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六征瞻对，数这次最干净利落。大获全胜的原因也很简单，经过洋务运动，清军有了一些现代化的武器。攻瞻之战中最厉害的，就是炸药。但最顺利漂亮的战事，却导致最荒唐的结果。
￥￥￥养痈者遗患
清廷如此息事宁人，听之任之的结果，是六年后，瞻对地面又有事情发生了。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 1895年，朝中又接到上奏：“瞻对番官对堆多吉等以追逐瓦述三村百姓为由，起意吞并明正土司，胆敢率兵一千余人长驱深入，互相杀伤，商上多方袒护。”前文说过，“商上”，藏语译音。本为管理达赖喇嘛财务和行政事务的专门机构，清代史书中有时用来称代噶厦政府。
瞻对藏兵越界，当朝者自然感到愤怒：“……率兵越界，意图吞并明正土司地方，实属横恶异常，肆无忌惮。”下旨将番官对堆多吉，僧官夷喜吐布丹均著革职，并令驻藏大臣将此谕令译为藏文，交与噶厦政府，要他们“另派贤员接管”。后来，这命令噶厦政府撤换驻瞻对官员的命令也不了了之。因为这时恰好新任驻藏帮办大臣讷钦从四川往西藏赴任，正要路过番官出界滋扰的地方，番官听闻，也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遂即退兵”。于是，京城又下旨说：“该番官等尚有畏惧之心，即可相机开导。”
还是在西方人所写的《西藏的贵族和政府》一书中，这场冲突被这样描述：
“1895年后期。明正土司侵犯瞻对。西藏高级地方长官对堆多吉……提出抗议，抵抗、反击明正土司。四川总督鹿传霖将此视为对中国领土的侵犯。因他的请求，驻藏大臣奎焕要求达赖喇嘛将对堆多吉和他的僧官同事堪穷夷喜吐布丹召回，并提出起诉，达赖喇嘛拒绝执行。两位官员仍留在瞻对，组织抵抗，并任命孜仲则忠扎霸为他们武装力量的指挥。”
这时，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一些举措也开始及于藏区。先是四川总督鹿传霖主张开办四川矿务。但“川省矿产皆在番夷土司之地”，那些“距省较近，土司驯良之区，即著派员详细履勘，认真举办”，至于“打箭炉毗连藏地，甫经开导土司试办，即有纠众闹哄之事”。而这些地方，沿河金矿都极易开采，正好补充清朝空虚的财力，所以，清廷还是要求四川方面“体察情形，酌量开采”。
光绪二十二年，考虑到“川藏文报迟缓，拟由成都至打箭炉先接电线”。
电线架好了，可以打电报了，但乘电报到京城来的几乎还是坏消息，烦人的消息，只是来得更快。
随便摘引几段：
“廓、藏失和，派员航海取道印度前往查探解散，请宽给公费。”
“据堪布巴勒党吹木巴勒呈称，近年贡使到京，屡被白塔寺等处居住之喇嘛、商人等串同诓骗银两，请饬传讯。”
“鹿传霖奏瞻对番官现复带兵出巢越界侵扰，不服开导。”
“瞻对番官上年与明正土司越界构兵，经鹿传霖等将驻瞻僧俗番官先后撤参，均经降旨允准。乃该革番官并不遵照撤换，近复带兵越界滋事，干预章谷土司案件，勒令书立投瞻字样。”事情比原来更大了。不仅是出兵侵略明正土司，还干预章谷土司案件。
地处炉霍的章谷土司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贡布郎加为乱康区时，首当其冲的就是章谷土司。清史记载，藏兵平定瞻对后，章谷第九代土司又回到辖地，官复原职。这时，藏军不仅占领瞻对，也占据着章谷土司地面。甘孜当地史料《霍尔章谷土司概况》记载，瞻对事平后，藏军恢复了章谷土司权力。第九世章谷土司去世后，扎西汪加出任第十代章谷土司。藏方同时委任一名僧官担任章谷宗本，掌控章谷地面。当地史料说，扎西汪加自幼身处战乱之中，缺少教养，没有执政能力，加之藏方宗本的节制，继位后基本不问政事。1896年，扎西汪加去世。因没有子女，章谷土司绝嗣。土司的空位，引起章谷内部各实力头人相互争斗。而邻近的朱倭土司和麻书土司等，也觊觎章谷地盘与人口，介入围绕土司权位的明争暗斗。
而据《清代藏事辑要》记载，第九世章谷土司死于光绪十八年，死后无子继位。继位第十世章谷土司的是麻书土司扎西汪加，入主章谷为“兼祧”。在封建宗法制度下，这是一个男子同时承担两个家族的传承。有考证说，“一子两祧，为乾隆间特制之条”。
麻书土司“兼祧”了章谷土司，引起了直接与章谷接界的朱倭土司不满。朱倭与麻书两家，传说中本是同一个蒙古祖先。这时又是翁婿关系——麻书土司之妻为朱倭土司之女。第九世章谷土司病故后，朱倭土司就唆使他女儿把章谷土司的印信号纸“携回朱倭收藏”。麻书土司不满，把官司打到打箭炉的清朝衙门，“打箭炉文武屡次催交，朱倭土司不特不肯交出，且敢声称往投瞻对番官理论”。光绪二十二年，朱倭土司调集土兵，“勾结瞻番添兵相助攻打章谷土司地方”。其实是瞻对藏军出境，帮助朱倭土司攻击麻书土司。
这就是四川总督和驻藏大臣上奏中所说的“干预章谷土司案件”。
与此同时，瞻对藏官还在干预霍尔孔萨土司家族的内部纷争。那时，第七代孔萨土司与妻子感情不和，以致手下大小头人也分裂为两派。两派互相争斗，造成好几起血案。最后是土妇一方围攻官寨，土司逃亡。土妇拥金掌握了土司大权。孔萨土司地面，本是藏军从贡布郎加手中收复的。复位后的土司自然便疏远清廷，而尊崇瞻对藏官，有事都是向瞻对藏官报告。孔萨土司家族内部的这场争斗，也由驻瞻对藏官出面调解。调解的结果：土妇与土司结束婚姻关系，土司土妇双双退位，传位给第八代孔萨土司。
这些土司家族，在其先辈之时，还能保境安民，聚众农耕住牧，以原始部落而接受佛教文化，并助其传播，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从此陈陈相因，因循守旧，想要厚积财富，增加实力，却不能通过革新生产方式与生产组织形式，发展工商来加以实现。其唯一的手段无非就是争夺地盘人口，结果却是内争外斗之下，民生凋敝，人口萎缩，土司家族自身也日渐衰弱。
