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以及反右派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我当时思想上没有怀疑，生怕跟不上，指导思想同样是“左”的。因此，在民主党派、工商界、党外人士中间坚决贯彻执行这些指示，同样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我在这期间发表的一些文章、讲话，缺乏全面、历史的分析，对同我党长期合作、并且早已宣布具有阶级联盟性的民主党派，简单地宣称为“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资产阶级政党”；把在1956年初已经宣布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对已经交出生产资料、处于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过程中的工商业者，断言“他们基本上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的反动立场”。这些估计，否定了1956年以来我们党和我个人对他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和深刻变化的正确评价，是“左”倾思想的表现。在对划为右派分子的斗争和处理上，打击面过大，处理也过严过重。1957年12月，第九次全国统战会议提出对一百多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绝大部分人是撤职或降低职务，只有个别人免于处分。1958年1月，中央统战部会同中宣部、中组部等有关部门选择了比较知名的96名右派分子作为标兵，提出了《对一部分右派分予处理的初步意见》，报中央转发各地参考。96人中，绝大多数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或实行监督劳动，只有2人，免于处分。
对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某些负责人在一开始就表示不满，提出不同意见。黄炎培6月15日表示不要树敌过多，要把可能拉过来的人拉过来，而不要把这样的人推到反党这一派那里去。陈叔通6月中旬说：不能因对党提了意见就作为右派。党的某些领导人没有掌握好这一点，现在问题很严重。邵力子说，现在有许多问题处理的方法太硬，得人心很难，失人心很易，表示对民革中央的反右派斗争要来个沉默抵抗。史良表示不赞成把揭发右派分子的材料登在报上，担心这样做运动搞得很大。6月下旬，李济深表示他要在人代大会上发言提出不要骄傲自满，困难还很多，还要努力。对党外人士的这些意见，中央统战部虽向中央作过反映，但在当时“左”倾思想影响下，不可能对这些正确的意见引起重视和认真研究，而是简单地反映了之。
我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对反右是积极的，错误多大，我都有一份重要责任。对于一切被误伤的同志和朋友，我至今仍然感到深深的歉意。
这场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曲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
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我在60年代初期开始有所觉察。在这之前，1959年8月，毛泽东同志给少奇同志写信，提出要给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掉帽子，予以宽大处理。1962年，我们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由于“左”的影响，这一案当时未能解决，以后又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一拖就是16年。1978年4月，中央统战部协同公安部、中组部等有关部门召开了烟台会议，产生了中央55号文件，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我看到文件后感到不解决问题。因此写信给胡耀邦同志，主张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要复查平反，并提到1962年中央统战部当时的意见。中央采纳了我的建议。当年9月17日，中央又批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指出：对过去错划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现在全国被划为右派分子55万余人中，已改正的54万余人(其中有些是从宽处理的)，维持原案不予改正的只有五千人，而且还在陆续甄别。对于目前还能工作的，都已重新安排了工作，基本上做到量才使用，各得其所。对所谓的“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受株连的家属也基本上落实了政策。应该说，这场发生在50年代中期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经历漫长的21年之后，终于在现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平反纠正过来了。这方面的改正和善后工作也是做得好的，深得人心。这是贯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指导方针的巨大成果，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和发展国内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的时间内，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胜利。这一段，我们党的路线、方针一直是正确的。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进人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二年，就发生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失误呢?我认为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和个人的原因。
第一、对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是消灭阶级，是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使人类社会摆脱阶级压迫和阶级对抗，逐步地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列宁曾多次说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新社会区别于过渡时期的根本标志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基本建立；剥削制度已经废除；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生产资料而处于消灭过程之中；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应当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努力。列宁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党的八大决议指出，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完全正确的。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国内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原来的资产阶级分子由剥削者变成了半公家人、半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也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朝着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劳动者政党方面转化。不论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及各民主党派，都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在政治上获得空前的解放，他们没有什么“包袱”是一身轻了。这时候，他们要对党的领导和国家建设工作发议论，作批评，提建议，这实际上是一种积极性的表现，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成果，符合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之后的新的形势任务的要求。同时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转到了历史舞台的主要方面的必然的和正常的现象。但是，当时我们党对他们的这种进步性和积极性估计不足。当党外人士在整风期间向党和政府工作提出大量意见以至尖锐批评的时候，当人民内部各种矛盾突出表现出来的时候，党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停留在过去的阶段，因而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产生了错觉，把人民内部的各种批评和意见误认为敌我斗争，并且对极少数右派的进攻估计得过于严重，匆忙决定发动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斗争加以反击，这就难以避免地导致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我们党长期生活在农村。毛泽东同志和许多干部熟悉农业、手工业小生产，不熟悉现代化的大生产；熟悉阶级斗争，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作用缺乏深刻认识。因此，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时，往往容易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从而把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损害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进程。毛泽东同志1962年1月在中央扩大会议上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多肓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我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毛泽东同志这篇讲话，是直接针对1958年以来经济建设工作中违背客观规律造成的严重失误而言的。我以为这对于195"7年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失误，同样是适用的。
