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秋天，撒拉雍珠和本地僧人巴宗喇嘛等领导的反抗藏官的暴动全面爆发。暴动前夕，撒拉雍珠集众宣誓：“我欲为民除害，勿杀好人，勿掳财物，封其府库，以待汉官。有违者吃吾刀！”
新形势下的族与国
有清一代，川属土司所辖藏区或安定或动荡，一直是主政四川的地方大员工作重心所在。乾隆朝前后，大清国力强盛，土司叛服不定，都是内乱，期间清廷出重兵镇压瞻对土司班滚，和大小金川土司等战事，在皇帝看来，主要还是关系“国家体面”，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意味。但鸦片战争后，情势巨变
之下，少数民族地区的动荡便渐渐带上了别样的色彩。
当时，不只海疆在洋人的坚船利炮下大门洞开，本不平静的内陆地区此时就更加动荡。无论西藏、新疆、蒙古，本来就是“化外之地”，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不时起而反抗朝廷，当此之时，更有英、俄、法等列强环伺，从南、从西、从北各个方面，要求通商，要求传教，要求游历，进而要求割地，影响甚至煽动边疆民族与中央王朝间渐生离心，造成乱局后又恃强插手干预清朝中央和少数民族间各种纠纷冲突，使得边疆地带的问题日益复杂化。
藏区的情形也是如此。
1875年，英国一支小部队从缅甸侵入云南，被当地民兵阻击，打死了军中一名英国驻京使馆的翻译马嘉理。这么一个小小事件，却导致中英间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的《烟台条约》，条约主要内容是开放云南和一些新的通商口岸。同时，《烟台条约》正文之外，还附有一个专门的涉藏条款。该条款规定，英国人为了探访印度和西藏间的道路，可以派员自北京出发，遍历甘肃、青海等地的藏族地方，也可由内地四川等处自由出入西藏。
丁宝桢到了四川总督任上刚刚两个月，经川藏大道去西藏“游历”的英国人就到了。《烟台条约》规定他们是探求印度到西藏的道路，那么，四川藏区便只是他们的途经之地，但各地汉土官员纷纷来报，发现这些人沿途绘制地图，“遍访要隘”，不像是一般游客的简单路过。
这个时期，一向作为西藏屏障的哲孟雄（锡金）和不丹等与英属印度相邻的小国，已相继被英国人控制。英国人又进而试图越过西藏和哲孟雄的边界隆吐山修筑道路驿站。在此之前，西藏地方与哲孟雄及不丹等邻国间并不曾设立边防。西藏噶厦政府面对如此情形，于1886年在隆吐山建立关卡。这样一件事情，却引起英国驻北京公使的抗议，说藏军设卡之地是哲孟雄地界，意在阻止通商，要清廷制止西藏噶厦政府这一捍卫领土的举措。
清廷又一位新任的驻藏大臣文硕，人还在川藏大道上的里塘就接到命令，要他赶紧赴藏处理这一事件。上面的意思是要他答应英国人的要求：“英国正议边界通商，而藏众反设卡禁绝通商之路，是显与定约背驰。”所以“飞咨”文硕，要他“传齐各番官，将此旨严切宣示，饬令迅将卡兵撤回，慎毋再有违延，自贻罪悔”。
文硕却不是个唯命是从之徒，到拉萨后召集汉藏官员弄清情况后上奏朝廷：“查藏番并无越界戍守，隆吐山卡兵碍难撤回。”
“地为藏地，民为藏民，退无可退。”
他还把藏南地形绘图寄往京城，以证明噶厦政府是在自己领土上设置营垒关卡。
文硕在奏报中指出，如果朝廷强要藏军弃卡撤退，会使藏人觉得被清廷出卖，因而对中央政府生出背离之心。应该说，文硕这个分析是有预见性的，此后英国人步步进逼，噶厦政府动兵抵抗。但这时，却不是雍正乾隆年间，他们抵御外侮的战争再也不能得到清朝中央的支持。以至于一致仇外的西藏僧俗内部渐渐生出对英国人强力的倾慕之心，加上中央朝廷一路走弱。到上世纪初，一部分上层人士的亲英倾向最终演变为谋求“藏独”的思想与实践。