光绪二十二年夏，瞻对藏官则忠扎霸直接领兵到章谷，插手土司间的冲突。鹿传霖派督办夷务知府罗以礼率兵前往弹压。清军与瞻对藏军发生武装冲突，则忠扎霸战败，退回瞻对。接到奏报后，光绪二十二年秋，清廷下令向瞻对开战。“瞻番既迭经开导，抗不遵从……竟敢开枪轰击官兵，衅端已开，自非大加挞伐不可”。
这是清朝在如今只是一县之地的瞻对第六次用兵。
￥￥￥清廷第六次用兵瞻对
一直主张收复瞻对的鹿传霖早已做好准备，得了命令马上进攻。“将朱倭逆寨、瞻番新寨攻破，惟瞻逆则忠扎霸乘间逃遁。”鹿传霖随即下令提督周万顺率军追击，同时调集明正、里塘各土司兵马，“听候调遣，以为后继”。
这时，下了进剿命令的清廷又担心起来，好在有了电报，消息传递就快多了。三天后清廷又“电寄鹿传霖，瞻对之事干涉达赖，恐掣动藏中全局。现在添营进剿能否得手？著鹿传霖随时电闻”。
而鹿传霖思考的已是瞻对的善后事宜，主张“保川图藏”：“拟俟收复三瞻后议设流官”。也就是说，这位励精图治的四川总督已经在筹划战后驱逐藏官，在瞻对等地“改土归流”，建立由朝廷委派流官的行政机构。
此时的清廷对鹿的主张是欣赏与支持的，表扬他“总期自固藩篱，消弭隐患”。
清军攻进瞻对后发现，一年前已由清廷下令革职的驻瞻对藏官对堆多结和夷喜吐布丹仍留在当地，正带领藏军抗拒清军。但在提督周万顺三路齐攻面前迅速败退。而在章谷，夺了章谷土司印信的朱倭土司也战败了，带着章谷土司和自己的印信潜逃。
战事进行顺利。鹿传霖直接向朝廷提出：“统筹川藏情形，瞻对亟宜改设汉官。”
朝廷此时却又犹豫起来，电告鹿传霖：“瞻对用兵系暂时办法，事定之后应否仍设番官，当再斟酌妥办”，“不能因此严责喇嘛，转生他衅也。藏事棘手，该督等当通盘筹计，切勿鲁莽”。
奏报往还之间，周万顺所带汉、土官兵正一路苦战，逼近了如今新龙县城所在的中瞻对，藏官官寨所在之地。此地在雅砻江西岸，东岸一山壁立，直逼江边，有一座跨江桥梁通往对岸。我到当年这爆发恶战的旧地，与当日不同的是，当年的藏式木桥，已被一座可以对驶卡车的水泥拱桥所代替。桥变了，地理状况并未改变。江西岸山势稍缓，江岸边一片倾斜台地，藏官衙门和藏军堡垒就位于这片台地之上。藏军深沟高垒，要在此与清军决战。战事是新的，对手也是新的，情势却与此前几番攻瞻过程几乎雷同。“逆巢有新旧大寨两座，形势毗连，均极高峻险固，新旧大寨之外，三面环列小碉十七座，贼自焚其三，其余棋布星罗，互为犄角”。除此之外，寨之右山有哨碉三座，形如品字，为新寨之屏蔽。其新旧两寨之前，复有水碉四座，相为犄角，真是易守难攻之地。更困难的是，清军在东岸，藏军败退时，已撤毁了通向对岸的桥梁。前线清军一面赶造牛皮船，“以洋枪沿岸轰击”，掩护强渡，一面从上游距中瞻对近百里处的波日桥渡河迂回，终于将中瞻对藏军围困起来。
在前线领兵的周万顺战术娴熟，“赶造极厚木牌以御枪石”，并开挖地道，深抵寨墙后，才激励将士发起进攻。鹿传霖在其奏章中详细记载了战争过程，给我们留下了彼时战争活生生的细节。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黎明，攻击驻瞻对藏军中心据点的战斗正式开始。（1896年第七次）
“周万顺新督各营开队前进，直攻第一水寨，贼用枪石轰击，我军以木牌自卫，鼓勇直前。旋前旋却，直至昏夜，始抵寨根”。鹿传霖还留下了那些低层军官的名字：“曹怀甲、朱兰亭、马骥、李朝富、鄢明庆等，各率所部勇丁四面攻击，哨弁陈有珍督率勇丁、矿夫开挖寨墙，寨上枪石如雨，继以沸汤，附近贼寨复以枪炮环击，我军颇有伤亡。新大寨复出悍贼数十，直前援救，陈有珍挥戈陷阵，奋勇抵御，阵斩悍贼多人，贼始败退。”但清军挖掘地道却没有成功，因为遇到了巨石，“时天已将明，我军始退避坎下，朱兰亭及哨弁张玉林均受石伤，并阵亡勇丁一名，受伤者十一名”。
白天休息，二十九日夜，又对这个水寨发起进攻。同时佯攻其他寨子作为牵制，换了一个叫李飞龙的军官带领继续开挖地道。“大寨复来援贼数十，直犯我军，经马骥与哨弁艾荣华、马象乾等分兵迎击，斩贼三人，贼乃遁去。惟寨上炮石如雨，鄢明庆、陈有珍均各受伤，迨至四鼓，始将地道掘成，哨弁陈长信急负洋药二桶装入洞中，燃火轰发，寨墙立圮，我军乘势攻入，立将寨贼焚杀无遗，擒获逃出番妇一名，工曲大头人一名，朱倭大头人一名，乍丫大头人二名，我军亦阵亡一名，勇丁五名。”
这才攻克外围四座水碉中的第一座。
三十日夜，又如法炮制，攻击第二座水碉。不同的是，直到水寨再次被地道中的洋药轰毁，大寨里再无兵出援了。
九月初一，清兵见瞻对藏军注意力都集中在剩余两座水碉的防守上，便出其不意，筹划攻击大寨右山上的哨碉。当天晚上，“令鄢明庆等乘夜率队前往攻扑，曹怀甲、李飞龙及明正土兵同往埋伏接应，是夜二鼓，衔枚急进，直抵贼巢，贼以长矛飞石，直犯我军，李飞龙所部哨弁陈守信伏兵突出，贼不得逞，我军亦多受伤。此碉直立岩际，路极陡险，与新寨互为犄角，时以铜炮轰毙我军，猝难前进，正在相持，忽闻新寨铜炮炸裂，哭声震天，哨弁杨荫棠急放大炮轰击，我军一涌而前挖成地道，急以洋药填入，轰塌碉墙，乘势攻入，将碉内悍贼歼除净尽。哨弁丁玉堂、刘长胜奋勇先登，均受重伤，阵亡勇丁三名，受伤十二名”。而右山三座哨碉这才去了一座。
以后，藏军“守御愈严”，战事陷入胶着，僵持了差不多半月时间，再也未有新的进展。
九月十三日，又有副将陈立纲率援军两营到达，清军士气高涨，周万顺当即命令于白天大举进攻。“分派寿字后营、长胜中营、长胜副中营、新健营分路猛扑，碉内放枪轰击，哨长余凤鼎勇丁一名当时阵亡，游击丁玉堂、龙迎廷均受重伤，众欲退避，哨弁陈有珍，躬冒枪石，奔赴墙下，鄢明庆复自后督队，众始奋勇扑陇，力挖墙脚，各营枪炮环施，他寨之贼不敢出援。相持两时之久，碉壁挖穿。陈有珍急负洋药安放洞内，滚岩而下，俄顷火发，碉墙齐摧，守碉悍贼数十人无一脱者。”
周万顺又转而命令攻击水碉。
