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宜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样牺牲的。事实证明，象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军，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伍修权同志回忆录》，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
从另一方面可以反证瞿秋白是因患病才被留下的理由不能成立的是，1933年4月，王稼祥遇敌空袭被炸穿了肠子，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长征开始时，王稼祥是腹部插着管子，坐着担架开始行军的。过雪山草地时，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难以想像的毅力，成为全程坐着担架走完长征的人，成功到达陕北。而就在长征初期，毛泽东也因生病坐上担架行军，和王稼祥一路同行还在担架上统一了思想，这才有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后来王稼祥回忆说，随军长征才保住了性命，如果留在苏区，一旦沦陷时断无生路。可见，连王稼祥拖着那么严重的病躯，也走完了长征全程，瞿秋白也不见得就经受不住长征之苦。
其次看瞿本人“愿不愿走”。
2009年3月，党史研究者曹春荣撰写文章《历史岂容任意涂抹》中，根据瞿秋白在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忠实积极、奋不顾身地履行自己职责的实际表现，从侧面否定了王彬彬教授关于瞿秋白“不得不留”的说法，斩钉截铁地认为瞿秋白“出自他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终将胜利的信心”，完全是自觉自愿留下来坚持斗争的。
仔细琢磨，曹文在细节上都对，整个看起来就错了。曹先生的论据看似逻辑严密，冠冕堂皇，却首先无法解释他自己文章中的一句话：
“……面对吴亮平为瞿秋白留下说情，张闻天也说过，瞿秋白被留下，‘这是中央局大伙决定的，他一个人说没有用’”。（吴黎平：《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它）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瞿秋白自己主动愿意留下来，还用得着这么多人为他要不要留下来“说情”吗？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张闻天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
“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时任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同志（即上文之吴黎平）回忆说，到了快要长征的时候：
“在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向大家说明当时战争的情况，以及为什么红军离开苏区进行转移；他要各部领导做好撤离苏区前的组织工作，会上提出到哪些部长和部队一起长征，其中却没有包括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我在会场上小声地问了一下毛主席，为什么不让瞿秋白同志走。毛主席告诉我，他在中央局的会上对他们（当时中央掌握实权的同志）说过，他们不同意。”（《回忆张闻天》）
会后，毛泽东确实找过博古，结局是毛自己所说：“我的话不顶事”。之后周恩来也找到博古，建议他就瞿秋白的问题“再郑重考虑一下”，而博古坚持说瞿秋白患有肺病不适宜长途行军。最后，瞿秋白自己找到了博古，但任凭他怎样请求，博古仍是无动于衷。（王树增：《长征》，第67页）那一瞬间，瞿秋白明白了，把他留下，实际上就是任其自生自灭，并不会管他个人的意愿如何。
瞿秋白能不能走是一回事，本人愿不愿走却是另一回事。如能其本人坚持走而最终只能“留”，那就要问一问其中到底是何原因？
瞿秋白留在苏区的真相
反驳王彬彬观点的几位学者都提出，瞿秋白留下来是通过正当组织程序决定的，是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集体研究决定的，这个高级干部的留赣名单不能轻易改变。但从上文所引的资料看，同意瞿秋白走并为他说情的有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吴亮平等人，而现有资料表明反对的只有博古一人。但长征开始前，有人主张将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留下，因为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坚持，他们也参加了长征。我们姑且相信博古确实如其老部下黎辛如言“是一个很讲组织原则的人”，可这个原则为什么到了瞿秋白这里就一点变通的余地也没有呢，明明摆着那么多人为他说情，博古顺水推舟也说得过去呀！后来延安整风的时候，关于中央苏区人员去留的问题，瞿秋白之妻杨之华同志对博古提出批评与质问，博古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干部以后（有）遭受牺牲，这是我（应）负责的”。