自然，此是后话。
对于此点，英国人也看得明白。后来于1904年率英军一路攻击打到拉萨的英国人荣赫鹏所著《印度与西藏》（中文译本名《英国侵略西藏史》）中就说：“……条约已证明毫无效用，西藏人民从未承认之，而中国当局又完全无力强制藏人也。”
“中国当局自认为无力控御藏人。藏人既不听命，彼等亦未敢命令之。中国之统治西藏，仅拥虚名……盖中国当局尽可同意于任何建议，然不能代藏人负责承诺，如向藏方交涉，则或一切诿之中国当局，或称未奉拉萨训令，彼等不敢擅自承诺，只能转达一切云尔。”
你有空子，就被人看见。被人看见，而自己看不见，或者看见了却未能弥补，这空子就要被人大钻特钻了。
自然，这也是后话。
￥￥￥清廷重视藏区问题，但晚了一点
到了光绪年间，危机重重的大清国回光返照，那因循怠惰成为习惯的官僚系统中，出现了一些心忧国运，殚精竭虑，希图有所作为的地方大员。
新上任的四川总督丁宝桢便是其中一位。
丁宝桢就任四川总督后，充分注意到无论是噶厦政府直辖的西藏，还是川属土司地面，无论地理还是文化，都是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西藏面临危机，四川也不得安定，所以到任不久便上奏说，“川省与藏卫唇齿相依，不能稍分畛域”。因此，西藏和川藏问题，“实与海防相为表里”，“颇有更重于海疆者”。
有此认识，丁宝桢上任伊始便下手整顿川属各土司事务。那时川属各土司地界，战乱频繁，究其祸源，从来就是各土司势力此消彼长时，互相争夺地盘，并不是后来基于国家民族层面的清晰诉求而实施反抗。为消弭此种冲突，丁宝桢派员会同各土司勘定边界，立碑标记。光绪十年，丁宝桢有一折上奏，就是为勘定边界有功的官员请赏：“瞻对、里塘划界立案，请将出力道员丁士彬等奖励。”
多年来，我频繁出入当年的各土司地面，曾寻访过何处有无当年标出各土司边界的石碑或碑文，都不可得。不想，今年去新龙访瞻对旧事时路过甘孜县，即当年的霍尔五土司地面，县里领导请我吃四川火锅，并请了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和文化局长作陪，饭间自然聊起土司时代旧事。文化局长说，前些年他们局新修宿舍，于院中挖出石碑一通，请成都大学的博士看过，说是土司间的界碑。我大为兴奋，马上提出要看此碑。
第二天早上，我便被引到县文化局。在一个单元门里，楼梯拐角下，那石碑横着靠在墙边。拂去尘土，上面碑文清晰可见。当即伏在地上读过，正是当年丁宝桢主政四川时，勘定各土司边界时所立界碑。
我问他们得到此碑的经过。说是20世纪50年代，县文化馆的人在新龙与甘孜交界处的山梁上发现，便移到山下，存放在文化馆。“文化大革命”起来，有人把石碑无字的一面刻上毛主席语录，立在院中，后来荒草蔓生，人事更迭，这石碑再无人过问，倒下后埋在土中多年，前些年修建楼房，才又重见天日。
石碑上文字申明，此次“划清界址，分立界碑”，“如有彼此越界滋事，即惟所辖之番官、土司是问，以息纷争”。
因此知道，丁宝桢任内勘定各土司边界，以防纷争不是虚文。
丁宝桢任上，还在四川设立机器局，制造新式枪炮，并以西洋方法编组与训练新军。英国人从缅甸进图云南，从哲孟雄威胁西藏时，他便调派新练成的军队三千人进驻里塘、巴塘。在这个位置上，南下可以攻防云南，西进可以驰援西藏。丁宝桢自信这样的军队，只要朝廷一声令下，“足成一战，不致甘心让人”。