“此碉本为镇桥而设，极为高厚，左筑深池，右筑围墙，墙外掘有深濠。濠外梅花桩密布，杂以荆棘，韩国秀亲督弁兵，将梅花桩奋力拔去，而墙内伏贼枪石如雨，相持时许，阵亡守备王胜美、把总张仁臣、六品军功马才品三人，勇丁亦多有伤亡，势且不支。周万顺急令外委梁长泰用开花炮轰击，时已亥刻，贼复出队救援。各军奋勇接战，毙贼甚多，纷纷败退碉内，逃出六人请降，余为炮火轰毙，枪炮渐稀。陈有珍即督率勇丁乘势猛扑，跃登围墙，复督令急挖碉墙，大寨之贼迭出救援，均经击退。时至五鼓，碉墙挖至八尺，尚未洞穿，急以洋药轰放，仅去碉墙一角，我军乘势攻入，斩杀殆尽。”
清军暂停进攻，劝藏兵投降。
九月十六日，藏兵放弃外围剩余哨碉和小碉，相继撤入中心大寨。周万顺见劝降无果，“复饬各营进兵取其附近之碉，各营遂率所部四面包抄，齐声呐喊，贼众惊惶无措，坚守老巢。鄢明庆遂率奋勇数十人傍山而行，扑入一碉，始知悍贼逃入大寨，仅余妇孺三人，此碉即为我有。韩国秀、李飞龙各率所部猛扑大寨，寨内枪石如雨，时阵亡把总王怀三并勇丁一名，猝难逼近。李飞龙见附近一碉，枪声稀少，谅无多贼，即率健勇数十人破门直入，碉内仅有数人，跳窗而下，立为我兵轰毙，此碉亦即夺得，正拟进图大寨，适大雨如注，当即收队。计先后夺取五碉，共阵亡弁勇十七人，受伤七十三人，攻瞻之役，此次最为恶战。”
统计战果：“合围两月有余，先后攻破贼碉八座，现仅存逆巢新旧大寨两座，小碉五座。”
藏兵方面，带兵官则忠扎霸兵败章谷后，并没有回到瞻对，失去踪迹。驻守瞻对的是前一年已由清廷下旨噶厦政府要求予以革职的原驻瞻对俗官对堆多吉和僧官夷喜吐布丹。俗官对堆多吉在清军渡雅砻江形成包围前已经逃走，留下其子楞殊与僧官夷喜吐布丹坚守官寨。
楞殊于十三日战死，只剩僧官夷喜吐布丹一人率残兵顽强抵抗。
鹿传霖见此情形，命令周万顺“开导招降，剿抚并施”。
周万顺得令，“派令降番屡次入寨开导，令其献寨投诚免死，贼尚负固不服”。同时还在积极备战，于是“开挖曲折明濠，为攻取逆巢旧寨之计”。
“九月十七日，濠已开成，寨内之贼倍形惶惧，将旧寨器物移入新寨，犹抗不出降。周万顺知其已无固志，十八日清晨，传令各营四面进攻。一面仍派降番入寨，切实开导，晓以利害祸福，许以献寨乞降，准予免死，如敢抗拒不服，即当进攻，破寨定在今日。逆番夷喜吐布丹见事机已急，始派二等番官洽桑巴出寨求见汉官，周万顺当令彭鹤年、周启藩、张志琦及李飞龙、鄢明庆、李朝福与之相见，洽桑巴初犹狡辩无罪，词尚倔强。彭鹤年等历数其苛虐瞻民，蚕食土司，参撤不遵，而复敢带兵越界滋事，拒伤官兵种种罪状，严词诘责，并谕以事已到此，利害祸福，惟其自取，洽桑巴始惧罪战栗。谓以前之事，皆系对堆多吉、则忠扎霸所为，两人早已在逃，夷喜吐布丹不敢抗拒官兵，近日守御，亦系对堆多吉之子楞殊之谋。其人已中炮毙命，夷喜吐布丹现知悔罪，恳求罢兵。彭鹤年等复勒令限三日之内，陆续献出碉寨，不准迁延，可从宽贷。
“洽桑巴往返数回，始于午后大开寨门，将旧大寨献出，寨内番众均已逃亡新寨，财物器械搬运一空，韩国秀一军，当即入居寨内。”
其间，还发生一件事情，清军抓获前来送信的藏兵，搜出一纸“传牌”，内中声称增援瞻对的藏兵一千五百名正在向瞻对进发。但这纸“传牌”印文模糊，也未说明这援军是何人带领，又是从何处而来。清军判断这是伪造，“希以虚声摇惑军心”。后来，这支纸上援兵直到瞻对战事结束，也未见踪影。
闲话表过，再说中瞻对战事。
双方谈判，本来说定十九日藏军要献出五座碉堡，但时限到了，“五碉仍复固守如前”。
周万顺立即命令韩国秀、曹怀甲两营兵排队列阵，摆开进攻架势，再派已降番目分赴各碉继续开导劝降。这时，“守碉各番慑于兵威，知难相抗，亦即陆续缴出器械，先后投诚。即派勇弁分往各碉，共计招降番众男女一百余人，分别资遣散去”。
二十一日洽桑巴再次出寨到清军营中，称迁延不降，是害怕被清军诱杀，并且“因结怨瞻民，深虑报复，恳求酌派兵勇护送回藏”，“周万顺当即宣布皇仁，概为允许”。
“而夷性多疑，终畏诱杀，迁延乞缓，至二十六日夷喜吐布丹率同喇嘛番众妇孺三百余人开门而去，呈缴大炮五尊，放出羁押明正、革什咱、德格、霍尔五土司番众七十六人，当即讯明分别资遣，分派各营移驻寨内，三瞻地面一律肃清。”
不久，朝中就收到前线传来的好消息：“电奏瞻对碉寨全克，逆目遁逃。”
后来又得到消息，逃出的番官则忠扎霸已病死于察木多地方。
￥￥￥鹿传霖尝试改土归流
关于瞻对如何善后，鹿传霖先后上奏十数次，力主改土归流，设立汉官。并具体提议将瞻对改设为“瞻对直隶厅”，同时，在章谷土司和朱倭土司地设立屯官两员。
此时，清廷又担心在中央政府与噶厦政府关系已经相当紧张的情形下，瞻对改土归流势必将使局面进一步恶化。“三瞻虽已全克，或收回内属，或赏还达赖，均于大局颇形窒碍，实属势处两难。……倘达赖因此觖望，诸事掣肘，将来印藏勘界一事，更难著手，是收回一说，谈何容易”。但是赏还达赖，清廷也不甘心，“又恐藏番生心，威胁邻境各土司，以致入藏路阻，将来驼只无人供应如何入藏？”
此时新任驻藏大臣文海尚未到达任所，清廷命令驻藏帮办大臣讷钦说服达赖，让藏方退出瞻对，由清廷给予赏银，也就是付清原来所欠征瞻军费，但藏方坚决不同意。
于是，瞻对战胜后，善后事宜却成为一件悬案，久拖不决。
鹿传霖再奏文催促，上面就不耐烦了：“总之，保川固要，保藏尤要，筹善后，设流官，此保川之计，非保藏之计也。”
鹿传霖只好耐住性子，等待清廷决断。等了一年多，清廷还是举棋不定，难下决断。
驻藏帮办大臣讷钦，虽不能说服达赖喇嘛放弃瞻对，但还是支持鹿传霖的主张，专门上了一折，说“瞻对撤归川属无可疑虑”。时在光绪二十三年九月。此后不到一月时间，清朝中央专门管理蒙藏事务的理藩院报告，达赖喇嘛派人到京游说，请求代为上奏，“恳求赏还瞻对”。
此间周万顺所领征瞻对清军，“先派攻剿之四营，弁勇既多伤亡，亦甚疲乏，关外严寒，军士思归”，而瞻对地面“瞻民欢欣听命，从前逃亡者多已归来，惟纷纷控诉番官之凶暴苛敛，民不聊生，求归内属”。在此情形下，鹿传霖以为瞻对地面并不需要留下太多兵力，便奏请把先到瞻对四营撤回，临时委任张继为瞻对弹压委员，统带后来进援瞻对的四营清军，留三营“驻扎瞻对，筹办善后。韩国秀一营驻扎道坞，兼顾章谷、朱倭善后”。
等待清廷决断之时，德格土司派人来到瞻对，向瞻对弹压委员张继陈述冤情。
