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托马斯·潘恩：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革命者
现实版的“动物农场”
农场里的一头猪（OldMajor）在提出了“人类剥削牲畜，牲畜须革命”的理论之后死去，若干天（准确是三天）后农场里掀起了一场由猪领导的革命，原来的剥削者——农场主被赶走，牲畜们兴高采烈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尝到了革命果实的甘美，农场更名为“动物庄园”并且制定了庄园的自由宪法──七诫。
但不久，领导革命的猪们发生了分裂。一头猪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此后，获取了领导权的猪拥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和越来越多的特殊待遇，逐渐脱离了其他动物，成为高高在上的特权阶级，最终蜕变为和人类完全一样的牲畜剥削者。鲜血换来的动物庄园理想遭到践踏抛弃，动物们重新沦落到被剥削压榨的境地。
这就是著名政治讽刺小说家奥威尔在其惊世之作《动物农场》中讲述的故事。
这部寓言体小说以惊心动魄的深刻阐述了这一真理：由于掌握分配权的集团的根本利益在于维系自身的统治地位，无论形式上有着什么样的光鲜口号，其最终结果都会与其维护社会公平的基本诉求背道而驰。夏志清教授认为：“西方文学自《伊索寓言》以来，历代都有以动物为主的童话和寓言，但对20世纪后期的读者来说，此类作品中没有一种比《动物庄园》更中肯地道出当今人类的处境了”。
那么，假如这个“农场”中有一头品质高尚、自始至终坚持理想的“正义之猪”呢？
托马斯·潘恩，就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革命者。他不甘于让革命消沉于平庸的利欲，更不忍滥觞于残酷的血腥。他对革命的清醒认识与狂热信仰，让他在革命中脱颖而出，却又最终却被革命一次次牺牲、抛弃。
潘恩的名字就有着某种宿命的悲剧色彩。他幼年失学，屡遭失业和饥饿的威胁。为了抗议英国贫富不均的严酷社会现实，他把自己的姓写成“Pain”（“痛苦”）。潘恩出生于美洲独立革命与大陆革命之际，可谓正得其时。这个英国的激进分子，法国的革命战友，美国革命的指路人，纵横驰骋于三个国家，用一支如椽巨笔鼓吹革命、宣传革命、捍卫革命，成为各国革命领袖的挚友，并立下汗马功劳。但又正是这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潘恩，在革命成功后，被自己的“战友”罗伯斯庇尔抓捕，被华盛顿抛弃，被英国人唾弃，受尽了命运的愚弄。没有一个人在他那个时代参预了那么多的重大事件，没有一个人的作品在他那个时代赢得过那么多的读者，但也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被同时代人遗忘得那样快，以至连遗骸都下落不明，至今无人知晓。
1776年1月，美国独立战争已经打响九个月，北美大陆风起云涌，但是人们的思想意识还是一片混乱。许多人对于和英国达成和解抱有很大的幻想。在杰斐逊起草的《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的公告》中，也说“（我们）并不怀有野心，想要同大不列巅分离和建立国家”。在7月8日的致乔治三世《最后的请愿书》中，急切希望恢复与英国之间的“原有和谐”。
“国王仁慈，议会暴虐”的看法不仅在民间，甚至在军队中都很普遍。华盛顿每天都带领大陆军紧张战斗，但他们只反对议会而不反对英皇（有点内似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革命前途一片懵懂茫然。以至于出现了这样可笑的局面：当英王四处调兵遣将围剿大陆军时，华盛顿和他周围的军官们却在前线的晚餐中“为英王的健康干杯”。这种蒙昧怯懦的不智之举，直到1776年1月10日潘恩写出《常识》才结束。