可惜天不假年，疾病缠身的丁宝桢力渐不支。史载，病逝之前，他还写成《叩谢天恩遗折》，其中念念不忘的还是西南边疆，“英人俄人又均有入藏之议，将来必肇兵端”。他认为，不久的将来，和英人在西藏必有一战，因为“外洋和约，万不足恃”。最后，他还恳请清政府千万不要裁撤四川等地编练的新式军队，制造新式枪炮，壮大武备的机器局也要继续开办。
后人感叹，这样的能臣天不假年，“后任庸碌之辈，无一能逮其志者。非独西藏之不幸，亦中国之大不幸也”。
其实，清廷“大局已败，大厦将倾”，纵有一二能臣也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了。
文硕和前任一味压制藏方向外敌妥协不同，他一到任，就积极支持噶厦政府备战。京城里因此下旨斥责他“不识大局”，命令他“现在总以撤卡为第一要义”。从实际情形上讲，清中央政府的说法也不无道理，藏人想以一己之力抗御英国人，勇气可嘉，但真正打起来，“强弱殊势”，唯一的结局就是失败。那时再丧土失地，“将来难于转圜”。不是不想打，而是打不过啊！
但文硕在西藏，感动于西藏军民抗英保土的决心与勇气，上奏抗辩不能让藏军从隆吐山撤离。
公元1888年2月，失去清廷支持的藏军仍独立与英军开战。其间，支持西藏兵民抗英的文硕以“不顾大局”的罪名，被朝廷下旨革职。换上服从旨意的升泰接任驻藏大臣，坚决贯彻清廷“严束藏兵，不准妄动”的旨意，在此情形下，以原始武装的藏军于当年8月，屡败屡战，在付出了一千多军民的牺牲后，终败于隆吐山之役。
结果是签订《中英会议印藏条约》和《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无非是割地通商。
条约签订了，但还赖藏方执行，但他们总是以种种方式抗不遵行。你随便割他的地，他怎么遵行？他不想通商，你一定要前去强开商埠，他怎么会遵行？整个中世纪，藏传佛教各派不同时期执政西藏政教大权，靠的就是地理与人文上的重门深锁，现在有人想用强力撞开这个大门，掌权者当然会感到危机来临，怎么会遵从？前面所引荣赫鹏的话，就是针对此时的情势而言。
从此，西藏方面慑于英国人声威的同时，对清廷驻藏官员日益怨恨又轻视，对中央政府日渐离心，噶厦政府的僧俗官员也就越来越难以节制了。
清廷在这重重危机前，也较前更重视西藏或藏区问题。光绪年间甚至在科举考试中，把西藏问题列入了策试内容。
光绪十六年，“策试天下贡士夏曾佑等三百八人于保和殿”，策试内容就是关于历朝与西藏茶马互市的政策：“茶税之征起于唐代，其初税商钱在于何时？独开茶税在于何时？茶官之设在于何时？税茶之法其后增减若何？茶马之法始于唐，宋有茶马司专官，无明因之。宋之三税法、贴射法何法为便？明之茶马司批验茶引所设于何地？远番重茶，以资其生，茶市之通济及海外，能极言其利弊欤？”
这个策试题今天也可以用来考考那些热衷于开发茶马古道为旅游资源的官员和商人，不要求他们作出正确答案，能读懂这题目就阿弥陀佛了。
光绪十八年，策试题又是关于藏区或西藏，这回是关于藏区行政沿革及地理。
“西藏屏蔽川滇，为古吐蕃地，何时始通朝贡？地分四部，由中国入藏有三路，幅员广狭奚若？试详言之。元置吐蕃宣慰司及碉门等处宣抚司，复置乌斯藏郡县，以八思巴领之，其沿革若何？唐时吐蕃建牙何地？阿耨达当今何山？其相近大山有几？雅鲁藏布江为藏中巨川，而澜沧江、潞江之属亦发源藏境，能究竟其原委欤？”
这样的问题，也可以用来问问在藏区行政、维稳、建设的各级干部官员。今天，很多汉藏官员都是学士、硕士、博士，但有多少人能读懂这道考题？又有多少能得出正确答案？
或可反驳，说这不过是死的知识，但死的知识都不能知晓，更何况藏区那多样的文化，多变的现实？无识而言治，难免虚因故事，欺下罔上。