当地史料说，“切麦打比多吉在位期间，与下属头人发生矛盾，不能行使土司职权，曾请求四川总督派乔姓统领带兵剿办”。
《清代藏事辑要》载有鹿传霖当时上达清廷的奏报，因为记于当时，应该更为确切：“查该宣慰司侧旺多尔济罗追彭错克，其妇本西藏之女，生子昂翁降白仁青，向与瞻对番官对堆多吉交通，因而妇禁其夫而别居，子废其父而自立……苛虐土民，一如对堆多吉所为。”也就是说，清廷册封的老土司，已被由瞻对藏官支持的妻子和儿子夺位，失去土司大权了。清军瞻对战胜后，老土司又听说藏官死于察木多，于是“该老土司迭次派人赴瞻弹压委员张继行营诉陈冤苦，而所部头人等亦均纷纷诣营恳求”。
又查《德格土司世系》，前去告状的应该是德格第十九代土司切麦打比多吉。十一岁时，他和其母被贡布郎加掳到瞻对南面扣为人质多年，贡布郎加兵败后，才被藏军解救回德格复职。切麦打比多吉被掳往瞻对的时间是1852年，派人到瞻对弹压委员处告状应是1897年。也就是说，这一年，切麦打比多吉才五十六岁。如此壮年，就被其妻、其子夺了大权，心里自是不甘。
鹿传霖接报，命令张继前往“相机妥办”。
“张继即率师深入险阻，土民牛酒迎劳，因宣布朝廷恩惠，复感激涕零。惟小土司昂翁降白仁青，梗顽如故，尚欲奋其螳臂，纠谋抗拒，不意张继已派营据其腹心。”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该员轻骑驰抵土寨，遂将其母子一并缚获”。
鹿传霖早有在川属土司地面改土归流的设想，此时见德格土司家族因争权内讧，正好借机把德格土司地面也纳入改土归流的范畴。随即上奏：“该老土司自揣衰病之躯，情甘乞退。请将悍妻逆子尽法惩办，谨率全部献地归诚，并将印信赋税册籍等项呈缴。”这到底是事实，还是鹿传霖为实现自己抱负而杜撰的一面之词，已经难以考证。或者他保川固藏心切，虚构老土司情愿献土缴印，自废为民的事实也未可知。但他看川藏大势却清楚明晰，一定要将川康地区北部各土司改土归流，也确实是从国家利益着想。“打箭炉关外诸土司，以德格为最大……袤延于川藏之交，南北五百余里，壤接西宁，东西两千余里，界连三十九族，乃茶商入藏之北路，路途较捷而地势极要，又据金沙江上游，若扼险设防，则边疆愈固。”“该老土司献地归诚，自应俯从所请，由川拣派文武，改设流官，措置周详，深有裨益于全局。现在朱倭、章谷两土司亦系改设屯员，办理已有规模，与此事同一律，而壤地之广大，边防之吃重，尤为过之。”
清廷也同意：“德格小土司昂翁降白仁青母子，恣行不义，业经委员张继擒获押解炉厅收禁，该老土司头目人等献地归诚，现拟改流设官。”
￥￥￥反对变革的成都将军
鹿传霖征瞻对，又收德格，雄心勃勃，风头正健。便引起同为一方大员的成都将军恭寿的不满。成都将军一职，是因为川属土司地面向来多事，乾隆朝平定大小金川土司之战后专门设置。其职责明文规定：成都将军不管内地州县营汛，专门负责川属各族土司，尤其是川属藏区各土司军政事务。成都将军设置以来，都由满、蒙大员担任。但清廷贵族集团，统治愈久，腐败愈深。以致后来出任成都将军的满、蒙贵族，越来越名不副实，不能胜任其实际职权。琦善之后，瞻对或川属土司地面有事，都是由四川总督刘秉璋、丁宝桢、骆秉章和鹿传霖等出面主持。总督们处理藏区事务时，有时与成都将军通通声气，有时便索性自行处理，只在上奏时依惯例署上成都将军的名衔，这差不多已成惯例。那些成都将军住在成都满城之中，吃喝玩乐，也自乐得清闲。
可是，鹿传霖挥兵瞻对，大获全胜，风头正旺，使得时任成都将军的恭寿越来越不满意。查骞所著《边藏风土记》载：“时成都将军恭寿庸且懦，鹿传霖藐之。此次夷务改流诸大计，鹿未尝筹商恭寿同一会衔。恭寿意不解，幕僚咸不平。”
这是说，鹿传霖看不起恭寿，上奏在瞻对德格等地改土归流的设想时，并未与恭寿协商，却署上了他的名衔。恭寿不舒服，他手下的幕僚帮闲们更不高兴。
尤其在得知清廷同意德格改流后，恭寿便发作了，责怪鹿传霖“何以事前并不商知，竟将奴才衔名列入折内，事后始行移知，从来无此办法”。自己也向清廷上了一道《密陈德格改流川边动折》。其实是封告状信。说“张继急于邀功”，鹿传霖“不查虚实”，并因此明确反对改土归流，“各路土司闻之，难免不疑虑生心，潜萌异志，利未必得而害恐滋甚”。
一向怠惰的恭寿，身为成都将军，瞻对一境动荡多年，未见他有什么动作，这回却积极起来，连上奏折，控告鹿传霖对德格土司家族纷争处置失当。
驻藏大臣文海也站在了恭寿一边，上奏说，“鹿传霖饬令将该土司母子解省审办，道路传闻，莫不骇异，以致各土司皆有不安之象”。
鹿传霖抱负宏大，建功心切，举措上可能真有失当之处。但从川藏长远安定稳固着眼，他的做法顺应大势，无疑是符合历史前进规律的正确之举。
变，各土司失去世袭数百年的尊贵地位与土地人民，自然要感到“不安”。又岂止是感到“不安”！
不变，有清一代，从盛世到衰微，两百多年间，各土司地面又何尝安静过一天。如果不变就能求得安定，也就没有这本书中老套故事一再重演了。
变，“不安”后尚可期待社会进步，长治久安。
不变，无非陈陈相因，继续那些剿抚的老故事，一任土司地面自外于日新月异的世界大势之外，整个世界步向文明，而土司属民仍在蒙昧穷困之中，民何以堪，情何以堪！
清廷通过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虽稍有振作，但终究还是以皇家一族之私，面对任何改革的要求，都瞻前顾后，权衡再三，这也是“大局”。为了这个大局，还是反对变革的保守声音更对上面的胃口，更容易在中央引起共鸣。恭寿与文海之流几道奏折下来，光绪二十三年九月，进剿瞻对胜利后一年，清廷下旨将鹿传霖革去总督职务，召回京城。不只收瞻对归川的计划被中止，在德格、章谷、朱倭三土司地面改土归流的设想也化为泡影。
同年十一月，清廷下旨：“前据达赖喇嘛在理藩院呈请赏还地方，并览该署督经次所奏各节，是该番官并无叛逆情事，尚属可信。朝廷轸念番僧，岂肯以迹近疑似，遽议收回其地，所有三瞻对地方，仍著一律赏给达赖喇嘛收受。”
