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第一次蒙冤被弃是从上海到“苏区”。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苏联人米夫成为他的顶头上司。米夫其人，才学平平，但政治野心却极大，虚荣心也极强。他要求中共最高领导层不但要绝对听命于他，还要在理论上绝对崇拜他，要视他为救世主。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连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说：“我和瞿秋白双方都觉得米夫锋芒太露，有操纵中共的野心”。而生性耿直坦率的瞿秋白也不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专家”，两人嫌隙日增。瞿秋白的书生意气使他在忍无可忍时，干脆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这陡然增加了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
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米夫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的就是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刚刚加入中共的王明，就有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野心。1927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王凡西，在他的《双山回忆录》中这样评价王明：“陈绍禹（王明）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工于心计，能玩弄无耻手腕的政客。”王明想依靠米夫的提携，获取中共最高权力；米夫更想通过对自己言听计从、俯首帖耳的王明控制中共，成为中国革命的“总设计师”。这还不算，以学者和理论家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米夫，自诩为中国问题“专家”，一心想在精神意义上成为中共的偶像。而瞿秋白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权威，是挡在米夫前面路上不易推开的一块大石。米夫可以轻易改变瞿秋白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但要推倒作为理论权威的瞿秋白，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正因为如此，在六大上将瞿秋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边缘化后，米夫觉得还远远不够，还要进一步在思想和肉体的层面上摧毁瞿秋白。（王彬彬：《瞿秋白胞弟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权力斗争？》）
为了在政治上让瞿秋白出局，米夫对他进行长期的批判和迫害，尤其是在政治上予以闲置和抛弃。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扶持其门徒王明一伙上台，他们拿来开刀祭旗的第一个人就是瞿秋白。他成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活靶子。尽管瞿秋白在会上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此前的三中全会和政治局所犯的“错误”，但王明等仍毫不留情地将瞿秋白逐出了政治局。他们采取“去瞿留周”的策略，在会上宣布对周恩来“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而对瞿秋白则穷追猛打，欲彻底批倒批臭，两次强迫身患肺病的瞿秋白写声明书，公开承认强加给的莫须有罪名。四面楚歌中，李立三、张国焘、黄平等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一时竟也无情地翻脸，一起莫须有地指控瞿秋白搞“小团体”，用“两面派”手段在党内进行了“国民党式的反党斗争”。（这怎能不使瞿秋白哀叹“每一个人的脸都看厌了”！）
面对这样过火的处理，生性坦诚的瞿秋白依然忍辱负重，甚至深为自己不能看出要立三路线危害之严重而感到内疚，他真诚地认为只有自己来承担责任才能在政治上起到教育作用。因此，他表示赞同远东局的处理意见，并检讨说：我的退出，绝不是自责似的退出，而是在政治斗争上的需要。他郑重地表示：这次调和主义的错误责任，在政治局里面，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立三路线，亦可叫他做秋白路线”（《瞿秋白文集》第7卷，第124—125页）。但是这种过份的自我批评，只能给新的中共中央以更多不信任他的口实。
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正如他自己回忆的那样，他很快“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但对瞿秋白的清算远没有结束。米夫和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始秋后算账，对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的表现做出决议，指责他以派别行动对王明等人实行压迫，对共产国际的清党表现动摇，对共产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等等。一顶顶唬人的帽子向瞿秋白压来。失去话语权的瞿秋白欲辩不能，只得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对所有的指责全盘照收，承认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甚至违心地承认自己陷入了“派别斗争的泥坑”。