说回当时，光绪年间这种对西藏和整个藏区问题的重视，实在是来得晚了一点。
￥￥￥川边藏区土司制的前世今生
到此，有必要回顾一下四川康区各土司分据的历史由来。
明代已经在藏区初步实行土司制度，清人入关后，便沿袭了这种羁縻重于治理的制度。顺治五年，公元 1648年，就做出决定：“各处土司，原应世守地方，不得轻听叛逆招诱，自外王化。凡未经归顺，今来投诚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与照旧袭封；有擒执叛逆来献者，仍厚加升赏；已归顺土司官，曾立功绩及未经授职者……论功升授。”
康熙三十九年，公元 1700年，清廷派四川提督率兵到打箭炉和周围地区，镇抚大小部落，置明正土司，辖地包括今天甘孜州康定、九龙、道孚、雅江、丹巴、炉定等县全部或一部，辖民六千余户。
康熙五十八年，公元 1719年，准噶尔蒙古入侵西藏，清廷派军入藏平乱，名将岳钟琪进藏途中，到达里塘、巴塘。藏方派驻里塘营官与里塘长青春科尔寺堪布，阻止清军进藏。岳钟琪将营官革职，堪布就地处决。并在里塘、巴塘等地建立驿站，设兵镇守，转运军需，开辟自打箭炉至拉萨的川藏大道，同时在平伏的各藏族部落地设置里塘正副土司，辖地为今甘孜州理塘、乡城、稻城、雅江和新龙几县的全境或一部。往西再置巴塘正副土司，辖有今甘孜州巴塘、德荣、白玉、今西藏自治区盐井和今云南维西、德钦、中甸全境或一部。
雍正六年，公元 1728年，德格归附，置从四品衔的德格宣抚司。1773年，因德格土兵从征有功，升德格为从三品宣慰司。辖有今甘孜州德格、白玉、石渠、甘孜等县及今西藏境内江达等县全境或一部，和今青海境内玉树地区一部。
同年，今甘孜、炉霍和道孚县境内的霍尔孔萨、霍尔麻书、霍尔咱、霍尔朱倭、霍尔章谷等几大部落投顺清朝，被授从四品安抚司职衔，并颁布印信号纸。这几个土司都在瞻对北境，也就是前文中常说的霍尔五土司。甘孜州本地学者洛吾志麦和丹增泽翁所撰《霍尔章谷土司史》说：霍尔五土司为同一个祖先。元初，成吉思汗之孙西凉王阔端，与萨迦法王凉州会盟后，派他的护卫军进入康区，打败当地信奉藏族原始宗教本教的白利王，又令人护送萨迦派高僧八思巴入康区传教。霍尔五土司之祖，就是那时护送八思巴入康后留在当地的蒙古贵族。后来，子孙繁衍，成为各部落首领，并与当地藏文化融为一体，是为霍尔五土司来源。
所有受封土司，都颁给印信号纸。印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号纸，其实就是由清朝中央下达给某某新任土司的一纸批文。
受封的土司，要编造户口清册，以此为基础，确定向清廷缴纳贡赋的数目。土司给朝廷的贡赋一般都是地方特产。这地方出名马，则贡马；出珍贵药材，则贡赋药材。数量不大，象征性的。也就是说，送点东西，多少不论，朝廷要的，就是个俯首称臣的意思。后来，因收受实物贡赋麻烦，就折成银两。以本书的主角瞻对为例。雍正六年，上瞻对土司所辖户数428，纳赋额折银16两。乾隆年间，中瞻对土司因户数稀少，不纳贡赋，也颁给印信号纸。
里塘土司辖地广阔，户口众多，雍正年间勘定其辖有百姓6500余户，纳赋折银“3362两4钱7厘9毫8丝”。还不用全上，因为地处川藏大道之上，官差甚多，朝廷还要颁给土司养廉银、口粮银443两，“准由在赋粮折银中自行扣除”。
土司社会内部，除德格等地面广大、人口众多的土司有稍微复杂成熟的管理体制外，大多数土司管理都很简单。大土司是大豪酋，大豪酋下面还有很多小豪酋。大豪酋当了土司，各村寨小豪酋就是隶属土司的大小头人。这些大小头人，有一部分也受到清廷册封，是为比土司层级更低的土百户、土千户，仍受所在地域的土司管辖。
