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杜月笙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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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羽翼丰满,黄浦滩上的人杰(9)

宋希勤为什么会听杜月笙的,一方面由于他们是老交情,孙传芳还不曾占据上海以前,他便是孙的驻沪办事处处长,张啸林和他很要好,杜张不分家,宋希勤和杜月笙当然有往来。另一方面呢,孙传芳是何等精明厉害的人,他对东南半壁上的这一座金矿一上海垂涎已久了,他心里明白:上海有那几股最旺的财源,鸦片贩运是其中之一,与其物色人选,另组班底,何不继承卢永祥、何丰林的余荫,轻车熟路,安享财香?军阀与军阀之间,唯有在利害冲突中始有敌意,一旦胜负分明,未尝不可保全友情,何丰林和卢筱嘉兵败以后,曾经受过杜月笙短期的庇护,些微小事,何足挂齿?大利在前,孙传芳也不得不伸出手来和杜月笙一握,不惜宣布戒严,帮忙杜月笙运土,便是双方合作前的一次秋波。

五百箱土一转手间便卖光了,大公司获利甚丰,陆冲鹏那边,很快地便收到了应收价款,他放了心,对杜月笙的为人更加钦敬,这是一位可以结交,可以共事的好朋友。不久,李思浩到了上海,杜月笙、张啸林便由陆冲鹏介绍,双方杯酒言欢,往来频繁,后来陆冲鹏和李思浩同赴北京,回上海的时候,他带来两张北京政府财政部的委任状,聘任杜月笙、张啸林为财政部参议。杜张敬谨收下,但是平时并不轻易示人,因此这便成了一项秘密。

为自己留了后路

早在光绪三十四年,陈英士自东京回国,在法租界平济利路德福里一号建立革命机关;与此同时,张静江由巴黎归来,和前浙江盐运使蒋孟苹合伙,在法租界福建路四○八号开设通济公司,表面上做买卖古董的生意,实际亦为策划革命的大本营。除此以外,1911年前后,革命党于法租界有机关和重要人物住宅,先后还有孙中山先生的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和环龙路四十四号寓所,陈英士的蒲石路新民里十三号,今总统蒋公的贝勒路三百六十九号沪寓。此外,新桥街宝康里曾经是陈英士的机关,八仙桥文元坊住过于右任和陈英士,霞飞路渔阳里尤且成为二次讨袁时的淞沪司令长官总部。湖北来的革命党人如居正和孙武,都曾在莱市路菜市场亭子问里搭过地铺。

革命党人以法租界为工作基地,和巡捕房里的人物,免不了要经常打交道。捕房中人吃的是外国公事饭,必须谨守本身的立场。他们知道法国人应付革命党人的问题,和他们同样的是左右为难:一方面必须敷衍当权的中国政府,如满清朝廷和袁世凯的“大总统府”,另一方面,自他们政府以至个人,一概希望中国革命早日成功。

在这种矛盾的心情和尴尬的处境下,黄金荣当时所决定的方针,是尽可能避免跟革命党人公开来往,但如遇有重大事件,或特殊紧急情况,则又不惜挺身而出,务期对于革命党人有所贡献。同时,自法国驻沪总领事以次,如公董局、警务处与巡捕房,一致有个默契,尽量拒绝满清和袁世凯政府不利于革命党人的要求,他们定了个不成文法,公然告诉革命党人:只要不藏军火,当可加以保护。

就在法大自鸣钟捕房里,黄金荣的学生,同时也是他手下的一名督察鲁锦臣,便是革命党同盟会的会员。杜月笙和鲁锦臣很要好,鲁锦臣也觉得这个小伙子颇有可取之处。当他和黄老板同在法大马路聚宝楼上吃茶,一面会晤大小三光码子,亦即替包打听们通风报信,勾当公事的朋友。闲来无事,他也曾讲些革命党的宗旨和事迹给杜月笙听。

