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诚如学者吴小龙说，即使在理想受到玷污践踏，信念面临失落沦丧之时，任凭阴谋和权争扭曲着各种人格，造就着党内的“十足的市侩”之时，瞿秋白也绝不同流合污，更没有屈服认同，还要大声说出“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这也是瞿秋白正直文人的本质所决定的。他永远不可能为了政治利益背弃自己的良心，转化为卑劣政客和异化的政治动物——虽然在那种“党内斗争的黑幕”下，这种“政治动物”确实已培养出了不少：王明、张国焘、康生……
在共产国际的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安排王明接替了党的最高领导地位，瞿秋白被逐出了政治局。面对这样赤裸裸的权争，瞿秋白却在《多余的话》中说：“六届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我呢，象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均万担”。真正能把政治生涯中的失败挫折当成自我解脱的人，一定不会有对权力的无穷野心，也不会计较权力带来的是非得失。瞿秋白不贪婪，没有权势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他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内心修为和信仰操守。
这种亦儒亦侠的风范，在中国历史上不绝其人。当年项羽面对生的希望举起了一把自刎之剑，秋白却在将要英名流芳时举起了一把解剖自己的刀。他失去的是政治家的自由，得到的却是一个大写的人的尊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革命者的思想也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在经历了历史的悲剧之后重新认识了悲剧的历史，也逐渐对崇高圣洁的灵魂在面对历史祭坛时的悲剧性思考有了更深切的体悟和理解。或许，瞿秋白的英灵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告慰——恰恰如他在《多余的话》开篇引用的那两句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如果说他还有所求的话，所求的也就是也许有一天，有人能以一种真诚，一种深切的同情和同感来理解他的这一份“心忧”。当年他在狱中写下虽有忧伤但并不悲观的《卜算子》中有一句：“信是明年春再来，应该有香如故”，今天终于应验了。
在《多余的话》的结尾处，瞿秋白向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告别时，仿佛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豆腐是软弱易碎的，但瞿秋白终于没有被外力压扁，而是保持了洁白完整的外形。
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大仁者，虽九死犹未折。在人生定格的最后一刻，他将生命价值又推上了一层。
他们都是蒙难的圣徒
汉娜·阿伦特（1906─1975）是20世纪西方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在我看来，也可以称她为“黑暗时代”的思考者。
《论革命》（1963年）是阿伦特一部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她分析了在“革命”这个人类创造性活动中所包含的难以逃脱的悖论，她称之为“自由的深渊”：一方面，革命意指砸碎枷锁、推翻旧体制；但是另一方面，革命同时意味着要建立新的秩序，而且通常被说成是“前所未有”的“新天新地”。那么对于革命者来说，此时它所带来的一个难题是——当革命推翻旧体制而着手建立新体制时，革命者如何继续保证它的最初的纯洁性？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革命者最终变成了吞噬自己子女的恶魔。
这个过程中，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怒发冲冠，有人黯然退场。
对于潘恩和瞿秋白这样纯而又纯的革命者，没有谁比他们更加热爱真理与自由，但也没有一个人象他们那样不谙人情。如果两者兼备，他们或许就能避免那些痛苦的摩擦和纠纷。正如有人所说，“在革命风暴中，采用温和的、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是永远无法获胜的”。瞿秋白和潘恩这种“戴着白手套”的革命者，不能驾驭革命这架庞大复杂的机器，注定只能充当革命的马前卒和急先锋。
如若不信，可以看一看另外两个中外政治家的言行。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来发展到护国主制度的建立和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有人主要归咎于克伦威尔的“完全为了自己向上爬”的动机。克伦威尔对此嗤之以鼻，毫不理会。而当他感到本阶级的财产受到威胁时，立即就怒火中烧。他义愤填膺地这样演讲道：