鹿传霖不但被罢官，连征剿瞻对都成错误了——“该番官并无叛逆情事”，自然是师出无名了。至此，清朝六征瞻对，数这次最干净利落。大获全胜的原因也很简单，经过洋务运动，清军有了一些现代化的武器。攻瞻之战中最厉害的，就是炸药。但最顺利漂亮的战事，却导致最荒唐的结果。
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
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王朝，一步步走向覆灭而不自知。
￥￥￥进退失据，在瞻对，也在西藏
鹿传霖去职，清廷再次把清军收复的瞻对“一律赏给达赖喇嘛收受，毋庸改土归流”。当然也要做足官样文章，下旨说：“达赖喇嘛当仰体朝廷覆冒之仁，知感知畏，力图自新，即著慎选番官，严加约束，毋得再有酷虐瞻民侵扰邻境情事，至干罪戾。”
这也难免太一厢情愿，自作多情了。尤其要求噶厦政府“力图自新”，更是可笑之至。自己放弃改土归流，就不是力图自新之举，怎么可能以此来要求更为保守以自固的噶厦政府？
失去瞻对，对清廷来说，也许不过是一个小妥协，但对噶厦政府来说，却是一个大胜利。须知噶厦并不是一个世俗政权，其最高领导同时是所有信奉藏传佛教，特别是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藏区人民的最高宗教领袖。即便在九至十二世达赖没有机会亲政的情形下，也都是由这一教派的著名活佛出任摄政王，所代表的也是达赖喇嘛这个最高领袖。所以，长期以来，噶厦政府一方面在行政上管理西藏事务，一方面通过其宗教上的巨大控制力，特别是通过各个寺院系统，长期对西藏之外的藏区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川属藏区土司地界，这个影响力也同样是日渐扩大的，以致渐渐发展到一些有影响的格鲁派寺院，插手当地政治经济事务，从而完全改变了地方政治格局。这种情势的形成，与清初以来便一力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势力的政策有很大关系。乾隆年间，两征大小金川胜利后，行政上废除了土司制，宗教上废禁当地流行的本教，强令当地本教寺院一律改宗藏传佛教。大金川土司家庙雍忠拉顶就被强制改为格鲁派寺院，寺院历任堪布都由格鲁派中心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派遣而来。在与瞻对相邻的霍尔土司地面和打箭炉附近地区，明末清初便逐步建立起属于格鲁派的十三个寺院。这些寺院中的灵雀寺、寿宁寺、大金寺后来都发展成为拥有数千僧人的超大寺院。发展到后来，这些寺院的经济与军事实力都远超于当地土司。这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瞻对南边的里塘与巴塘地方。分处于这两地的长青春科尔寺、丁林寺等也都是这种情况。清末，国势衰微，庸官当道，有治世抱负的大臣屡被革斥。那些传承了十代、十几代的各土司家族也日益衰微，寺院势力更加膨胀。
这些寺院和那些互相孤立的土司不同，他们是一个严密的系统，中枢在西藏拉萨，此时的中枢首脑就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
这个寺院系统与土司势力的此消彼长，使得川边藏区发生的事情再也不像过去只是孤立的事件。
其实，清廷这种妥协也并非真的顾念体恤西藏，只是国势衰弱，腐败无度的官僚体系中各级大员因循守旧，不愿也不能有所作为的一个结果。对内妥协如此，对外关系中，其妥协的程度就更加荒唐了。
公元1888年，光绪十四年，英军入侵西藏。西藏军民同仇敌忾，严守隆吐山边防，清廷并不顾念西藏军民捍卫领土的强烈决心与情感，“体恤西藏”，予以军事上的支援，反而百般阻挠，并将同情并支持噶厦政府抗英的驻藏大臣文硕解职。藏军守卫隆吐山兵败，结果自然是向入侵者妥协，签订更加符合英人意图与利益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这个条约中，就有关于划定西藏与哲孟雄边界的条款。但英国人自己并不打算遵守。
1902年，英国驻哲孟雄行政长官怀特，即率英军再次入侵西藏。在甲冈地方拆毁定界石堆，驱逐守界藏兵。
次年底，荣赫鹏上校率英军偷越边界山口，进驻西藏境内仁进岗，继而又占领帕里，驻兵于宗政府中。并将噶厦政府的交涉官员无理扣留。帕里当地百姓，激于义愤，闯入宗政府，救出交涉官员。英军立即向藏族民众开枪开炮。此时的驻藏大臣，却严禁清军参与战斗。更有甚者，一位清军军官，竟收受英国人的金钱贿赂，向英军泄露藏军的布防情况。
1904年，英军继续在西藏境内挺进，藏军以原始武器对抗用大炮和机关枪武装的英军，先败于曲米新古，伤亡七百余人。再败于骨鲁，又伤亡七百余人。藏族军民的英勇抵抗，连英军中也有人在致朋友的信中说，“我佩服他们的勇敢和豪放，希望人们不要因此而认为我是亲西藏的”。
在此严峻情形下，清廷对西藏军民却并未有“顾恤”。驻藏大臣有泰在对荣赫鹏的照会中说：“查前藏代本，不遵约束，竟在骨鲁地面，始祸称戈，大国之威，败其徒众，咎由自取。”
有泰在向清廷报告时，说得更加露骨：“倘番众果再大败，则此事即有转机。”也就是说，只有让藏军再经历大败，他们才肯跟英国人谈判，“譬如釜底抽薪，不能从吾号令也”。为了让藏人听从他的号令，不但不派驻藏清兵助战，还要“釜底抽薪”，迫使就范。
西藏军民继续拒战英军，因武器装备落后，官兵缺乏训练，再败于康马地方，牺牲三百余人。
藏方集聚藏军和各地民兵万余人，节节血战抵抗，于1904年展开江孜保卫战，再次兵败后，西藏门户洞开，英军直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蒙古，结果是驻藏大臣有泰和达赖逃亡前指定的摄政和荣赫鹏在布达拉宫会谈。
