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西上古时代社会转型的核心问题会产生如此迥然的差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杨师群先生道出了其中最根本的因素是两者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之中：西方的平民阶级处于已经颇为发达的私有制经济之中，大多数公民都是一定生产资料的私有者；而战国时的民众则处于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之中，绝大多数人民只是国家共同体的附庸。要知道，财产私有权不仅是民众个人的经济权利，更是一种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它是人们进行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诸社会活动的核心，是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前提，如果没有独立自主的财产权，那么其他权利都将是空谈，同时也使人们的权利意识极为淡漠。
战国时的秦、魏、齐、楚诸国都普遍实行授田制。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生活，人民在获得其生存的物质资源上必然只能仰国家之鼻息，造成个人对国家的过度依赖，无法培养出根源于保护个人私产权益，从而发展出政治方面的平等权利意识，也就不可能为此进行艰苦而有效的法权斗争。象商鞅这种士人游说功名之辈，如果坚持“从道不从君”的理念，就往往很难得到君主的重用，必将颠沛流离，坎坷一生。而要追求荣华富贵，就要不择手段地讨好君主，以谋取私利，这种人占了士人中的大多数。其经济地位，更加强了他们对君主的依附性，进一步体现了“食其禄者死其事”这一誓死效忠君主的观念，使其逐渐成为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驯服工具。
当苏格拉底为争取平等权利而与贵族进行了艰苦卓绝、坚持不懈的政治斗争之际，战国时代的商鞅还根本没有这种平等的权利意识，为了寻求出路，只好投向专制君主的怀抱，成为变法的中坚力量与社会基础。商鞅虽然也与旧贵族进行斗争，但其目的却只在维护以君主为首的一小撮统治者的利益。他们行为的目的和性质既然南辕北辙，其内容、成果及其对人类社会的深远意义便自然也大相径庭。
谁的天空，成全了谁的梦？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800至500年间，人类文明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古希腊、中国和印度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老子、孔子、释迦牟尼等。他们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这些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精神财富，使人类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给无数世纪的人类以心灵的沐浴。
而作为西方文明三大源泉之一的古希腊，更是远远走在人类理性时代的前列。当其他文明还在用神话的语言来思考，希腊人已经用“思维”、“物质”、“形式”、“本质”、“自然”、“存在”等等概念把抽象思考推到了极限。
苏格拉底和商鞅一样，生活在一个社会激烈变革的时代，并都发动了影响深远的社会探索。而相对于商鞅对愚弄控制人民的“突破”性发明，苏格拉底的突破则包括了“哲学的突破”。这种“哲学的突破”不仅表现为启迪了希腊人的道德自觉意识，而且对人类的共同目标和道德精神的形成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苏格拉底之所以能自由地呼呼和思考，是因为他的祖国给他创造了这样的条件。
“民主”这个词的起源，是古希腊人用来形容自己国家政治制度的。这一付之实践的理想来自两三千年前的西方古典古代的民众，确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大事。
苏格拉底生逢雅典“黄金时代”（前461－前429年），他25岁时雅典与斯巴达签订30年和约，伯里克利一统“提洛同盟”。文化上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好戏连台，菲狄亚斯的雕像和波吕格诺图的壁画精彩纷呈，雅典一跃而成“全希腊的学校”。伯里克利的成功基础正是民主。他宣布：除军事财政之外所有的官职，均由公民抽签出任，海量激发了雅典民气。他完善的雅典国家机构成为“三权分立”的雏形。雅典最高立法机关为公民大会，每月召开3至4次，决定内政和外交大事，通过的议案经批准即成国家法律。
在此之前，梭伦改革已成为雅典城邦乃至整个古希腊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政治改革之一，为雅典城邦的振兴与富强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城邦民主政治的基础。梭伦改革将人民按财产分为四个等级，各自拥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设立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以分贵族会议之权。到公元前508年，克利斯提尼改革将全国划分为十个地区，每个地区选50人，建立五百人会议，其重新划分选区的目的在于抽掉一些贵族势力的基础，“以便让更多数的人可以参加到政府中来”；公元前487年的执政官选举方式改革，打破了贵族操纵选举并大大削弱了贵族垄断高级官职的局面。到公元前480年，又废除了一切关于行政官职任选的财产限制，规定每个公民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公元前462年，民主派领袖厄菲阿尔特改革，剥夺了贵族会议的绝大部分权力，此后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五百人会议成为最高行政机关，而贵族会议则从国家权力的峰巅跌落下来。同时，执政官不再兼任法官，原享有的大部分行政权力亦被剥夺。至此，雅典的民主政体基本完成。