土司辖下百姓，主要的负担是各种无偿的兵役与劳役。因为生产还停留在粗放的自给自足阶段，即便有商业贸易，也为寺院或土司头人垄断，农牧民除了农牧生产的原始产品，并无其他收入。所以，对土司头人的贡赋，也是呈缴粮食或畜产品等实物。
土司们被隔绝了，在一块块不规则的，犬牙交错的领地上。
他们作为至高无上的王被隔绝。
实物税，无偿差役，对几千口子人生杀予夺的特权。
而这时，哥伦布们开启的大航海时代以后的世界正在越来越快地前行，越来越多地发生着联系。但土司们仍然被拘束在一块小小的土地上，不知今世何世。每天升起的太阳和五百年的这一天升起的一模一样。每天，土司脑子里冒出的念头和几辈之前，坐在这个位置上的那位土司的念头一模一样。无论是忧虑还是欢乐，都一模一样。
他们是贵族？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的。贵族是精英阶级，但他们只是权贵阶级，而不是精英。不要说精神生活，即便是物质生活也粗粝而贫乏。在精神领域，他们也只是跟属下的所有百姓一样，被喇嘛们引导到宗教世界。那个世界，非关现世，遥远而又晦暗不明。能期望这样的贵族阶层所领导的社会有所进步？没有丝毫指望。
在瞻对，贡布郎加统治期间，百姓负担主要是兵役与劳役，除了出兵打仗，还要服无偿劳役替其耕种土地。此外，有土地的自耕农民每户每年向贡布郎加家族交纳烤酒用青稞四批。批，藏式计量单位，相当于二市斤，由各村寨头人收齐上缴。牧民每年以所养牛群一天的产奶量，制成酥油、干酪经头人上交。如果不是长年对外用兵，瞻对地方这样的负担还可以承受。但一旦战争发动，每户都要出人、出马、出枪，自带口粮，远离家乡四出征战，因而负担沉重，以致破产逃亡。
藏军占据瞻对后，由拉萨派来的官员，并不顾瞻对经过十几年战争，当地人口，尤其是丁壮人口锐减，民生凋敝的现实，一面在现新龙县城所在地新修官衙和寺庙，都由当地百姓支应劳役，一面摊派各种苛捐杂税，将所得银两，押解西藏。既然“清大人”的皇上不给银子，拿瞻对地面充抵军费，那他自然要想尽办法，把花掉的军费加倍收回。
当年，驻藏大臣和川藏大道上塘汛粮台等费用，每年六万两白银由四川省拨付。所以朝廷要四川再出藏军征瞻军费，自是很不情愿。中央不愿拿或拿不出这笔银钱，便将瞻对地面“赏给达赖喇嘛”，噶厦政府在这里征收各种捐税，用以抵还兵费。问题是，瞻对地面到底能有多少捐税，并无统计。藏军该占据瞻对多久，也就难有确切期限。我看到的资料，多说是三十年，也有一说是十年。
有资料说，以当时瞻对地面的人口与生产情形，每年可收的银子不过万两。
藏军大兵撤退后，还留下小部队镇守瞻对，并迅速派出官员管理地方事务。对当地百姓来说，无非是新换一个土司，基层社会结构并未有触动。藏官到任后，也未谋划生产方式与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原来各村寨有势力的家族，揺身一变，又成为噶厦政府的基层官员。对百姓来说，变化的只是捐税一项。过去只要一些实物上纳土司，现在则必须真金白银，自是苦不堪言。加上噶厦政府和所有封建集权的政治一样腐败无度，送礼纳贿，都是公开行为。
这个腐败政府委派的官员，在瞻对这个深入川属土司，远离西藏的飞地上，天高皇帝远，手握对百姓生杀予夺的重权，便是得了一块宝地。除了完成应上缴拉萨的指标外，自己为官一方宦囊也得装得满满当当，自然更加需索无度。当地百姓一旦不能满足其贪欲，或者表露不满，驻瞻对藏官便滥用刑罚。瞻对地面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这样的情形一下子就持续了二十多年。只要地方豪强不犯上作乱，百姓生活如何，无论清廷中央还是噶厦政府都无人关心。于是，当地百姓忍无可忍，最后只得起而反抗了。