这一年，潘恩经富兰克林介绍，移民到北美殖民地才刚刚一年多。但他对这块土地的认识了解却高于常人。当华盛顿和他的战友们还没有下定脱离英国独立的决心时，潘恩在《常识》这本不过五十页的小册子中，彻底打破了人们对于英王乔治三世的幻想，揭露英国政治的腐败。他诅咒“乔治三世只不过是大不列颠皇家畜牲”，是北美事件的首恶之源，要为英国在北美的行为负最主要责任。潘恩的观点如此惊世骇俗，又激动人心：
“被杀死者的鲜血及造化的啜泣声在喊着：现在是分离的时候了。甚至上帝在英国和北美之间设置这么远的距离，也有力地而且顺理成章地证明，英国对北美行使权力这点决不是上苍的意图……”
“如果你遭了殃，你还能同凶手握手言欢，那么你便不配被称为丈夫、父亲、朋友和情人，并且不管你这一辈子的地位和头衔如何，你都是个胆小鬼和马屁精……”
小册子在广大人民中引起了强烈共鸣。潘恩的思想和名言被人们奔走相告：“啊，你们这些热爱人类的人！你们这些不但敢反对暴政而且敢反对暴君的人，请站到前面来！”
潘恩在自己的作品中呼吁：“只要我们坚持不懈，不屈不挠，我们就有希望得到光荣的结果。胆小怕事，屈膝投降，其结果只好悲惨地接受各种灾祸。”
潘恩喊出了许多人想喊而没有喊出来的话：“独立”，“独立”。
《常识》一出，震聋发聩，犹如划破黑夜的枪声，成为美国独立革命的教科书。《常识》在只有250多万人口的北美殖民地很快就发行了50万册，但作者潘恩却没有因此收入分文，依旧清贫如故。因为他拒绝接受任何稿费或版税，只为了这本书能够节约成本，低价印发，得以让并不富裕的人民广泛购买和阅读。当时200万北美居民中几乎每一个成年男子都读过或者听过别人谈这本小册子。在许多大陆军士兵的背囊中，都有一本读得皱巴巴的《常识》。一家英国报纸惊叹：“《常识》无人不读。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改变了态度，哪怕是一小时之前，他还是一个强烈反对独立思想的人。”
这本小册子成了人民内心思想的表述，在当时的北美殖民地广泛流传。在两三个月之内，“独立”这个原本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词成为每个北美人的口头禅。华盛顿将军在写给朋友约瑟夫·里德的信中这样说到：托马斯·潘恩《常识》中正确的原则和无可辩驳的推理，让所有人对独立的正确性深信不疑。至少从《常识》发表之后，华盛顿及其战友，再没有再为英王的健康干过杯。华盛顿后来非常诚恳地说：
“《常识》使得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独立和自由的精神在我们心中沸腾起来，我们不能屈服作奴隶，不能任人压迫和宰割，我们决心与这样一个不公正和不道德的国家断绝—切关系。”
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前，潘恩已经通过自己的著作，让《独立宣言》将要表达的思想变成了人人理解的“常识”，普遍地深入民心。是潘恩的言论坚定了大陆会议代表们的决心，是《常识》加速了《独立宣言》的诞生。潘恩不仅为战争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战后的共和之路指明了方向，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美国的思想之父。时过200多年，历史学家仍在称赞这本书：“1776年《常识》一书把国王和议会的权威撕成了碎片，……从那以来，除《汤姆叔叔的小屋》外，在美国，再也没有一个出版物曾发生那样巨大的反响”。
