头脑中回荡，我不能不听他们的。”（《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柏拉图对话集》）
在最后的对话中，这位伟大的导师给他的学生上了最后一课。苏格拉底决心选择赴死，因为他始终坚信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因为在古希腊，法律被视做城邦安全的基础，具有女神般的尊严。在当时一般希腊人的观念里，法律不是来自于人的制定，也不少从公民投票中产生的，而是来自于诸神。由于神就是正义，那么遵守法律就是遵守正义，也就是“守法即正义”。有良知的人首先是遵守法律的人，服从法律是公民的天职、责任，更是一种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它的价值远远高于个人的生命。苏格拉底觉得自己不能违背和国家之间的这种神圣契约，因此，他毅然选择死亡。
在狱中等待死刑的一个月时间里，苏格拉底生活得非常平静而愉快，与平时没有任何不同。在生命的最后时日，他还突发了文艺的兴趣，把伊索寓言改写成韵文，写了一首阿波罗颂诗。许多富裕朋友还想悄悄出资帮助他逃亡，均被一一拒绝，他反问道：“你们是否知道有什么死亡不会降临的地方？”他是怀着快乐的心情迎接死亡的。人们常把天鹅的绝唱解释为悲歌，苏格拉底的临终关于守法意义的谈话正是一曲天鹅的绝唱。他要用最后一次行动来实践对真理和正义的维护，来证明诠释善和美德的意义。
相比于苏格拉底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信仰的虔诚，所谓法律在商鞅这样的政治家眼中就太轻飘了。
在苏格拉底舍身求仁的六十年后，东方的商鞅则在生命面临威胁时，毅然决然放弃自己创造的制度而保全生命。法律也好制度也好，都是为己所用的手段，并不是什么社会理想。因为在商鞅心中，法治的本质其实还是人治。比如他再三强调法律具有普遍适用的平等性，刑罚不分贵贱等级。但是当太子犯法，他又找出各种理由为太子开脱，说：“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结果让最多承担一定连带责任的公子虔、公孙贾承担了全部责任，而真正的凶手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他在在阐述“壹刑”时也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这里的界定就没有把君主、王侯包括在内，而是对于卿相将军等王室以外的人才适用“壹刑”，难怪太子可以逍遥法外。
商靹并没能使秦国摆脱人治的桎梏，走上唯法是从的轨道。相反，他的执法理念率先开启了有法不依、法随人意的恶例。从此在中国古代，“法”就专指法家的刑名法术，是专门用来对付老百姓的“治术”。专制社会的司法从来不是独立的，守法只是针对百姓而言的单方“义务”。封建传统不是取消官僚集团的特权，而是将特权制度化、法律化，冠以合法的名义，例如“八议制度”、“上请制度”、“官当制度”等，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公民内心对法律的认同是其接受法律的内因。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那么商鞅到底创造了一套怎样的制度，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抛弃这一制度，不顾一切地踏上逃亡之路呢？
电视剧《大秦帝国》中的“圣人”商鞅
在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大秦帝国》中，有一些匪夷所思的情节令人目瞪口呆：商鞅变法树敌太多，秦国老太后生命处于弥留之际，仍然惦记着保护商鞅今后的安全，遗命杀亲生儿子公子虔；老君秦孝公为保护商鞅的性命，要逼死其兄公子虔（公子虔装死才得以逃命）。为保险起见，秦孝公还秘密建立商南新军，准备日后事急时支持商鞅，推翻其亲生儿子新君嬴泗。这支新军既有决心又有能力拥戴商鞅夺权接位，而商鞅为了秦国的稳定发展，不肯为活命而推翻新君嬴泗，反而主动交出新军，烧毀密诏，俯首就擒护法请死……
商鞅的悲剧未路是史有明载的：新君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全城百姓争先追捕商鞅。商鞅不得已出逃魏国不成，只好举兵谋反，却力孤被擒。最后在咸阳街头被五马分尸，全家灭门。
但在电视剧里，商鞅逃窜、被擒、车裂、灭族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视死如归悲壮赴死的仁人志士形像。关于商鞅之所以被处以车裂极刑，编导千方百计表现为这是老世族疯狂报复以泄私恨所致，显然不合起码的逻辑和情理。如果一位举国拥戴的变法功臣遭此大难，如果商鞅真正在秦国深得人心拥有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那么老百姓岂能坐视不理？老谋深算的甘龙就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韪？新君秦惠王就不怕滥杀贤臣威信尽失？
事实上，如果没有商鞅，秦统一天下可能会推迟，甚至不会实现。商鞅对于此后秦国一扫六国可谓功高盖世，无人能及。然而，商鞅为何被诬告谋反，身死车裂，简直与卖国贼无异？归根结蒂，商鞅变法虽然帮助秦国富国强兵，但其本人不过是秦国变法的一枚棋子而已。变法成功，全秦国人民包括传统世袭贵族都受到了严苛的压榨和剥削。社会矛盾积聚日甚，早晚要喷发出来。正因为商鞅积怨太甚，朝野皆敌，秦惠文王才敢于丢掉这个已经完成任务的棋子。
