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这种为变法赴汤蹈火的精神，是与他坚定的信念分不开的。在一部气势磅礴的春秋战国改革史上，由平民崛起之法家，遭旧贵族之倾陷而死者，不乏其人。如吴起之乱箭穿身于楚，韩非之被杀于秦，皆其典型。韩非所谓“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讲的就是改革者与保守势力的尖锐冲突。在这些冲突中，改革者个人处境的险恶，这些法家人物并非不清楚。然而他们始终认为软弱妥协、畏首畏尾、明哲保身，改革就迈不开步伐，最终只能半途而废。这种执着的信念使他们不畏凶险，毫不动摇。其舍身救世之热诚，如精卫填海，至死方休。
诚如学者鲍鹏山所言，商鞅是一位令人敬、令人惜、令人怜的人物，同时也是令人惧、令人恶、令人恨的人物。为了秦国，商鞅真正是到了把良心都献出去的地歩。他把自己的名誉、人格都丢弃不要了。当一个人对一种政治实体皈依到“无己”的地歩，悲剧也就幵始了。因为人类毕竞还有更基本的安身立命的原则。这关乎着人类的尊严、价值、幸福的根基，是一切一时的政治需要所不能取代和凌驾的。
励精图治的秦惠文王不是一位庸君，他也并非不明白商鞅对秦国的一片耿耿忠心。他要灭掉的是一个曾羞辱过他而现在已无大用的商鞅，一具仍然活着的政治尸体。
是“革命烈士”，还是替罪羔羊？
那么，商鞅真实的历史形像到底如何？商鞅悲剧的始作俑者，可以说正是他自己。苛毒、愚民和好战，这才是商鞅治国思想中最本质的特征。
电视剧《大秦帝国》中，商鞅拥有崇高的节操和坚定的信念。为了秦国的变法大业，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大仁不仁”。意思是说，法是大仁，这个大仁却显得非常不仁。因为法治以冷峻著称，不近人情。正是这个不近人情的法能够给人带来真正的大仁。他再三强调要以法治而不是人治实现天下公平正义，一国之事不能决于一人之口，而应以刑法为准绳。
这里的商鞅俨然在几千年前就成为近代法制思想的先躯，似乎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得以依法治国之精髓。殊不知彼法非此法，正如该剧浓墨重彩渲染商鞅变法如何强国富民，却绝少表现其“法”如何苛刻毒辣一样。
商鞅的著名论断是：杀人不为暴，赏人不为仁者，国法明也。这就是说：依法处决罪犯，不是暴政；无视法律，滥杀无辜臣民，才是暴政。法律之外滥行赏赐，不是仁政；依法赏赐，才是仁政。这一论断，无论从历史实践看，还是从当代文明理念看，都是成立的，都是难以推翻的。但是，这一论断潜藏着一个巨大的缝隙———法有恶法、良法之分；所谓恶法，就是将国家统治方式推向罪恶行为的法律；譬如希特勒的种族歧视法，导致了整个国家机器的种族灭绝罪行，就是恶法。商鞅制定的诸多法律，无疑就是这种影响深远、孕育暴政的“恶法”。他使一个落后的秦国变为一个强大的秦国，更使一个愚昧的秦国走向一个野蛮的秦国。自商鞅之后，秦法的恶法律条，将秦帝国的统治方式一步步变本加厉地推向残暴罪恶。
商鞅厉行法治，这本来无可厚非。但他用法过峻，刻薄少恩，鄙弃仁义，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商鞅主张刑九而赏一，轻罪而重刑，十分迷信刑罚的威力。他口头经常念叨的是这样一段绕口令般的治国经：“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商君书·说民》）他甚至公然宣称：“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简直就是引蛇出洞，故意诱导人民犯法，然后重罪治之。在“以刑去刑”思想的支配下，商鞅用刑实在过滥，打击面实在过宽，“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全国上下一片怨声载道。其求治之心过于急切，使“百姓斋栗，不知所措手足”，高压之下把全国老百姓都搞得手足无措了。而对于国内的人民而言，其法虽不敢不守，但其人从不觉可亲；对于其他诸侯国而言，也同样对秦国“畏其强而不亲信也。”
变法一天天初见成效时，商鞅也开始一锨锨地为自己挖掘坟墓了。
“连坐法”等酷刑一出台就曾遭到上下一致的反对。其实一开始除了个别权贵人物和守旧势力外，大多数人并不反对变法，但他们不能忍受过于严酷的刑典之法，以至于民怨沸腾。但商鞅却用更加严酷的刑罚来压制人们的反对声音。据说他在河边审讯犯人，因杀人如麻竟然使清河变成了血河，其残忍令人发指，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大权在握，生杀由己，使他不能清醒地看到变法中用刑过严带来的负面效应。可以说，除了秦孝公外，谁都有可能成为他酷刑下的牺牲品，致使他权力愈大而支持者愈少，两头不讨好，四面皆敌人。人们一方面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变法带来的胜利果实，一方面对商鞅的残忍刻薄咬牙切齿。
