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神采飞扬，惊煞西方集团领袖，这是共和国外交领袖第一次在西方全方位展现，周恩来的迷人风采半个世纪后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
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动地陆续从朝鲜撤退军队，而美国军队仍然驻扎在那里，继续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法国军队也还在印度支那进行侵略战争。但是,由于中朝两国政府和人民在争取全面解决朝鲜问题上的坚决斗争，由于印度支那人民抗法战争的进一步开展，打得法国侵略军焦头烂额，狼狈不堪，迫使美国和法国政府不得不同意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解决这两个地区问题。
新中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开展，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充分显示了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维护世界特别是亚洲和平与安全的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可以说，没有它的参加，世界上特别是亚洲地区的重大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和很好解决的。正如1953年10月8日周恩来在一项声明中所宣告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5大国，“对于解决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
1954年2月，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4国外长在德国柏林召开会议，经过苏联的艰辛努力，终于达成一致协议：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除苏联、中国、美国、英国和法国5大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外，同这两个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也分别参加会议讨论。
有鉴于日内瓦会议的重要性，毛泽东、周恩来非常重视。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从2月底到3月，向来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周恩来，挤出相当的时间，开始了系统而认真的准备。他指导有关人员收集、熟悉、研究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情况，阅读有关召开日内瓦会议文件，约李克农等商谈和确定中国代表团成员人选等问题，并组织模拟会议，搞翻译练兵。
同时，周恩来还主持拟定了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原则等问题的各项文件，研究了配合日内瓦会议的国际宣传问题。
3月2日，在毛泽东主持，有刘少奇、朱德、陈云出席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郑重地提出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
《初步意见》指出：“关于召开日内瓦会议协议的达成，是苏联代表团在柏林4国外长会议上一项重大的成就。单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一事看来，它已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前进了一步”。但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特别是美国政府却故意低估日内瓦会议的作用，并预言日内瓦会议将同柏林会议在德奥问题上一样得不到任何结果，但美、英、法三国之间在朝鲜问题上以及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矛盾很大，他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
《初步意见》明确而坚定地说：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即使美国将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协议，甚至是临时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我们要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
3月3日，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中国接受苏联根据柏林会议协议发来的邀请，“同意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登上国际舞台
人心齐，泰山移。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为了使中国、苏联、朝鲜和越南4个兄弟国家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互相支持和默契配合，3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两次同朝鲜南日外相商谈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问题。
随即，周恩来致电胡志明主席和越劳中央，告诉日内瓦会议的开会日期，并强调说：
目前国际形势下越南的军事情况，对越南进行外交斗争是有利的，不论日内瓦会议结果如何，我们均应积极参加……因此，希望你们立即进行准备工作；组织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搜集有关的资料；拟定谈判的各种方案……如果要停战，最好有一条比较固定的界限，能够保持一块比较完整的地区。事实上今天的停战线，也很可能成为将来的分界线，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而且还要看今后战局的发展。到底这条线划在什么地方，划在哪一纬线，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要对越南有利，一方面要看敌人能否接受。这条线最好越往南越好，北纬16度的问题，似可作为方案之一来考虑。
周恩来在电文中还请胡志明3月底或4月初来北京一谈，并一同赴莫斯科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3月底，胡志明抵达北京。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后，4月1日，周恩来偕少数工作人员启程飞莫斯科。随即，他出席有苏联、中国、朝鲜和越南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在4国范围内磋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等问题。
4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外交部3位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根据内部分工和安排，代表团秘书长为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代表团顾问为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中央编译局局长师哲、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乔冠华、上海外事处处长黄华、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欧非司司长宦乡、情报司司长龚澎、军委作战部处长雷英夫、外交部交际处处长王倬如。
4月20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3架苏联“伊尔”18飞机，由北京取道苏联飞往日内瓦。
行前，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的“打招呼”会议。他郑重其事地告诫大家：“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是那是野台子戏，那是无法无天，什么也不怕，闹翻了也就那么回事；当然我们谈判还不是为了闹翻”。就是说，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说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有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要本着学习的精神。
4月24日，周恩来一行抵达日内瓦。周恩来一下飞机，人们的注意力立即集中到这位传奇式人物身上，大批记者蜂拥而至，争先恐后地抢拍照片。中国代表团成员的着装差不多一个样，队伍整齐威武，以致外国新闻媒介形容为“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手提箱也都相似……”
这以后，周恩来成为西方新闻报道的中心人物。云集日内瓦的西方各国记者以复杂而极感兴趣的心情，拭目以待，冷眼旁观在国际事务中崭露头角的周恩来，在这名人荟萃的世界舞台上如何表现。
日内瓦是享有“旅游者的圣地”之美称的世界名城，位于瑞士西南部。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署，被湖山环绕，山清水秀，一年四季，风光各异，充满了诗情画意。不但如此，它还是一座享有“医治国际政治创伤的医院”之称的国际城市。在这里经常召开各种国际会议，并设有许多国际组织的常设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国际联盟在这里成立，并建造了著名的“万国宫”——国联大厦。日内瓦会议全体会议就将在国联大厦举行。
日内瓦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也是新中国第一次走向世界舞台，经受复杂的多边外交斗争考验的国际会议。
周恩来走下飞机后，面对久经磨练、身手不凡的各国记者，显示出了杰出外交家、政治家温文尔雅、落落大方的风度。他向人们挥手致意，并镇定沉着地在机场散发了热切期望日内瓦会议成功的声明：
日内瓦会议就要举行了。这个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将密切地注视着日内瓦会议的进展，并热烈地期望着会议的成功。中国人民对于这个会议有着同样的期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
代表团新闻宣传组随即广为散发了周恩来的中文和英文的书面简历。简历有1800字左右，从一开始便称：
周恩来(生于1898年)，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这个简历是由李克农主持起草的，是没有经过周恩来径直报中共中央批准的。为什么要在简历中使用这个评价很高的话呢?
