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夜之间，全国农村似乎已成为共产主义的“天堂”，公共食堂更成为“大跃进”的标志性成果受到上下的膜拜，最终以食堂的匆匆解散而草草收场……
农村公共食堂的兴办
普遍地兴办农村公共食堂，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产物，是党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左”倾思想不断发展的结果。
1957年底和1958年春，由于党内不断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使急于求成和急于过渡的思想开始滋长起来。在农业战线上，全国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当时片面地认为高级社的规模已不适应大办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需要。1958年3月，党中央在成都会议上通过了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根据这个意见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之，全国出现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就在小社并大社和“大跃进”的情况下，农村开始办起了一批公共食堂。小社并大社开展得最早的河南省，到八月份全省已建立公共食堂265462个，参加人数3558万人，占农村人口的79％。八月底，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和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决议。1958年9月《红旗》第七期向全国农村推荐了河南省遂平县《山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号召“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于是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农村公共食堂迅速发展起来，到1958年10月，据东北、华北地区九个省市的初步统计，已建立公共食堂1074000个，80％以上的农户参加了食堂。到年底，全国农村共建立公共食堂340多万个。
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把共产主义简单化、庸俗化，错误地认为办公共食堂可以加速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在筹建公共食堂时，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社员的房子、炊具、桌椅等被无偿调用，社员饲养的家畜、家禽集中起来无偿地归食堂饲养，社员的自留地收回作食堂的菜地。如河北省邢台县孟家庄村社员“自动”拿出大锅、笼、水缸等食堂需要的用具550余件，有45户社员把常年节省下来的2700斤粗粮和副食品“送”给食堂。河南省修武县在办公社和食堂时，共没收社员自留地2万多亩，开荒地7000多亩，调牲畜570头，猪15977头，羊19700只。公共食堂还普遍实行伙食供给制或粮食供给制，提倡“吃饭不要钱”。造成“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共产风”人为地拉平差别，完全否定了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社会主义原则，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其次，认为办公共食堂，可以加速实现“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即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从主观欲望来说，是想解放农村妇女，增加劳动力，提高生产效率，培养社员的集体主义思想。但实行的结果虽然增加了一部分妇女劳动力，但由于公社经营管不善，形成“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的局面，劳动生产效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比如，由于办食堂而取消了原来由农村妇女经营的养猪、养鸡等家庭副业，不仅影响了生产而且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经济收入。再加上客观条件的局限，公共食堂无法满足农民群众多样化的生活需要，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农民对办公共食堂极其不满。
农村公共食堂的整顿
农村公共食堂建立之后，进行了几次整顿。第一次是1958年底到1959年上半年；第二次是1960年春；第三次是1960年底。
党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夕，力图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在整顿人民公社的同时，也整顿了农村公共食堂。1958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办好公共食堂，要保证所有社员吃得饱、吃得好”。1959年5月，中央再次强调要“认真地整顿公共食堂”，提出了“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规定了“口粮分配到户”的原则。与此同时，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按照中央的精神，各地食堂进行了初步整顿。主要是按照便于生产、便于社员生活的原则，调整了食堂规模，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根据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采取各种灵活的办法，尽量给社员吃饭以方便；实行了“粮食分配到户、各人自愿参加、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的原则。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使食堂初办时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混乱状况有所好转。 在这次整顿中，有的地区从实际情况出发，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公共食堂。山西参加公共食堂的人数一度剩下不到农户的20％；青海也“刮了解散食堂的风”；甘肃省通渭县，全县2800多个食堂，只剩下十几个。安徽省委书记、副省长张恺帆去无为县蹲点，亲自帮助农民拆锅拆灶，解散了4000多个食堂。上述各省解散食堂的处置，反映了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第一次农村公共食堂的整顿工作由于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而停止下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说；“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尖锐地指出，“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周小舟在发言中认为，食堂“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力，吃得不愉快”。彭、张、周等同志关于食堂问题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十分衷恳的。但他们的宝贵意见被毛泽东斥之为“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并且指责安徽省的张恺帆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使张错误地受到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处分。庐山会议后，在农村反击“右倾歪风邪气”的斗争中，把富裕中农提出的“家家起火、户户冒烟，拆散食堂、重建私灶”的正确意见，说成“是一股反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是“恢复单干开倒车”。由于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所以，仍坚持大办公共食堂，截至1959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达3919000个，参加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
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中断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左”的进程，结果使党内的“左”倾思想更加猛烈地发展起来。1960年春，续续发动“大跃进”，搞“穷过渡”，大力推广农村公共食堂。2月，中央批转了《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错误地认为“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所以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3月，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公共食堂继续大发展，争取有80％的人到食堂吃饭，能争取到90％以上更好。在粮食管理上，改变了“口粮分配到户”的办法，规定实行“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