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吴小龙在《悲情·人格·思考——〈多余的话〉究竟要说什么》一文中，对瞿秋白的心态把握得更准确精细。吴文认为：“瞿秋白在这篇文字中，表达了他的人生悲情，坚持了他的人格操守，更思考着他所献身的那个事业的历史教训——这是这一篇文字的价值所在。”瞿秋白需要的是人们理解他，理解他深沉的内心苦痛———从而也理解历史，理解真诚的灵魂经历的真实的、充满悲剧意味的历史。
在他严格的自我反思中，他此一时期的所作所为，不但已背叛了党的原则，是对革命的消极怠工，而且也有愧于“党员”的称号，严重地丧失了“党员”之人格，事实上不仅是“叛徒之一种”，乃至还变成了可耻的“市侩”。只有在生命未结束前，勇敢彻底地暴露出自己“内心的真相”，彻底地清算出自己的罪责，并以此向全党作最后的请罪，才能够复归其清白之人格，才能够减轻自己的罪过，才能够“痛快”地无憾而死。而瞿秋白的这些话固然全部是自我谴责之词，但谁也不难看出：谴责自己未坚持与王明中央的“不同政见”，自然更是反对王明中央的政见；痛斥自己对王明路线的屈从，当然更痛斥王明路线本身。
早年在莫斯科时，瞿秋白就亲眼目睹了那种“清党”的无情残酷，明明你是有道理的，但是你却不能辩驳，所有罪名都要全盘接受。所以，作为书生的他后来连想都不想，也没有任何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想，干脆不想了。他才说自己实际上已经退出这个队伍了，“我也是叛徒的一种”。这实际上是一种悲愤无声的控诉，一种凄凉彻骨的抗争。那种扭曲的人格，造成他“生命的停止”的党内斗争，现在终于使这个书生革命家由衷地感到了“可怕啊！”对国际共运和中共历史中这种“党内斗争的黑幕”知道得越多，经历得越多，他的矛盾和痛苦就越是深远。瞿秋白虽然用着曲笔，不让敌人获得可以攻击党的把柄，但对那种玷污圣洁革命理想、破坏崇高革命事业的“党内斗争”的悲愤抗议，已经表现得明明白白。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与其说了人话去做鬼，倒不如说着鬼话去做人”。他把生命看得很淡，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的大半生都在被革命抛弃的负罪感和孤独感中煎熬过的。这一次，哪怕死后注定要被人误解，他也下定决心从彷徨中揭示自己的痛苦，从光明背后揪出黑暗。
他觉得自己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而这一切滑稽剧的造成，都源于自己的文人性格。他认为自己是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身上有那种文人的积习、绅士的意识、游民的情感。直到临终前，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可无论是不是误会，他都选择了为革命而牺牲自己。在革命的舞台上，他需要扮演一个殉道者；在革命的剧情里，他需要走上刑场。他选择死亡说明他没有抗争荒唐错位的命运，而是自始至终都忠实于革命赋予他的极为无奈的角色。
可是有过这种“误会”的何止他一人？只不过其他人或顺或逆，或假糊涂或真聪明，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隐恶扬善，哪怕手上沾满血污，也同样豪情满怀地指点江山。可这个“半吊子”文人却选择为自己留下一份真实的心灵告白。与其说这是“文人积习”和“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弱点，不如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在真诚的思考中解剖自己，在自我解剖中思索着历史。他要将自己这个旧式文人痛苦改造的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作教训的标本——正如在《多余的话》里，他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
这篇《多余的话》将给自己带来怎样的负累，瞿秋白生前都预感到了。因此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他从容挥笔写下了“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的诗句。但正如学者王彬彬所言，如果没有这篇《多余的话》，瞿秋白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也要单调得多、轻巧得多和平淡寡味得多。瞿秋白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某种意义上，这一篇不算太长的《多余的话》比其他全部文字都更重要。时间证明，他最终以这篇《多余的话》真正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和名誉。无论他生前有过多少过错、失误，有了这一篇披肝沥胆、抉心自食的《多余的话》，便都能洗刷了。
不平则鸣，爱憎分明，这是瞿秋白一以贯之的为人风格，想改也难。
瞿秋白25岁那年，爱上了充满朝气而又聪慧善良的杨之华。可这个女子却不断回避他。原来，她已经是有夫之妇，丈夫即沈剑龙。但当时杨之华和沈剑龙的感情已经破裂，只是尚未离婚。那天瞿秋白和杨之华一起，来到了沈剑龙家，坦荡地表白了自己和杨之华的心意。不曾想，沈剑龙早知瞿秋白的大名，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竟然一见如故。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谈判的结果，在1924年11月27日至29日的《民国日报》上，出现了三则启事：一、自1924年11月18日起，沈剑龙与杨之华脱离恋爱关系；二、自1924年11月18日起，瞿秋白与杨之华结为恋爱关系；三、自1924年11月18日起，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朋友关系。
