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伦威尔是英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几百年来他的品格成为人们争论不休的对象，“没有哪一个人像他这样被人说得更好或被人说得更坏了”。颂扬他的人，将他视为一代英主，出将入相，不惟军功赫赫，政绩累累，而且功业标榜千秋，是古往今来英国人中最伟大的人；不喜欢他的人，则将他视为弑君者、独裁者和野心家，视之为历史上最善谎言、最虚伪、最野心勃勃的坏人，说他是世界上曾有过的最臭名昭彰的暴君之一。法国启蒙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伏尔泰则干脆将克伦威尔说成一半是流氓，一半是狂热分子。
就拿当“护国主”这件事情来说，许多评论家指责他是伪君子，指出他虽然总是在口头上赞成议会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反对独断专行的统治，但在事实上却建立了一种军事独裁统治。
大多数人却认为，虽然克伦威尔在局面失控的情况下不得不实行独裁统治，但他对民主政体的献身精神是十分真诚的。恩格斯说“他是兼罗伯斯比尔与拿破仑于一身”，而丘吉尔则认为“克伦威尔在很多方面和现代的独裁者不是一种类型。”休谟说他在许多方面是“一个优秀的人物，甚至是一个卓越的天才”，然而他却是“靠了欺骗和暴行才使他成为国家第一把手的。”
克伦威尔也许想不到，他生前集各种荣耀与尊贵于一身，虽非国王但却至尊无比，但死后长期不得安宁，不仅被仇敌刨棺戮尸，悬首示众，而且还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为人们评论是非，议论短长。
回顾历史对于李自成和克伦威尔的各种矛盾评价，人们情不自禁地会产生一个复杂的疑问：李自成和克伦威尔，到底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而谋朝篡位的一代枭雄，还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民族英雄？他们到底是推动了本国的社会进程，还是倒行逆施，误导了本民族的发展之路呢？因为仅仅从结果来看，李自成和克伦威尔最终只是暂恢复了他们曾经推翻的专制旧政体，而未能创建出一种崭新的政体。无论如何他们客观上实现的是个人的权欲和野心，却未能彻底地改天换地。一场场武装起义如果只是流血的循环，王冠的更迭，那么这种运动本身还存在任何合理的价值吗？
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把广阔的历史眼光，投向他们身后留下的世界，从他们留下的政治遗产中探讨他们革命的成败。
三英国播出龙种，中国收获跳蚤
“两把金水壶”的理想
如果仅从结果来看，无论是草莽英雄李自成，还是革命斗士克伦威尔，最终都坐上了那把皇帝的宝座，只不过名义不同罢了——一个是建号称制的封建皇帝，另一个是遮遮掩掩的“护国公”。所不同的是，李自成当皇帝的时间实在短了一点——仅仅在前朝皇宫的龙椅上坐了一天便仓皇撤出京城，而克伦威尔却能在护国公的宝座上稳稳当当地坐了5年。克伦威尔“护国公”的名头虽不如皇帝响亮，但不象李自成那样空有皇帝之名，而是在其有生之年，享尽了乾纲独断的威严尊崇。
然而，克伦威尔这个“护国公”毕竟不是封建皇帝，李自成这种梁山聚义似的农民军领袖也无法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相提并论。一场全面的革命包括摧毁旧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结构，由一批新的更有生气的精英人物取得政权，创立新的更强有力的政治制度，从而使权力的集中和扩大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克伦威尔更像是波澜壮阔的大江大海，能激起千层巨浪，而且一波高过一波。李自成则像是一团熊熊烈火，横扫江湖势不可挡，但烧过之后，灰飞烟灭，又似惊鸿一瞥了无痕迹。
明末农民起义虽然规模巨大，场面激烈，血流成河，其剧烈程度远非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所能比拟，但对社会改造的深刻程度却正好相反。李自成最终起义失败，表面看是“流寇主义”导致政权腐朽、将领骄奢，以至民心背离，但究其源头是仍然没有走出小农意识的怪圈。
有一个笑话讲：有人问一位正在炎炎烈日下耕地的农夫，假如你有机会当了皇帝，你最希望得到什么？农夫擦了一把汗说，我最希望得到两把黄金做的水壶。这样，我耕到田这边也可以喝水，耕到田那边也可以喝水了！
李自成的革命理想和历史上所有农民起义一样，最终演变成了“两把金水壶的理想”。
今天，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着有关李自成进北京的画作。画面是老百姓抱住李自成的马头，欢迎李自成，李自成则拱手微笑还礼，一幅生动的“和谐社会”景象。这真是一厢情愿的异想天开，不晓得什么叫真正的封建社会。