和杜月笙同时成为鲁锦臣忠实听众的,还有绰号“闹天宫福生”的徐福生。

黄金荣二度进法捕房,老大宫给徐福生经营,不久徐福生奉师命将戏馆关掉,回到上海为老板效力,他这个人肚皮里多些墨水,于是在黄公馆跟杜月笙比较接近。两兄弟从鲁锦臣那边听来些国民革命的皮相之谈,在同孚里俨然成了专家。鲁锦臣的启发产生了两重作用:其一,使他们对于革命党,有了热心与好奇的心理,自然而然地愿意和革命党人亲近。其二,黄老板不便露面,而必须和革命党人有所联系,或者是要解决他们的问题,跑腿传话,每每总是派遣徐福生和杜月笙。

起先他们所接触的,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协助的事项,也无非排难解纷,向导保护,或者代办一些鸡零狗碎的小事情。但是,革命党人有时候受到清军的搜捕,清廷豢养密探的迫害,仅以身免地跑到法租界来,他们衣食两缺,无地容身,难免需要少数的接济,渡过眼面前的难关。杜月笙和徐福生不便去向黄老板讨,往往只有自己掏腰包。每逢有这种报效的机会,杜月笙不但悉索敝赋,而且极其心甘情愿。

那时候杜月笙偶尔会去说书场,或者听朋友们讲些“梁山义气”、“瓦岗威风”之类的英雄侠义故事,他的知识范围除了现实生活,便不出于“三国”、“水浒”、“说唐”、“七侠五义”等等小说的小圈子。他崇拜英雄豪杰,英雄豪杰在他的心目之中,比起满清皇帝、法国总统还要伟大更加了不起,他能替这样的大好佬跑腿当差,其本身便足以使他受宠若惊。

苦恼的还是自家收入太少,时间有限,力道实在不足。辛亥那年的某一天,他接受一项相当大的嘱托,这项重大嘱托使他兴奋得手舞足蹈,另一方面,也叫他焦急忧悉,辗转难眠。

湖北的一批革命党人,他们那个团体的暗号叫“汉声”,“汉声”同志有五六个人秘密过沪,必须即日乘船赶回武汉。问题在于他们方才逃过清军的追捕,行李衣物全失,他们缺乏旅费,付不出旅馆房钱,甚至连吃一顿饭的钱都凑不出来。

是他们自动来找杜月笙的一另一位曾经得过杜月笙帮忙的“汉声”同志,偶然之间告诉他们:过上海时倘若发生困难,同孚里黄公馆里住着的那位杜月笙,同情革命,热诚慷慨,——不妨去找找他看。

这批革命党人,慨然被委以重任,而且“杜月笙”这三个字居然也在英雄豪杰辈中口耳相传,怎么能不使杜月笙兴奋若狂?他当时倾其所有,请那些“汉声”同志饱食一餐,住进栈房,然后他一口允诺,明天可以把必须的旅费筹到,让“汉声”诸公早日成行,以免耽搁了军国大事。

躺在床上想了大半夜,这笔旅费需要好几百块,叫他这抱抱台脚,吃份奉禄,一个月只拿三十只洋的小伙计从何筹措呢?黄老板那里只怕此路不通,邀会借贷自知没有这么大的周转能力,想动桂生姐私房钱的脑筋,——他不由打了一个寒噤,连忙自己告诫自己说:

“这是万万动不得的。”

桂生姐衣着永远平凡朴素,平底鞋,竹布短衫裤,清汤挂面,女学生式直头发,谁能想到这位其貌不扬的矮小女人,竟会是上海“白相人阿嫂的祖宗”,法租界的“老正娘娘”,精明强干,远胜须眉,而且当时便已是拥资巨万的一大富婆。

她私人所拥的钱统统瞒着黄老板,她有笔私房钱,有恃无恐,到处放利钱。经手往来,一概信托杜月笙。而杜月笙也能受人之命,忠人之事,不论输得多么急,逼得如何紧,他从不动用桂生姐一分一厘钱。

那一夜他转念头到这个上面来了,由此可知,他当时的心境是何等的焦灼。

第二天一早到了大马路上,灵机一动,给他想出了这么一条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忙不迭地跑去小客栈,和那几位“汉声”同志,交头接耳,细细商量。