后人论及商鞅，也常指出其“虐戾”的特点。司马迁就曾说他“天资刻薄人”，《战国策·秦一》也说他“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故《盐铁论》一书除了说“商鞅峭法盛刑，以虐戾为俗”之外，更有一段堪称精到的商鞅死亡原因总结：
“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故孝公卒之日，举国而攻之，东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叹曰：‘嗟乎，为政之弊，至于斯极也！’卒车裂族夷，为天下笑。斯人自杀，非人杀之也。”
商鞅如此“虐戾”而重刑，在人们心理面上投下了深深的阴影，也给他自己的命运带来死亡的凶兆。
就在秦孝公临死前不久，与商鞅当年一同在魏国作门客的好友赵良往见商鞅，指责他“刑黥师傅，残伤民以峻刑，是积怨畜祸也”、“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这样任意而为“非所以为寿也”。赵良推心置腹地告诫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劝他把仁德与刑名结合起来，不要用刑过滥过严，不要草营人命。他还警告商鞅，如果你只是一味贪图荣华富贵，而不管老百姓的死活，那么一旦秦国的国君不再信任你，那么身亡族灭就“可翘足而待”。最后还劝说提醒道，你的处境已“危若朝露”，欲想延年益寿，何不归还受封之邑，到鄙野之地去灌园种菜，过隐居生活？
面对赵良的忠告，商鞅置若罔闻，只知一往无前，不知思谋后路。他永远是一个充满自信冷傲的人。变法之初，商鞅跟甘龙辩论时说：“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一个人的操行如果出类拔萃，肯定遭到俗人的非议；一个人如果有独特的见解，肯定遭到俗人的诋毁。这话虽然说是打消秦孝公变法的顾虑，但是也不难看出商鞅以“高人，独知之虑者”自诩。在他的眼里，众多的百姓和百官只是变法的操作机器、木偶，他才是操作人。
不少人中豪杰的内心很孤傲、冷峻。他们站在众人所不能及的高峰上，既蔑视周边的一切，又希望周边的人物重视他、力捧他。所以，这种人，很难讨好他，却很容易伤害他。变法开始后，有上千的秦国人反映变法不便；十年后，秦国大治，这些人又跑来为变法唱赞歌。商鞅却说：都是些扰乱教化的刁民，充军边疆。这折射了商鞅的孤傲心理：我所做的肯定是对的，是好的，用不着评价我。
天崩地陷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38），孝公患重病，自知不起，乃召商鞅至病榻前，打算把君位让给商鞅，商鞅不敢接受。不久，孝公驾崩，太子驷即位，史称秦惠王。新君即位后，商鞅自知形势危急，当即辞去官职，告老还乡，企图离开政坛，摆脱危局。但变法有方的商鞅此时却表现出政治上的幼稚天真：在严酷的专制政体下，挪动一把椅子还要流血，何况你商鞅搅起的是一场漫天风暴？玩政治不是玩过家家，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公元前338年春，秦孝公死，厄运如赵良所料降临在商鞅头上。对于秦惠王而言，商鞅的治国思想他已悉数掌握，秦国的改革工作已到了“狡兔尽走狗烹”的时候了。那么报当年“一箭之仇”便是自然之事。在他的两位教师的策划下，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先按照商鞅的鼓励告密之法检举商鞅谋反，迫使商鞅出逃，最后被逼无奈拿鸡蛋碰石头，仓惶之中举兵谋反，最后落得个鱼死网破，正好坐实了自己的罪名。他逃命之时，到处碰壁，可见其平日为政之失人心。无谋反之心却有谋反之实的商鞅，被秦惠文王名正言顺地处以车裂之刑，而且按照“连座法”，他的家人九族，无论男女老幼无一幸免——而秦惠文王所用之刑法，没有一条不是商鞅亲自制订的。昔日权倾一时杀人如麻的秦宰相，就这样用自己制订的最残酷的刑罚，葬送了一世英名和荣华富贵。而更可悲的是，商鞅虽然惨遭车裂，灭族无姓，而竟至“秦人不怜”。
奇怪的是，商鞅虽然被害，但“秦法未败也”（《韩非子．定法》）。秦惠王不但没有废除商鞅生前所制定的变法方案，反而踏着他未干的血迹，果断清除所有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将商鞅之法立为万世国法。秦自孝公以后成为法家的天下，以推行商法为代表的法家主宰了秦国的政治。秦惠文王果然很聪明，他深知商鞅变法已经使秦国国富兵强，他比他的父亲更需要商鞅的变法精神。所以他虽然车裂了商鞅的肉体，却决不会车裂商鞅的思想，相反他更要用商鞅的变法维新来实现霸业。无论谁继承王位，都会维护新法，因为维护新法就是维护自己，就是维护家天下利益。这样，商鞅下出最后一步大棋，就是以一己之生命赌秦国万世之强盛，赌赢氏家族之万代兴旺。司马迁在其名著《史记·秦本纪》中写商鞅之死是：“……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徇秦国”，道出了他“身败名裂”的真实原因。“以徇秦国”，用语千斤。他是为维护其变法事业为秦国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的。