而该剧为了表现商鞅“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高大形像，不仅设计安排太后和秦孝公大义灭亲，还浓墨重彩地渲染秦孝公为推进变法不惜“禅位”，让商鞅取新君而代之。这些情节不仅悖逆了史实，更违反了常理。根据《战国策．秦策一》的记载，秦孝公病势严重之际，萌发“欲传鞅”的念头，结果“鞅辞，不受”。这件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已难考知。其他书籍从无记载，可靠程度有多少，不得而知。远古时代虽有禅让的传统，但截止秦孝公为止，天下各国尚无让位的先例。秦孝公对商鞅的信赖虽已超越一般的君臣关系，但有此奇想，实为世所罕见。读者不妨想一下，一部二十四史，真正有几位帝王做到了“天下为公”，为了强国富民不惜将江山拱手让人？如果《三国演义》虚构出曹操遗诏要杀曹丕，以防止曹丕推翻汉献帝，如何？刘备算是宅心仁厚吧？其永安托孤时那句高深莫测模棱两可的“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仍然是封建帝王以退为进的权谋心术，敲山震虎的背后只是为了逼迫诸葛亮发下重誓，让他为刘家江山更加忠诚地效命终生，更何况在虎狼四顾、争权夺利的战国乱世，秦孝公这样一位雄心勃勃的极权君王，如何甘心把赢氏江山交给一位听命于己的臣下？
秦孝公变法动因何在？强国的确是阶段性目标。但归根到底，还是秦孝公实现其个人利益最大化——更牢固的家天下。变法是“用”，王室利益才是“本”。秦孝公怎么会为了“护法”这个“用”而杀自己亲儿子，而丟了这个“本”？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如果说商鞅大公无私大致不差，秦孝公不为子孙谋就不可思议了。
“每个人只为自己效忠，看谁在最后成功，染红整个天空，成全了谁的梦”，这首香港著名的词作家林夕创作的歌词《英雄》，正是对苏格拉底和商鞅最终命运的深切追问。说到底，苏格拉底是为理想信念而死，商鞅最终却是为一家一姓的利益争斗而死。苏格拉底可以向死而生，商鞅却注定了不得不死。一位结怨天下、连新君王位都威胁到了的权臣，岂能不招疑忌怨恨？
秦孝公赢渠梁死后，太子赢骊继位。他不再因袭诸候国君的“公、侯”之称，而改称“秦惠文王”——可在周朝的礼制中，只有天子可以称“王”，诸侯只能称“公、侯”。赢骊敢于公然称王，可见这位连周天子也不放在眼里的后起之秀，内心何等狂野不驯。当他感到自己的翅膀已经长硬，有力量向旧有的宗法制度宣战时，原本立下盖世之功的商鞅，反而一下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了。新国君为什么要急于杀掉变法功臣商鞅？这就是中国专制历史上任何阶段任何人都超越不了的两个铁律：“功高震主，兔死狗烹”、“一朝天子一朝臣”。
经过一番努力，商鞅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而最大收益者无疑是秦国的嬴氏王族，至于改革的代价则需要另外有人买单，因为任何社会实践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商鞅废除井田、奖励耕战等改革措施触犯了贵族阶层的垄断特权，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积累的矛盾日益增加。当他想激流勇退时，无奈已经身不由己。秦孝公一死，商鞅就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当他看到形势蹊跷，提出告老还乡时，可惜下楼的楼梯已经被人无情抽掉了。先前饱受打击镇压的保守派们派出公子虔为代表向秦惠文王进言：
“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雔仇也，愿大王图之。”（《战国策．秦策一》）
这段极富煽动色彩的诛心之论，可谓一箭穿心，正中新君下怀。
秦惠文王对这个刻薄寡恩、又有震主之威的大臣早就生出疑忌之心了。而改革急先锋商鞅却只顾国君权益，不顾官民权利，在本阶级内部四面出击，树敌过多，从不善于团结人、争取人，不善于化解矛盾，得罪了不少人。如今来个兔死狗烹，正好体现新君嬴泗顺应人心，为众人解恨的“英明伟大”。再说，诿罪于商鞅，也正好缓解了众人对新法的种种不满，使已经压到极点的社会弹簧能有所松动，大大有利于“社会稳定”。这种做派，很象后世唐代武则天用酷吏周兴、来俊臣大兴寃狱剪除异己，达到目标后再杀掉他们为众人解恨，換来一片感恩叫好之声的情形一样。
只是可怜一代英豪商鞅，自认为忠心耿耿，无私者无畏，却不知道改革会有阵痛，成名必须付出代价，再伟大的战士也需要后援。等到他的大后台老板秦孝公一死，上无本阶级的援助，下无人民群众的支持，立即陷入绝境。
秦惠文王之所以要杀商鞅，还有一个众所周知，但却摆不上桌面的理由。
当变法进入高潮之时，守旧势力总代表公子虔、公孙贾故意怂恿年幼的太子驷（即位前的秦惠王）犯法，给商鞅制造麻烦。商鞅不畏亲贵，凛然向孝公进言：“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狠狠打击了守旧派的嚣张气焰。板子虽然打在了自己的老师身上，可太子内心的难堪可想而知。反对势力虽一时被压了下去，但他们对商鞅的怨恨越来越深。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公子虔复犯约”，商鞅依法把他的鼻子割了。此人从此闭门不出长达8年之久，对商鞅恨之入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