《常识》出版后，潘恩投笔从戎，加入格林将军的志愿部队，上前线作战。1776年8月，英军在长岛登陆，继而占领纽约。美军屡败，士气低落，战局危急。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潘恩应华盛顿请求，又一次拿起了他那犀利如剑的笔。在行军途中，他屈着膝盖在一面行军鼓上连续写就多篇战斗檄文，鼓舞士气：“这是磨炼人的灵魂的时候……暴政同地狱一样是不容易征服的。但我们可以安慰自己：斗争越艰苦，得来的胜利越光荣；得来的胜利越便宜，赢得的尊敬就越小”。
那些激动人心的滚烫语句，如同流星划过长空，照亮人们的心灵。华盛顿命令集合全体官兵，在军前大声朗读这些战斗的宣言，一时士气大振。1776年圣诞之夜，在潘思檄文的激励下，美军一鼓作气，连夜渡河作战，取得了特仑屯战役的辉煌胜利。
革命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按道理象潘恩这样的元老应该受到最崇高的礼遇。然而，潘恩太纯粹了。就像就秦惠王抛弃商鞅一样，美国人也抛弃了潘恩。潘恩清醒地看清了革命的前景，却没能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前途。他一路仰望天上的星星，却一不小心跌进路边的深井里。他更适合做一个信仰坚定的战士，而不是一个圆熟老练的政客。他的纯洁信仰与献身精神，容不得半点儿蝇营狗苟。他为美国预言了全部未来，但他自己却被美国抛弃，成了革命的弃儿。
1777年，潘思被任命为大陆会议外交事务委员会秘书。在那里，他与美国驻法商务代表塞拉斯·迪安等人发生冲突。他不能容忍那些人利用法国援助假公营私的行径。1778年12月4日，潘恩在报纸上揭露迪安渎职谋私的丑闻，引起轩然大波。
但是潘恩太天真了，他的远见卓识可以洞见革命形势的走向，却不能让他规避政敌的无耻心机。他根本不是迪安等人的对手，遭到一番羞辱之后，他只得被迫辞职。不仅如此，他还因此深陷谣言的包围之中。次年2月，法国驻北美使节向大陆会议递交抗议书，抗议潘恩暴露了法国军援的秘密，要求大陆会议“对目前的状况采取合适的措施”。国会为此辩论不息，风波持续了一年多。1779年2月9日，潘恩被迫提出辞呈。在辞呈中，他悲愤地说：
“我并未辜负信任，因为我所从事的一切都是忠诚于公众利益。我并未泄密，因为我并未说出什么我认为称得上是秘密的东西。我确信迪安犯有罪恶，我唯愿自己已克尽职守。”
迪安事件是潘恩在美国命运的转折点，他的信誉受到莫须有的巨大打击。美国上层社会幸灾乐祸地讥笑说：“他升起象一支火箭，坠落如一根拐杖。”
潘恩被美洲大陆会议排挤出来之后，生活陷入困窘，美国革命的胜利丝毫没能改变他的境遇。当这个国家陷入难产即使夭折时，是他亲自为它接生；而当这个国家人人都在论功行赏时，他却成了一个可怜巴巴的失业游民。1783年11月，他不得不投书纽约州议会：
“我不谙经商，亦无地产。我从另一个国家流亡出来后，并未置办另一份家业。有时我不禁自问，我比一个难民究竟好多少？最可悲的是，我这个难民曾为这个国家竭忠尽智，却得不到一丝好报。”
经他抗议，国会才同意给他一笔补贴，又经过两年多反复辩论，国会才确定补贴金额为3000美元，使他得以勉强维持生计。
潘恩这样的天才不会轻易倒下，命运还会给他机会。
从座上宾到阶下囚
不久，法国爆发了革命。法国革命者也像1776年初的北美革命一样，不知道将要走向哪里，一度陷入迷茫之中。潘恩再次出山，大显身手，写出了重要著作《人权论》。他冲破了当时笼罩于整个西方先进思想界对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迷信，站在比任何同时代人都高的制高点上，扫除了法国革命同志的疑虑，给当时还处于摸索状态的法国革命指明了共和主义的崭新方向。
