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功过是非虽早已定论，但仍有不少争议。这场运动究竟是如何酝酿发动起来的?其间毛泽东又有怎样的思想变化?
召开两个座谈会，
极少数右派乘机进攻
为了改善党的领导，纠正党内日益滋长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中央决定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1957年4月27日，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应当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着重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团结六亿人民出发、不从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和广大的党外群众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指示》还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4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请他们帮助我党整风。马寅初等都到会了。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也讲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他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毛泽东现场提出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毛泽东现场的讲话，鼓舞了党外人士向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的政治积极性。
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中央统战部于5月初和5月中旬，在全国政协和国务院礼堂分别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13次，70余人次发言；后者开了25次，108人次发言。在这期间，国务院各部门的党委，各省、市委和一些高等院校党委，也相继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党整风。
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两个座谈会上，党外人士对党都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意见，有的批评可以说是切中时弊。如张奚若5月15日发言，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作)，鄙视既往(轻视历史的继承陛，一切搬用洋教条)，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将来还没建立起来，就把过去都打倒)。陈叔通5月16日发言，提出，“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都是金科玉律，值得怀疑；希望领导上认真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刘斐、杨明轩提出，党政应分开，不能以党代政。熊克武等提出，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抓紧制订民法、刑法和各种单行法规。还有的人提出，应重视和发挥党外人士、工商界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办大学要依靠专家学者，建立规章制度，使党外人士、私方人员有职有权；要健全人事制度，改进人事工作，任人唯贤，在提拔奖惩上，党内外干部要一视同仁；要加强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的宣传，广泛联系统战对象，虚心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主动“拆墙填沟”；要为民主党派创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让他们了解有关的政策和情况，帮助他们发展成员，解决干部、经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但是，在座谈会的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大肆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掀起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一、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胡说什么“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二、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诬蔑我国国内“一团糟”。三、他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绩，否定历次政治运动。攻击“两点论是教条”，说“历次运动失败的居多”，“肃反的偏差和错误很大很大”，叫嚷要为反革命“平反”，煽动社会上的反动分子起来，“由各方面造成舆论”。四、他们反对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粮食统购统销等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政策。攻击“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级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路线，提出让私人办报、办新闻社。五、他们不但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攻击讲优点和成绩的人是歌功颂德，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欢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六、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否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不承认资产阶级分子有继续改造的必要性。公开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叫嚣“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
右派分子人数虽然极少，但能量不小。在他们所煽动的这股应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影响下，民主党、知识分子、工商界的中间分子中一部分人一时思想动摇，有的迷失方向。一些地方发生少数人罢工、罢课、闹事，而且有蔓延之势。如果坐视这极少数右派分子掀起来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泛滥下去，刚刚建立起来的尚不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秩序，势必导致某种程度的混乱。
为了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根本的大是大非，维护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争取教育中间派，中央决定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
反右派斗争的酝酿发展过程
及其严重扩大化
中央当时发动这一场斗争，有一个酝酿和发展的过程。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5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去搞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毛泽东同志长期生活于尖锐的敌我斗争环境中，政治上很敏感。早在这年1月18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着重考察分析了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他说：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j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提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对于为什么要把“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登在报上，回答说“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
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开始于5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对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敌我。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两个座谈会分别在1957年6月3日、6月8日结束，我在会上都作了总结性的发言。发言稿事先经毛主席、少奇、恩来同志看过。6月3日，我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说要反右。我问毛主席、少奇和恩来同志要不要表示反击?恩来同志说，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毛泽东同志审阅我的发言稿时，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6月8日工商座谈会结束时，反右的形势已经明朗，我在讲话中指出：“座谈会上提出和接触到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并且批驳了反对思想改造，宣扬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没有剥削、拿定息也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已经没有阶级的两面性，他们同工人之间已经没有阶级区别，资产阶级分子不经过改造也能爱社会主义，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本质的改造等等言论，指出：“这种论调和攻击，是在反教条正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两篇发言虽然没有明确说要反右派，但实际都是准备反击的。
反击右派的斗争，从6月8日正式发动。当天，中央发出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7月1日，毛泽东同志又为《人民日报》写了《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这样就形成了全国性的运动。在“六八”指示中，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说：“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在“七一”社论中，批判又进一步升级，不但点名批判了所谓“章罗同盟”，并且把民盟、农工民主党这两个党派错误地说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党派，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宣称右派分子就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在这些指示和社论的部署、号召下，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
7月。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毛泽东现场撰写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进一步部署反石派斗争。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指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但是不叫反革命，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有可能转变过来”。当时对右派的策略是一打一拉，先打后拉。这篇文章还第一次提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指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敌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并说：“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10年至15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对于正在全国开展的反右派斗争，文章提出“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青岛会议后，中央又连续发出一系列文件，进一步把反右斗争推向自然科学界和中小学教职员，推向全国各个领域。这样，反右派斗争就以狂风暴雨之势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发生了严重扩大化。10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规定了应划和不应划右派分子的标准。立件虽未指出前 段反右派斗争已经出现扩大化的倾向，但提出“在切实纠正了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以后，一些单位把右派的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至多划了一部分有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无论划多了或者划少了，都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可惜，这个《通知》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在后来整风运动中，一些地方和单位又错划了一批右派分子。
在青岛会议期内，我草拟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意见》，经毛泽东同志审阅批发各地执行。文中提到，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现在只有一年多，“许多人从旧立场到新立场，转不过弯子来。反右派斗争的整风运动可以促使他们多数人转过这个弯子，并大进一步。”这段话，是毛泽东同志加的。后来，我在有些文章、讲话中说“资产阶级分子转过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大弯子”，就是从毛泽东同志这段话演化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