瞿秋白被赶出政治局后，贫病交加，王明中央一个月仅发给16.7元生活费，远低于上海工人的一般工资，仅能勉强糊口，更何谈治病，实际上是欲置秋白于死地。本来，米夫、王明把瞿秋白从政治上踢出局后，就希望他从此销声匿迹，自动退出革命舞台。但瞿秋白这样立志献身革命的共产党员，不可能只关心个人的进退荣辱，不可能真正脱离政治归隐田园。他并未对革命前途灰心失望，而是照样满怀热情，不断在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杂志上发表文章，谈论革命斗争的策略问题。于是，“党内同志”抓住文中个别用辞不够确切的地方大做文章。1933年9月22日，已从上海迁到江西“苏区”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瞿秋白再次进行严厉的政治打击。“决定”指责瞿秋白发表的这些文章是“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声色俱厉地指责“在客观上，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号召对他要“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批判。在小组批判会上，力主其事的中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对瞿秋白蛮横地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瞿独伊：《忆秋白》，第231页）
一个立誓为“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而奋斗终身的人，却在革命阵营中成了“过街老鼠”，成为一个“生命没有寄托的人”。这使本已处于自责和负疚中的瞿秋白更加迷茫，更增痛苦。后来在《多余的话》中《何必说》一节中，他悲愤地写道：“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下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一个凄凉浸骨的“拉”字，含有多少悲愤和无奈之情啊！
临近年底，中共中央派人向瞿秋白宣布了派遣他去江西苏区的决定。有人劝瞿秋白以身体需要调养为由拒绝前往，瞿秋白“有些怅然”，“沉吟了片刻”，说：“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他当时体弱多病，只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即允许相爱甚深的夫人杨之华同赴苏区以便互相照顾，但却被莫明其妙地拒绝。当时有同志实在看不惯，要为瞿秋白申冤叫屈，他马上制止，不准为他这样已经挂了“号”的人再去作无谓的牺牲。这个时候的瞿秋白，简直是太窝囊了。然而如再表示半点不满，那就更没法活了。（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第600页）
早把命运交给了“革命”的瞿秋白，自然只能只能老老实实地被“革命”牵着走。既然这是“党的”的安排，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1934年1月7日，在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瞿秋白永别了妻子杨之华，踏上了去苏区的路。
去留心绪都嫌重
谁能想到，受挫落魄之前的瞿秋白，原本少年得志，一帆风顺。他在党内多年担任领导职务，深受共产国际的信任重用。在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内，他几乎是唯一的俄语翻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高度评价瞿秋白，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内除了陈独秀、李大钊外“最好”的同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内“唯一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由于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他很快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可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他成为落败者，而今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只能被“发配”到苏区搞点教育工作。这个时候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博古）为代表，留苏学生已经占据中央苏区各个权力部门的领导岗位，瞿秋白自然更不受重视。
我常常怀疑瞿秋白这种革命者，就是传说中那只不知疲倦的荆棘鸟，它一生休息的时刻，除非是它停止飞翔的那一刻，也是死亡的那一刻。换了别人，经受这么多打击挫折也许早已心灰意冷，偃旗息鼓。可瞿秋白心中的哀怨情绪很快烟消云散，重新燃起对革命真纯而炽切的热情。离沪后半个月，妻子杨之华收到瞿秋白托人带给她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到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这密语里的“老家”、“天堂”，显然都是指瞿秋白即将到达的中央苏区。寥寥数语，瞿秋白对离沪赴赣的欣喜、对革命根据地的向往之情溢于言表。
瞿秋白进入中央苏区后，担负起中央执委会委员和教育部长的职务，并兼任了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从革命的最高领袖转变为摇旗呐喊的马前卒，他并没有因为职务和地位的贬谪而自我放逐，反而以高涨的热情做着党交给的一切工作，内心十分愉快，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赞扬。这是他一生难得的清闲而充实的时光。
然而革命永远没有安逸的“天堂”，只有斗争中残酷的现实。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军事严重失利，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决定高层干部“走留”问题，因为高度机密当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所以关于瞿秋白是否被“扔包袱”留在苏区，才导致最后被捕牺牲的问题，直到今天学者们仍然各执一端，争议丛生。