阶级斗争观念盛行的年代，贡布郎加作乱一方，被视为农奴起义的领导者。在我看来，这一回瞻对人起事才称得上真正的农奴起义。
这时，距西藏边界终归失败的隆吐山之战硝烟散尽不到两年。
￥￥￥一次真正的农奴起义
这次瞻对起义的领导者，名叫撒拉雍珠。
光绪十五年，公元 1889年，藏兵占据瞻对后的二十六年，驻藏大臣升泰上奏瞻对番民谋叛。
当时派驻瞻对的藏官青饶策批无比贪婪，对当地百姓勒索无度，而且残暴异常，百姓怨声载道。加上其儿子坚参扎巴和瞻对本地头人四郎旺堆横行四乡，百姓负担沉重，稍有不满便动辄得咎。
瞻对地面情形如此不堪，西藏方面也有所了解，却依然听之任之，并不打算出手整顿。1889年，驻藏大臣就把瞻对情形上奏朝廷：“唐古特（西藏）派来大小番官，不理公事，只知贪诈银钱，近来苛索愈众，视百姓如牛马，鞭笞索取，无所不至。”
而且，不是青饶策批这一个派驻此地的藏官才如此行事。“唐古特自有瞻对以来，所有派来番官，惟以剥削为事。近来新派之番官青饶策批刻酷尤甚，视百姓若马牛，横征苛敛，殆无已时”。
不仅如此，瞻对藏官还插手相邻土司事务。青饶策批到瞻对后，邻近的土司地面发生民变反抗土司统治，青饶策批立即驱使瞻对壮丁出境援助，“替土司攻其百姓”。战争中，瞻对百姓耗去生命和财产，藏官非但不加体恤，还要趁乱渔利。史料有载，仅其中一次助战，青饶策批“其子与随员扎阿色、夺结扎对及传号等互相为恶，杀人抄家，总计赚银二万数千”。
瞻对百姓见藏官行如此苛政，便派人到西藏申诉苦情，同时也派代表前往打箭炉向清政府衙门投递“夷禀”，要求瞻对脱离西藏管辖，再归四川。但“清大人”高高在上，说这些事由都属“蛮触相争”，些许小事，非关国体而不予置问。又十多年后，有新任清廷驻藏官员路过康区前往西藏，在打箭炉查阅旧档，才发现光绪年间那番官“肆为无道，民不聊生，因而叛藏归川，诉呈至百余件之多”。但那些诉呈积压在清朝的地方衙门中十多年，无人过问。
康巴地区人民一方面号称强悍，但经过上千年佛教思想的熏染，深信天命，对于封建等级制度从来逆来顺受，不思反抗。此时，投诉苦情的“夷禀”都如石沉大海，忍无可忍，才由一个叫撒拉雍珠的铁匠带领，起而反抗。
撒拉雍珠的身世，在瞻对人上给清朝官府的“夷禀”中保存下来。
他本不是穷苦人，出身于一个小头人家庭。
他父亲叫作阿噶，“在前任藏官彭饶巴任内小心当差，并无过错。后任藏官索康色因与彭饶巴不睦，迁怒于阿噶。又因阿噶之兄松郎觉美手摹藏官图记，被索康色抛河溺死，抄没全家”。并将小头人阿噶带同儿子撒拉雍珠拘囚三年。
这位索康色任满回西藏前，才把他们父子从牢中提出来，令他们在神前赌咒发誓，此后不准到汉藏官员面前申诉冤情，又诈取银钱若干，才将撒拉雍珠和其父亲释放。到此，全家人一贫如洗，形同乞丐。
撒拉雍珠做了一个身份低贱的铁匠。
在我心目中，这位撒拉雍珠才是真正的瞻对英雄。他心怀深仇，除打造些日用器具出售谋生之外，“每一刀成，不售，择其亲戚之有才艺者予之，嘱其好好收藏。即使有以重价购买者，也不理会”。他其实是心怀大志，借此集聚反抗的力量。
1889年秋天，撒拉雍珠和本地僧人巴宗喇嘛等领导的反抗藏官的暴动全面爆发。
暴动前夕，撒拉雍珠集众宣誓：“我欲为民除害，勿杀好人，勿掳财物，封其府库，以待汉官。有违者吃吾刀！”
瞻对全境，参加暴动者达六千余众，藏兵各驻扎地和藏官官寨都受到攻击。很快，驻瞻对藏兵即被击败，或死或逃。被围困于官寨中的藏官青饶策批这时只好哀求说，既然你们不愿归我西藏管辖，我回西藏好了。