在英国人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坚决抗英的噶厦政府方面面对危机又是怎样的认识与应对呢？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和西藏档案馆联合编辑的《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中一些材料如今读来对人颇有启发。
1888年，英国人第一次对西藏用兵。战争爆发前，西藏方面面对边界危机已有相当警觉。
1886年初，便下令备战。命令中有这样的话：“宗教之敌——英国，对我西藏佛教圣地图谋颠覆之企图，有增无减，对此应有准备。”也就是说，在噶厦政府的当政者眼中，西藏并不是一个“国”，而是一个“佛教圣地”。这道命令接着说，“为使官兵们到达亚东、锡金军营处时间不延误，可以征派乘马、驮畜，应随时做准备。凡不明宗教大义之人，若像以前，进行阻止或轻慢，哪怕时间很短，根据盖有四方印的文告及此地僧俗二者之理由，按军法处置”。也就是说，对备战积极与消极，是以明或者不明“宗教大义”来归咎主观原因的。也就是说，英军侵犯边境，在彼时当政者眼中，遭遇危机的是宗教，而不是“族”与“国”。
“族”或者“国”自然是古已有之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被清晰表述，并以此主张种种权益，其实是一个现代概念。在英国人图藏的时代，这样两个概念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间政治诉求的主体，但在西藏，积极准备的还是卫教之战。而且，卫教之战的决心还是非常坚定的，同年一件由噶厦政府下达的文告中就有这样的表达：“兹有外方心怀叵测之英吉利，欲来我西藏佛地贸易，扬言止须开放商路，不得阻拦，否则将以兵戎相见等等。对此，应予以阻止，不可开例。按以往历次会议之甘结，即便西藏男丁死尽，妇女亦愿坚决抵御到底，矢志不移。”
那时，西藏地方藏军的常备兵力才三千多人，而且装备落后，训练水平低下。在用现代化武器武装，并有良好训练的英军进攻前，决心再大也难以抵敌，于是只好动员民兵参战。临时召集的民兵装备之落后，从噶厦下达的征兵令中便可看得一清二楚。
“七月一日政府颁发盖有官印之书面命令全文如下：
“为驱逐外国侵略者——英国军队，须增加兵力……兵额一定按政府中规定的数目征派，而且为了打击民族的敌人，应选派身强力壮之人，不必带武器，但须要五个人带一把铁锹和一把锄头，每十个人带一把斧子，每人带一根绳子和一个口袋，除此而外，须自带两个月的口粮。”
这份命令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文书中出现了“民族”这个字眼。
二是，临时召集的民兵要自带口粮，自带修建工事的工具，这怎么可能抵挡现代化武装的职业军人的进攻？
另一份命令则是向地方征集武器：“哲康地区出枪三支，得康地区出枪一支，火药袋一套，子弹二十发，火绳三托。”
这样才征集了一万余人，去前线抵抗英军。而那个时候，西藏遍地寺庙，据当时驻藏大臣的统计：“达赖所辖寺三千一百五十座，班禅所辖寺三百二十七座，册上有食粮喇嘛八万四千。”真是一个佛教之国啊！其实，说是佛教之国也并不确切，不能说僧人多就是佛教之国吧，还是一个美国藏学家的命名更恰切：喇嘛王国。
￥￥￥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开端
战争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战胜的英国军队进驻拉萨，拿出早已拟定的条约。这个条约史称《拉萨条约》，共十条。
内容无非还是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强制中国签订的诸多条约的一个翻版：被侵略者向侵略者赔偿军费，英国人提出赔款额五十万镑；开辟新的通商口岸；削平西藏通往印度要道上的一切武备；要求西藏开放，但是只对英国开放。
在英军大兵压境的情形下，所谓谈判其实就是在别人定好的文本上签字画押。荣赫鹏签了字，达赖喇嘛任命的摄政甘丹赤巴也签了，驻藏大臣有泰也准备签字盖印，但被他的秘书何文燮力阻，理由是没有清政府外务部批准，他无权签字盖印。
有泰这才把条约内容呈报清廷。
清政府认为此条约有辱大清主权，复电有泰，拒绝签字。“藏约十条，尚须妥酌，第九条尤为窒碍，其有损中国利益”。
英国人自己谈到这个条约时说，“条约虽不能使大英帝国确立为西藏的宗主国，至少也居于西藏保护者的特殊地位”。但英国人也知道，这个只有噶厦政府签字，而没有清政府代表签字的条约是一个无效条约。
荣赫鹏《印度与西藏》（中文译本名《英国侵略西藏史》）对在布达拉宫签约时的情形有详细记述：“驻藏大臣坐于中央，摄政王在其左方，余则坐于右方。就座后，藏人以香茗进客，中英官吏各送一杯，并以矮几罗列干果，置诸中央官吏之前。茶点毕，余即开始请命驻藏大臣，进行公务。”
这个公务就是条约的签字仪式。
“余先命人用藏语宣读条约全文，并询藏方官吏对于签字一层有无异议，答云无有。于是出示条约稿本，中英藏三种语言同时缮写一纸，盖依藏人之习惯也。余请藏方先签，藏人遂依次履行手续。当噶布伦、三大寺及国会代表先后用印完毕时，与摄政同趋案前，驻藏大臣及全场官员亦同时起立。摄政遂代盖达赖喇嘛之印章，余最后签字盖印。手续既毕，余将约章递交摄政，并言今既实行媾和，望能永守弗渝。”
这里有两点引起我注意。一个是荣赫鹏提到的“国会”，那时的西藏地方政府遇到一些大事，会召集一个更多僧俗官员参加的扩大会议，有时这个扩大会议也被称为“民众大会”，或“扩大的民众大会”，藏语叫作“春都杰错”。美国人梅·戈尔斯坦详考过“民众大会”是哪些人参加，他指出这个大会分成大小不同的两种规模。他说，对扩大的民众大会外界“可能有些误解，因为其组成人员并不是来自西藏各地”。他详列了会议的出席者为：一、格鲁派三大寺即甘丹寺、色拉寺和哲蚌寺的全体现任堪布和卸任堪布；二、西藏地方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机构译仓的四位名叫“仲译钦莫”的僧官和西藏地方政府管理财政税收的四位名叫“孜本”的官员；三、召集会议时正在拉萨的全体官员；四、西藏三大寺以外一些重要寺院的代表；五、驻扎拉萨的藏军代表；六、在拉萨征收住宅税和安排差役税的大约二十名低级官员；七、西藏地方政府一般职员大约三十名。这样的会议“都是应噶厦的请求而非正式召开的，会议的宗旨是对噶厦所提供的特殊问题进行协商并发表意见”。