《人权论》一如当年的《常识》，一经出版便风靡天下。在法国，它成了革命的号角。罗伯斯庇尔在自己的刊物上全文转载《人权论》，并盛赞潘恩是“人类权力最雄辩的辩护者”。紧接着，法国议会授予潘恩荣誉国籍，法国四个郡相继推举潘恩为国民代表。潘恩被认为是“人民之友”，连拿破仑也盛赞他为“一把共和国的火炬，一切传奇中最伟大的人物”。1797年秋天，潘恩出狱后，拿破仑专程来访并告诉潘恩：在他的枕下总有一本潘恩写的《人权论》，每晚睡前他必读。拿破仑专门宴请潘恩，席间他说：“世界上每一座城市都应为潘恩树立起一座金质雕像”。
但在潘恩的祖国英国，却完全是一派相反的气氛。《人权论》及其影响激怒了庇特内阁。他们不允许数百年政治体制和历史传统受到一个来自底层社会的思想家公然挑战，庇特说：“若放纵潘恩的主张，我们必将有一场流血的革命”。1792年6月8日，英国政府指控潘恩犯有煽动叛乱罪。不久，英伦三岛出现官方煽起的反潘恩狂潮，街上开始烧毁潘恩的模拟像，潘恩又一次被民主政治的阴谋击中。
9月13日，潘恩在友人的劝说和帮助下，连夜流亡法国。当时的形势十分危急，如果潘恩晚20分钟通过海关，就可能被警方抓捕，最终落得托马斯·莫尔（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乌托邦》的作者，因反对英王亨利八世而被处死）的下场，囚死在伦敦塔中。
初到法国时，潘恩受到了法国人民的热情拥戴。9月13日，当潘恩乘坐的邮船进入法国加莱港口时，军舰上礼炮齐鸣，沿岸爆发一片欢呼声。当他踏上法国土地时，士兵夹道欢迎，淑女上前献词，官员和他拥抱，市民则冒雨迎立在街道两侧，高呼“潘恩万岁！”9月19日，潘恩抵达巴黎。20日晚，进入法国议会。所到之处，那种法国式的亲吻和拥抱总是如潮涌来，把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弄得疲惫不堪。10月11日，国民公会选举组成起草新宪法的九人小组，潘恩得票第二，光荣入选。从此，他卷入了法国大革命的风暴中心。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远为潘恩所始料不及。法国革命阵营各怀心事党同伐异，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针锋相对。法国革命力量迅速分化成两派，一派是吉伦特党，由一些体面的理性的革命家组成，颇富教养，政治主张相对来讲更为温和稳健；一派是雅各宾党，是一些狂热的充满激情的革命家，把革命当成以暴力手段改天换地的舞台，政治立场更加激进。最后，吉伦特党最终全军覆没，雅各宾党领袖罗伯斯庇尔独揽大权，革命彻底变成一场血腥运动。
潘恩是位人道主义者，在政治理想上较为激进，在政治斗争中却较为温和。他的感情与无休止的暴力格格不入。在是否处死国王的争论中，他站在吉伦特党一边，反对处死国王。但这个选择却让他第二次面临生命威胁，而且比从前那次危机更加严峻，那次他侥幸脱身，这次却锒铛入狱。
雅各宾党人的字典中没有宽容二字，罗伯斯庇尔翻脸远比翻书来得更快。恐怖统治时代的雅各宾党人，骨子里就像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他们残暴的激情也同样惊人。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指导思想，认为群众对“压迫者”和“革命的敌人”实行政治上的极刑是神圣的权利。那时在这一派人中流传的口号是：“要么是我的兄弟，要么就去死”。
当罗伯斯庇尔发现这个先前坚定的革命战友，竟然是一个拖泥带水“首鼠两端”的“保皇派”时，便毫不留情地挥出了革命的铁拳。1793年12月28日，潘恩被捕入狱。在雅各宾专政的恐怖时期，被捕入狱，就意味着脑袋已经寄存在断头台边的篓子里。
可笑的是，就在潘恩被雅各宾人打入死牢的时候，英国也在对潘恩进行缺席审判。在法国，潘恩被当作雅各宾党人的冤家吉伦特党来处理；而在英国，潘恩又被当作一个雅各宾党人遭到起诉。真可谓四面楚歌，里外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