可以想见，此时“左”倾领导者把他们任何一位不喜欢的干部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都可以说是“革命事业”的需要，都是有着堂而皇之理由的。因此我赞同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观点：“他（瞿秋白）自己也希望能够跟着队伍走，但是还是把他留下，实际上就是让他听任命运的摆布，实际是听任国民党的围剿大军的摆布，说不好听的话就是借刀杀人”。（2009年6月20日凤凰卫视《瞿秋白：多余的话》）反观整个苏区内，此时瞿秋白作为刚刚才在上海犯过错误的“待罪之身”，留下来“戴罪立功”，理所当然。在残酷的政治游戏中，瞿秋白虽然已经出局，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对角逐者的抛弃过程就已经结束了。中国历来的政治斗争中，“前朝旧人”的命运如出一辙。
黎辛先生认为，对于博古这样的人，“不能说一个人只要犯了路线错误，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就都是错的，甚至都是别有用心，就可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他的一切行为的动机”。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这一点我也同意。也许瞿秋白最后被留在苏区，责任并非完全在于博古一人，毕竟这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讨论决定的。但从苏联时期起，“党内同志”就一次次地想置瞿秋白于死地，这一次他仍然是在处于弱势无援、壮士赴死的情况下，才被俘就义的。不管有多少人事后诸葛亮般的解释，何以能洗清瞿秋白被留下“打游击”是假，“甩包袱”是真；“革命需要”是假，“借刀杀人”是真？曾跟毛泽东作过长谈的冯雪峰就回忆说：“毛泽东曾气愤的说‘将来要跟他们算帐，为什么不把瞿秋白带到长征的大队伍去！’”1936年9月1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针对王明的宗派主义这样尖锐地批评道：“瞿秋白同志想走不带他走，这完全是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残余，这完全是要不得的，那时的宗派主义，那些行为是犯了罪的！”
吴黎平回忆，走留名单公布后，他请秋白同志到家里吃饭。瞿秋白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满腔悲愤地说：
“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学习与研究》，1981年创刊号）
当瞿秋白站在萧瑟的风雨中目送红军出发长征时，他把自己身边一位身强力壮的马夫换给徐特立，再三叮嘱他保重身体，同时还将自己的一件长衫送给冯雪峰作为纪念。他已经预感到，留下这些东西也没有用了。
瞿秋白此时的心境无疑是相当复杂的。在那时的共产党人中，瞿秋白是一个较为“儿女情长”的人。自己过去屡经挫折，饱受打击，不为身边的同志所信任，在此关键时刻仍然如离群的孤雁，被抛下单飞；现在目睹革命遭遇严重失败，和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们就要远走他方，今后是否得见完全无法预料；将来还要拖着沉重的病躯，在十面埋伏的苏区和数倍于己的敌人艰难战斗。胜负难料，生死难料，这一切，能不让他身心煎熬、意绪难平吗？瞿秋白是坚定的共产党人，尽管以组织的意志为最高意志，随时准备为革命献身，但他也是肉体凡人，而且是一位有着丰富情感的文化人。在如此悲伤苍凉的生离死别之际，还能不允许有一点自己的情绪波动吗？
而象曹春荣先生等人则站在神坛之下，一心想维护革命人物的“圣洁”。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革命不能沾染半点余念杂质，而只有大义凛然，光荣正确；革命者更不能多愁善感，而只能视死如归，无情如铁。但诚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言：“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表面上气壮山河，客观公允，实则其崇高的行文范式却往往适得其反，大而无当。“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以偏概全、曲解历史固然不对，故意穿靴戴帽、站在自以为正统的立场“正解”历史更是功利主义的表现。
那些一心想让革命人物变得“高大全”的先生们真是多此一举。真正的革命者不需要包装，更不需要粉饰。战士也有一腔柔情，但当冲锋号吹响，他们照样奋不顾身、一往无前。