实在是处境过于险恶,军情急如星火,而且,杜月笙一再强调他们所将攫得的是——“不义之财”,“汉声”同志无可奈何,唯有勉予同意。

当天夜里,杜月笙吃俸禄的那支赌台,正值“夜局”最热闹的辰光,珠光宝气,长袍马褂,场里进来了不少沪上富贾,北里娇娃;赌场老板笑口常开,到处梭巡,今晚又有大笔的洋钱可进。他一眼看见杜月笙,像煞有介事地也在执行抱台脚任务,记得他是“老正娘娘”桂生姐跟前的红人,赌场老板笑着和他打了个招呼。

不一会儿,从大门外又走进来五六个面容严肃,神情紧张的大汉,他们像是瘾头极大的烟客,不约而同地,一个人手里拿一支香烟罐,赌场老板盯望着他们,心里不觉起了怀疑。这一帮人来得相当蹊跷,他们并不像是来赌钱的客人,分明是一道来的,进门后便立刻分散,五六个人各一张赌桌,他们所站立的地点,在赌场里分布得相当平均。

正自惊疑不定,一眼瞥见杜月笙在暗暗地出动了,他若无其事地,分别在那帮人身边转两转。于是,他气急败坏地跑到自己的身边来。

暗地里一拉赌场老板的衣袖,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赌场右边的写字间。

“怎么样?”赌场老板先开口问,“是啥个路道的朋友?”

“他们是革命党,”杜月笙压低了声音说,“这件事情很不好办。”

赌场老板想像中的革命党,是冲锋陷阵,三头六臂一型的人物。因此当他一听这三个字,立刻便吓得脸孔发白,目瞪口呆。

“他们跑来做什么?”

“破坏,”新名词从杜月笙嘴里脱口而出,“他们手里的香烟罐,是炸弹。”炸弹?轰然一响,血肉横飞,认真爆炸起来,那还了得?赌场老板吓呆了,他满头大汗,低声下气地央求杜月笙说:

“月笙哥,帮帮忙,你去跟他们拉拢拉拢,讲讲斤头,只要我能办得到,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于是,杜月笙应命前往,歇了半晌,他再回来,告诉老板说:

“这批朋友因为风声太紧,急于离开上海,他们想请有铜钿的人帮帮忙,借一笔路费。他们说:革命的人在为老百姓拼命,请你出点钱,似乎没有什么不应该。

“当然当然,”赌场老板接口很快,他就怕时间一耽误,炸弹会在突然之间炸开,他急急地问:“他们需要多少路费?”

“八百块。”

开得出数目便好办,八百块钱,在赌场老板说来不过九牛之一毛。他欣然应允,打开抽屉数钱,点了八百元交给杜月笙。

踌躇了一下,杜月笙问:

“老板,你亲自去交给他们好不好?一回见面二回熟,你捐了这许多钱,也该彼此留个交情。”

“啊,不不不!”赌场老板惊得脸色又变了:“月笙哥,帮忙帮到底,火速把钱捐出去,请他们早一点离开,免得弄不好出大事体。”

拿了钱往外间走,杜月笙心花怒放,得意想笑,棘手之极的问题会这样轻易解决。赌场老板不肯跟“汉声”同志打交道,原来是他怕吃炸弹。怪不得他一直都躲在写字间里,连颗头也不敢伸出去。

“汉声”同志得到适时的接济,他们迅速撤离赌场。

翌晨,杜月笙替他们买好轮船票,约了徐福生两兄弟亲自护送这一行人登船。经常往来法租界的革命党人中,有一位昔年穷途潦倒,后来飞黄腾达,终于又潦倒穷途的人;他叫杨虎,号啸天,安徽人,他曾登门拜望黄金荣,毛逐自荐,很快地和徐福生、杜月笙结为要好朋友。

杨虎在海门住过很久,跟当地人士相当熟悉。海门有一位茅老先生,豪爽豁达,素重公益!茅老先生在上海十六铺开一个福安旅社,等于是海门同乡在上海的会馆,海门人到上海,多半住在福安。

辛亥那年杨虎到达上海,在福安旅社二楼长住二号房间,他整天在外流连,行踪飘忽诡秘。茅老先生因为那时候“世道”乱得很,“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他告诉茶房,不要去问那个年轻朋友的事。