暴动百姓要他先交还搜刮的银钱，可是大部分钱财早已运回西藏，只剩下新搜刮而不及运走的很少部分重归义军手中。
暴动百姓本欲将此藏官杀之而后快，这时，瞻对境内各寺院有头脸的喇嘛出面调解，说杀了藏官，就是违犯王法，只需将他留下姓名，准其回藏，还给以盘缠，鞍马并枪刀，往西北方礼送到德格土司地面。
这位青饶策批并未老实回藏，而是南下潜逃到里塘土司境内，伺机反扑。
撒拉雍珠和巴宗喇嘛领导瞻对百姓暴动胜利后，“上、中、下瞻对均各动兵”，分头把守出入瞻对的各个隘口关卡，“无论何人不容进出”。
同时，撒拉雍珠等继续向清廷呈递“夷禀”，控诉藏官，要求内附。
时任成都将军歧元，在所上奏折中说：“臣等前接该暴动首领的信折，陈述藏官种种贪虐，不愿隶藏之意，尚无悖谬之词，其派兵守隘，亦在瞻境，并未扰及邻界。”
驻藏大臣的奏文中，虽然也承认此次民变起因是“番官苛敛”，却诬蔑撒拉雍珠等“勾结野番谋叛西藏，并围困官寨，肆行焚掠”。
其实撒拉雍珠只是激于义愤，率众起事，消灭了驻瞻对藏兵，驱逐了藏官后，就迭次上书清廷，请求脱藏内附，而且也没有像从班滚到贡布郎加等暴乱首领那样要做瞻对以致更大地域的“王”的野心。
他们起事成功后，听说贡布郎加的一个儿子邓登贡布，兵败后潜逃到了果洛地方的游牧部落中，便和大家商议要迎他回瞻对，拥立为义军领袖，并派义军二号人物巴宗喇嘛亲自前去果洛迎请。
巴宗喇嘛果然在果洛游牧部落中找到了邓登贡布。这时的邓登贡布已经须发半白，在当地也能号召数千人众。而且，邓登贡布经过二十多年前的惨败，知道无论如何不能与清廷为敌，便对巴宗喇嘛说，他要“奉大皇帝谕旨，赏给翎顶，准回瞻对”，有“字样可凭”，才敢率其属下“野番”回归瞻对。他转而推荐其兄弟东登贡布之子，也就是贡布郎加之孙贡布确邛出山，“彼在山中牧羊，先将此人迎回瞻对，暂立为主”。
于是，巴宗喇嘛便先带了贡布确邛回到瞻对，撒拉雍珠等便将其拥立为主。《清季外交史料》中载有撒拉雍珠等上呈清廷的“夷禀”译文：“现经瞻民迎回贡布确邛为瞻对头目，誓不归西藏管辖，愿归大皇上为良民，不能滋事，求照各土司例归内属。”
其实，这位新主贡布确邛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撒拉雍珠和巴宗喇嘛还是暴动民众的实际领导者。
这时的清廷当然已经清楚知道瞻对暴动的发生，只是反对贪官苛政，和此前几次反抗朝廷统治性质大不相同，却不顾瞻对方面的一再申诉，一面命令驻藏大臣要噶厦政府将“办理不善之代本青饶策批革职查办”，一面又谕令成都将军歧元、总督刘秉璋，“派兵镇抚，设法解散”，“亟应查明为首各犯擒拏惩办”。
川督刘秉璋奉旨后，立即派试用通判王延龄、后补知县张炳华、巴塘都司李登山等“密带兵勇”进剿瞻对。
￥￥￥清廷第五次用兵瞻对
是为有清一代，第五次对瞻对用兵征讨。
于是，清廷调派的汉土官兵又一次向瞻对地面合围而来。
和前几次用兵瞻对时那些欺下瞒上的清朝官员不同，这次领命的几位，官位不高，对于清廷来说，倒确实是几位“实心任事”的干练之员。
他们率清军由章谷土司地面到达瞻对边界，陈兵此地，一面防备邓登贡布率果洛“野番”从北方草原南下；一面征调瞻对东面的明正土司，瞻对南面的里塘、巴塘等土司“率土兵严堵要隘”。
做好这些准备后，张炳华和李登山也深知瞻对此次民变并不是反抗朝廷，所以敢轻骑简从，借勘查瞻对和各土司界线为名，深入瞻对各地，大做分化瓦解的工作。而撒拉雍珠和瞻对百姓，终于盼到朝廷命官，对他们并不戒备，任其在瞻对全境自由行动。张炳华和李登山等在瞻对民众中声言“有大皇帝做主”，定要废除藏官苛政，欺骗起事群众放下武器，以此孤立暴动首领。很多群众果然中计，便收起刀枪，回家生产。