第二、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这是有复杂的国际和国内背景。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大反斯大林，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严重的思想混乱，并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所利用，一再掀起世界范围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恶浪，不能不唤起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极大警觉。在国内，这股反动风浪也影响了一些人，如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2月所说的“吹皱一池春水”，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中确实出现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有些地方，由于这股思潮的影响，也由于那里的人民内部矛盾得不到很好解决，出现了少数人罢工、罢课等闹事事件。鉴于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恶浪的发展和国内某些动乱的苗头，因而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是“惊涛骇浪”，“十级台风”，“黑云压城”。其实，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只是极少数。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和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涌现，予以反击是必要的，这是为着澄清大是大非，为着教育广大的中间派和维护社会的安定，而决不是意味着人民民主专政有被颠覆的危险。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我们的人民是团结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大多数是拥护党的领导的，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是巩固的。因此，当时的客观形势不必要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对右派的进攻进行批判反击，完全可以制止事态的蔓延发展。
从历史根源说，我们党长期处于革命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之中。毛泽东同志一生几十年，都是在战争和斗争中度过的。从秋收起义起一直到他的晚年，从没犯过右的错误。对于战争，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几百万敌军都听他调动。对军事这门科学，他在理论上的杰出贡献超过了马恩列斯。政治上同反动派斗争，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和策略同样非常英明，可以说是运用自如，得心应手。这些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对他脑子不能不发生影响。政治斗争，不讲策略是不行的，对敌人就是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错误在于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因而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把朋友当成敌人，当成“蛇”引出来，这就混淆了敌我。
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缺乏科学分析，提出在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需要有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是没有客观根据的。政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这在1949年我国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时就已经解决了。七年来，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是空前巩固的，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即使有极少数右派真正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那也只是蚍蜉撼大树的妄想，并没有现实的危险性。夸大右派进攻的危险性，实际上是对敌人力量估计过高，对我们党的领导力量、对党外人士的进步和变化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取得的胜利成果，估计过低。
第三、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胜利、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达到了高峰。在这一新的艰苦任务面前，全党应当更加谦虚谨慎，发扬民主，团结全国人民一道奋斗。但是，毛泽东同志在巨大胜利面前却逐渐骄傲起来，发展了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的作风，违背了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使党内民主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受到了损害。历史地考察，这种个人专断和党内对他的个人崇拜是逐渐形成的。直到1956年，党中央还基本上保持集体领导的优良传统，并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说了算。中央统战部在1956年2月报送中央的《七年方针》，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事先都已审改同意，后来恩来同志提出不同意见，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后又对文件作了修改，说明当时中央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还是好的。1956年9月，党的八大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毛泽东同志在开幕词中也提出：“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些都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是，到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同志错误地批判了反冒进是“促退委员会”之后，正确的意见受到抑制，党内民主生活逐渐受到损害，1958年、1962年几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虽然多次讲不要搞奴隶主义、不要骄傲、不要迷信个人、不要个人专断等等，但在这期间和以后他却滋长了“一言堂”的作风，党的权力日益集中于个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正确地指出：“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的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
全面地历史地加以考察，对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这一失误，毛泽东同志从主张到部署都负有主要责任，但当时中央认识上是一致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他的主张得到了中央的确认。因此，又不能完全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
(李维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