这是敢爱的瞿秋白。
而瞿秋白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上分发的公开批评陈独秀、彭述之右倾机会主义的重要论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则是在中共党史上，党的领导人公开点名批评仍然在位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并且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这实在是罕有之事。那一年，在反对陈独秀的党内家长制风气的斗争中，他对这位有知遇之恩的前辈毫不留情，敢于直言冒谏。
这是敢恨的瞿秋白。
人们习惯把瞿秋白称作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然而，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的坦率却让人吃惊：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的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于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
这是敢言的瞿秋白。
在直面爱情时可以这样坦率执着，在待人接物中也可以这样无私无畏，然而在面对复杂纷繁的政治斗争时，瞿秋白就无法做到跳闪腾挪，挥洒自如了。真诚坦荡使他保持了一个文化人的风范气质，却又令他在乱局之中左右为难，举步维艰。而痛苦挣扎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在黑暗中点燃自己，照亮最后一抹光明。在辗转历经百年的昏黄岁月之后，人们终于认识了这个文化人兼革命家的情怀。作家梁衡对瞿秋白的几句总结非常精辟：
“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觅渡，觅渡，渡何处》）
文人政治家的悲剧
瞿秋白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在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翻译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思想，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会唱昆曲，甚至还会绣花，把花鸟画在绸子或棉布上，他的篆刻艺术也相当出色。以他的惊世之才，如果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就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即使革命成功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他仍然可以成为一位文坛泰斗。
20岁时，他便以《晨报》记者身份访问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国家——苏联，并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受到列宁接见。他刻苦学习，不仅精通俄语，还懂得英语、法语。他阅读、翻译了许多马列著作，向中国人民介绍苏俄革命经验。他翻译托尔斯泰、契柯夫等人的作品，以其对原著精妙的理解把握及无与伦比的文笔，使译家无人能出其右，被鲁迅赞为“中文外文俱佳第一人”。他被处决后，鲁迅就叹息良久，说过：“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
瞿秋白自己也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的杂文与鲁迅并驾齐驱，他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被奉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他本人因此被尊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创始者。据杨之华回忆，他曾多次表示革命成功后“要选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整理整理中国古典作品”。他多么想靠上那个文学的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前的一刻，他还对此恋恋难舍，如数家珍表达对俄罗斯与中国文学经典作品的特别喜爱与痴迷：“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中国鲁迅的《阿！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可以再读一读。”可惜这是一个永远未竟的遗憾了，他是带着这最大的一笔遗憾走的。
在瞿秋白自己的眼里，文人更多地代表着一种负面人格，与政治人格格格不入。“文人”对所有社会问题都可以恣意笑谈一番，但在面对复杂情况时往往无能为力。显然，瞿秋白把自己也归入了这样的文人行列之中，认为自己不配备成为党的领袖人物。他这样直面自己的性格：“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性格”，最后甚至带着无比尖刻的语气说，象他这样的人，“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