李自成早期尽管体恤民情，招抚民心，但这不过是和任何一次农民起义一样，是出于凝聚人心、号召部属的需要。李自成在队伍壮大后笼络到了一些落魄的封建知识分子，他们以推翻朱明王朝、建立李氏王朝为目标，但头脑中并没有代表新的生产力的先进思想，当然也就没有意识到人民备受疾苦的真正原因之所在，更不会在意识深处根除陈腐的皇权观念。
农民军始终是“好皇帝”的虔诚拥护者。李自成自然也跳不出这个窠臼，他是个注意自我节制的道德模范，并不代表他能在皇权意识上超越时代。他要打倒的只是大明王朝的“坏皇帝”，而由自己来当“好皇帝”，因此称“联”道“孤”，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这就注定明代农民起义最终只能充当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祭坛上的牺牲品，李自成所进行的事业不可能使中国社会获得一个新生，而只能是（假设他们胜利的话）步入一个新的封建王朝的轮回。
许多人一定以为农民起义领袖就一定跟农民是亲兄弟，是好朋友，这其实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误导。据姚雪垠先生的研究，早在西安时，李自成已经是一幅皇帝气派了。他每三天一次到教场观察练兵，出入虽然尽量讲求朴素，也没有什么仪仗队，但皇权的标志却是必不可少的。他穿着黄衣服，头上打着黄伞，这是皇帝的特有标志。老百姓一看见黄伞，就赶快躲起来，如果躲不及，就吓得跪在街两边，深深匍匐在地，以示对“皇帝”的尊敬。和今天荧屏上胡编乱造的清宫戏一样，很多人真的以为古代皇帝可以微服私访，走街窜巷访贫问苦，比信访办主任还更有亲民之风。这种想法借用《红楼梦》里荣国府大总管赖大之母赖嬷嬷教训儿子就是：“你哪里知道那‘奴才’两字是怎么写的！”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间，李自成带了一万骑兵，回到米脂县重修他家的祖坟。阵势之大，令人侧目。李过先带骑兵沿路修桥修路，在米脂县北门外，把一座很好的庙改成行宫。李自成半壁江山都还没坐稳，就学起了汉高祖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他在城内大宴三天，款待家乡父老，并修建了气势磅礴的祖坟，派五百夫看守，免去相应钱粮。他向乡里的亲戚、乡邻和本族人宣布，愿意随我去做官的，跟我到长安去；愿意留在家里的，另外赏赐你们钱，于是一大批穷亲戚们欢天喜地跟他奔富贵去了。而李自成称王于西安时，立即“追尊其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
李自成等待衣锦还乡的这一天，等得太久太炽切了！李自成发动起义时就和刘宗敏曾约盟“尔我同为响马，约富贵共之。”在招降吴三桂的文告中，也提出与之“共扩皇图”。义军攻克北京前，李自成为自己拥有关中，遥控河南感到相当满足，他没有称霸天下的雄心，主动向崇祯提出“划地为界”、“解兵归诚，以大将军辅政”的条件，只是未能实现。
从他给出的这些筹码看，先是约定和同为强盗头子出身的刘宗敏共图富贵，然后是邀约吴三桂一起共享江山，其间还试图玩一回“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老把戏，主动向崇祯皇帝投怀送抱，暗递秋波，仅仅满足于“以大将军辅政”。由此足见李自成和他的追随者是推翻旧王朝的枭雄，却不是设计新国家的能手，更不具备长远的政治眼光。他们没有什么改造社会的革命目标，只不过都想乘机赶快捞上一把，好回家逍遥快活去。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北京，推翻了明朝统治。由于他决计在“桑梓之邦”关中“建立基业”，所以攻下北京后并没有积极地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采取措施以巩固胜利，特别是对驻守在山海关的吴三桂没有采取统战政策，甚至还根本没有意识到清朝会趁火打劫，大队人马仍留驻京城，“耽乐不已，殊无斗志”。
四月十一日，在吴三桂还未与清军联手，局势仍对大顺有利的情况下，李自成的农民军却上演了一出“重金归陕”的闹剧：
“戊辰（四月十一日），自成聚刘宗敏、李过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讯所得，并金银诸器熔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括骡车数千两同，装载归陕”（彭孙贻：《平寇志》）
大战在即，主帅考虑的不是整军备战，而是忙于搜括财宝，这充分证明，李自成根本就无意久居北京，他所关心的是怎样把北京的财物运到陕西去，以充实他的西安朝廷。当李自成身上的农民味儿转变成浓浓的封建君主气息，并且放纵农民军任意胡为时，老百姓便与之离心离德了。等到李自成军队向山海进发时，所过村镇，老百姓逃避一空，甚至不闻鸡犬之声。沿途不见有一个人在道旁迎接，连打听消息的老百姓也不找见一个。这之后败逃出北京时的局面更惨，山村小镇上的老百姓白天逃光，夜晚跑回来点火烧房，呐喊骚扰大顺军，还把所有的水井都填了起来，对大顺军实行坚壁清野，视若寇仇。
李自成的小农意识和乡土观念，在中国农民起义历史上并非特有。项羽说过“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明初朱元璋曾想建都于他的故乡－安徽凤阳，但由于大臣的反对，才放弃了在凤阳建都的念头，最后定都于南京。刘邦军进人咸阳后，也曾一度想在秦宫里享乐，多亏听取了樊哙和张良的苦口规劝，“乃封重宝财物府库，还军上”，才避免了走向消极享乐。