阴历八月十九武昌起义成功,九月十二,上海的革命党人由陈英士领导发动,一百多位革命党员鼓舞成千上万的群众,包括敢死团、商团、义军,以大无畏的精神,用四十支步枪和少数土制炸弹,从沪南军营住地,一路鼓噪,向高昌庙江南制造局进攻。

制造局是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备有大量的枪炮弹药,当时的总办张楚宝,贵为合肥相国李鸿章的外甥,他有三百名卫队,都是剽悍善战的淮勇。张楚宝在革命党发动之初,早有周密的准备,他以六尊排炮、无数的小钢炮与水冷式机关枪,击退了仓卒成师,一半挥刀舞棒的革命大军,当场死一人伤二人。最糟的陈英士挺身劝降,被淮勇捉了进去。少数的炸弹用光了,四十支步枪敌不过机关和大炮,革命的群众只好纷纷退却。

当夜,上海县城的文武官员几已逃避一空,制造局提调李平书赞助革命,他和日清洋行的买办王一亭,亲赴制造局请见张楚宝,想为陈英士缓颊。但是张楚宝坚决拒绝。因而在午夜二时,革命党人又得商团之助,再度夜袭制造局。起先仍受阻于机关枪的猛烈火网,后来幸亏有人绕道局后,翻墙进去纵火,于是淮勇撤退,张楚宝带了他的帮办,乘小火轮逃往租界避难。被绑在长板凳上的陈英士,终于获救,旋即当选沪军总督。

上海在一夜之间幸庆光复,杨虎两次参与攻打制造局,他是很有功劳的。因此,辛亥革命前后,他都在沪军都督府里,担任军事方面的工作。

辛亥年同时参加攻打制造局,光复上海之役的,还有扬州人王柏龄,王伯字茂如,世代书香,文武兼备,长身玉立,风流倜傥,保定军官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十期毕业,曾在沪军第一师担任军官,会攻南京,厥功甚伟。不久第一师改编为第七师,王柏龄任职如故。他在沪上时,曾与杜月笙、徐福生、杨虎时相过从。

杜月笙那时候还没有出道,不过他好交游,性慷慨,对两位革命党人行礼甚恭,王柏龄和杨虎,对他青睐有加,另眼相看。

1913年讨袁之役,史称二次革命,宋教仁3月21日被刺,孙中山先生三日后便赶返上海,他积极筹划立即讨袁的军事。南京方面,则由黄兴前往主持;上海这边,陈英士是现成的总司令人选,京沪两地得手,可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紧扼长江咽喉的镇江、扬州一带,有一支极其剽悍的部队,徐宝山的第二军,他屹立京沪线的中间,大有举足轻重之势。

徐宝山,字怀礼,江苏镇江人,气宇轩昂,声音洪亮,世代以蔑匠为业,在镇江城里开设竹厂和竹器店。他和他的弟弟徐宝珍,自小便学篾匠。不过生性顽皮,好勇斗狠,仗着膂力过人,在市井无赖中争得一席之地,成群结党,经常惹是生非,他索性加入绿林,啸聚同伙,屡在杨仙州仙女庙、宜陵、大桥、郭村一带,明火执仗,拦路打劫,专做没有本钱的买卖。官兵捕快,一再兜捕,由于都凶悍异常,狂妄大胆,人人畏之如虎,于是他年甫弱冠,就当一群江洋大盗的头目。

当时两淮盐枭,多如牛毛,所谓监枭即为私盐贩子,他们大都从泰县贩运私盐,直到扬州东乡,再由三江营等通江口岸,运往江南各地售卖。因此扬州东乡塘头、吴家桥、朱家伙各地,都是私盐集散转口的重要地区,盐枭往来频繁,无形中成为他们的一处根据地,这些盐枭尽是心黑手辣,目无王法,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清末民初之际,数朱大狮子、朱小狮子两兄弟最为凶悍,徐宝山和他们臭味相投,互通声气,盐枭的人数比绿林多,人息较强盗丰,因此自然而然的,徐宝山再摇身一变,成为盐枭中的一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