据日内瓦会议的参加者熊向晖在他所写的《李克农同志与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一文中透露：“克农同志认为，宣传周恩来就是宣传新中国。据我所知此前尚未用过‘最亲密的战友’这种提法。这表明了当时毛主席、党中央对周恩来的评价。”
在王炳南的陪同下，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乘车到日内瓦城郊莱蒙湖畔查尔索瓦镇“万花岭别墅”住地。中国代表团多数工作人员则住在城内玻利瓦什旅馆和瑞希蒙特旅馆。
周恩来开宗明义地
指出这个会议的目的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旧国联大厦开幕，出席会议的国家除中国、苏联、英国、法国、美国5个大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外，还有以“联合国军”名义派兵参加朝鲜战争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菲律宾、卢森堡、新西兰、泰国、土耳其、比利时、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荷兰。会议一致推举由泰国外交部长旺·威泰耶康亲王、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依次轮流担任会议主席。
4月27日，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朝鲜问题。南日外务相在发言中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方案确定：(一)“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的全朝鲜自由选举”；(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6个月内撤出朝鲜”；(三)“要创造条件以促使尽快完成以和平方式把朝鲜统一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国家的任务。”
美国依仗自己“金元帝国”、“世界霸主”的地位，伙同南朝鲜代表，从会议一开始，就采取了想方设法阻挠会议达成任何协议的立场，南朝鲜代表明确地提出，要按照南朝鲜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在全朝鲜进行选举。美国代表全力支持这一无理建议，并且强调要由联合国来实现朝鲜的统一。
显而易见，联合国在被美国操纵的情况下，这些建议实际上意味着南朝鲜吞并北朝鲜，美国将支配整个朝鲜。
4月28日，周恩来在全体会议上首次发言。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这个会议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巩固世界和平。” 接着，周恩来义正词严地驳斥了美国和南朝鲜代表的荒谬主张，表示坚决支持南日提出的恢复朝鲜统一的3项建议，郑重地指出： 根据昨天大韩民国代表的发言来看，李承晚政府是不喜欢这个办法的。他显然无视朝鲜人民的民族利益，企图证明似乎没有外国对朝鲜内政的干涉，朝鲜人民就不能解决自己的内政问题，其中包括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他公然主张美国军队留驻朝鲜。仅仅这一情况就足以表明，所谓南朝鲜的统治是代表朝鲜人民利益的各种说法，它的价值究竟如何了……
朝鲜的和平统一，对于维护远东和平和安全有着重大的意义。朝鲜的和平统一事业的顺利进行，有赖于关心维护远东和平的相应的国家愿意采取措施保证不妨碍朝鲜的和平发展，不容许外国干涉朝鲜的内政。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外务相的建议，是完全公平合理的。我们希望会议的参加者郑重地考虑这一建议，使这一建议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基础。
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在以雄辩的事实给美国代表及其追随者以有力的驳斥后，为了推动会议的进展，5月22日，周恩来又在全体会议上发言：
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在南日外务相4月27日的方案第一条之内补充以下一项：
“为了协助全朝鲜委员会根据全朝鲜选举法在排除外国干涉的自由条件下举行全朝鲜选举，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对全朝鲜选举进行监督。”
本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真诚愿望，6月5日，南日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希望与会各国能以朝鲜代表团4月27日的建议和中国代表团5月22日的补充建议为基础成达协议的发言。
紧接南日的发言，周恩来情真意切地说：虽然与会各国的分歧依然存在，但在“事实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共同基础是可以找到的”。因为在会上，“没有人反对朝鲜的和平应该得到巩固，并且大家认为，会议的目的是要达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的”。在从朝鲜定期撤出一切外国武装力量的问题上，也只有少数代表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进一步强调：“我们既然有了这些共同基础，我们更应该努力寻求具体解决问题的道路，而不应该让大韩民国代表的建议成为我们在寻求协议的途径上的一个障碍。”为此，中国代表团建议：与会各国“应该在已有的共同基础上，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会上，莫洛托夫综合会议开幕以来各国代表所提意见的共同点，提出了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基本原则与5点建议。
由于美国和南朝鲜代表设置重重障碍，极力加以阻挠，本次会议仍未取得进展。
尽管如此，但由于周恩来、南日和莫洛托夫的默契配合，和他们立场坚定、通情达理的发言，逼使论战对方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陷于被动、尴尬的处境之中。周恩来、南日和莫洛托夫在会上的表现，赢得了许多国家的代表和新闻舆论的好评与称赞。
“中国人使外交成为艺术”
6月5日以后，美国代表加快了决心使朝鲜问题会议无结果而散的步伐，因而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逼其他西方国家代表唯美国政府旨意是从，同时在会外到处散布将在15日大会上结束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据艾登1960年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透露：
比德耳·史密斯把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来电拿给我看，其中指示他尽一切力量，使会议尽快结束，理由是共产党人只是故意拖延时间，以符合他们自己的军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