瞿秋白当然不是那种不愿意独立思考的人。他曾以羡慕的口吻赞扬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最有独立思想的人。在经历了刻意模仿俄国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模式失败后，他以曾经提出过类似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但归根结底，他的思想观念还不能脱离共产国际指示及其代表的条条框框，这使得他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与思辨显得十分艰难。（杨奎松：《瞿秋白与共产国际》）
作为政治领袖不仅需要高瞻远瞩的政治目光，还需要灵活的政治手腕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不仅需要研究革命理论，还要善于分析现实斗争错综复杂的局势和对策。瞿秋白在此具有明显的不足，在大乱之中无所适从，动辄得咎。在当时复杂扑朔的形势和群情激愤的气氛下，瞿秋白领导的中共中央在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上矫枉过正，不可避免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自身内心的愧疚，更因王明等人的苛责，使瞿秋白产生了“劳而无功”的错觉。最后连远在苏联遥控中国革命的斯大林，也认为习惯于理论思考的瞿秋白不适合做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者，宁愿把肚子里没有几点墨水但有实践经验的工人领袖向忠发扶上台。
历史的悲剧其来有自。瞿秋白自幼家道中落，靠典当借债度日，他母亲金璇因债务缠身服毒自尽的时候，瞿秋白才16岁，这使他对人生颇多伤感犹豫，太多的温良恭俭无法让革命者所应有的政治人格在他自身占据主导地位。他没有陈独秀、张国焘和王明那样骄傲的学历，他的政治敏锐也远不及格。相反，中国文人的一般性文化符号都可以在瞿秋白身上找到。
如果说年轻时他还有着一些血气方刚似的敢作敢为，但随着复杂政治斗争的步步深入，就开始变得优柔寡断。他温和中不无懦弱，谦抑中夹杂畏葸，面临矛盾习惯取调和折中的态度，遇到打击习惯忍让妥协、逆来顺受。以致于今天有的学者还认为“瞿秋白是个性格软弱的人，这也决定了他悲剧的一生，他爱豆腐，因为他自己也是一块软绵绵的任时代揉捏的豆腐。”
而对于瞿秋白自己来说，他并非因软弱才“任时代揉捏”，这是他善良宽厚性格的必然抉择。从《多余的话》中可以看出，瞿秋白的内心深处认为党内生活不能“只用铁锤主义”，而需要相互理解，和睦相处，“讲和气”，讲“忠恕之道”：
“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候仿佛很急（激）烈，其实我是最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
在那个党内外斗争形势都极其复杂的时代，动不动就是“错误路线”的大帽子满天飞。而在处理李立三错误时，瞿秋白并没有按照共产国际即苏共党内斗争的模式，将李立三的错误升格为“右倾机会主义”或别的什么危言耸听的反动路线，也没有对李立三本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本着与人为善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态度，为李立三的严重错误开脱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别人倒了霉，他非但不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反而额外地承担起责任。这就是善良的瞿秋白。
可是，他的善良换来的又是什么呢？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听取李立三的检查时，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伊斯基示意让李立三“揭破痛疮”。在瞿秋白缺席的情况下，李立三心领神会，顺竿而下，马上附和说自己的错误“是在秋白同志影响之下”犯下的，并反戈一击道：“我现在了解了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瞿秋白因中国的问题而革命，最终却只能革自己一个人的“命”。他不无内疚地在狱中反思：“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获，直至惨败无归。这种左右徘徊的境地，评论家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中分析说：
“在种种包围他（瞿秋白）的生活的互相的怀疑氛围中，他不能跟自己的同志交流自己的真实感情；他也同逝去的非共产主义世界丧失了联系。作为一个个体，他没法与党在力量上相匹配，他也不能提出一种可以取代共产主义学说的体系方法。然而软弱的他却为自己保留着一块个人主义的小岛，这块小岛拒绝了被周围的黑暗汹涌的大海所吞噬。”
在茫然无依的孤独中，他把自己定位成舞台上的“戏子”。他的人生应该说是一场真正的悲剧。而作为这场悲剧的主角，他已经问心无愧地做到了“戏子”应该做的一切。即使以命相付，他依然“像煞有介事的”把这场表演进行到了人生的尽头。
其实，文人本身并非完全就是负面人格的体现，但如果文人的品质一旦和政治结合起来，那么上演悲剧的可能性必将大大增加。瞿秋白生前身后的人生传奇，提供了一个身处政治旋窝的中国文人最真实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