由此可见，农民军的小农意识和乡土观念也并不是完全不可克服的。只要以政治、经济、军事大局为重，清醒地认识整个形势，相应地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就可以避免一系列不必要的失误。很遗憾，大顺政权中没有张良、以及刘基那样深谋远虑的智士，李自成自身也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最终，李自成连那两把“金水壶”也没有能够端稳。
他拒绝当国王，却创立新国家
今天，每一个去伦敦的外国游客，都会对这里众多的古老建筑和传统仪式留下深刻印象。其中一项古怪奇特的仪式，令人匪夷所思。
坐落于泰晤士河畔的威斯敏斯特宫是英国议会所在地，每年英国国王（女王）去议会去致词时都要举行一个独特的仪式，至今已经延续了三百多年。
当英王来到上院后，派遣一名手持黑杖的信使去这座大厦另一端的下院会场，通知下院的议员到上院听取英王的讲话。但是当信使走到下院附近时，下院的警卫立即锁上大门，不让信使进入，这时信使用黑杖在下院大门的铜环上连敲三下，要求进门。
在下院议长表示同意后，警卫打开大门让信使进来。信使进入下院后向议长深深鞠躬，传达英王旨意。然后，议长起身带领下院议员鱼贯走入上院。
这一犹如演戏般的、使不明就里的人感到可笑的仪式起源于1642年英国历史上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它使国王与议会的冲突达到了顶点。
1642年1月，查理一世亲自出马，带着他的手下闯进下院，以叛国罪的罪名要抓捕与他对抗的5名反对派议员领袖。但议长针锋相对，慷慨陈词，说他只听从议会的指令，断然拒绝交出这5名议员。查理一世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悻悻地离开下院。议员们在议会会场高喊：“特权！”、“特权！”，以抗议查理一世的粗暴行为。
然而，不甘失败的国王前往伦敦，仍然试图搜捕这五名议员。但是令查理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举动彻底激起了英国民众的强烈反弹，伦敦市民自动地武装起来保护这些议员。查理一世发现他在首都已经失去了支持，就离开伦敦撤向北方。内战从此拉开了序幕。而正是在这场演变为战争的冲突中，克伦威尔才得以大显身手，青史留名。这场战争成了查理一世的“滑铁卢战争”，王党军队被克伦威尔击败了，克伦威尔把这个错判形势的国王推上了断头台。而对于整个英国来说，落地的不单是查理一世的头，而是封建专制的残颅，这一事件的伟大意义将影响深远。
此后，为纪念这次胜利，下院的这一仪式就一直延续了下来，不过现在已完全变成一种仪式。但正是这一看似简单的仪式，象征着克伦威尔所领导的革命成果，那就是“王在议会，王在法下”原则的正式确立。
克伦威尔，这个激进派的虔诚而狂热的清教徒，正是在历史巨变的关头毅然登上风口浪尖，把握住日月旋转，以冷静高超的政治智慧，从一场危机四伏的政治游戏中为自己赢得立足之地。
在长期议会解散后，克伦威尔面临着多种选择。有的人希望克伦威尔就此成为国王，有的人则希望克伦威尔担任爱尔兰公爵和总督，还有的人希望建立新的国务委员会，发展共和政治下的文官政府。面对种种诱惑以及挑战，克伦威尔保持了非常清醒的头脑，他没有陶醉在胜利的光环和荣耀中。
当议院以“恭顺的请愿和建议”请他接受国王称号时，他坚定地拒绝了这一要求。在他看来，国王这个称号仅仅是“插在帽子上的一根羽毛。”
他拒绝担任国王，坚决维护共和体制，因为他希望尽快结束国家权力处于独裁的不正常状态，结束军队对国家生活的管制。在克伦威尔的坚持下，英国建立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委员会，由每一个郡提出人选，由军官委员会提出名单，选举产生了一个140人的新委员会，分别由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担任，在委员会之下，选举产生新的国务委员会，并且建立12个小委员会负责具体事务。克伦威尔对英国的司法制度进行了改革，任命委员会负责法律的编撰，将法律的公正付诸实践。
护国公虽然拥有很大的执行权，但是他的权力同样受到限制。不经议会以及国务委员会的同意，护国公不得擅自处理国家的行政事务以及外交事务，不得随意动用国家的税收收入，也不得擅用国家军队。在权力设置上，议会和护国公之间达成了一种相互制衡，这在实际上体现了共和政治的特征。
经过内政外交一系列的努力，英国在欧洲大陆最终站稳了脚跟，获得了所有欧洲国家的尊重和信任。据说克伦威尔自己曾经自信满满地声称，假如我再年轻10岁的话，没有一个欧洲国王见到我不会发抖！
历史是公正的。个人行为也许永远也成不了历史的实质推动力和导向者，但克伦威尔在现代国家体制形成的过程中，仍然幸运地成为了时代博弈的大赢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反对国王暴政、力求实现限制王权的理念，以及作为现代国家政治体制迎合者的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