“如果国家真的注定要灭亡，那就让人，而不是让人面兽心的东西给它以致命的打击罢。如果国家真的注定要受灾难，那末遭受富人的灾难也比遭受穷人的灾难好些。”（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
这段话充满了对人民群众的仇恨和轻蔑，却显得如此理直气壮。克伦威尔自称是“警察”。“一直到死，他始终是一个私有财产的看门人。”（米米.阿.巴尔格《克伦威尔及其时代》）但在政治的角斗场上，克伦威尔毫无羞愧之心，而是以独裁者的铁血手段控制了一切。他要利用的仅仅是民众模糊的本能，在“为民谋幸福”的假象背后，他得心应手地愚弄“群氓”，心安理得地享受“革命”成果。
在克伦威尔似的革命逻辑里，整体的利益与个人道德操守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而在
电视剧《走向共和》里，编导塑造的袁世凯形像更是入木三分，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袁世凯循循善诱地开导反对他的参议员罗文时说：
“背叛一个人和背叛自己的政治道德是两回事。咱们搞的是政治，跟老百姓的道德那是两码事。那些个俗人的道德观念，何足论哉！在政治圈子里，就没有个人道德，团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对咱们来说，就是国家利益。”
在袁世凯的逻辑里，政治是没有个人道德可讲的，政治允许你犯罪，但不允许你犯错。在这点上，袁世凯与克伦威尔似乎心有灵犀。翻开历史，从无数风云激荡的政治斗争中，往往会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那些个人修养良好、品德高尚的人，往往不是深谙权谋、无情无义者的对手。
与克伦威尔、袁世凯之流相比，潘恩和瞿秋白虽然脐身政界，却不是圆熟的政治家。
夏济安在《瞿秋白——一个温柔软心肠的共产主义者的形成与毁灭》一文中说，“无情的”的共产主义者能很好地适应党所限定的教条及纪律，甚至有些人的专职就是强制教条与纪律。他们成功地重塑了自己的个性，他们是完美的调整者。但是那些“善良软心肠的”的共产主义者，象瞿秋白在历次政治斗争中无疑都是痛苦的。他太懦弱了，就算不得不表现出一副坚强的样子，也不适合成为一个优秀的革命战斗者，“他那颗不时活跃的良心不能让他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他一直都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悲剧性的错误，同样也意识到了党的错误，但是他同样被孤独所困扰”。
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向来不动感情，可是他看到潘恩那样下场，也不禁感叹一声：“一个人即使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也需要有些世故，才能得到赞扬”。严格说来，潘恩只是个带着书生意气的革命家。他尽情泼洒理想主义者的热血，从不知谋略、心计为何物。他既不给自己留后路，当然也不允许别人走些曲径。（朱学勤：《两个世界的英雄——托马斯·潘恩》）潘恩太缺乏世故，因此连应有的尊重也无法赢得。事实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也不是真空里一尘不染的海市蜃楼。革命是一些个人英雄主义与集团功利主义倾向的杂交品种。像克伦威尔那样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最终走向了暴政；像华盛顿那样的集团功利主义者，最终走向了新的官僚体制。
纯而又纯的革命者，常常在个人与集团、信仰与利益的变奏中屡被背叛。面对急剧变化的革命形势，象潘恩和瞿秋白这样的人，也许在革命理论和经验上都准备不足，但他们不精通翻云覆雨的权谋之术，不谙熟残酷的宗派政见之争，才是个人命运悲剧的根源。作为被革命战友们背叛的志士，瞿秋白与潘恩都是命运的失败者。这些离群索居、饱受折磨的灵魂，在沉默中追索正义公平，用死亡来表达最后抗议。他们的痛苦经历是最值得铭记的革命悲剧之一，在这种悲剧里边，不仅他们自己的命运，而且整个革命的命运都在接受审判。
他们用自己的悲剧告诉世人：不正常的革命（或者是其某个阶段），才会抛弃她最忠诚的儿女；这种革命本身就带有某种悲剧性质，也注定了那些革命最忠诚的儿女必然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往往为整个社会所不容，经常遭到左、右两端夹击，陷入“两头茫茫不到岸”的境地。尤其是来自同一战壕的打压和禁锢，赋予了他们蒙难圣徒般的光辉与苦难。
三、涅恰耶夫：不择手段的革命家
然而，潘恩、瞿秋白的悲剧能否避免呢？试从另一个侧面假设，如果一个人既是舍生忘死的革命家，又是不择手段的阴谋家，那些对“革命”满怀敬意的人会怎麽想呢？
19世纪末，当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摆在全世界的读者面前时，小说中的革命者——韦尔霍文斯基彻底颠覆了革命者的惯有高大形象。主人公身上体现出来的残忍、冷酷、绝情，将人们心中长期形成的革命者的美好形像一扫而光。特别是中国的读者很长一段时间对陀氏的这部长篇小说骂声不绝，认为他笔下这个“恶魔”般的革命者形像，不啻为对革命的一种恶意“诽谤”。