送别了战友，瞿秋白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共中央出发前交给他一项重要的特殊使命。为严格保守红军主力突围的秘密，蒙蔽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要求《红色中华》照常编辑、出版、发行，并且报纸的版式、栏目、出版周期等都不变，一切照旧。由于部队撤走后严重缺乏人手，组稿、排版、校对等工作都困难重重。但瞿秋白时刻忧心红军撤离的安危，生怕因为自己的工作疏漏暴露了中央红军主力的行踪。他如同坚守战壕的战士，不顾咳血疲惫，一身几用、夜以继日地工作，仍然坚持《红色中华》每周出版两至三期。报纸的内容仍以报道战争通讯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到的各苏区的捷报，形成红军主力仍在苏区活动的假象，直到1935年1月中央分局正式决定转移时止。他不负党中央重托，虽艰难却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红色中华》在迷惑敌人视听，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作用。以致于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如梦方醒，急急忙忙闯入早已空空如也的中央苏区。
与此同时，瞿秋白还在紧张的战斗间隙，带领留下来的高尔基戏剧学校、工农剧社和红军学校的部分文艺战士，组成火星、红旗、战号三个剧团，分别进行巡回演出，鼓舞士气并帮助群众开展生产活动。当他拖着病弱之躯做着这一切的时候，他尽量不要别人照顾，反过来却常常努力帮助别人，因而受到大家的尊敬与赞许。
由此可见，瞿秋白愿意走，并不代表他不愿意留。但作为一名有着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他履行组织赋予的使命时毫不动摇，直到最后一刻，依然如同一头负重羸弱的老牛，拉着深深勒进皮肉的革命之车奋力前行。
瞿秋白是一位智商非常高的人，再加之长期残酷的革命斗争经验，使他内心深处并非不明白自己一旦留下来的悲剧命运。但对于瞿秋白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投身了“革命”，就意味着皈依自己永生的信仰。尽管“同一营垒”的人对他的所作所为玷污了他对革命的真诚，他自己所经历的许多事，也确实使他感到了某种深刻的失落，感到了自己对这种残酷斗争“政治”情感上的疏远和背离，与那个理想中的“事业”拉开了距离，但他却清醒地知道，自己必须在行动上与“革命”保持一致，他已经没有为自己重新选择道路的“权利”。既然总得有一批高干留下，那么让身患重病的自己留下来帮助中央实现预设的战略目标，尚可以避免其他同志的牺牲。
作为一位典型的文人参与到政治中去，瞿秋白屡次遭到排挤冷落直至最后牺牲。但中国传统士人的良知道义，和一个革命者坚定不移的人格操守，使他尽管怀着复杂伤感的情绪，依然以归于平静的心态走向苍凉的命运之路，把自己孱弱的身躯献上革命的祭坛。
“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1934年11月，原属“苏区”的长汀县城、瑞金县城、于都县城、会昌等相继失守。瞿秋白拖着发烧、咯血和浮肿的身体，随“留守”人员昼伏夜出、东奔西突。1935年2月下旬，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捕获。
在我们惯有的印象中，革命者一定都是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形象。然而看过瞿秋白照片的人，你会惊讶于他的文弱和秀气。他西装革履，文质彬彬，那圆形的框架眼镜背后，闪耀着温和敦厚的眼光。这位弱不禁风的男人，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位刚刚拂去粉笔灰的年轻教授，或者刚刚走下舞台的京剧演员。满身的书卷气，透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悲剧气质。
如果瞿秋白的骨头真像他的身体一样柔弱，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在他们的价值天平上，生命重于泰山而名誉则轻如鸿毛。与其说投身革命不如说投机革命，为了一己之利摇身一变向敌人投怀送抱。而瞿秋白如果是为着一己的名利，他完全用不着去发动和投身革命。他决不会因为贪生怕死而出卖理想和信念，成为革命的叛徒。退一万步说，即便在被敌人捕获时，尽管他对自己原有的追求理想产生深重的疑虑，但为着良心与名誉，他也绝不会出卖对自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和早已同床异梦的“同志”。在他的价值天平上，不但理想和信念远重于肉体生命，作为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名誉也比生命本身更重要。
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清楚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瞿秋白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可见其人之机敏。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
国民党对瞿秋白，有一个堪称漫长的劝降过程。他们只要瞿秋白肯明确地表示“悔意”，公开声明脱离中共，即可免死。国民党的劝降，可谓用尽心机，几番派“干员”从南京到长汀。特务们软硬兼施，威带利诱，却不能令瞿秋白半点心动。其间蒋介石急电三十六师长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瞿秋白的课，敬重他的学识品格，主动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瞿秋白死意已决，淡淡地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