与此同时，在雅典对官吏的监督制度也颇为严密。官吏从当选到卸任，总共不过一年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他首先要接受资格审查，以执政官为例，其任职资格先由五百人会议审查，发现问题，就要提交法庭裁决。其二是信任投票，在五百人会议的每一个主席团任期内，公民大会都要对执政官和将军举行信任投票，看其是否称职。如果多数公民对某一官员投不信任票，他就得去法庭接受审理。由于主席团为十个选区轮流组成，任期各为一年的十分之一，所以一年中就有十次这样的信任投票。最后是卸任检查，每个官员任职期满，都由专人（查帐员和助理员）对其在职期间的行政活动和经济帐目进行审查，如发现有违法行为，就送交法庭裁决。
虽然说，要求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力上一律平等的理想是难以做到的（按：就是在今天也做不到），但西方古代社会毕竟将它作为理想提了出来，而且在付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出一些有关制度与法律，不管其民主制完善程度如何，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
而在战国变法中我们看到，魏文侯在改革中能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延揽人才，以翟璜为上卿，李悝为国相，西门豹为邺令，吴起为西河守，乐羊为大将，……使国势蒸蒸日上，一时雄冠海内。齐威王在改革时也同样重视各式人才，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淳于髡主客，孙膑为军师，尤其是设立稷下学宫，招揽饱学之士，使其进退自由，一时“群臣进谏，门庭若市”，也使国力激增，强于诸侯。它给后人留下了在君主“人治”统治模式下一些颇为诱人的景色，这种“人治”经验虽也可套以“开明”、“仁政”之桂冠，然其不存在丝毫的“民主”制度之内涵，而终被纳入专制统治的轨道，成为其特定时期的一种补充，只能昙花一现而没有多少生命力。
在逐步建立起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中，君主开始独揽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立法、司法、监察等大权，直接导致秦代“皇帝”制度的产生。皇帝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专断一切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主要由皇帝任命，并必须无条件地效忠于皇帝，按皇帝的命令办事，而皇帝却几乎不受任何权力、法律的监督或约束。以皇帝独裁专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持续了两千余年漫长岁月的稳定统治模式。
在君主专制日益残酷统治之下，民众不要说批评君主，就是议政的权利都是被剥夺的。考核官吏的“上计”制度，也只是向君主负责，决非受民众监督，更无须民众的信任投票。朝廷专门设置的有关监督机关，监视的是全国民众乃至百官，直至进行残酷的杀戮。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主要为皇帝的爪牙，震惊天下的坑儒惨案，便是由御史一手承办的，实质上成为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在法家实行“轻罪重刑”统治政策之后，民众完全被残酷的法网所控制。
商鞅变法以完备君主专制政体为其主要宗旨，在宗法等级的基础上进一步用峻法酷刑贬压民众的社会地位，不存在一星一点的民主共和制度的有关因素，从而中国古代没有一个人懂得什么叫“民主”！所有的人，只要一生下来就是君主的子民，非但没有独立的人格，且其人性被专制统治极大地扭曲，个人的创造力被不断限制与扼杀。以后的所谓汉唐盛世，主要是吸取乱世教训，采取调整部分统治政策的结果，这类调整是浅表性的，“盛世”也是短暂的，根本不能扭转它一步步走向专制深渊的发展趋势。
不论是苏格拉底代表的古典民主体制，还是商鞅代表专制独裁统治，它们其实都蕴藏了走向更加民主科学的未来之可能性。但遗憾的是，并非世界所有民族的文化中，都先天地蕴涵着向这个方向演进的决定性基因。中国古典政治文化不但示能产生制度转型的内在动力，相反却具有了使政治专制性不断累积发展的强烈趋向，这种差别的最终结果，就是造成严复后来所说“中国之是非，不可与欧美同日而语”。
中西上古社会完全不同的政治改革道路，决定了苏格拉底和商鞅的不同思想观念和个人作为。至于在他们身后数千年来人类大同小异的悲喜剧，俄国著名作家果戈里有过生动的描绘：
“世界上有多少错误，人们今天看来，怕连小孩子也不会犯的。人类在追求永恒真理的过程中，撇开康庄大道不走，却走了多少弯曲的、狭窄的、走不通的绝路！……他们甚至……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跑到走不通的草莽丛中去，要互相欺蒙，受着鬼火的引诱，最后走到深渊旁边，惶恐地你问我，我问你：‘出路在哪儿？康庄大道在哪儿？’”（《狄康卡近乡夜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