“最小型的‘民众大会’的固定出席者包括译仓的四位仲译钦莫和孜康的四名孜本。通常由噶厦召集，目的在于对达赖喇嘛所提供的特殊问题进行协商并发表意见。”参加这个小型“民众会议”的人，可不是一般民众，而是地位仅次于四位政府噶伦的重要办事机构“译仓”和“孜康”的行政首领。
想必出席条约签字仪式的应是这八位官员组成的“民众大会”。荣氏把这当成“国会”，是别有心裁的有意提升，还是无心之过，就不得而知了。
再一个，驻藏大臣未在条约上签字，却出席了签字仪式。
在清政府的坚持下，关于这个条约的谈判改到加尔各答进行。这回，清廷派唐绍仪作为全权代表与英国人直接谈判，噶厦政府没有再参与谈判。加尔各答的谈判也没有结果。英国方面其实也清楚单独与西藏方面签署的《拉萨条约》是无效的，所以如此重视，按荣赫鹏的话说是“完成藏印直接交涉”。这个“印”，不是今天的印度，而是那时由英国殖民地总督所统治的印度。荣赫鹏知道接下来就是“进而要求中政府正式承认《拉萨条约》之有效”。
但“唐绍仪奉使印度，毫无结果，未几因病回国”。直到1906年4月27日始在北京签订《中英条约》六款。英国应允不占并西藏领土或干涉西藏内政，但有权在西藏各商埠敷设电线，联络印度。清廷经过力争，主要争得的还是一个条约的签字权，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以此方式重申了对西藏的主权。
1904年西藏军民抗英战争失败，西藏地方政府这次直接与英国人进行的条约谈判，成为“藏独”意识与行动的发端，也是西藏问题国际化的一个开端。
荣赫鹏的书中说：“《拉萨条约》缔结后，藏人对我态度和好，逾于寻常。”
自此，西藏地方部分僧俗上层见清朝因国力衰微而无力再如康雍乾时代那样，有强力保护西藏，便渐渐疏远清廷，而亲近英印。此前藏区地面种种动乱，多是因为藏区社会内部不同宗教派别，不同地方势力为争权夺利而发生。他们不听中央节制，甚至武力反抗，也不过是地方豪强和寺院势力，为扩张地盘争夺人口而发生的局部冲突，背后并没有什么明晰的政治理念支撑。但从此开始，藏区发生的很多事情，就跟整个世界大势有了更深广的关联。西藏乃至藏区地面发生不安定的事件时，民族、国家等概念开始包含其中，因此便具有了深长的政治意味。
西藏军民第二次抗英失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军进入拉萨前，慌忙出逃。其原因与目的，至今各种说法不能达成一致。
比较多的说法是说达赖此行，因为对清廷无力庇护西藏大感失望，企图从外蒙转投俄国，寻求沙皇支持，以此抗衡英国。只是因为沙皇俄国和日本在争夺大清朝“龙兴之地”东北的战争中失败，自顾不暇，达赖喇嘛无奈放弃了打算。
据近年发掘整理的藏方史料，达赖离开拉萨前，曾接到正率军前往拉萨的英军统帅荣赫鹏信件，言明进兵拉萨是要签订新的条约，“一经达赖签字，即当立即退出拉萨”。
达赖说：“我与洋人的观点行为截然相异，实不能聚首会谈。”这肯定不是虚伪之言，不然，此前就不会有一败再败而坚持抗英的举动。现今谈论往事，历史学家们提倡要抱“同情之理解”，以此知人论事。十三世达赖喇嘛身为西藏宗教与行政的双重领袖，固然具有很大的事权。但清朝节制西藏地方的权力，除达赖班禅等宗教领袖的名号封赐予转世的认定，达赖未成年时摄政与地方政府官员任免外，就体现在军事与外交方面。过去，清朝国力强势时，几次对西藏用兵，多数是为驱除侵略，保卫西藏疆土。战后条约缔结，也是清廷驻藏大臣作为中方的当然代表。荣赫鹏是知道这个定例的，但他偏偏致信达赖，要迫他签订城下之盟，自然怀有疏离清廷与西藏关系的打算。而达赖喇嘛既不愿与英国人媾和，而且即便愿意，也无权在条约上签字，只有一走了之，才能回避这尴尬的局面。
达赖出走外蒙，或许也有借助俄国力量抗衡英国入侵的打算，但他自己似乎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说法与举动。驻藏大臣有泰上奏说“该达赖违例远出，并未咨报，究竟有无狡谋，实难悬揣”。当时，西藏地方的政治现实是复杂的，达赖喇嘛恐怕很难像日本人山口县君在其《西藏通览》中所说那样，一下就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日本人这时也开始觊觎西藏，他们这样说，或许是基于某种事实根据，更大可能还是基于当时日俄关系和日本自身的利益。
近年来，渐渐有西藏当地的藏文史料披露出来，给我们提供新的参考。
2007年民族出版社《西藏文史资料选辑》中《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就属于这样的史料。该文长达数万字，没有作者或译者署名，但从行文风格可知是从藏文译出，或是基于藏文史料整理而成。
该文对达赖喇嘛出走一事也有详细记载：“入侵英军到达曲水铁索吊桥渡口，基巧堪布帕西·阿旺欧珠受达赖喇嘛派遣，带着六月八日达赖喇嘛签发并盖有内府印章的指示前去与英军军官荣赫鹏谈判，但是英军坚持要到拉萨与达赖喇嘛直接谈判。达赖喇嘛考虑，如果会见英国军官，谈判时只能屈从于英方条件，这样本人难以承担由此而给政教大业的现今和未来带来危害性的责任。于是产生了出走内地，向皇太后和天子以及内臣面奏佛业遭难的念头。六月十二日，突然中断修行，直赴布达拉宫，任命甘丹赤巴·洛桑坚赞为摄政王，并对政事详尽叮嘱。十五日后半夜时分，向所依靠和供奉的护法神做嘱托后，带了少量随从人员离开拉萨。”