但是激愤的读者们不知道，陀氏笔下的这位人物绝非杜撰，而是实有其人。这就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民粹派革命者谢尔盖·涅恰耶夫，他本人正是这样一位复杂的革命家。
革命家成了杀人犯
涅恰耶夫生活在俄国亚历山大二世时代。大概由于他太心狠手辣，干过不少伤天害理的事，为当时舆论所不齿，所以连苏联史书也不知如何评价他才好。他对革命赤胆忠心，义无反顾，但又是极端残忍的人。造谣、欺骗、讹诈是他惯用的伎俩，在他身上看不到革命家应有的坦荡胸怀，正直人格。但他对后来的革命影响甚大，是俄国革命史上不能不提的人物。
涅恰耶夫20岁就投身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是个虔诚的革命信徒。他虚构了一个“欧洲革命联盟”，声称自己是这个联盟俄国部的负责人，在莫斯科的青年学生中展开活动。他建立了一个叫“人民惩治会”的革命组织，自封为“核心小组”的领导，计划以刺杀沙皇引发暴力革命来推翻政府。
他积极参加大学生所有的集会，发表激烈的演说。他向大学生们宣称，革命者有采用任何手段进行革命的权利，如讹诈、刺杀、说谎和挑拨离间等等，而这些也正是他本人的法宝。为了让更多的青年学生加入自己的组织，涅恰耶夫到处散发宣传材料，要手下人把革命宣传品直接张贴到学生饭厅和图书馆里。这个决定受到了一个叫伊万诺夫的老资格学生领袖的反对。他认为这样做会导致当局采取激烈行动，使一部分学生被捕。但涅恰耶夫的目的就是要激化形势。政府镇压得越厉害，学生被捕得越多，他就越高兴，因为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出于对政府的愤恨而投入他的组织——涅恰耶夫的革命充分显示了他个人的特色，这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他把这种特色贯穿了他革命生涯的始终。
但伊万诺夫却不买涅恰耶夫的账，还开始怀疑他所声称的“欧洲革命联盟”是否真的存在？因为每次有不同意见，涅恰耶夫总是说向“上边”汇报，而“上边”又毫无例外地支持涅恰耶夫的意见。后来他们激烈地争吵起来，伊万诺夫激愤地说如果这一次“上边”再支持涅恰耶夫，他就要退出组织。
涅恰耶夫认为，必须使用邪恶的力量才能把革命团体捆绑起来。于是，他背着伊万诺夫秘密召集会议，宣布他已经成为“组织的威胁”，必须使用“暴力内部的暴力”，立即将这个不听话的异己分子清除掉。其他成员被涅氏所慑服，他们共同设下了圈套，把伊万诺夫骗到野外杀掉。为了让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手上都沾上一点自己同志的鲜血，涅恰耶夫分别给他们派定了任务。在开始行动前，他不准许那些勇气不够的人借喝酒来壮胆，而是要他们拿出革命者的英雄气概。谋杀行动中，每个人都被迫在涅恰耶夫的监视下动了手，最后由涅恰耶夫本人朝伊万诺夫后脑开了致命的一枪。最后他们把尸体沉入冰河，仓惶逃离现场。这就是轰动沙俄的“涅恰耶夫谋杀案”。
革命者们毕竟不是职业杀手，“活”儿干得不利索。尸体很快浮上来，谋杀案暴露。警方顺藤摸瓜，把人民惩治会成员一网打尽。310人被捕，84人受审，只跑了一个涅恰耶夫。涅恰耶夫逃到了瑞士。他向那里支持他的流亡革命家们解释说，伊万诺夫是真正的叛徒和内奸，杀得一点都不冤枉。不过许多老资格的革命家都谴责这次臭名昭著的谋杀案，放弃了对他的支持。俄国和欧洲的报纸都广泛报道这一案件，涅恰耶夫在俄国侨民中的威信一落千丈，成为人所不齿的阴谋家。
他很快在瑞士被警察逮捕，引渡回俄国接受审判。这次审判在当时的俄国轰动一时。
在沙皇的法庭上，涅恰耶夫英勇不屈，痛斥沙皇的统治，宣传革命道理。法庭以凶杀罪判他20年苦役。涅恰耶夫当庭高喊：“千百万人民站在我的一边，打倒沙皇！打倒专制！自由万岁！”涅恰耶夫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使他备添光彩，成千上万狂热追随他的青年们等候在法庭外边，饱含热泪和他一起高呼口号。沙皇政府担心把涅恰耶夫送到西伯利亚后他会逃跑，于是就近把他关押在彼得堡。爱国青年们想方设法打听到关押地点，纷纷来到他的牢房外瞻仰“涅恰耶夫之窗”，慌得沙皇政府赶紧将他转移到更秘密的彼得保罗要塞去。
按照马克斯.韦伯关于三种权威的理论，涅恰耶夫属于典型的“克里斯玛型”（个人魅力型）权威。他身上的“克里斯玛”的光环，特别能唤起群众的崇拜情绪。本来，看守是绝对禁止和犯人交谈的，甚至连回答犯人的任何提问也不准许。然而，涅恰耶夫却神奇地降服了看守他的卫队。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俨然和王位继承人很亲近的角色，并声称与宫廷里的许多高官显贵有着秘密的联系。于是，涅恰耶夫一下子震慑住了整个卫队，并使他们完全臣服于自己。在卫队的帮助下，涅恰耶夫精心地和外面的民意党人策划起了逃跑计划，看守们甚至准备直接发起暴动把他解救出来。可惜由于最后时刻内部出了叛徒，暴动被镇压下去，看守们流放的流放，判刑的判刑。此后政府对涅恰耶夫的态度更坏了，连最凶恶的政治犯的待遇也被剥夺，如读书、放风、淋浴、冬装，伙食定量也一天比一天减少。饥寒交迫之中，涅恰耶夫很快患了坏血病和水肿病，一年后死在牢房里，死时年仅35岁。
圣徒抑或恶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