张炳华还通过一名叫李朝的通事（翻译）收买了撒拉雍珠的侄儿，也是暴动领导人之一的撒拉阿噶，和一些大小头人，利用这些叛逆之人“与以机宜，自相劝解，俾其藩离自开，自释众惑，继解胁从，党羽散去，瞻对势孤无助”。
做好这些准备后，1890年 3月间，驻防打箭炉的阜和协副将徐联魁率汉土官兵急行军潜入瞻对，将撒拉雍珠及所率民兵重重包围。至此，撒拉雍珠才明白“清大人”不是来替瞻对百姓做主的，反而要对他们痛下杀手。他知道自己上了大当，便率众拼死突围。战斗中，撒拉雍珠奋勇作战，不想却在冲锋时让已被清军收买的亲侄子撒拉阿噶从背后放枪击中，死于突围战中。
突围不成，巴宗喇嘛接过指挥权，率众在寨中坚守。
后来，又一任驻藏大臣长庚在《瞻番就抚首恶次第歼擒折》中这样追述当时的战斗情形：“寨外墙高数仞，围房数层，中有大碉高插空际，寨外小碉回环相应，巴宗喇嘛分布胁从，在内持枪死拒。”这样，战斗持续了半月有余，清军终于攻抵寨前，“命精锐各顶方板，掘挖寨墙，用柴薪堵塞寨门”，准备放火攻寨。
孤立无援的巴宗喇嘛见寨破在即，只好率众突围，力战被俘。从果洛迎回的贡布郎加之孙贡布确邛也于突围时被枪击而死。
于是，瞻对地面这次真正意义的民众起义被清廷镇压了。
到此为止，清军已经是第五次用兵瞻对。对于那些真正反抗朝廷的战斗，每一次都代价巨大，虎头蛇尾，不得善果。倒是这回镇压一心要归附朝廷的瞻对起事百姓，如此迅速就得了完胜。这是瞻对百姓的悲哀，在一直声称要“用德以服远人”的清廷，则是一个荒诞无比的巨大讽刺。
清廷此次用兵，不是不明白民变情有可原，而是出于所谓“大局”的考虑。这个大局，就是清朝中央与噶厦政府之间此时已相当微妙的关系。镇压瞻对起事百姓，意在安抚西藏上层。所以，事后对俘虏的巴宗喇嘛毫不容情，“瞻对叛番巴宗喇嘛首先造意煽乱，勾结野番夺寨逐官，情罪重大。现经长庚等审讯明确，即著正法枭示，以昭炯戒”。这个炯戒是什么呢？那就是噶厦政府官员，无论僧俗，无论如何以一己之贪残，虐民于水火，老百姓都得各安天命，不得反抗。历朝历代，所谓治藏安疆，都是笼络上层僧俗权贵，而于民意民情则无所体恤。这样的治藏政策，于今思之，仍不无教训的意义！
有此指导思想，瞻对第五次乱平后，清廷一些善后措施，比如所谓列出“应禁苛政酌议八条”，“以安地方”等，也都是官样文章。
两年后，驻藏大臣升泰上奏，是关于那位促成了瞻对撒拉雍珠事变的藏官青饶策批的处理意见：“讯明已革瞻对番官青饶策批参案苛虐情状，皆其头人四郎旺堆勾同其子坚参扎巴所为。”也就是说，这个人回到西藏后，不知又使了多少从瞻对勒索而来的银子，大事化小，终于申明自己没有苛虐之罪，至多是失察之过，所以，驻藏大员要上奏“请免治罪”。
得旨：“允之。”
此时，新的藏官已经在瞻对上任，重演旧事了。
哀哉，铁匠撒拉雍珠！
哀哉，巴宗喇嘛！
呜呼，瞻对百姓！
可以补充一点的是，这段历史事实也被西方人以他们的方式加以独特的关注。在意大利人毕达克著《西藏的贵族和政府》一书中，对这件事情是这样记载的：“1889年，那个地方爆发了动乱，驱赶首席西藏地方长官……形势要求四川总督再次加强汉人的直接统治。面对这一困难局势，拉萨政府派霍尔康赛和堪布洛桑扎西前去调查。不久，霍尔康赛接任高级地方长官职务，成功地平息了这场叛乱。四川总督将一位首领——巴宗喇嘛当众处死，并依法对他主要的追随者起诉。”
需要指出一点，这时的中国，是清朝满族皇帝的江山，不是“汉人的直接统治”。
这是一本很有权威的学术书，那样的血雨腥风在优雅的学术文体中是多么平静啊！但倾向性还是难于掩饰的，只是同情没有落在最该得到同情的撒拉雍珠和巴宗喇嘛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