六月三十日，在那曲往唐古拉山中的半途中，达赖喇嘛又致信给他指定的摄政王甘丹赤巴，其实还是在诉说他内心的委屈：“正如我以前告诉过代噶伦的一样，对于重要官员的派出和边境问题，应由全藏大会负责处理。但是，过去我个人为公事竭尽全力，现在又先后收到英国官员要求我亲自做出决定的信件，他们仍然把责任推给我一个。”也就是说，他觉得荣赫鹏要和他直接谈判并签约，是他个人不能也不应承担的责任，所以只能选择出走。
十一月，外蒙古库伦。
还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记载，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专派一位钦差大臣带着赐给达赖喇嘛的织有九幅彩云盘龙图案的名贵黄缎僧衣和各种礼品以及颂扬册封敕文来看望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接受皇帝赏赐后，面朝北京方向行九叩礼。”
“第二天，钦差大臣和满族大臣前来会见，达赖喇嘛谈了此次去京向皇帝面奏政教前途一事。”
同时，达赖喇嘛也接到西藏方面关于“英国官员同驻藏大臣会见并进行磋商等情”。复信摄政的甘丹赤巴说，“我抵此地后，皇上和皇太后特派一位钦差大臣带来皇上问候，同时还恩赐给满族服装一套和十匹锦缎及六千两银子，目前正请钦差大臣向皇上详细禀奏西藏情况……待接到圣旨后准备速返拉萨”。达赖此说看起来并不是虚应故事，因为他还要求噶厦政府准备相关材料。他索要的材料计有：一、藏英战争期间，噶厦政府各级致英方的信件；二、向驻藏大臣通报的文件副本；三、全藏大会发表的意见书等。同时，还要求递送银票一万两，作为“重大活动经费”。由此看来，达赖喇嘛有心与清廷中央政府认真讨论西藏问题。
同时，不由噶厦政府管辖的川属土司情况也在他关注之中。
1907年，达赖喇嘛给霍尔五土司地面上的甘孜寺执事喇嘛复信，表示知道了“朱倭地区的苦乐情况”，“今后，同样要保卫本土，安居乐业”。
又有答复道孚灵雀寺信件。1905年，灵雀寺在地震中毁坏，伤亡僧侣二百余人。这时正在“上下各部募捐钱财，用于新建寺院、经堂”，其间，为寺院服劳役的“三百脚力驮畜听信外道人的欺骗，随其前往，未能追回”。外道人是谁，我们并不知道。
达赖喇嘛没有表示态度，只答复说，“已知晓”。
这说明在川属各土司管辖下的寺院，特别是格鲁派寺院，虽然在川属土司地面，但跟政教合一，以达赖喇嘛为最高领袖的噶厦政府有着非常深广的联系。
然后，达赖喇嘛经五台山准备转道北京。在此达赖喇嘛“接见美国驻京外交官主仆二人……美国官员离席告辞时用藏语说：‘请达赖喇嘛摸顶。’并表示愿意为释教效劳。达赖喇嘛高兴地为他们摸顶加持”。
在这里，他也与俄国人见了面，“接见了一名俄罗斯巡视军官，并和他们举行了友好的会谈”。
瞻对藏官也出现在了五台山。这位藏官是“来自多康地区瞻对的扎林巴代本”——“呈送呈文者”，达赖喇嘛为他们摸顶加持。
后来，十三世达赖喇嘛到达北京。
“八月二十日，是最吉祥的日子，达赖身披金红袈裟，头戴通人冠，于晨鼓二响时分，乘上黄色大轿，在军机大臣、理藩院大臣陪同下，到午门下轿，进入紫禁城，在仁寿殿觐见慈禧太后。向慈禧太后献哈达请安，献善逝佛像一尊。太后回敬洁白哈达后，赐座。慈禧太后垂询达赖喇嘛离藏有多久，沿途劳顿否，来京后接待如何等语，达赖一一奏对。慈禧太后赏赐达赖喇嘛宝石念珠一串，达赖喇嘛谢恩告退。”
“然后由理藩院京堂引导达赖喇嘛在别殿休息片刻，再到仁寿殿觐见光绪皇帝。达赖喇嘛献哈达、佛像，皇上回敬黄色哈达。光绪皇帝询问了达赖来京途中的起居情况，藏中大事，来京是否安适等，达赖喇嘛均一一奏对。”
“六日，皇帝和皇太后在中南海宴请达赖喇嘛。”
“宴会设大桌，茶菜丰盛，气氛欢乐。宴会上数名汉族演员演出蒙古族舞蹈等节目。”
当然，达赖喇嘛此行不是去吃宴会和领礼品的，他向皇帝和皇太后面禀噶厦政府的要求：
一、为了西藏的政教和臣民，应帮助西藏抵抗外道国家的侵犯，保全西藏。
二、西藏一切重要大事，达赖喇嘛自己可向朝廷上奏，也可由驻藏大臣和噶厦政府联合上奏。
清朝以往定制，达赖喇嘛本人和噶厦政府有文书上达中央，都需经驻藏大臣转呈，这是强化驻藏大臣权力的一个措施。但到清末，驻藏大臣与噶厦政府官员间关系日渐疏离，互不信任。西藏方面往往怀疑，他们递呈给驻藏大臣的奏文未被如实转奏，也怀疑驻藏大臣所施行种种举措，是不是真的出于皇上皇太后的谕旨。达赖喇嘛此次流亡途中就曾致信藏区某寺院堪布说：“皇上不会不对我们赐以圣恩。不要害怕汉人大臣播弄是非。”
但是，这一切都太迟了。
皇帝、皇太后赐宴后不及一月，光绪皇帝死去。两天后，皇太后死去。
十月九日，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宣统登基，达赖喇嘛参加了登基大典后两月，出京回返西藏。关于他提出有事可以直接上奏中央的要求未获批准。
1909年11月9日，失望的达赖喇嘛，真实看到清廷已处于风雨飘摇中的达赖喇嘛回到拉萨。距他1904年6月离开西藏，已是五年多时间。
这份年谱还明确记载，当年十二月，噶厦政府设立外事局，这就意味着，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已打算抛开驻藏大臣，自行处理对外事务。
这时，隔清王朝覆灭只剩两年。
而在正史记载中，噶厦政府设立外交局是在1942年，这时，十三世达赖喇嘛早已经去世多年了，而意在取得独立地位的频繁外交活动也是这个时候方才出现。但地方史料中既有如此一笔，也写在这里，以备专业人员考证。《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确实如此记载：“十二月二十七日，从罗布林卡返回布达拉宫，观看了年终驱魔送祟跳神会。当年新设外事局，任命堪穷坚赞平措和四品官凯墨仁钦旺杰二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