于是乎，荒唐的悖论同时出现了：苏格拉底为了祖国追求真善美的理想，而他的祖国则用死刑酬答了他的贡献，成全了他的哲学；而秦惠文王用商鞅法典中最严酷的车裂之刑来制裁商鞅，也正是对商鞅变法思想的认可与肯定。
历史上，思想家往往失意，政治活动家亦常以身殉法。苏格拉底和商鞅的死都是悲剧。悲剧在于冲突双方都有存在的理由，又不可调和。于是苏格拉底用自己的身躯托负起这个伟大的冲突，托负起自由人格的责任与使命。对苏格拉底而言，他的事业就是他的精神，他的精神必须通过他的事业发扬光大——他如果真正热爱雅典城邦，就不容许最神圣的理想被丝毫亵渎，他因此十分自觉地走向死亡。
而商鞅的人生结局则悲凉得多。今天人们虽然歌颂商鞅的改革勇气，凭吊他对历史进程的巨大推进力，但也无不感慨他的悲剧命运。他的悲剧不是变法的失败，而是滥用酷刑，物极必反的结果。变法成功使他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从而导致他把美的事业部分地扭曲为丑，而这些丑又反过来成为反对势力彻底撕破他美的人生的口实。
说到底，商鞅的命运悲剧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所有权臣加能臣型的改革者们共性的悲剧：王安石受贬、张居正掘坟、六君子喋血……无一不是这种悲剧的重复。其根源在于个人权力与专制君权必然的冲突：权臣必招君王忌，能臣多结周遭敌，再加上改革者自身的缺陷、改革方案的缺陷、改革实施过程中的缺陷叠加起来，往往使改革变成一场短暂狂欢的焰火，轰轰烈烈地开始，悄无声息地结束。人亡政息的大幕苍凉落下之后，唯有千古褒贬、人评说。
而如果沿着苏格拉底和商鞅生活的时代背景，追溯他们最初的人生轨迹，就会发现，他们的悲剧远远超越了个体生命，而成为国家命运的缩影。无论生如夏花怒放般壮美，还是死如秋叶飘零般无奈，都蕴藏着一种先天注定的无奈和必然。
二、一位是逃避世俗的哲人，一位是追求功名的贵族
苏格拉底和商鞅生活的时代，家国动荡，秩序混乱，中西方社会都处于震颤嬗变的大转型之中。苏格拉底和商鞅都想通过自己的政治和思想的实践，实现社会秩序的合理化。然而，由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他们的立身处世、思想行为又迥然不同：苏格拉底毕生探索灵魂，商鞅至死崇尚功利——更重要的是，他们留给后人的，是两份南辕北辙的精神遗产。
“我如果参加了政治活动的话，那我早就没命了”
苏格拉底的整个一生，都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关注灵魂、培养内在的“善”，象逃避瘟疫一样逃避财富、权力和名誉，始终过着一种贫寒而审慎的哲学生活。正是对世俗功名的淡漠，才能让他保持人格的尊严独立；而有了人格的独立，才保证了他思想的自由深邃。
苏格拉底的出身并不高贵，父亲是位石匠，母亲是位接生婆。他父亲子女很多，收入微薄。苏格拉底小的时候，长得很不起眼，凸眼珠、狮子鼻、身材笨拙。小市民夫妇对于小苏格拉底，唯一的希望是他长大了能做个具有好手艺的石匠，凭着雅典人对雕塑的偏爱，今后不愁没有饭吃。
苏格拉底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他确实成了个好石匠。据说在希腊阿克洛城的人口，有一群象征三美神的雕像便是他的杰作。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免要雕刻石块，但更多的时候干起了雕刻人的灵魂的行当。苏格拉底这样解释自己的选择：“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只不过我是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
大隐于市的苏格拉底，一生只醉心于他的哲学。在今天所有的历史记载上，苏格拉底直接参与的政治事件少之又少。按克鲁特斯《苏格拉底，人与神话》（第164页）的说法，与苏格拉底直接相关联的主要政治事件只有四件：一是他曾三次参战；二是公元前406年作执行审判主席时反对把打了胜仗的十位将军处死；三是公元前404年“三十僭主”执政时被禁止教授修辞学；第四件就是他被处死。正如学者叶秀山先生在《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一书中的评价：“苏格拉底主要是一个文化人物，是一个哲学家，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哲学问题并引导青年认识真理。”而柏拉图的《申辩》篇也明确记述道：苏格拉底是自觉地不参与政治的，他声称自己的天职就是研究哲学。
在后来的法庭申辩中，苏格拉底讲到自己很少参与政治的原因：一方面自己得罪的人太多，另一方面他这样说：
“我如果参加了政治活动的话，那我早就没命了，不会为你们或者为自己做出什么好事。请不要因为我说出了真相而生气，事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刚正不阿，力排众议，企图阻止本邦做出很多不公道、不合法的事情，他的生命就不会安全，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