从当时实际情况看，“走”和“留”都确实面临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都担当着艰巨的任务。“走”，要率领8万红军从敌人铁桶般的围困中突出去，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需要浴血奋战、风餐露宿，而红军要在漫漫长途中寻找一块新的根据地立住脚，更可谓前程难料，凶吉未卜；“留”，当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到处腥风血雨，一片白色恐怖气氛。而且中央还赋予留下来的同志十分艰巨的任务：他们要牵制敌人、开展游击战争，时刻准备迎接大部队相机反攻，杀回老家。任务如此艰险，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许多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准备牺牲自己的”。
所以实事求是地说，走和留都是革命需要，都面临艰难的抉择。因而林伯渠在告别留下来的老战友时，在其诗《别梅坑》中也不由自主地发出“去留心绪都嫌重”的慨叹。
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了最高决策机构，决定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在迄今为止可以查阅的史料中，虽然没有确切证据支持“走留”名单被用来进行了一次“清洗”行动，但当时大多数人都希望有“走”的机会，都愿意跟随主力红军杀出重围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陈毅当时刚刚做过手术，剧痛难忍，但是被留下来的消息令他更加难受。他当即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红军总司令部，找到朱德请求和红军一起走，朱德无奈地表示个人同意他走，但也只有向上反映他的意见。而这一来便没有了下文。红军转移出发前，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用的布鞋、背包、马袋子以及冬服等物资，就去领取毛泽东的那一份，但是负责物资发放的一位姓刘的干部却供给单名上就是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单。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毛泽东也曾被列入留下来的干部名单。当博古提出把毛泽东留下后，周恩来反对的态度异常坚决，博古也担心毛留下来重打锣鼓另开张，毛才得以跟随大部队一起长征，如果当时他被留下来，结果就很难预料了。（王树增：《长征》，第69—70页）
那么，瞿秋白最后被留在苏区，是否非其所愿？他是否是以被抛弃者的身份为革命而殉道呢？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核心，是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发表于文学杂志《钟山》2007年第3期的一篇文章《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
王彬彬认为瞿秋白被害原因是博古趁机要“把瞿秋白扔掉”，以达到其“根本解决”、即“从肉体上慢慢消灭他”的目的，于是“瞿秋白就不得不留下来了”。他的看法是：“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既如此，博古当然不会同意瞿秋白走，博古当然会把瞿秋白扔掉。”其理由是：“既然瞿秋白是死敌，既然令其离沪来赣就意在从肉体上慢慢消灭他，那么，现在又有了这样一个‘根本解决’的机会，又怎能放过呢？”
这篇文章引起了强烈争议。当年是博古的老部下黎辛、党史研究专家曹春荣以及裘真等人纷纷撰文严辞反驳，认为王彬彬一文完全是凭空捏造，不符史实，归结起来理由有几点：一是博古中央将瞿秋白留在苏区是出于公心，因为其间决策理由正确，组织程序正当；二是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瞿秋白当时主管宣传，还主编《红色中华》，而掩护红军秘密撤离需要正常出版报纸以迷惑敌人，瞿秋白一旦辙离，他的工作别人很难替代；三是瞿秋白被留下，还有他自身的原因，就是他身患肺病，健康极差，难以承受长途跋涉的艰难险阻、战事袭扰。留下他只是权宜之计，中央原是要准备让他潜入上海去工作和治疗的。
双方的观点似乎都不无道理，但我觉得争论的焦点主要还是混淆了瞿秋白“应不应走”、“愿不愿走”、“能不能走”这几个问题上。这样全方位兼顾分析瞿秋白的主观愿望、当时的客观实际以及博古中央的真实意图，才有可能还原事实真相。
瞿秋白：应不应走、愿不愿走、能不能走
首先，看瞿秋白“应不应走”。
瞿秋白是一位公众人物，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经常来往于广州和上海之间，和国民党各方面打交道。他在黄埔军校作过演讲，黄埔的将领都认识瞿秋白。就是说，一旦留下他随时可以被敌人辨识出来。
瞿秋白当时确实身患重病，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常咯血，热不止且风难禁——让这样一位重病缠身、难以自理的病人留在大兵压境的严酷环境打游击，显然凶多吉少。王彬彬所说让瞿秋白留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苏区，“无异如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生还可能性十分渺茫”，并不为过。
如果说是因为瞿秋白患了病才把他留下来，显然有些牵强。当时毛泽东也身患疟疾，憔悴不堪，大部分时间不得不骑马，可还是照样随军行动。长征开始时贺子珍已有几个月的身孕，也挺着大肚子上路了。瞿秋白难道就不能带病坚持长征？如果说把瞿秋白留下来是为了让他今后秘密转道去上海治病，也不确切。治病的提议是直到“1935年2月项英接到党中央的电报后，研究改变斗争方式和部署，确定分局只保持项英、陈毅、贺昌三人的集体领导，其他领导立即分散转移，去各地领导斗争，有病的去就医。1935年1月党组织决定瞿秋白、何叔衡转移到上海就医……”（王辅一：《项英传》第187页）
至于是否因为瞿秋白身患重病无法随军长征，当事人之一的伍修权后来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